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程

第二章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程第一节新文明的演进一、新政权的新举措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为中国的现代化开辟了一条新路。

以尽早实现国家富强为目标的新政权，认识到巩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果，进一步发展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有助于实现国家的现代化，遂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采取了一系列新举措。

首先，在政权建设上，实行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联合执政的“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

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都是统治阶级。

在从国家主席到各部部长中，民主党派人士都不乏其人。

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经常真诚地听取民主人士的意见，民主人士有一定的实际权力，双方密切合作，共同治国。

其次，变革几千年的农村土地制度，废除“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真正实行“耕者有其田”。

1950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公布，总的原则是“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区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

在土改中，农村人口被分成五类：（1）地主，占有大量土地，自己不劳动，靠剥削他人生活；（2）富农，拥有土地，自己劳动，也雇工劳动，有时也出租土地给贫农；（3）中农，只耕种自己的土地，不雇工不剥削他人；（4）贫农，占有少量土地和农具，有时不得不靠卖地过活，或者不得不租种他人耕地；（5）雇农，没有自己的土地，只能靠做工或借贷生活。

土改没有采取“自上而下”、由政府发布命令把地主土地分配给贫雇农的“和平土改”的方式，而是采取了“自下而上”、发动和组织农民自己打倒地主阶级取得士地的群众路线，大体上分为发动群众、划分阶级、没收和分配地主土地三个步骤，为此派出了大批的土改工作队。

一些工作队简单地采取“诉苦会”、“公审会”的方式，“消灭地主阶级”变成了杀死地主本人，有100万左右的地主被处死。

而按照《土地改革法》，不仅不应处死地主，而且政府允许地主在重新划分土地时拥有自己的一份田地。

这次土改与老解放区的土改不同，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保护富农经济的政策。

毛泽东解释了这样做的理由：（1）更能孤立地主，保护中农，并防止乱打乱杀；（2）减少土改所引起的社会震动，使党和政府在政治上更有主动权；（3）可以稳定民族资产阶级。

《土地改革法》规定：“保护富农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他财产，不得侵犯。

富农所有之出租的小量土地，亦予保留不动。

”刘少奇在土改问题的报告中指出：采取保护富农经济的政策，不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是必要的，这是一个长期的政策。

这就是说，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阶段中，都要保存富农经济。

只有“在农村中可以大量地采用机器耕种，组织集体农场，实行农村中的社会主义改造之时，富农经济的存在才成为没有必要了，而这是要在相当长远的将来才能做到的”。

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估计，巩固和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需要半个多世纪的时间。

到1952年12月，土地改革完成，3亿农民获得了7亿亩土地。

最后，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保护、鼓励民族工商业恢复生产、扩大经营。

到1950年，国民党遗留下来的通货膨胀问题得到了控制，政府预算趋于平衡。

总的说来，新中国成立初期，新政权的治国路线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确保私有财产”、“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路线。

为此政府制订并实施了一些新政策、新举措，并取得了明显成效。

二、社会新风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社会风俗开始大规模地破旧立新，许多传统陋习得以纠正，嫖娼、吸毒、赌博等旧风习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被清理，社会新风尚逐步建立起来。

嫖娼陋习在民国很普遍。

旧上海仅登记在册的妓院就有800余家，妓女有9000多人，再加上大量的暗娼，实际数目在10万人以上，很多无以为生的良家妇女也沦为娼妓。

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所到之处，即对妓院加以铲除，解救其中的妇女。

1949年11月21日，北京市第二届人民代表会议通过了封闭妓院的决议，当晚即由人民政府下令执行，将224家妓院封闭，454名妓院老板被收容，1268名妓女被分别集中到8个妇女生产教养所，组织起来学习生产和生活技能，使之重新做人后能过上自食其力的生活。

旧社会受人歧视的“窑姐”成为社会的普通一员，群众称这是“千年的冰河开了冻，万年的枯树发了青。

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

继北京之后，上海、天津、武汉、广州等城市也逐步展开清除娼妓的行动。

在中国延续数千年的嫖妓陋俗迅速绝迹。

吸毒的陋俗在民国期间屡禁不止。

1950年2月，新中国发布《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宣布禁止种植鸦片，不许贩卖毒品，违者从严治罪。

政府部门还配置了戒烟药，设立了戒烟所帮助人们戒毒，社会上吸毒的风气得到了遏止。

在禁毒的同时，人民政府还严禁赌博，查封了各类聚众赌博的场所，对民众加强教育，督促一些人改掉了赌博恶习，积极投身于生产劳动之中。

经过一系列革故鼎新，社会风俗开始焕然一新，在衣食住行、婚丧嫁娶、节日节庆、娱乐等各方面都有所体现。

广大贫雇农通过土地改革拥有了自己的土地，生活得到了改善。

到1952年，平均每人每年可多收入200斤到300斤粮食，改变了以往“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状况，有时还能吃上白面。

搪瓷面盆、口杯、暖水瓶等日用消费品也已逐渐进入农家。

城镇居民的生活也有了较大改善，主食也由“棒子面”逐步过渡到大米白面了，财力稍好的家庭还买得起饼干、白糖等食品。

在服饰上，普通百姓过去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20世纪50年代初，很多人家已可以给每位家人一年做一件新衣服了，衣不蔽体的现象越来越少。

汗衫、褂子、粗布裤子仍是乡村居民的主要服装，一些城市居民开始购置四季时尚服装，穿旗袍、西装的人在街上并不鲜见。

有的公职人员上班还穿工作服，赶上开大会的日子还要穿中山装等制服。

从苏联传入的列宁装、布拉吉也开始进入市场，人们的穿着打扮呈现出新旧并存的特点。

人们的消费习惯日趋简约，衬衫、袜子、纱巾、背心、胶鞋、肥皂、钢笔、热水瓶等成为热销品。

原来社会上层人士消费的商品渐渐少人问津。

在南京街头，原来的花店改行出售蔬菜种子；高档家具店转而出售简单实用的桌椅；华丽的时装店和西装店开始忙着赶制列宁装。

人民的居住条件得到了改善。

在农村，地主的住宅在土改中被没收分配给了农民，很多栖身于一间破屋中的贫苦人家现在可以分室而居了。

一些农民也开始兴建新房，但大多是土坯房，瓦房还比较少。

在城市地区，国家投入大量资金进行旧城市改造或修缮。

以北京为例，1949年，1350万平方米住宅中，楼房面积只有83．3万平方米，仅占6％，绝大部分为四合院和杂院平房，还有不少危房。

在旧城改造中，市政府重新规划了居民区，对南城的贫民区进行了重点清理，建了一些楼房。

在出行方面，人民政府不断翻修道路，增加公共交通车辆。

1949年到1951年的三年中，北京市人民政府翻修了绝大部分旧路，还新修了140公里柏油路；有轨电车由103辆增加到149辆。

1952年7月，成渝铁路通车，四川人民的出行条件大大改善。

经过努力，民众的出行较之解放前便利了很多，1949年中国铁路通车里程是20932公里，到1952年6月底，已达到23300公里。

1949年，公路实际通车里程只有一万多公里，到1952年就达到了11万公里以上，内河通航里程则增加到了57000余公里。

1950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规定“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女子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

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

禁止重婚、纳妾、童养媳，禁止干涉寡妇婚姻自由，禁止买卖婚姻，提倡婚姻自主。

新法律法规促进了旧婚俗的变革，青年男女逐渐改变了重视对方财产多少和门第高低的习惯，以能劳动、爱学习和思想进步等为标准来选择自己的伴侣。

已婚妇女逐渐淡化了“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依赖思想，在生活中要求自己的平等地位，希望对方不断进步、积极进取。

到1952年底，自由、自主婚姻已占绝大多数，民主和睦的家庭和模范夫妇不断出现。

在信仰习俗方面，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奉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同时对落后的封建迷信活动加以禁止，这对民间信仰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唯物论等社会主义思想在社会上的大力宣传、科学文化知识在民众中间的不断普及都使封建迷信大为减少。

民众对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正规宗教的信仰活动则在照常进行。

百姓的娱乐也发生了某些变化，各种民间文艺都得到保留，但土改、抗美援朝等社会大事成了文艺创作的主题。

南京夫子庙的鼓词艺人不再唱低级趣味的小调了，而是组织了曲艺改进会和曲艺研究班，不断学习、进步，唱起了“抗美援朝把军参”。

传统戏剧仍是百姓的主要娱乐方式，电影在城市中放映得比较多，农村中还很少见。

由于新中国成立初期人们的整体文化水平还不高，连环画和画报就成了大家最喜爱的读物。

中国年节风俗主要是指在农历四季的各主要节气中遵循的风俗，如在春节、清明、端午、中秋、重阳等节日中遵行的风俗。

新中国成立初期，人们所过的传统节日基本保持不变，但增加了一些新节日，如五一劳动节、十一国庆节等。

第二节现代化潮的探索一、挫折与教训1953年，中国共产党制订并开始实施过渡时期总路线，实际上放弃了使党取得巨大成就的新民主主义路线，而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

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

”在总路线的实行过程中，急进的错误并没有避免，没有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仅仅三年左右的时间，社会主义改造就被宣布完成了。

中国在政治上确立了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领导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体制；在经济上废除了商品经济，确立了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公有制。

以后二十几年，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接踵而来。

这些错误给国家和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反右和“大跃进”的错误打断了社会的正常发展。

国民经济从1959年到1961年发生了严重困难，人民生活水平降至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低点。

1961年城镇居民的食品年消费量与1957年相比，粮食减少了8．4％，食用植物油减少47．6％，猪肉减少80．6％。

1959年全国农民由集体分配的收入每人只有37．6元。

农民家庭副业生产和多种经营受到限制，不少地方取消了集贸市场，家庭收入进一步缩减。

农村不少地区以草根树皮充饥。

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紧急指示，确定立即展开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用食品运动，以渡过困难和灾荒。

中央根据科学院的建议，推荐了若干种代用食品，例如玉米根粉、小麦根粉、玉米秆曲粉、叶蛋白、人造肉糖、小球藻等，要求各地大规模动员群众采集和制造食物代用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