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伯箫《潞安风物》七话

第35卷 第2期Vol.35 No.2 2018年4月Apr.， 2018
DOI：10.16217/ki.szxbsk.2018.02.009
吴伯箫《潞安风物》七话
张 欣
（浙江工业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3）
摘　要：《潞安风物》是吴伯箫早期散文集之一，写于1938—1939年，陆续刊行于香港、重庆、延安
的报刊，1947年结集出版。

这些散文以战地通讯形式及时报道了抗战时期八路军在晋东南的抗敌斗争，
也如实记录了日军侵略的暴行和当地人民的反抗，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同时标志着吴伯箫散文在内
容、艺术上的突破与发展，也是中国抗战文学的重要收获。

关键词：吴伯箫；《潞安风物》；晋东南；抗战；王统照；卞之琳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7931（2018）02-0060-09
从王统照的《羽书•序》说起
王统照先生，长吴伯箫九岁，1918年开始发表作品，是民国新文学第一代文学家。

1932年，时在青岛大学任职员的吴伯箫经臧克家介绍，与几年前开始定居青岛的王统照先生结识，此后二人便成为介乎师友之间的文友。

二十五年后，王统照在济南病逝，吴伯箫撰写悼文《怀剑三》，文中写道：“记得二十五年前，像一个学生就教老师，我开始认识你，你那样厚道，谦逊，平易近人，使人一见如故。

在青岛观海二路你的书斋里，我们不知道一同送走过多少度无限好的夕阳，迎接过多少回山上山下的万家灯火。

你写好了《山雨》，我以初读者兴奋的心情，一气读完；写读后感，把《山雨》跟《子雨》并论：一写中国农村的破产，一写城市民族资产阶级的败落。

我称1933年为‘子夜山雨季’。

”[1]
而王统照之于吴伯箫，还有一重重要意义，就是在国难当头之际接受吴伯箫之托，将吴伯箫散文的剪贴稿本《羽书》妥善保存并带到上海交给巴金，最终由巴金收入“文学丛刊”第七辑出版，使之成为吴伯箫散文正式出版的第一个集子。

王统照还亲自为《羽书》作序，发表在上海的杂志上，而吴伯箫竟然在延安看到了这篇序文。

其实，序文并未对《羽书》本身说多少话，倒是对吴伯箫去延安之后发表在《大公报》上的新作多有褒扬。

不妨稍作引述，略见其义：“伯箫自从领导一校青年流离各地以后，曾数在前方尽文人的义务。

奔走，劳苦，出入艰难，当然很少从容把笔的余暇。

然而在《大公报》文艺栏上我读到他的文艺通讯，不但见出他的生活的充实，而字里行间又生动又沉着，绝没有闲言赘语，以及轻逸的玄思、怊怅的怀感。

可是也没有夸张，浮躁，居心硬造形象以合时代八股的格调。

生活是解剖思想的利器，经验才是凝合理智与情感的试金石。

写文字，文才固居第一，但只凭那点‘文才’，不思不学，其结果正是所谓非‘罔’即‘殆’。

怎样方能开辟出思的源泉备办下学的资料，还不是要多观察，多体验，多懂人生那几句常谈？不必说当
收稿日期：2017-10-20
作者简介：张 欣（1961—），男，山东宁阳人，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引文格式：张欣.吴伯箫《潞安风物》七话[J].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18，35（2）：60-68.
2018年第2期
张 欣：吴伯箫《潞安风物》七话
此水深火热的时代，就在平时，如果只隐伏于自造的‘塔’上，徒凭想象的驰骋，徒炫弄文词的靡丽，至多也不过会涂几笔呆板彩绘的工细山水，或写意的孤松怪石罢了。

伯箫好用思，好锻炼文字，两年间四方流荡，扩大了观察与经验的范围，他的新作定另有一样面目—我能想到不止内容不同，就论外貌，也准与这本《羽书集》有好大区别。

”[2]
这篇序文，当是最早对吴伯箫及其散文写作给出认真、中肯评判的文字。

不错，延安时期的吴伯箫，其生活既与抗战前有了大不同，其写作无论题材还是文笔也的确与《羽书》有了“好大区别”，《羽书》中那类美文少了，而如《阴岛的渔盐》《黑将军》那类的纪实之作大增，所谓纪实之作，用王统照的话说，就是发表在香港《大公报》文艺栏上的“文艺通讯”。

这些通讯，包括1939年2月3日发表的《怀寿州—随军草之一》，2月4日发表的《踏尽了黄昏》，特别是6月27日至7月24日连载13次的《潞安风物》和1940年2月19日至3月18日也连载13次的《沁州行》，其影响可谓大矣。

据当年编辑萧乾回忆：“刊物问世后，很自然地引起香港及大后方文化界的注意。

《文艺》终于雄赳赳地走上抗战的前哨。

接着又刊出美国友人史沫特莱的《冬夜行军》和《八路军随军记》（译者艾风），黑丁的《我怀念吕梁山》，吴伯箫的《随军草：怀寿州》等一系列直接来自战场的文章，其中还有几篇将军访问记，如谢冰莹的《会见赵侗将军》。

”[3]
吴伯箫这段晋东南之行所写的文艺通讯，最终编成《潞安风物》，收入周而复主编的“北方文丛”第二辑，在1947年由香港的海洋书屋出版印行，总共收了作品12篇。

被战争改变的人生和文学
吴伯箫的散文集，若论题材之“专”，没有比得上《潞安风物》的。

此集专写1938年底到1939年春五个月间的晋东南前线之行。

细读全书，通过文中记述和文末的写作时间并参之以年谱，可以大致推断其行程如下：1938年11月12日与“抗战文艺工作团”第三组组员共5人，乘坐载重汽车从延安出发。

11月17日，在河南灵宝换乘火车往渑池进发，再从渑池北渡黄河进入山西垣曲县境内。

11月22日，“文工组”自山西垣曲县往阳城县，当夜入住阳城县候井村汤王庙。

11月23日，在阳城县参加各界为“文工组”举办的座谈会。

11月底进入潞城境内。

12月1日，在“潞城故彰”写战地通讯《夜发灵宝站》等。

12月12日，“文工组”到达晋东南第一座大城—长治，当晚写战地通讯《潞安风物》第一节、第二节；14日、16日，又分别写第三节、第四节。

自长治去沁州，大雪日在小宋村与卞之琳分头行动。

吴伯箫独自经长子城、鲍店镇、余吾、关上、榆林村、李家社、老庄、襄垣县首镇篪亭，“雪行三日”[4]60到乌苏村，住联络处招待所，听“安主任”介绍小游击队员王翰文并对之进行了采访。

12月27、28、29日在乌苏整理《潞安风物》，并在这里迎来新年，采访薄一波，参加晋东南二十四县的群众大会。

1939年1月11日，从山西黎城到河南（现为河北）涉县境内的响堂铺并留宿，后写成战地通讯《响堂铺》。

2月，与卞之琳路过河北邢台路罗镇。

4月，与卞之琳过西安回延安。

抗战改变了许多中国人的人生，吴伯箫便是其中的一个。

如若没有抗战，吴伯箫也许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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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东终身从事中等教育工作了，文学写作或许会坚持下去，但大半只可能沿着《街头夜》《羽书》的路子走，或更贴近京派风格，而未必能有《潞安风物》这类向“战地文学”的转折。

战争不但改变了人生，也改变了文学。

从这个角度理解吴伯箫和《潞安风物》，或许会掂量出《潞安风物》不同的意义来。

从渑池北渡黄河之后，在晋东南的行程就全靠徒步了。

在吴伯箫的文字中，经常可以看到关于行程的记载。

《路宿处处》开头一段：
从豫北渑池县的南村渡过了黄河，就是山西南部的山峦地带了。

东是太行山脉，西是中条山脉，中间又横亘以王屋，析城，行路的艰难，虽不像“危乎高哉”的西蜀栈道，但山径的崎岖处，峰崖的峭拔处，也颇使落脚时费些斤两与踌躇。

出入山套的鸟道，车辆代步便失掉了它的效用：陡上急下，偏陂隘狭，要来除非是骡马牲口。

可是战争忙时，军用第一紧要，想请几匹骡马送送衣物，那也殊非易事；于是铺盖卷一背，草鞋一蹬，或请一名伕子将行囊用槐木扁担两头一挑，便尔郎当就道，既便当，又自由，一路上慰问，宣传，采访，笔录，一天快了百余里，慢了五六十、七八十里，也极有戎马倥偬中闲适味道。

这次我们就于八天的功夫在晋东南蜿蜒跑了整五百里。

[5]17
《微雨宿渑池》里又有“七《沁州行》有吴伯箫独自一个人从长治到沁州“雪行三日”的豪壮，
天走六百里山路之后”[6]142趁黑夜摸过黄河的潇洒。

抗战改变人生最一般的方式便是让很多知识分子从城市从书斋从学校真正走到了中国最广大的乡村土地上去，亲眼看到了最广大普通民众的生活本相。

路翎小说《财主底儿女们》中蒋纯祖走的是这样的路，奥登的《战地行》和穆旦的《出发》《原野上走路》也是这样的路。

这或许正是战争给予人生另一面的意义吧。

这另一重意义，吴伯箫在这次晋东南行程所写另一篇《踏尽了黄昏》（未收入《潞安风物》）中作过正面表达，他写一个流亡中走失的学生经过半年多参军打仗的磨练忽然出现在延安，抒发那种“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的“羡慕与钦敬”之感，又引述青年战士的话：“缩紧的心里，活跳着火热的发亮的意志；想到在枪托上自己扛着的是一队人的安全，是民族解放战争中争取胜利的负担，你就会感到你的任务是多么神圣多么伟大了。

”[7]
战争背景下的晋南风物
《现代汉语词典》解释：“风物，一个地方特有的景物。

”[8]《词源》《辞海》的解释均为：“风物，风光，景物。

”[9]1854，[10]1528又引陶渊明《游斜川诗序》云：“天气澄和，风物闲美。

”[9]1854，[10]1528风光景物之外，似乎也可以延伸为一个地方的风情民俗，但总之给人以和平日常生活的印象。

吴伯箫将自己战地通讯集命名为《潞安风物》，起初稍觉不太吻合抗战背景，不过细读下来，倒也的确有名副其实之处。

盖此集写战地之慰问、宣传、采访、笔录而不尽于此，以小分队甚至独自一个人步行于战争间隙中的晋东南崇山峻岭、雪地屋舍，毕竟不同于一线战场的紧张与单调，山川风物和乡村人生总能给人以某种新鲜、从容、闲适感，作者的心境迫近却又悠远，写在纸上的战地通讯也就多多少少有些优雅的风俗诗意了。

自然，说优雅，说诗意，并非战争局外人的无端闲愁，而是一个丰富人生在恪尽民族义务时内心保留着的那份别样的敏感和意趣，故而这战地风物，自不同于升平年代，却是脱不掉烽烟和战火的底色了。

兹举数端，回味作者当年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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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寒衣》记述一行五人自垣曲到阳城途中，自己因精神不佳落在后面，作者自嘲道：“走不快，索性让别人头里先走，乐得自己跟了行李挑子在后边蹒跚逍遥。

这样也好吧，一个人在孤寂的时候，倒更容易用思想，做白日梦，看沿途的风光。

”[11]9
接下来就先是写了“东哄哄、西哄哄、马家河、赵窟窿”那些地方红火火的柿子，再写了那天阴历十月一日当地妇孺于路边田里为死去的亲人“送寒衣”的情景。

最后一句是：“送寒衣，度幽魂，由来久了，在人们的心里已种下了根。

不把它看作一种自然的迷信，于今说倒是一种苦心。

也是可悯的。

”[11]15
《路宿处处》写匆匆路途中留宿的印象，写了几个主人和他们的房舍、故事。

开头提到：“真是赶着走的，一村一县，沿途山水风物，云雾林泉，不少入诗入画的境界，东听西说，神圣战争中也很多唤得出善感人眼泪的故事。

”[5]18第一处路宿的垣曲县垛底村积善堂王家：“门前有一个高高的月台，砖砌花墙子，方石铺地，极整齐平阔。

月台南临高岭，作了很好的屏障，西望溪流山峦，可以看日落送夕阳，倍多深秀悠远之致。

门旁一株年老的槐树，大可两围，一窝蜂就在树的桠杈处安家造酿，正像这家人家的古老和书香气息。

”[5]19
阳城县借宿的魏氏楼：“房子真雅致，四面二层的楼房挤成一个小小的院子；堂屋柱子上一付抱柱对联：‘青萍叶动知鱼过，朱阁帘开看燕归。

’知道房主人是雅人。

楼上有字有画，字是华世奎写的四幅炕屏，里面有‘诗成枕上常难记，酒满街头却易赊’那样的句子，很喜欢。

摆设是很精致的桌椅木器。

很久不看书了，搁板上也竟找得到阳城县志，唐诗，青楼梦；睡前翻阅一过，很像多年漂泊，忽然回到了故乡那样亲切。

”[5]20-21
风物，要说写得更多更繁复，还属《潞安风物》《沁州行》《路罗镇》《神头岭》诸篇。

以篇名作书名的《潞安风物》，写的是工作组到达“太行山晋东南的第一座大城”[12]35—长治—后几天内的见闻和采访，与《沁州行》同为该集较长的通讯，全篇四节，其中一、三节较多“风物”内容，二、四节多写抗战。

第一节“先说这座城”[12]35征引文献介绍长治的历史，也有对长治城不凡气象的描述：“宽宽的街道，宏阔的建筑，庙宇多半像故宫一样用黄琉璃瓦盖顶的。

城里还有一座土围子皇城。

处处都显得它大方、雄壮。

就气氛来说，有些地方像西安，又有些地方像北京。

当地人俗传：长治有三宽：马路宽，厕所宽，女人的裤脚宽；虽不免近乎滑稽，也还是就它的‘大’来着眼的。

”[12]39第三节“小南京”更是从容把笔，细细写出了“战后的长治城，市街比战前还繁华还热闹”[12]47的一番景致：古潞安府物品的丰足，西门道北市集和南关货市的繁华，“天天晚上都满座的饭馆”[12]50，日本人来洗过澡的浴室，夜晚街头看戏的男男女女……真不愧是“小南京”。

自然，这一切，都是战争背景下中国军民精神风采的写照，传达出的是一个古老民族面临新的蜕变时的从容、乐观、大度，你看：“长治，屋顶有广播收音的天线；街上有洋车；墙上有抗战建国的标语传单，各色的壁画。

人，熙熙攘攘的有一半是武装。

是一种向上的年轻的气象。

……”[12]52
朱将军与薄专员形象的塑造
“……我亲眼见过朱师长，脸黑黑的，穿得破衣烂衫的，戴一顶鸭舌帽。

经常连个护兵也不带，就出来和老百姓一块儿晒太阳谈天。

—哼，从前还‘围剿’，好容易，四下里围得紧紧的，水泄不通，以为这回可跑不了了吧？却不知他老人家早已拄着小拐棍慢步逍遥地走了。

从你眼前过，还抬头看了你一眼，你却不知道。

”[13]这是吴伯箫在前往火线的火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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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一位四川口音军人讲述的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将军的传奇故事。

《潞安风物》记述朱德，不止此处。

《马上底思想》记录八路军老五团誓师晚会上的朱德：“当台下涌起掌声、欢呼声而台上出现一个老兵的时候。

那老兵稳稳地站着，双手握在胸前，为了内心的欢喜而蔼然地笑着。

—那就是敌人听了发抖的朱德将军。

”[14]28接下来讲行军路上亲眼看到的将军：“士兵们爱他。

提起来都叫他‘朱德’。

老头子是平常一起打篮球的人啊，为什么要客气呢？真是，朱将军怕是最没有架子的平凡的伟人了。

西安到灵宝的路上，我见他坐载重汽车，穿一身灰布军装和汽车司机挤在驾驶室里；华阴县岳镇底北关头上，同警卫员一起吃煮白薯，吃带芝麻的关东糖，从他毫无骄矜的谈吐，纯正自然的态度，谁知道他就是千百万人常常念叨的人物呢。

灵宝到渑池坐夜车，悄悄地走过，连站长都不晓得。

”[14]29两段记述，一为耳闻，一为目睹，实得不能再实，也神得不能再神，将朱德集朴实、睿智、和气、神奇于一身的非凡气度展示得淋漓尽致，为这位八路军总指挥留下了一幅生动的面影，着实可贵。

《沁州行》第三节“衙门下乡”记的是抗战改变的另一种社会生活—政府机关的办公方式。

吴伯箫从历来衙门与民众的隔膜说起：“城市与乡村的距离，几乎一出关厢，便尔咫尺千里；一道城墙连城乡间人们的风俗习惯与思想意识都隔断了。

”[4]78继而转写“七七”事变之后“衙门下乡”的新气象：“为了向群众解释合理负担与空舍清野的道理，山西高平县底县长曾半月价在乡村里奔波着。

为了指挥游击队作战，沿了平汉铁路的磁县、邢台县长就完全过的是军队生活；一颗黄封大印怕就是与文书底油印机和饲养员底马干放在一道的。

南宫专员在香城战斗前后与敌人辗转追逐，又一次连自己底铺盖大行李都丢掉了。

就是这号称晋东南行政支柱的沁县专员薄一波也是终天在部队里在群众中转圈圈的一个，他底专员公署是早就下了乡的。

”[4]79
采访这样一位下乡的山西省第三行政区专员，可谓一波三折。

从乌苏骑马一上午才在一个山岭环抱的村庄里找到“专员公署”，而专员已经五天不在家了；“跨下来的马又骑上去”，
“赶赶到郭村，决死游记一团的誓师大会结束了，并没看到薄专员的影子；在黄昏里继续赶路，
到另一处小村子，赶到另一所下了乡的衙门我才会见了也是决死队政治委员的薄专员”[4]82。

吴伯箫笔下的薄一波，与朱德不同，那是另一种风采：“白皙的面孔，刮得青虚虚的络腮胡子，有点西洋美的是那样一个精干漂亮的人物。

听说曾为了思想进步坐过六年监狱哩！态度是从容而亲切的。

给他谈谈话吧，他绝不会使你感到一般作客的局促。

像在自己家里，笼了火盆的屋里是姓张、姓梁、姓傅的他那么一些部下；谈话中勤务员也插嘴，真是又自然又洒脱。

他是健谈的，话到深夜，精神还很饱满。

传闻他有‘铁嘴’的绰号，若然没有更好的暗示，至少是对他一开口便滔滔不穷的一个特写。

”[4]82
这里的描写算不算率真、清爽的白描？可又于字里行间透露出真诚的赞赏和钦佩。

抗战考验着整个民族的勇气和智慧，也造就了众多大勇大智而又个性突出的领袖人物，无论是国、共两党还是民间，此类风流人物数量既不少，复足智多谋且幽默达观，实在是华夏民族必有光明前途之象征啊！
敌人的残暴无道与可悲可悯
人性自身的复杂与观察人角度的多重性，都要求文学、艺术在写人时从人自身着眼，而不宜从某种偏狭的利益和原则出发，从而力戒教条、平面、刻板、概念化，庶几令文学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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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人学之境。

譬如抗战，固然不能失去对大是非的基本判断，亦不可无原则地“化敌为友”，不过原则归原则，是非归是非，具体人性总还须在具体语境下具体对应，“敌人”只是个相对性的概念，具体到个体的人和特殊的背景，就复杂多了。

《送寒衣》里：“战吴伯箫的《潞安风物》理所当然地揭露了日军在中国土地上犯下的罪恶。

区，敌人蹂躏过的地方，他们将抱着母亲尸体而啜泣的少女在轮奸之后宰杀了！他们把活活的挣动着的一个女人剥开衣服，说是‘剥下她的皮来看看吧！’”[11]13《响堂铺》里：“兵站刘站长告诉：响堂铺东街一个二十多岁的妇女，因为没有来得及逃跑，被敌人捉住了，从晌午在大街上轮奸起，直到傍晚，人都不能动了。

等到夜里敌人退出才被人背着逃走。

又西街有一个十五岁的姑娘被敌人捉住奸淫，羞愧地跳井了，从井里捞出来还要继续奸下去。

”[15]95类似这种罪恶，既是野蛮的侵略和不义，也是人的原罪，大到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首脑，小到每个士兵，都难逃干系。

可是换个角度，从日军普通士兵的个人境遇着眼，也会看到他们可悲可悯的一面。

《送寒衣》引述一个叫“平尾”的日军一等兵的哭诉：“战场上的身体早已预备死了，草虫哟，请不要替我悲鸣。

”[11]14见出敌人内心的悲凉，句子很可能就是一首俳句的汉译。

《马上底思想》记载一位“敌军工作部长”告诉我的“一个日本马夫和一只鹦鹉的故事”，从缴获的一个战死的日军马夫所写的日记里，看到他思念家乡妻子的诗句：“如果是能飞的鸟，或是能飞的东西，快快越海到日本，那里有妻在等待。

”看到他收留一只与主人离散的中国鹦鹉时对战争的诅咒，还看到他在日记里对长官发的牢骚。

这“说不定是一个厌战的多言的人”[14]33。

《沁州行》记载1938年3月16日攻打沁水城时战死和被抓住打死的四个少年兵，他们尽管牺牲了，还是得到日军由衷的敬佩：“痛恨、敬仰和惭愧，几种心理纠缠着，石黑命令将四个孩子的尸体埋在一起，题曰：‘中国阵亡四勇士墓’。

”[4]64还有《潞安风物》里记载一个侍候过日军的浴池茶房的话：“日本人有勇无谋，虎头蛇尾”，“日本军事行，政治不行”[12]51，也值得玩味。

路罗镇的“传奇”
《潞安风物》所记所写之“风物”，除了一般意义上的风光、景物，还有不少地方民情、民俗乃至颇有传奇色彩的兵匪故事。

《路罗镇》写的就是一个特殊地方的特殊文化，地方武装势力“红枪会”在抗战背景下的蜕化与演变，以及另外一些令人感觉奇异的事。

特殊的地理环境往往是形成特殊文化个性的基本原因。

“往往是这样子，在中国几个省份交错毗邻的所在，人总来得比较刚强；言语杂沓，风俗习惯亦多奇特。

原因是过去省界划分，多凭天然的山势河流，数省交界的地方，不是山关叠嶂，道路梗阻；便是湖河纵横，行旅艰难。

行政上容易陷入三不管状态，人们便可利用‘官家’治事那种‘自扫门前雪’的积习在这些地方自行其是。

苏鲁边境有丰沛萧砀，湘鄂之间有洞庭湖，都是以这种情形出名的。

”[16]99沈从文笔下的湘西、艾芜笔下的云贵边陲亦莫不如此。

“高踞在紧接晋豫的河北底西南”的路罗镇是这一带俗称“四川”所经流区域四个较大镇店中最大的一个，“原来这地方是会门底中心：什么红枪会，什么真武道、太乙道，在这里都有他们底把师首领。

历来声势浩大，没人敢惹得”[16]100。

以此种独立天外的姿态，历史上就有了“路罗国”之谓。

红枪会，“起初”不过是当地人为避免“兵燹祸患”和“保卫自家底生命财产”才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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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的民间组织，惜乎愚昧无知而依赖“拜把师，画符念咒，将天大的神圣行动罩在了迷信的网里”[16]102，终致为地痞流氓、土豪劣绅、失意军阀和大小官僚所控制、利用，而变了味，至抗战竟也“劫过先遣支队底粮秣，杀过八路军侦查排底弟兄，暗算过多少过路客商……”，“成了抗战中的逆流”[16]102。

在这种情况下，八路军派了一团人的正规队伍“将他们几个头目包围解决了”[16]103。

接下来，吴伯箫讲述了红枪会和当地民众的新生：“路罗，自从‘国界’打通，民众的进步很快。

现在他们有自卫队，也有农救会。

一切救亡工作都有飞跃的开展。

浆水镇是邢台抗日县政府所在的地方。

”[16]105
也记载了这新生路上出现的新问题：“群众好了，落伍的军队却又要施展他们的威风了。

”[16]105冒充中央巡视团的河北民军、驻扎路罗的某战区游击司令部，骚扰百姓，害怕日军，这些仍然是困扰、阻碍此地民众抗日工作持续进展的势力。

到这里，吴伯箫所率工作组的脚步自然已经越出了“晋东南”范围，所见也时有不同于长治、潞安、沁水处，因路经路罗川边的市镇，也就顺带记录了耳闻目睹的风物民俗：便宜的虎皮、当药材的酸枣仁、清澈而湍急的石子河、不甚整齐却极干净的街道、“在街上挨门挨户团拜”的娶亲队伍，更有河南岸“怪峰突兀、极尽峻崛倔强”桑圪塔寨山，“若真的地灵则人杰，这倒正是那一带风俗人情最好的象征”[16]107。

而作者的期望则似乎是：“若是山中健儿都能好好地组织起来的话呵！”[16]107
《路罗镇》一篇，某些地方很像沈从文的湘西故事，某些地方又不像，相像的是乡土背景，不同的是作者的想法和写法，作者之间的差异，于此可见。

行旅中的“季陵”与“伯箫”
季陵，便是那著名的《断章》小诗“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17]的作者，诗人卞之琳也。

卞之琳是这次晋东南之行的同行五人之一。

五人之中，吴伯箫写了一组《潞安风物》12篇，多发表于香港《大公报》和重庆《抗战文艺》；卞之琳则写了一组《晋东南麦色青青》9篇，陆续刊发于当时重庆的《文艺战线》杂志。

因为有大半的路程为同行，所见所闻亦差不多，故所记所写也相当有趣地构成了互文关系，参差对照，彼此交互，对同一件事的种种同与不同的观照和描述，读来别有意趣。

且由二人行文中对彼此的点滴记载来看看两人作为旅伴、文友、同道的交谊。

季陵，乃卞之琳所用笔名，吴伯箫的文字中数度出现这个名字。

《沁州行》第一节：“然而是在作客啊，振一下身子起来，喊醒睡在对面炕上的季陵兄，是分手的时候了。

……在我正是离开了长治到沁州的途中；季陵则是专为访问山西新军决死三纵队而来的。

以来宾资格而被优渥招待留了一宿的翌晨，正大雪纷飞。

季陵回总部，我开始我的漫漫长途。

”[4]60-61这是写1938年冬天二人在长治境内小宋村开始分头行动的情形。

《响堂铺》结句：“在村子里看到了敌人焚毁的我们底房舍，在河滩里看到了我们捣毁的敌人底汽车。

站在烂汽车的旁边，让同行的季陵兄给照一张像，留它一个纪念；对战绩我们虽只是读者，也分它一份光荣吧。

”[15]97这是在八路军“断绝敌人给养的响堂铺战斗”一年后晋豫交界处神头河滩上拍照留念的记述。

《路罗镇》里：“听说有一年川水大涨，冲去了半条镇街，买卖便萧条了下来。

我和季陵路过那里的时候，逢着市集，又逢着好日子，却相当热闹。

附近八起娶媳妇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