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魏晋(法律史论文)

魏晋南北朝时期法律制度的研究参考书目和文献：《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辞典》《中国古代法制丛钞》《中国法制通史》瞿同祖：《中国法律之儒家化》徐进：《〈魏律〉篇目考》，《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2期董念清：《魏律略考》，《法学杂志》1996年第5期张建国：《再析晋修泰始律时对两项重要法制的省减》，《北京大学学报》1990年第6期程树德：《九朝律考》中华书局版 .马小红：《“清议入律”小议》《自修大学》1988年第12期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杨廷福：《〈晋律〉略论》一、魏晋法制考魏晋法制在中国法律制度史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如果说汉律在精神上已趋向儒家化，则魏晋法制无论在精神上及形式上都开始使中国法律儒家化成为一种现实。

它们真正形成中国古代的法律传统。

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源流略论稿》中称：“司马氏以东汉末年之儒学大族创建晋室，统制中国，其所制定之刑律尤为儒家化，既为南朝历代所因袭，北魏改律，复采用之，辗转嬗蜕，经由（北）齐隋，以至于唐，实为华夏刑律不祧之正统。

”杨廷福先生的《〈晋律〉略论》中，对晋律的简约从立法学的意义上寻找根源。

他认为，晋朝法令的制定多秉承于律学家杜预，而杜预的立法观点是主张法律“非穷理尽性之书也”，强调其根本点“在于简直”，“故文约而例直，听省而禁简。

例直易见，禁简难犯；易见则人知所避，难犯则几于刑厝。

”[38]正是在这种立法思想的指导下，《晋律》只有六百二十条，《晋令》四十卷，二千三百零六条，比汉代律令大为简省。

《晋律》的以简驭繁的原则对后世编纂法典遵循。

晋朝对法律形式的区分也极有特点，其法律形式明确采取以律正罪名，以令存事制的标准，故将稳定性的条文作为律；将临时性的条例入于令。

在律令之外，还有“故事”，“其常事品式章程，各还其府，为故事”；有“格”，“立格为限，使主者守文，死者以之”。

关于礼、律并重，创法律儒家化之先河的晋律特点。

作者。

从其渊源上入手进行了研究论证。

其认为，从汉代初期刘邦所采纳的“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的建议，使法律从实质上趋近儒家的思想观念。

递至曹魏制《新律》，始以“八议”入律，“骨子里则以礼入法”。

徐进在《〈魏律〉篇目考》中对《魏律》十八篇进行了考证辨析。

“魏律十八篇”，人论其篇名多以《晋书.刑法志》中著名的记载为据。

但由于其记述的含混和不完整，加之后世有关文献的不完整。

从而，人们得出的结论往往缺乏说服力。

作者对以往前人所考证的结论进行了检视。

《唐六典》注的解释：“魏命陈群等采《汉律》为《魏律》十八篇，增萧何律《劫掠》、《诈伪》、《毁亡》、《告劾》、《系讯》、《断狱》、《请赇》、《警事》、《偿赃》等九篇也。

”沈家本《律目考》云：“《唐六典》言，魏增《汉律》《劫掠》……等九篇也，以晋志核之，《诈伪》即《诈律》（疑《志》夺伪字），此外有《留（留上当有乏字）律》、《免坐律》。

《留律》，《志》言别为之，当不在正律之内，而《免坐律》亦魏所增，合前九篇，共得十篇。

《盗律》、《贼律》、《囚律》、《杂律》并有分出之事，《具律》改为《刑名》。

《擅兴》当即《兴律》所改，是改定者凡六篇，仍其旧者止《捕律》、《户律》两篇，除《厩律》一篇改为《邮驿令》不计外，合而计之，与十八篇相等。

”作者认为，以上论点均不足采信。

其认为，《晋志》说得清楚，十八篇之数，即新增十三篇加故五篇之谓。

而查《晋志》中共提及的律目共有二十一种，其中汉律中未见者十三篇，即新增之内容。

而故五篇当在《具律》、《盗律》、《贼律》、《囚律》、《金布律》、《兴律》、《杂律》和《厩律》八种汉故律之中。

通过细致的考证和推理，他认为，《魏律》十八篇的篇目应为：他所认定的魏律十八篇为：《刑名律》、《盗律》、《贼律》、《劫略律》、《诈伪律》、《请赇律》、《毁亡律》、《兴擅律》、《户律》、《留律》、《警事律》、《偿赃律》、《免坐律》、《杂律》、《捕律》、《告劾律》、《系讯律》、《断狱律》。

董念清先生的《魏律略考》一文对魏律的篇目进行了简略的考证。

他认为，关于魏律的篇目，已见史料中的记载有相互矛盾的地方。

《晋书. 刑法志》中称：“凡所定增十三篇，就故五篇，合十八篇。

于正律九篇为增，于傍章科令为省矣。

”其所谓“故五篇”没有明确指出具体篇目。

而《唐六典》注云：“魏命陈群等采汉律为魏律十八篇，增萧何律〈劫掠〉、〈诈伪〉、〈毁亡〉、〈告劾〉、〈系讯〉、〈断狱〉、〈请赇〉、〈警事〉、〈偿赃〉等九篇也。

”此九篇在《晋书. 刑法志》也有记载。

但其余九篇的篇目，后人在考证中得出的结论有所出入。

程树德即不同于沈家本的看法，在对沈氏的考证作出评议后，其认为，魏律十八篇的具体篇目未：《具律》、《劫掠》、《诈伪》、《毁亡》、《告劾》、《系讯》、《断狱》、《请赇》、《警事》、《偿赃》、《免坐》、《盗律》、《贼律》、《囚律》、《捕律》、《杂律》、《户律》、《兴律》。

董念清不同意这种观点。

他所认定的魏律十八篇为：《刑名》、《劫掠》、《诈伪》、《毁亡》、《告劾》、《系讯》、《断狱》、《请赇》、《警事》、《偿赃》、《留律》、《免坐》、《盗律》、《贼律》、《捕律》、《杂律》、《户律》、《兴擅律》，作者通过对史料的分析说明其理由。

张建国在《再析晋修泰始律时对两项重要法制的省减》一文中，对祝总斌先生在《略论晋律的“宽简”和“周备”》中观点提出质疑，并进行了学术上的辩证。

三.南北朝法制考有关南北朝法律制度的研究，对北朝的研究和考证远远多于南朝。

其原因盖源于北朝法律在其形式与内容和对后代法律的影响方面，的确要优于南朝法律。

程树德在《九朝律考》中称：“自晋氏失驭，海内分裂，江左以清谈相尚，不崇名法。

故其时中原律学，衰于南而盛于北。

北朝自魏而齐而隋而唐，寻源溯流，自成一系，而南朝则与陈氏之亡而具斩。

窃尝推求其故，而知南朝诸律，实远逊北朝，其泯焉澌灭，盖有非偶然者。

”但实际上，南朝法律也有其固有的特点，其儒家化的特征对中国法律传统的形成有着不小的影响。

陈寅恪先生指出：“隋唐刑律近承北齐，远祖后魏，其中江左因子虽多，止限于南朝前期，实则南朝后期之律学与前期无大异同。

”（1）清议问题。

“清议”为南朝法律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

程树德曾言：“南朝诸律，率重清议...是宋齐以来，虽未明著律条，而犯清议者，非有赦书，皆终身禁锢，久已著为成例。

”马小红在《“清议入律”小议》中对“清议入律”进行了简约的考证。

其称：南朝法律颇重清议却独树一帜，引人注目。

“清议”起源于东汉，其“乡举里选”的选官制度就有着清议的因素。

魏晋时期，清议随着士家大族的兴起而兴起。

由于士家大族致治统治地位的确立，清议与政权合二为一。

清议为士族阶层的子弟人仕开辟了方便之门。

所谓“所欲与者获虚以成誉，所欲下者，吹毛以求疵。

”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状况。

南朝刘宋时期，统治集团与士族的社会地位成抗衡之势。

由士族掌握的舆论工具“清议”势必再度与政权分离。

为防止士族利用清议动摇统治地位，南朝统治者鉴于东汉党锢的教训，采用了使清议“为我所用”的手段，他们以“清议入律”，曲折地剥夺了士族的“清议权”。

“清议入律”的第一步，是皇帝以诏令的形式左右清议，使其服从于皇权。

宋武帝刘裕在登基时的大赦令中宣布：“其犯乡论清议，一皆涤荡，与之更始。

”（《资治通鉴.宋永初元年》）显示了皇帝对社会舆论的绝对控制。

此后，齐、梁、陈皆沿此制，“赦免清议”几成定制。

对此，史书颇多记载。

《南齐书.高帝纪下》：建元元年，大赦天下“犯乡论清议、赃污淫盗，一皆荡除，洗除前注，与之更始。

”《梁书.武帝纪中》、《陈书》中也有相似记载。

“清议入律”的第二步是在法典中对清议作出规定，使其成为法定的制度。

据《隋书.刑法志》记载：（梁）“士人有禁固之科，亦有轻重为差。

其犯清议，则终身不齿。

”陈继承了这一制度，“其制唯重清议禁固之科，若缙绅之族，犯亏名教、不孝及内乱者，发诏弃之，终身不齿。

”（2）监察制度。

徐斌的《南北朝监察概论》一文中，对南朝有关监察制度中有关的法律规定进行了细致的考述。

南朝发展了“风闻言事”的监察手段。

刘宋初创，刘裕令曰：“端右肃正风轨，诚副所期，岂拘常仪，自今为永制。

”梁朝天监元年，皇帝亦下诏：“而顷一拘常式，见失方奏，多容违惰，莫肯执咎，宪纲日弛，渐以为俗。

今端右可以风闻奏事，依元熙旧制。

”这两次诏令虽然强调的是给端右以“闻奏”特权，但首先是对被前朝改造过的“常式”的打破，专职监官得“风闻言事”之权，可谓如虎添翼。

在南朝的弹章中，以“风闻”起首的较前大为增多。

如宋中丞刘禹（王字旁）“弹王僧达‘荫籍高华，人口冗末’，朝士莫不畏其笔端”。

不凭具体过失，只要一通评论就构成了威胁。

如此，弹奏兴盛一时，弹事之文竟成风行之文体。

另外，本文还对南北朝监察机构、组织方式、活动原则；以及监察官员的品秩，职责和活动方式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3）纲常伦理对法律的影响。

邓奕琦先生的《西晋南朝“孝先于忠”伦理观及其对司法的影响》，两晋南朝社会形成的“孝先于忠”的伦理观，对社会思想意识及生活都有重要影响，这种影响也直接体现在司法活动中，形成了这一时期社会法律生活的基本特点，并最终影响了后世法律的走向。

“孝先于忠”表现在国家对于家族伦理犯罪的特别关注，而不苛求“忠君”之节。

北魏人曾讥讽南朝是“不君不臣，江南常弊”（《魏书.源怀传》）。

清人赵翼亦称：“江左高门大族，雍容令仆，裙屐相高，与时推迁，自保家世，朝市革易，而我之门第如故”（《廿十二史札记.江左世族无功臣条》）。

《南史.刘献（王字旁）传》记载宋齐交替后，齐高帝刘献问政，献“答曰：政在孝经，宋氏所以亡，陛下所以得之是也”。

齐高帝闻其言而咨嗟曰：“儒者之言，可宝万世。

”说明“孝”的作用亦为最高统治者所认可。

在两晋南朝，不孝之罪骇人听闻，法律对违反家族伦理的行为处罚甚厉，乡闾清议对此也监督亟严。

如上所论，这一时期的“清议”具有法律的权威，对个体的社会行为有极重要的指导和匡正作用。

两晋南朝史料中记载有许多遭清议而跌宕仕途者的例子。

如《世说新语》记载：阮简在父丧中行为不谨，遭清议“废顿几三十年”。

《晋书.陈寿传》载：陈寿居父丧患疾，使婢女制丸药；又未归母丧于蜀土故乡。

两遭清议，蹭蹬终身。

《宋书.范晔传》载：范晔未及时奔赴嫡母之疾，奔丧时又携妾自随，被中丞劾奏。

《晋书.卞壶传》载：王式为继母服丧不当，御史中丞奏“式赴乡邑清议，废弃终身。

”《宋书.谢方明传》载：谢惠连居父忧作诗，“被徙废塞，不豫荣伍。

”此类实例比比皆是。

本文中，作者还对两晋南朝对于不孝罪加重量刑，以及为孝可以屈忠屈法的情况进行了论述。

并将“孝先于忠”的伦理观之形成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实际上，造成这种状况的历史原因主要有：首先大力鼓吹以孝为中心的名教是为去除曹魏政治的影响；其次，厉督行孝是为掩盖篡权失忠；最后，强化孝道是门阀世族维持门第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