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普陀山僧人的抄经现象

论普陀山僧人的抄经现象

[摘要]僧人的抄经活动在古代较为流行，但这种活动在当今已日渐式微。目前在“海天佛国”普陀山几乎无人抄经，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由于印刷术的发展、僧人文化素养的缺失、社会拜金风气的影响等等。本文以普陀山僧人的抄经行为为特例进行分析，以展现当前佛教现状的一个小小的侧面。

[关键词]抄经；普陀山；佛教；

佛教在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自汉朝佛教从印度传入后，为扩大佛教的影响及表达对佛教的虔诚，古代的抄经行为随之兴起。汉末至魏晋南北朝，佛教对国人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人们对佛经的需求量也日趋增大，佛教经典的流通需要依靠大量抄手的抄写誊录，抄经群体于是也应运而生。由于佛教抄经的内容包括经文、经目、注疏、赞文、发愿文、请示文、忏悔文等等，数量巨大，所以要求抄写佛经具备一定的速度；另外，为表达内心的沉静与恭敬，写经体又要求卷面整洁，章法统一。无疑，抄经对于书写者的书法水平提出了严格要求。

佛教认为，信徒诵读、持带、转赠、抄写佛经，是一种重要的功德修为，《法华文句》卷八以为：“‘书写法师’乃五种法师中功德最殊胜者，要之，印刷术尚未发达时，写经实具有弘传流通之意义与功德。”《金刚经》云：“若复有人闻此经典，信心不逆，其福胜彼，何况书写、受持、读诵、为人解说。”《法华经•法师品》云：“若善男子善女人于《法华经》乃至一句受持、读诵、解说、书写，是人一切世间所应瞻奉，应以如来供养而供养之。”《放光般若经》、《瑜伽师地论》亦云：“书写”不仅于“十法行”中居首位，而且行此十法能远离魔害，得天龙护卫，不久当得菩提。于是，除僧侣与官府有组织的抄经活动外，大量的信众也加入到抄经行列之中，有的为发愿，有的为布施、祈福，有的为超度亡灵、或为做功德，抄经活动一时风起云涌。

古代抄经行为的盛行与印刷技术的落后不无关系，宋朝以后，由于印刷术的普及，抄经行为已日渐衰落，不过，仍有很多僧侣、文人、下层信徒从事抄写活动。僧侣如明代的明勋法师，在天启年间为中书舍人，一日忽患人面疮，痛不可忍，后来由于书写《法华》、《金刚》、《楞严》等经及《水忏》，遂使疾患不药而愈。现代的弘一法师，也以抄经以自娱、摄心；文人如苏轼，写有《心经》、《金经》、《华严经》等经卷，他如黄庭坚、米芾、张即之、赵子昂、董其昌、八大山人等亦有与佛教相关的书法作品传世。那么，在经济、科技飞速发展、印刷技术极其发达的今天，抄经现状如何？抄经又折射出今人怎样的文化心态？笔者拟以学校附近的佛教圣地普陀山为考察对象，对当前僧人的抄经行为作一番探究。

普陀山是全国著名的观音道场，为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普陀山之名源于梵语，据《华严经•入法界品》载：“于此南方，有山名补陀洛迦，彼有菩萨，名观自在。”“补陀洛迦”即现称的“普陀洛迦”是梵语potalaka的音译，汉语意

为“美丽的小白华（花）”。唐大中元年（公元847年）有梵僧来谒潮音洞，感应观音化身，为说妙法，灵迹始著。唐咸通四年（公元863年）日僧慧锷法师从五台山请观音像乘船归国，舟至莲花洋遭遇风浪，数番前行无法如愿，遂信观音不肯东渡，乃留圣像于潮音洞侧供奉，故称“不肯去观音”。普陀山佛教兴盛至此伊始。后经历代兴建，寺院林立。鼎盛时期全山共有4大寺、106庵、139茅蓬，4654余僧侣。目前的普陀山已蜚声中外，僧侣如云、游客鼎沸、香客如织、钟声袅袅、檀香缭绕，山海茫茫，可以说是普陀山的大写意。在热闹的背后，普陀山的写经现状又是怎样一番景象呢？

本次考察，笔者走访了普陀山众多地方，包括普济禅寺、法雨禅寺、慧济禅寺普陀山三大禅寺、普陀山佛教学院，另及西方净苑、不肯去观音院、隐秀讲院、福泉禅林、芥瓶禅院、观音古洞、宝莲庵、梅福禅院、圆通禅林（正法讲寺）、天华禅院、等众多普陀山寺院。调查僧众达140多人。

随着调查的深入，笔者发现，普陀山僧人的抄经现状堪忧：第一，抄经的人数极少，除了对毛笔书法有偏爱的几位法师，如妙善大和尚、戒忍大和尚、界定法师之外，其他抄经者甚为寥寥；第二，抄写的形式多为钢笔字，这从普陀山佛教学院的教课本可见一斑，佛学院的抄经范本为当代硬笔书法家的《心经》抄本，并且只有一种版本。虽然我们翻检资料，查到了普陀山曾举行过几次佛教书法大展，譬如在2008年11月16日，普陀山与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书法院一起举办了“中国普陀山佛教文化名家艺术书法大展”，但从展出的作品看，僧人参与其间的只有三位，并且艺术水准也不是很高。普陀山的僧人，除了一天的早晚基本功课与有组织地进行佛教经典学习外，几乎没有寺院在有组织地举办抄经活动，寺院僧人私下抄经行为几乎绝迹。这种情况的产生似乎与佛教名山的头衔形成了极大的反差，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大致可以分列如下：

1、印刷术的发展

佛教汉代传入中国之后，日渐兴盛，僧人为了表达对佛的虔诚之心，抄写经文，弘扬佛法、修渡自己的功德而抄写经书，据记载，陈末智永和尚曾写真草《千字文》八百余本,分施于浙东诸寺，一时流布很广，成为寺院和尚和民间经生们临习的范本。在经书供不应求的情况下，催生了写经生这一行业。另外，还有一些为生活所迫的贫困者也往往会在寺庙周围抄经乞钱。据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卷五《诡习》记载，大历年间，东都洛阳天津桥有一乞儿，“无两手，以左足夹笔，写经乞钱，欲书时，先再三掷笔，高尺余，以足接之，未曾失落，书迹官楷，手书不如也”。甚至面对这一利润极大的写经行业，政府也插手进来。据《唐会要》卷49《杂录中》记载，唐玄宗于开元二年7月29日下令，不准私人“开铺写经”。这种情况下，当时的抄经情况可想而知是何等兴隆。

在宋之前，因为雕版印刷术的不成熟，所以佛教经典的传播主要还是靠抄写经书。到了北宋，由于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抄写经籍的工作逐渐衰落已呈衰落之势，但是在活字印刷术效率不是很高的古代，抄经仍有非常可观的市场。可是到了现在科技飞速发展，印刷技术发达的今天，抄经已经失去了在古代作为传播佛法手段的价值。笔者所走访的普陀山（甚至是舟山所有的寺庙）寺庙中的经书全

是印刷品，某些寺庙还会将印刷的经书当成纪念品供游人留做纪念。笔者曾就印刷品对抄经行为的影响这个问题询问过舟山定海祖印寺住持化通法师，法师说：“因佛经的神圣性，书法不好的僧人不敢乱抄，现在印刷术如此发达，印刷品如此精致，不仅字迹清晰，没有错字，而且一些制作精美的佛经，还带彩图，更有助于僧人对佛教经典的理解。所以抄经行为的逐渐没落，不仅是在舟山如此，整个中国亦是如此的。”

2、文化素养的制约

抄经并不是简单地抄写经书，还有严格的抄写程序，一般的写经步骤为：洗手、漱口；端坐，以正确的姿势调整呼吸；诵读经文、合掌行礼；静静地研墨；将笔蘸好墨汁，开始一笔一划用心地写；写完后认真检查，不要有错字、漏字；以感恩心合掌行礼；诵读“回向文”，回向文：“愿以此功德推及一切，我等与人生皆成佛道。愿以此功德推及一切，愿以此功德推及一切”；整理、安放经文。任何环节都马虎不得，这就要求僧人非常熟悉抄经的操作步骤，但是当代僧人对此已经不甚了解了。

此外，抄经作品往往是书法与佛教经典的结合之作，故抄经的书写工具一般为毛笔，且抄经作为一项神圣的活动，有其严格的要求，抄写内容行次要分明，以便于诵读，使作品形成整齐划一的特点，经书的起承转合，有相关的术语。在字体地选用上，需用毛笔小楷，端正工整，不得有连笔现象，这除了便于诵读的实用原因之外，还在于以此端庄严谨的书体表示对佛的崇拜，虔诚和奉献。繁琐的程序，严格的要求，这就将抄经行为束之高阁，据笔者走访得知，各寺庙擅长书法的年轻僧人屈指可数，而极个别懂得书法并有很高造诣的都是年事已高的老僧人。如曾为普陀山佛学院旧址的福泉禅林，据寺中师父说，现在的普陀山的僧人大部分是普陀山佛学院毕业的，普陀山佛学院的课程设置中是有组织僧人学生集体抄经的，但当问及是何种方式时，师父说：“现在都是用钢笔，不用毛笔了，没几个人会。”在今天，日常的书写工具已经完成了由毛笔到硬笔的转变。硬笔的书写方式和书写的自由度限制了其艺术表达形式和个人情感的抒发，抄经作品的价值大大降低。况且现代的抄经多是以一层描红纸在经书上加以描红，所以现在的抄经作品也已经渐渐失去了原先丰富的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这也是造成抄经文化逐渐没落的重要原因之一。普陀山佛学院最新的2011年秋季预科招生简章课程设置中，书法课程赫然在目，不过开展这一课程，有关方面认为极有难度，因为学院招收的学生在小学、中学几乎没有受过系统的毛笔书法训练。

3、抄经不作僧人修行方法

普陀山的僧人必做早晚功课，功课内容只有诵经。僧人修行基本内容规定为为——念佛和坐禅。抄经并没有被列入修行的范围。普陀山佛学院的界定法师说，佛学院内的僧侣早晚功课是必做的，僧人没有多少兴趣去关注抄经行为，现在抄经的大多是居士，并且这些居士在书法上有一定的造诣；僧人的抄经，一定程度上旨在学习钢笔字，目的是使自己的字能够写得端庄、清楚、美观，至于古人抄经时的那种沉潜心态，早已不复存在。事实情况确如界定法师所言，在2010年举办的观音文化节上，在普陀山佛学院的观音殿举行过一次抄经活动，虽由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