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梦龙方格内的圆融

钱梦龙那一代特级教师在语文教学上的问题，如果能更多地吸纳各种优秀文化的滋养，他们在语文教学上的成绩可能不会就此止步，但最终他们为的还是“分”，而没能在语文教学“质”的探求上做出一些新的开拓，也鲜有对文学思潮、社会人生的触摸，这反映了他们视野的局限，也正是中国语文教育的悲哀。

钱梦龙这个名字在上世纪９０年代初就已声震教坛十余年了。

９０年代中期，我有幸听了他的一节公开课———《死海不死》，他对教材务实灵活的处理，他设置问题的巧妙新颖，他引导学生探究的深度和广度都让我大开眼界：原来语文课可以上出这样高妙、纯熟的境界！这样的称颂完全发自内心，因为我们这一代人所受的语文教育基本上是一以贯之的模式化：即所谓“作者介绍、时代背景、段落大意、中心思想、写作特点”的“五大块”教法。

作为这种教育的牺牲品，刚工作不几年的我深感喝这样的“狼奶”已使自己先天不足、发育不良，所以工作伊始我就是这种教法的激烈反叛者。

钱梦龙的课虽不敢说让我“心有灵犀一点通”，但至少觉得“如听仙乐耳暂明”，从而产生了一种心灵相通的戚戚感、亲近感：这不正是我一直努力追求的境界吗？我开始努力走近钱梦龙，走近他的“三主三式”导读理论……钱梦龙之所以能成为泰斗，不是因为那个没有多少原创性的“三主三式”，而是因为他令人叹为观止的课堂教学，这是他雄踞中学语文教坛的最大资本。

声震语文教坛的“三主三式”语文导读法，是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训练为主线”作为理论基础，以“自读式”、“教读式”、“复读式”为课堂教学基本模式。

据说，这个理论的形成经过了钱梦龙漫长的探索，曾在语文教学界引起广泛强烈的争鸣。

但我却感到一丝疑惑：这样简单的常识还需要争论？我实在看不出“三主理论”有什么原创、独特的思想，因为“教师是教学的主导”、“学生是认识的主体”、“技能主要靠训练形成”等尽人皆知的教育常识在各类教育著作中可谓俯拾即是。

它是古今中外大教育家与卓有实践经验的教师们共同创造的思想结晶，钱梦龙只是将散见的常识性理论综合归纳，并以之为指导在语文课堂实践中进行了探索和总结。

至于“三式”，更是三种早已有之的阅读课型，算不得他的发明。

所以我更认为钱梦龙是三主理论的“倡导者”和实践者。

我觉得，钱梦龙之所以能成为泰斗，不是因为那个没有多少原创性的“三主三式”，而是因为他令人叹为观止的课堂教学，这是他雄踞中学语文教坛的最大资本。

我以为，钱梦龙在语文教学上最大的贡献就是在实践、操作上将语文教学引向了一条“最少迂回、时间上最经济的捷径”。

我注意到，每到一地开课，他都要让学生提前将问题写到纸上交给老师，然后他再作分类讲解。

这样做不仅让学生预习了课文，而且培养了学生的质疑精神。

他上课实际上就是以解决这些问题为中心任务，这使他的课带有明确的目的和实效。

可以说，找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焦点问题”才是钱氏课堂教学的关键所在。

钱氏导读的技巧突出地表现在他的设问上。

上《愚公移山》一课他对文中“邻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遗男”这句话的经典提问广为人知：“京城氏家里那个小孩子也跟了愚公去参加移山劳动，他的爸爸肯让他去吗？”这种从思维侧翼寻找思维切入口的“曲问”不仅使学生迂回地找到了答案，而且锻炼了他们的思维，提升了整个教学过程的品质。

这样的曲问在钱梦龙的课堂中比比皆是，他的教学之所以成为经典，就在于问得经典。

我以为强烈的问题意识、发问技巧和务实的教材处理方式所体现的教学思想乃是钱氏语文教学的精华。

这并不纯粹是个技术问题，它是和“文心”、学养融为一体的。

真正成功的语文教师，靠的是他们对语文学科的性质、目的、任务的真正理解和整体把握，靠的是其自身的文化品格和功力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全方位的辐射和渗透，而不是靠那些所谓的教学法和操作技术。

“三主三式导读法”无疑奠定了钱梦龙在中学语文教学界实力派、技术派的地位。

这一教学法虽有现代教育理论的包装，但还是几十年来语文教学重视基础、讲深讲透讲实的技巧化的翻版。

有人用“训练论”来指代钱梦龙的语文教学思想，的确，在钱梦龙的导读体系里，“训练为主线”被赋予了重要意义，成为老师主导和学生主体的纽带。

但就语文教学实践而言，应当是听说读写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的立体训练，而钱梦龙的“训练”似乎只体现在“读”的方面，尤其主要表现在寻章摘句、精雕细刻、细磨慢研、苦思冥想、死中求活的深挖方面。

其实，对那些技能性的东西，也许采取练的方式有一定效果，但对那些非技能性的东西“练”就难以奏效。

语文教学，更讲究涵泳其中，让学生在良好的语文气氛和语文环境中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地提高其语文素质。

让语文素质化入人的整体，成为学生作为人的一部分，这些是“练”不出的。

钱梦龙多次说，中小学的语文课毕竟是语文课，它不同于一般的人文学科，也不同于文学欣赏课。

在一篇文章中，他特别强调“虚构”是只适用于文学创作的一种艺术手段，学生在作文中虚构会带来“做人”和“作文”方面的不良影响，并把学生作文中胡编乱造、假话连篇的现象归咎于虚构。

钱梦龙这样突出语文学科与文学的差异、排斥文学性虚构是片面而且有失公允的。

这恐怕基于他对语文工具性的认识，因为文学不是工具，不好操作、不好“训练”，所以他也就干脆将之拒之门外。

但语文这个工具毕竟不是寻章摘句、应付考试的工具，而是交流沟通、陶冶情操的工具，更是驰骋想象、激发创造的工具。

一方面，我们无不痛感语文课上得没味道，老师、学生文学修养差；一方面又竭力反对把语文课上成文学课，总把学生禁锢在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里，如何指望学生有灵性、有诗情、有创造呢？我一直认为，一个不爱好文学、精神品位不高、文化视野狭隘的人是当不好语文教师的，而在语文学科上排斥文学虚构，则有可能是对学生灵性和创造力的扼杀。

我知道钱梦龙年轻时也是狂热的文学爱好者，有很强的文学功底，课更是上得气韵生动，所以我宁可把他的这些观点看做特定情况下的“愤激之语”。

我看过钱梦龙许多公开课的课堂实录，虽然那些精心准备的师生问答巧妙绝伦，“完美得令人遗憾”，但我认为这样的课堂内敛而封闭，还是属于那种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一切尽入教师“彀中”的传统好课的类型。

据说，现在像钱梦龙这一辈特级教师的上课在“业内”被称为“做课”，我不知道这是否为语文学科所独有，我认为这个词是对语文教学最大的曲解、嘲弄和作践。

真正的大家是有思想、有境界、有风格而无技巧的。

其实，上课本来就是给学生提供一个探索、质疑、讨论、创造的平台，真正的好课哪有什么观赏性？而我们现在的公开课不是看学生表现而是看老师表演，教师成了万众瞩目的演员。

课上得好或坏，主要看教师“技术复制”水平的高低，谁来关注学生的主体地位？在教育发达的欧美国家是没有公开课这一说的。

面对美国６年级学生自己查阅文献、以标准的研究生论文模式撰写并当众答辩诸如“你认为纳粹德国失败的原因是什么？”“你认为今天避免战争的最好办法是什么？”等论文时，我们还有什么脸面说我们的基础教育扎实，还有什么心情在课堂上把玩、挖掘、研磨词句？寻章摘句、细磨慢研、苦思冥想、深探巧挖决不是智慧，决不是灵性，决不是创造！单纯地为精彩而精彩那是在作秀！在导入奇、设问巧、挖掘深等方面投入过大是舍本逐末的操作主义与技术主义做法！事实上，从一开始，钱梦龙那一代名师就是作为应试教育的成功操作者而走上名师之路的，他们的教学最终还是以迎合考试为指归的。

语文教学肯定不是培养注解家、阐释家、探幽家，而是为了培养会思考、敢质疑、能创造、善表达、有批判精神和沟通能力的人。

像钱氏这样在文章里深探巧挖的教学是不是琐碎、匠气、狭隘了点？我们在对字词句翻来覆去把玩、研磨、探幽的过程中，到底消耗掉了多少灵性、诗情和创造？我们绞尽脑汁、搜索枯肠的目的是什么？我苦思冥想，只能悲哀地发现：这是为了考试！考试才是惟一的买家，因为只有试卷上才会出现这些“问题”。

事实上，从一开始，钱梦龙那一代名师就是作为应试教育的成功操作者而走上名师之路的，他们的教学最终还是以迎合考试为指归的。

及至成名之后，他们或因身份所限，或因利益所系，也往往是在自觉不自觉、情愿不情愿地为应试教育添砖加瓦。

对于考试，钱梦龙也曾发过一句著名的“天问”：为什么学生在语文课上花了大量时间学到的东西，除了用于对付考试外，实际上都是些基本无用的？我觉得这里有一种悲怆的无奈。

钱梦龙的课为什么“雅俗共赏”，就在于既有“观赏性”，也具有应试的实用性，而语文教学难道就只有这些内容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所以，在我看来，钱梦龙在课堂教学上的“出神入化”总有那么一种“茶壶里面起波涛”的味道。

每次看他们“做课”我都在想：我们今天不缺课堂教学的高手，像钱梦龙这样的名家，更应该以自己的威望和功力去研究考试、去影响教育决策层，因为从目前的现状看来，只有考试评价方式发生革命才能真正救中学语文教学于水火。

在“天下一统”的教材里钱梦龙已经达到了一定高度，但他为什么不像洪宗礼等一批特级教师那样把教法与教材统一起来进行改革，自编实验课本，通过实验教材的编写，促进教法改革的提高，给自己也给后人开辟新的天地和发展空间呢？钱梦龙那一代特级教师在语文教学的问题刚暴露并引起重视时已享誉天下，其时也正是中国知识界、文学界思想解放的黄金时代。

此时如果能更多地吸纳来自“非语文”、“非教育”的各种优秀文化的滋养，他们在语文教学上的成绩可能不会就此止步，语文教育也本不应如此不堪，但最终他们的语文教学却只是多了些字字词词句句，为的还是那些分分分，而没能在语文教学的“质”的探求上作出一些新的开拓，也鲜有对文学思潮对社会人生的触摸，这反映了他们视野的局限，而这也正是中国语文教育的悲哀。

编后：那一代专题刊出以后，引起了读者们的强烈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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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样一句老话：不进则退。

其实，我们的时代已经发展到了一个进得慢也意味着一种落后的竞争状态了。

因此，敢于向权威质疑，正是一种创新进取精神的体现。

质疑权威，并不是说我们要背叛传统，而是批判地继承传统。

惟有这样，社会才会进步，人的思想才会有质的飞跃。

卢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