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遏制“建设腐败”需清除权力寻租空间
“‘建设腐败’成权力寻租重灾区”，新华社近日一篇报道受到了公众关注。

报道称：伴随着“建设腐败”现象而来的，是不少地方因“大拆大建”、“乱拆乱建”、强制拆迁导致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增加。

不少腐败落马官员的绰号都显示了与“建设”的关系———四川省委原副书记李春城被称为“李拆城”、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被称为“扒市长”、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被称为“季挖挖”等。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提速，一方面是众多城市面貌的日新月异，另一方面也暴露了不少乱象。

一个最新的趋势是，这些乱象已引起了主流媒体的高度关注。

就在前不久，《人民日报》也曾发表评论文章批评部分城市的“大兴土木”、“大拆大建”和“重复建设”，呼吁赶快制止“一任市长一张蓝图”现象。

一些地方官员们为什么对“大兴土木”、“大拆大建”和“重复建设”情有独钟？这当然与官员绩效考核制度的一些弊端不无关系。

在以G D P论英雄的背景下，城市的大拆大建既然是可使G D P快速增长的简单办法，是显示官员个人魄力和政绩的最佳方式，又有多少人不会趋之若鹜呢？
从求政绩的角度去看城市建设乱象，其实还是一种较为正面的看法，即人们相信，那些热衷大拆大建的官员们，其初衷还是为了干出政绩。

而现在新华社的报道则提醒人们，城市建设诸多乱象中隐藏着权力寻租魅影，官员们对大兴土木、大拆大建、重复建设情有独钟，很可能是政绩其表利益其里。

新华社的报道归纳了“建设腐败”的不少典型案例，从这些案例可以看出，城市拆迁和改造过程中的确存在“溢价效应”，但很多时候这种“溢价”的最大收获者是官商共同体。

尤为危险的是，因为台面上的动作，哪怕明显非法、违规的动作，都是公权力在推动，都可以打出“公共利益”的旗号，堂而皇之地打压公民个体的合法权利，极有可能导致公众和媒体无法监督，更不敢质疑。

而当“公共利益”的招牌被摘下，官商一体的黑幕呈现在公众面前时，危害已经铸就，恶劣的影响已经无法挽回。

权力寻租无孔不入，“建设腐败”触目惊心，如何遏制？既然追逐G D P是可能的诱因之一，尽快革新官员绩效考核制度是应有的举措。

而如果着眼于清除权力寻租空间，则必须从政府转变职能和打造约束权力的制度笼子入手。

新华社报道引述专家的话说，党政“一把手”深陷楼市腐败，其危害性比城建规划系统官员腐败危害性更大，因为他们拥有巨大的城市塑造能力。

在一座城市面前，任何个人原本都十分渺小，为什么当一个人成为党政“一把手”之后，他就握有了“巨大的城市塑造能力”？从小处而论，这是个人的权力未得到有效约束，从大处而论，更显示出政府职能的异化。

众所周知，近年来围绕城市建设，地方官员之中出现了一个时髦的名词，谓之“经营城市”。

政府是不是经营城市的适当主体？如果说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前，这一问题还存在争议，那么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是非已彻底厘清。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论述政府和市场关系时说得十分清楚，“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
并强调“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

假若政府成为了经营城市的主体，岂非意味着权力进入了市场？寻租的空间不就是因此而生的？任何一个经营主体都会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一个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政府又如何专注于其公共职责？
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简政放权的大门已经开启，当政府、市场和社会各归其位，相信也是“建设腐败”得到根本遏制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