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规划的变迁--尹稚

城市规划的变迁

接到这个邀请是想让我讲一下具体的案例，但是后来我一想跟一线设计师讲案例就算了吧。我今天想讲点观点，讲点故事，讲点我对城市规划的理解，以及我们目前中国的城市规划面对的困境。

为什么叫“变”与“不变”，这是当时我的导师吴良镛先生经常说的一句话。中国的城市规划处在变与不变之间。一方面从媒体等方方面面对城市规划有很多的批评，有说城市规划是跟权贵跟金钱勾结狼狈为奸的，也有骂城市规划是计划经济最后一个堡垒的。同时中国每一个城市的发展建设恰恰跟城市规划有很密切的关系。中国政府对城市规划的重视到了一个空前绝后的地步，很多地方的市长动不动就讲，规划是龙头等等。但是他讲的规划和我们干的规划是不是一码事？或者干的技术活放在国家大的背景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差事？这个恐怕要有一个深刻的理解。

昨天我看微薄，北京淹了水，很多网友谴责规划师。到底是不是规划师干的？我觉得这是规划师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首先，城市规划在政府决策系列里面并不是最高层面的决策，或者说城市规划处理的事物，它的话语权并不足够高，足够大。因此任何一个规划师都是在特定的社会，经济，政治背景下开展工作的。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出，其实脑袋比你大的有的是，要想走一个技术精英路线，书记市长决策都是拍脑袋都是错的，应该拍城市总规划师的脑袋，碰到这种情况我感觉这辈子是做不到的。因为你会看到，我们需要参照的背景，无论是经济决策，政治决策，军事决策任何一个方面都比你要处理的事要大。

为什么中国这些年出现对城市规划的质疑？其实跟中国的大环境有关系，我们在社会，经济，政治方方面面，中国面对的是巨变和动荡的年代。这不仅仅是从中国国内的环境来看，即使你从国际的角度来看，人类的社会经济发展会进入一个间歇性的动荡期。所谓间歇性的动荡期，大白话来讲就是进入了一个地震高发期。一方面在世纪之交的时候看到了传统的斯大林式的计划经济的失败，看到了表面上市场经济大获全胜。对这种态势的判断的非理性和过度的意识形态化，会看到不仅仅从计划到市场过渡的国家面对很多问题。同时也会看到当年纯粹的市场经济的国家也面临很多问题。所以巨变跟动荡是潜伏在市场经济大获全胜这样一种表象化，政治化，意识形态化背景后面的深层次的东西。实际上我们原来走的路，不管往哪个极端走都是错误的。

北美，欧洲在这一轮的经济危机与中国实体经济出现的危机等等，都会导致双方探索一条全新的道路。同时这种经济上的不稳定在社会上也会产生影响，而我们前30年的改革开放，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经济成果获得的同时，财富再分配出了问题，导致社会矛盾进一步的积累，我们社会上的反映比其他国家更暴力一些。

同样会看到，我们看到中国周边的政治环境，军事环境都是起起伏伏的。前30年是比较稳定的时期，这些年大家都感觉到了。无论在全球的政治变革的压力下，军事环境的变化下，我们会面对一系列新的问题。我举一个城市规划跟军事方面的例子，这些年在福建和浙江沿海，中国突然开始投入巨资修将近40个核电站，基本集中在这些地方。为什么出现这个局面，其中有一个最重要的背景就是台海的关系的缓和，双方认为没有必要打了。发展这么快实际上就是一个军事背景造成的，如果说台海两岸紧绷的话，到现在为止还不可能出现新的土地释放，出现新的重大设施的布局。

大局不变，想孤立的探讨城市规划自身的变革是很困难的。同样这些大的形式发生变化，城市规划固守于从五十年代流传至今的这套自上而下的资源分配办法，和资源配置的方法也是有问题的，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双方都不匹配的过程当中。实际上经济环境在变，整体大环境在变，我们跟不上这种步伐，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城市规划处在一个比较纠结的时期。

城市规划职业为什么能存在？就是建立空间对应关系，人的任何一种行为是空间资源的占有以及空间资源之间的相互组合实现的。这些东西就是我们用来看家的东西。这里面在不同时代其实有一些不变的东西，关注人类的基本行为范围不会变化。但是由于不同的时代，有一些逻辑关系是发生变化的，所以演变出在不同历史时期不一样的城市形态，以及城市当中在建立空间对应关系的时候采用的不同的组织手段和建设办法。

空间对应关系在进一步技术化，对城市规划这个行当而言有两方面是最核心的。一方面城市规划是通过对土地利用和城市支撑系统的建立来实现这些空间对应关系。土地利用基本上是性质，规模，强度等等一系列基本要求。在合适的位置以合适的规模安排合适的活动，这是最本质的东西。同时很多传统的城市规划理论也是围绕最核心的土地利用安排。当然随着城市支撑系统进一步丰富，进一步的完善，远远不是交通系统本身了。城市规划支撑系统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工程性的系统。还有就是面向城市生活服务系统。人为什么要进城，这是最本质的问题，除了要生存谋生外，就是享受城市型的公共服务。这个可能是永远城乡之间会有区别的。不变的是技术性的规则，显然在不同时代通过什么样的技术方式，选择什么样的技术手段去满足土地利用，来实现土地开发，实现对一个城市良好支撑，技术是一直在进步的。

城市规划从技术的角度来讲是引领导引空间形态，在这个方面存在大量的因势利导和因地制宜的变化。因地制宜是贯穿城市规划非常重要的核心因素，也因为如此全世界没有一个城市具体的城市空间模式是可以被翻版的。城市规划有三类理论，第一个叫描述性理论。第二个叫解释理论，就是解释为什么在城市初期

会是一个同心圆式扩张，解释理论就会做一些调查测算，基本是按房租的地价投标理论来的。第三类是规范性理论，从里面找一些个，至少规划师认为是好的倾向和好的趋势，把它提炼出来制定一些我们自己的行为规范。

这是关于规划职业一方面的现象，其实城市规划还有另外一张脸。城市规划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不是所谓的专家群体或者所谓的政客群体一家就能玩的，城市规划是全民参与的社会运动。目的是社会的改良，社会的变革以及不断对理想社会的追求。为什么说城市规划有两种导向，一种是问题导向，一种是目标导向。其实目标导向是理想导向，一定是设定一个比现实更美好的东西，作为最终的追求目标。为什么讲城市规划从诞生那天起与社会运动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大家去翻翻教科书，城市规划最早起步的时候我们这些画图的根本就无足轻重。真正推进城市规划那些人有这么几类。

第一是政治家，怀抱着改良社会甚至是革命社会的一些政客。当时看到了在欧洲的工业革命早期出现的公共卫生问题，由此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也看到了把剩余产值完全用于资本的再生产，用于工业品再生产，而不考虑劳动力的再生产。看到了一系列资本主义初期一系列丑恶现象，试图来改良甚至是变革这个社会，这是一类人。

第二类是所谓有良心的资本家，改良社会是要有钱的，当时就是有一些有良心的资本家提供了一些钱。他考虑到一个再生产的过程最终是人的再生产的过程，一定考虑劳动力可持续的利用。前两者在一起以后权力有了，钱也有了，找了一些人来做画图将，从最早的设计师里分裂出规划师。规划师从诞生的那天起是很特殊的，规划师是为社会理想去打拼的。不完全个人的理想打拼。

城市规划这个行业很有意思，很多人说这是大众科学。在城市里生活的各个阶层的人都有对成功的期望与现实的需求。如果规划不能了解需求，规划基本上是属于扯淡。抛开需求的规划只有在三种情况下可以做。第一叫极端教权，就是说这个城市已经不是为某一个层面服务的，而是为神服务的。第二是绝对的皇权情况下可以做。第三现代集权可以做，比如希特勒做的一些东西。

各阶层作为一个砝码从来都是没有变化的，不可能说某一个阶层不参与城市资源的争夺，不参与城市利益的分配，这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在不同的时期，利益平衡的支点是左摇右摆的。比如中国改革开放大家看到了非常巨大的成就，另外就是感觉到了社会更多的不公平不公正等问题。这些实际上是满足各阶层城市需求利益博弈中有些人利益受到了非正常的损害，才会出现这样的局面。一个城市规划好与不好，其实是社会个阶层利益达成大体一致，基本平衡的产物，是人的平衡的结果，不是技术最优化的结果。在改革开放以后相当一段时间里我走了效益优先，GDP优先等等这样一条路。这条路一方面形成了巨额的财富积累，另外反映出财富再分配大量的缺陷,导致我们现在积累的社会矛盾爆发了。其实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