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诗经》《楚辞》的文化地位

谈《诗经》《楚辞》的文化地位
[摘要] 《诗经》《楚辞》虽为中国诗坛的两大巨臂,共同擎起中国的诗歌圣殿,但在传统文化中,一个处于“圣”位,一个居于“俗”位。

在规范芸芸仕子们的心历历程中,表现为不同的走向。

但其对真、善、美的共同追求,影响了中国文学的发展,故其共为词章家的百世不祧之祖。

[关键词] 《诗经》《楚辞》诗性智慧诗性中国现实主义浪漫主义
较之其它古文明发源国,在中国传统文化积淀中,要多了一分“诗”的灵动。

故有人称中国是具有“诗性智慧”的国度。

也正因此,在华夏民族的文化殿堂中,其它的艺术表现形式都不得不为诗
作出“牺牲”。

如我国的戏剧、绘画,无不为诗留下伸展的空间,与古希腊、印度比,我国的戏剧的发生时间、繁荣程度就要逊色得多。

在千百年来形成的浩瀚的诗海中,《诗经》《楚辞》如两大巨臂,共同擎起中国宏伟、瑰丽的诗歌圣殿。

然而,不难看出的是,《诗经》《楚辞》在伦理型的中国传统社会中,具有着不同的社会文化定位,其在构造芸芸仕子们的心历历程中所表现的个性也是相异的。

在外域文化中,能被尊称为“经”的,皆为统摄人们精神世界的宗教圣典,如《圣经》、《古兰经》等,是被用作接受人们崇拜的“圣书”。

而我国诗却被尊奉为“经”,这不仅透示着中国人对诗的偏爱,更诉说了诗在中国文化中处的圣位。

从而也明确地标示出《诗经》与《楚辞》在传统中国社会政治文化中的差异地位,她们无疑一个
处于“尊”位,一个居于“俗”位。

众所周知,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以宗法伦理为主体意识的儒学,
做为历代封建王朝的治世哲学的。

而《诗经》是儒家所推崇的主要宝典之一,处于“五经”之首。

所以客观地讲,《诗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其所具有的社会价值,重要的不是她的文学性,更多的在于其政治性功能。

儒学鼻祖孔夫子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攵、远之事君、多识鸟兽、草木之名”。

明确地指出学习诗,有助于激发人们的志气,提高人们的观察力,锻炼人们的社会活动能力,培养集体精神,并能学到评判时政的方法。

想做一个有为于天下的君子,是不可不熟知其中的微言大义的。

因为在社会的认定中,《诗经》中的诗句已不仅是对现实生活情境的描绘,更多用于国与国、君与臣、文人墨客们交往间的辞令。

所以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

”不仅如此,孔子还告之人们《诗经》还是让人明晓人伦序列、孝亲尊君的教课书,是丰富自然知识、社会知识的知识库。

所以,在孔子的眼中,《诗经》可谓是集政治伦理、博物之大成的百科全书。

并且在历朝代封建治世者的眼中,《诗经》是陶冶治世英才的宝典。

正基于此,《诗经》成为仕子们容身仕途的必修之“经”。

在奔向光宗耀祖仕途长征中,或主动或被动地识读过程中,《诗经》以其丰富、多彩的社会内容,纯真之美的艺术风格,框定了仕子们的思维格律,心历追求,为中国文化的精神世界定立了现实
主义的艺术风貌。

就《诗经》所反映的时代风俗而言,主要汇集的是我国西周初年
到春秋中叶之间,北方中原地区的民歌,是古代黄河流域的艺术之花。

它以纯朴的艺术表现风格,描写了先民的政治农事、祭祀、狩猎、行役、战争、婚姻等丰富的社会生活场景。

客观、生动地咏叹了人民的心声,如《伯兮》
伯兮朅兮,邦之桀兮,
伯也执殳,为王前驱,
自伯之东,首之飞蓬,
岂无膏沫,谁适为容,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
愿言思伯,甘心首疾,
焉得谖草,言树之背,
愿言思伯,便我心痗。

这是一首思妇诗,写男子出外打仗对女人的思念。

曲折反映了对现实统治者的穷兵黩武,造成夫妻分离的不满。

由此而树立的朴实无华的现实主义表现风格,及社会道德理念,极深地影响了后代诗人。

在儒家文化济世救民的思想召唤下,一系列将视角投向现实生活,投向生活中平凡大众,针贬社会时弊,申述民苦、民声的诗篇。

由诗人的笔端流出,形成了一条沉郁顿挫,生动深刻的史诗长卷。

如杜甫的“三吏”,“三别”;白居易的“卖炭翁”,“长恨歌”等诗章,为中华诗坛的厚重,填充了醒世的乐章。

与《诗经》相比,《楚辞》缺少了“圣”、“尊”的光环,不具被有治世者垂青。

故而也就不曾做为框定仕子奔争仕途的必修宝典。

但其作为“文人文学”的开山之作,具有的文学真意的魅力,陶冶了中国百家文坛。

汉以后,其具有的艺术特质和文化内涵对于启迪、影响后来的诗人、诗风,是具有深远的意义的。

由其滥觞、发散的诗的灵性,历代不坠。

直至今天,我们还能从于佑衽老先生的《望大陆》一诗中,感触《楚辞》的魂魄。

审视诗海,对《楚辞》美的喜爱,成了诗情中国诗人们的一种内在自觉追求。

应该说,《楚辞》所具有的文化定位,是做为艺术样式之一的诗歌,这种文学样式的最真的定位。

如果说《诗经》中偏重于再现的是我国北方的民情、民声,那么,《楚辞》则展示的是我国南方的民风、民性。

以屈原为首领的“楚辞”的歌者们,运用楚语、楚声、楚地、楚物来抒展情怀。

开辟了我国文学史上群众创作向作家创作的文化发展新局面。

更为可贵的是,《楚辞》将《诗经》中所拥有的艺术表现手法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将《诗经》中确立的“四言诗”的句式发展为长短句交替,参差错落、灵活变幻的诗歌表现形式。

从而不仅有利于诗歌这种艺术表现形式,能容纳更广阔的生活画面,同时更有利于诗人们
自由地抒发浪漫主义的情怀,展示更为奇丽的精神世界,将诗推向
了一个极美的艺术境界。

《楚辞》还将《诗经》中应用的比兴手法加以丰富、发展,改变其比喻简单,象征单纯的特点,使其“比兴”形象丰富复杂,互相联系,构成一连串的艺术形象。

如屈原在《离骚》中,将香草比为美德,臭草比作恶德;风云雷电、日月星辰,无不赋于人的情感,其所产生美感效应,深深地影响了后代诗人、诗歌在艺术
上的追求走向。

唐代大诗人李白的诗《楚游王姥呤留别》、《蜀道难》等诗中的意境,无不让人感到《楚辞》的灵魂涌动。

除艺术表现层面,就思想内容而言,《楚辞》的代表作家屈原及其诗中所表现的对光明的执着追求,对人生的火热爱恋,绝不同恶
势力同流合污,不惜牺牲一切的深挚情感,滋润着历代文学的发展,形成了中国诗人崇尚的不朽品格。

宋代的文天祥及其《正气歌》,便是这种精神的绝唱。

《楚辞》以其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艺术表现形式,展示了诗性中华的诗人们,利用诗歌这一表现形式
翱游艺术空间的超然、飘逸的艺术品格和东方特色的悠雅气质。

其引导的诗风走向,为中国文坛输入了追求极真、极美、极善的瑰丽的惊世乐章。

虽然,在传统中国社会中,《诗经》《楚辞》被人为地赋予了不同的文化定位,它们皆为华夏民族智慧和灵性的结晶,其中具有的忧
国忧民的社会意识,求真、求善、求美的艺术追求及崇尚道德的人性智慧,构成了中华文化生动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