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文艺思潮与台湾文艺期刊

乡土文艺思潮与台湾文艺期刊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现的《台湾文艺》、《笠诗刊》等系列文艺期刊，刊登过大量的台湾乡土文学作品，培养了一大批乡土文学的“中坚力量”，显示了乡土文艺思潮与台湾文艺期刊在台湾文化场域的共谋关系。

乡土文学的出现改变了当时充斥在台湾文坛的浮夸之风，恢复了台湾本身原有的新文学精神。

乡土文学思潮在台湾有着深厚的传统。

说台湾的新文学传统即是乡土文学传统，也许并不算夸张。

从赖和开始，台湾的新文学传统即奠定了植根台湾乡土、反抗官方霸权统治的基调。

此后杨逵、吴浊流、张文环、巫永福、龙瑛宗和战后第一代乡土作家钟肇政、廖清秀、钟理和、文心等，以及战后第二代乡土作家陈映真、黄春明、王祯和、杨青矗、王拓等，一代代台湾作家都继承了赖和的文学精神。

日据时期的台湾“乡土文学”，明显地具有抗衡殖民文学的历史意义。

自国民党退守台湾后，当局对“本土”事物的高度敏感和歧视，使得20世纪50年代后的台湾乡土文学有十几年时间处于边缘生存状态。

1957年4月到1958年9月，钟肇政和文友发起、编印了16期油印刊物《文友通讯》，每月出版一期，参与者有陈火泉、钟理和、廖清秀等7人，显示了台湾乡土文学坚韧不拔的生存力。

1962年，在上官予全力筹办的“新诗研究班”结业后，王在军、文晓村、陈敏华、李佩徵、蓝云、宋后颖、徐和邻、古丁等学员成立了“葡萄园”诗社，发行了《葡萄园》诗刊[1]。

《葡萄园》的诗人们注重健康、明朗的创作理想，显示了台湾文学刊物有意“回归传统”的价值取向。

1964年，《台湾文艺》、《笠诗刊》这些重要文艺期刊的面世，标志着台湾乡土文学历经磨难后的“再出发”，在经历与现代主义思潮的几度论战后，乡土文学于20世纪70年代酿成声势浩大、几乎成为主流的文学思潮。

一、《台湾文艺》和《笠诗刊》
《台湾文艺》和《笠诗刊》缘分深厚。

在《台湾文艺》创刊筹备会后，与会的陈千武、吴瀛涛、赵天仪、白萩、王宪阳、张彦勋等人聚集吴瀛涛家喝茶话诗，吴瀛涛说：“《台湾文艺》要出刊了，是综合文艺杂志，值得庆贺，可是我们还需要一本纯诗刊。

没有一本台湾人自己的诗刊，怎能建立独特而完整的台湾文艺?文艺不能没有诗。

”[2]1964年4月1日，《台湾文艺》正式创刊，两个月后，《笠诗刊》双月刊也问世了。

在台湾人只能称“本岛人”或“本省人”的时代，“精神不在家”的台湾人迷失了自己，台湾新文学运动也处于几近“断流”的危机中。

此时，《台湾文艺》和《笠诗刊》的创刊，使台湾省籍作家和诗人聚集一团、相依为命。

这两份刊物也成为继承和传播台湾新文学精神的珍贵园地。

(一)《台湾文艺》
《台湾文艺》的冠名值得后人铭记。

在不准“台湾”两字出“头”的政治环境里，《台湾文艺》敢于以“台湾”冠名，全在于创刊人吴浊流的坚持和台湾省籍作家的英勇不屈。

在施翠峰担任主席的《台湾文艺》创刊筹备会上，吴浊流坚决主张要冠“台湾”两字，才愿出刊。

他说：“我们要推动的是台湾本土文艺，若非冠有‘台
湾’两字即失去办杂志的意义。

”[2]靠着微薄的积蓄和退休金，“铁血诗人”吴浊流独资创办了后来光耀文坛的月刊《台湾文艺》。

第5期后由于经费紧张，《台湾文艺》改为季刊，后又再度改为双月刊。

此后屡经风雨，虽不发稿费也不乏稿源，1976年，吴浊流逝世，《台湾文艺》结束保守经营状态。

1977年3月，由巫永福接任发行人，钟肇政任社长、总编辑，出版革新号第54、55号，面目一新。

《台湾文艺》创刊的目的很明确。

吴浊流在《台湾文艺与我·台湾文艺杂志的产生》一文中表明：“提供青年作家耕耘的园地，以期在文化沙漠中培养新幼苗，进而使其茁长，绿化。

”[3]它刊登过小说、散文、随笔、游记及诗歌(包括“汉诗”和“新诗”，算是一项特色)。

吴浊流自己也是小说、汉诗、随笔、游记无所不写。

从1964年4月创刊到1986年5月第100期，《台湾文艺》共收作品、文章3358篇。

其中专辑、特辑507篇，如“杨逵纪念专辑”、“南非文学专辑”等；文学奖216篇，包括得奖感言、文学奖揭晓等；诗歌1063篇，包括自由诗和汉诗；小说735篇，包括长篇连载、中短篇小说；散文214篇，包括随笔、游击、杂文、杂论等；评论195篇，包括文学史、文学批评、书评等；外国文学43篇；艺术87篇；历史、文化、语言60篇；人物74篇等[4]。

《台湾文艺》作者众多，感于吴浊流和《台湾文学》的精神，当时台湾文坛的作家，几乎没有不支持《台湾文艺》的。

评论家彭瑞金就指出：“放眼当今台湾文学界，从战后到八十年代诸多老成、中坚、少壮辈作家，鲜有不曾与《台湾文艺》有过或深或浅的感情。

”[5]
关于《台湾文艺》的重要贡献，叶石涛对此有感人的评述，他说：“当历史的洪流，以排山倒海的巨大力量，席卷这海岛而去的时候，曾经在台湾文学史的舞台上活跃一时的旗手一个个惨然倒下去，而且似乎未曾苏醒过来。

嘹亮的歌声已不复听见，光芒殒灭，继而一段阒而无声的黑暗降临。

在此黑漆漆的暗夜里，为了寻觅一丝丝微光，有人在地上拾起被丢弃的旗帜，以微弱的声音摇旗召唤；召集伙伴，缓缓地起步，蹒跚地踏上旅程，追寻往日的光辉。

果然这些人的心血没有白费，散落在各地孤零零的灵魂，听到了召唤声欣喜雀跃，一个个地加入这队伍……他应该睡在历史的坟墓的，他是属于过去的一个时代，但他并没有睡去，以较前坚定的步伐向前走去，似乎历史之手未曾把他击倒。

他决心再在台湾文学史上写下新的一页。

”[6]这让人眼湿的文字，论述的是吴浊流对台湾文学作出的巨大贡献，这何尝不是《台湾文艺》的历史功绩呢?《台湾文艺》沿用了1934年“台湾文艺联盟”创办的同名刊物，在台湾新文学运动青黄不接的历史空挡中历经万般困惑与辛酸，“提供舞台给台湾的作家与诗人发表创作及磨练，而维护台湾新文学精神于不坠，也培养了一些新人继往开来，留下不可磨灭的脚迹与贡献，而成为台湾新文学运动薪火的传递推动者和新的开拓者。

”[7]
(二)《笠诗刊》
陈千武、林亨泰等人都承认《笠诗刊》的诞生受到了吴浊流先生的影响。

并且一半以上的创刊人也是《台湾文艺》创刊筹备会的与会人员。

会后，诗人们聚集吴瀛涛家喝茶，大家因为担心吴浊流偏重小说而商议创办纯诗刊。

茶话会后，陈千武马上写信给卓兰的詹冰和彰化的锦连、林亨泰。

1964年3月，在卓兰的詹冰家，开了创刊会议，以林亨泰提出的“笠”为刊名。

3月16日，发出发起人通知书，特别强调《笠诗刊》创刊主旨是同仁鉴于诗坛“创作选稿之流于人情”、
“以捧场或谩骂代为正当批评”的积弊，“筹组出版一够水准的，慎重其事的诗志，以挽救目前诗坛之颓废现象。

”[2]1964年6月15日，《笠诗刊》双月刊正式出版。

编辑部设在彰化。

其组织为同仁制。

参与发起的同仁计有吴瀛涛、詹冰、陈千武、林亨泰、锦连、赵天仪、白萩、黄荷生、杜国清、薛柏谷、王宪阳、古贝等12人[8]。

首任主编林亨泰策划了“笠下影”、“诗史资料”、“作品合评”等几个栏目。

这几个专栏也成为诗刊的特色栏目，并维持了很长时间。

关于《笠诗刊》的编辑规则，陈千武认为：“从开始就没有固定的形态，也没有特定的诗风与主张；……然而笠诗刊的作品有一点显著的特征，是共同创作具备现代艺术精神的乡土性格。

”[9]这表明《笠诗刊》是两种文学风格的融合。

一方面，它标榜社会性与乡土性，以“笠”命名，表现出“笠”诗人和诗风的“草根性”。

陈千武解释“笠”说：“台湾斗笠的纯朴、笃实，原始美与普遍性，不怕日晒雨打的坚忍性，也就是表示岛上人民勤奋耐劳、自由与不屈不挠的意志的象征。

”[10]另一方面，《笠诗刊》也并不绝对地排斥现代主义。

李魁贤将《笠诗刊》的创作路线概括为“现实经验论的艺术功用导向”。

《笠诗刊》的创刊人也自称采用了“新即物主义”的创作方法[2]。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诗坛弥漫着超现实主义、虚无主义之风，林亨泰等人创刊的《笠诗刊》召唤台籍诗人，以“关怀台湾现实为写作路线，集结弱势声音”[11]，希望恢复台湾原本的新文学精神，具有令人敬佩的非凡勇气和远见。

在《现代诗》休刊后，《笠诗刊》与《蓝星》、《创世纪》三足鼎立，成为五六十年代台湾诗坛四大诗刊之一。

杜国清评述《笠诗刊》发出了“不愿与官方同调的声音，甚至往往表现出对文化、社会和政治的批判和反抗的精神”[12]。

可以说，这正是对赖和以来台湾新文学精神的赓续，充分体现了台湾乡土文学的“在野”精神。

二、从《笔汇》到《文学季刊》
《笔汇》可以说是《文学季刊》之“前身”。

《笔汇》月刊是1957年创刊的。

1959年5月，尉天骢接过《笔汇》，出版“革新号”第1卷第1期，开始了《笔汇》的新时期。

参与编务的有许国衡等人。

从1960年开始，《笔汇》刊出了许多有意义的“特辑”。

例如：(1)“纪德纪念特辑”(1960年2月28日，第1卷第10期)，为了纪念纪德逝世九周年，收入了叶泥的《不安定的一粒麦子》、许国衡的《纪德与现代小说》等，并翻译了纪德的小说《德秀斯》。

(2)“奥尼尔特辑”(1960年3月28日，第1卷第11期)，收入姚一苇的《如何了解奥尼尔》，并翻译了《琼斯皇帝》。

(3)“波特莱尔特辑”(1960年4月27日，第1卷第12期)，有蔚天骢的《波特莱尔简论》等文章。

(4)“独幕剧特辑”(1960年8月1日，第2卷第1期)，收入契诃夫、叶芝等作家的独幕剧。

(5)、“诗特辑”(1960年9月1日，第2卷第2期)，有痖弦、郑愁予、纪弦、辛郁、周梦蝶、彩羽、商禽、柏谷等八位中国诗人的作品，以及里尔克等外国诗人的作品。

此外，在绘画、电影、小说等方面，《笔汇》都有“特辑”刊出。

《笔汇》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第一，它是尉天骢主持的第一本杂志。

尉天骢后来接二连三地主编了《文学季刊》、《文学双月刊》、《文季》等，在扭转台湾
文坛风向上起了极大的作用。

第二，它是陈映真文学生涯的“起跳点”，陈映真堪称20世纪70年代台湾乡土文学的“中坚力量”。

他最早的文学作品《面摊》1959年刊登在《笔汇》。

此后陆续在《笔汇》上发表过11篇小说，包括《我的弟弟康雄》、《乡村教师》等至今依然引人注目的作品。

第三，正如叶石涛所说的那样，在《笔汇》上发表过作品的作家，大部分是文学系的教授和学生，有深厚的学院派倾向，他们努力把文学拉回纯粹文学的道路上，这是值得肯定的成就。

1961年11月，《笔汇》出版了第24期后停刊。

1966年10月10日，《文学季刊》创刊。

发行人为尉素秋，主编是尉天骢，在出版了10期后，于1970年2月休刊。

短短十期《文学季刊》，却刊登了陈映真的4篇小说、王祯和的5篇小说、黄春明的5篇小说，列举如下：第一期：陈映真《最后的夏日》；第二期：陈映真《堂倩的喜剧》，王祯和《来春姨悲秋》；第三期：陈映真《第一件差事》，王祯和《嫁妆一牛车》，黄春明《青番公的故事》；第四期：陈映真《六月里的玫瑰花》，黄春明《溺死一只老猫》；第五期：王祯和《五月十三节》，黄春明《看海的日子》；第六期：黄春明《儿子的大玩偶》；第七期：王祯和《三春记》；第九期：王祯和《永远不再》，黄春明《锣》[13]。

考察这三位对台湾文坛产生巨大影响的作家创作生涯(黄春明、陈映真、王祯和后来转入对台湾“后殖民主义”的批判：黄的《苹果的滋味》、《莎哟娜拉·再见》、《我爱玛莉》、《小寡妇》；陈的《华盛顿大楼》系列；王的《小林来台北》、《美人图》、《玫瑰玫瑰我爱你》，都对台湾后殖民社会结构的进行透彻地解析，是研究台湾文学史不可或据的文本)，由此，我们不难明白《文学季刊》的历史价值：第一，据现有的资料表明，台湾文坛对黄春明和王祯和的熟悉，是从《文学季刊》开始。

五六十年代台湾的重要文学期刊《文学杂志》和《现代文学》(第26期前)都未见黄春明的“踪迹”。

王祯和在《现代文学》(第26期前)仅发表过《鬼·北风·人》、《永远不再》、《快乐的人》三篇小说。

应该说，作为声名显赫的乡土小说”中坚人物”，两人是在《文学季刊》上走向“成熟”的。

第二，较之黄、王两人，陈映真更早地为人知晓。

《文学季刊》之“前身”《笔汇》，早就刊登了他的11篇小说。

而且在白先勇、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等创刊的《现代文学》上，陈映真的名字也屡屡出现。

据笔者查证，在《文学季刊》面世前，陈映真至少在《现代文学》发表过6篇小说：分别刊登在第18期、19期、21期、22期、23期、25期上。

其中第19期刊载的《将军族》一直被认为陈映真的代表作，它预示了陈映真创作的某种转型。

不过，即使是《将军族》，陈映真也给“小瘦丫头”、“三角脸”这样卑微的小人物安排了一个浪漫伤感的结局。

从《文学季刊》“重新出发”，陈映真的作品更坚定地面对台湾的现实。

陈映真曾给自己创作分期，认为自己从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开始，从迷离、伤感、苍白的状态走了出来，这都是在《文学季刊》创刊之后。

第三，《文学季刊》虽然始终没有发表过《发刊词》来表明立场，除接连刊登黄春明、王祯和、陈映真三位乡土小说“中坚人物”的作品外，施叔青和李昂姐妹、七等生等人具有现代性意味的小说，也在《文学季刊》上发表。

但《文学季刊》仍旧以它不容忽视的趋势，成为20世纪70年代乡土文学风潮的“前哨站”。

《文学季刊》休刊一年后，于1971年1月复刊，更名为《文学双月刊》，至同年4月第3期后再度休刊。

1973年8月再以《文季》复出，出版3期后停刊。

“但在《文季》停刊时，文坛的气候完全改变了。

在这个时候，‘乡土’和‘现实’已不再成为禁忌……也就在这一年三月，黄春明的两本小说集《锣》和《莎哟娜拉·再见》由远景出版社出版，空前的畅销，由此充分显示，‘乡土文学’的时代已经来临了。

”[13]
三、文艺期刊与文艺思潮的互动
文艺期刊和文艺思潮的结盟，从来就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

人们创办文艺期刊，往往都有自己明确的目标，或为了控制、争夺话语权，或为了传承某种文学传统，或为了争取文学生存空间。

不管出于何种目的，文艺期刊总会体现出一定的文艺思潮倾向，或者干脆就积极地倡导某种文艺思潮。

从我们介绍的《台湾文艺》、《笠诗刊》、《笔汇》和《文学季刊》来看，它们的价值取向与台湾乡土文艺思潮具有相当程度的“共谋”关系。

1964年，由一群台湾省籍作家筹备创刊的《台湾文艺》和《笠》，本身就具有鲜明自觉的台湾乡土意识。

他们试图在歌功颂德之类作品充斥的20世纪60年代台湾文化场域，以自己的行动“为台湾文学找到自己的家”(傅银樵)，恢复“台湾本身原有的新文学精神”(陈千武)。

从文学层面来说，《台湾文艺》和《笠诗刊》的创刊人对“台湾”地域色彩和台湾新文学精神的强调，就是一种明显的乡土文艺思潮的价值取向。

虽然《笔汇》和《文学季刊》也刊登过现代主义作品，但它们仍旧以不容忽视的姿态显示了对台湾“乡土文学思潮”的亲和。

尤其是两份刊物主持人尉天骢的文学理念，与乡土文艺思潮在20世纪70年代凸显为主流型文学思潮有密切的联系。

在关杰明和唐文标声讨了现代主义诗歌之后，陈映真、尉天骢等则对小说领域的现代主义思潮发起挑战。

尉天骢的两篇长论文《对现代主义的考察——幔幕掩饰不了污垢》、《对个人主义文艺的考察——站在什么立场说什么话》，批判了欧阳子和王文兴及其代表的现代主义文艺思潮，加剧了台湾文坛对现代主义的反思，成为20世纪70年代现实主义、乡土文学思潮的重要旗帜。

现代主义与乡土文学思潮的论争，在1977年前后甚至演变成激烈的“乡土文学论战”。

此后，一直持续发行的《台湾文艺》和《笠诗刊》两份刊物似乎走向了政治层面，以台湾文学的名义，灌输褊狭的“台湾意识”。

例如陈千武、林文钦和李乔相继主办的117期到152期《台湾文艺》，就在舆论上支持陈芳明、林双不的“台独”理论，在编辑内容方面对“台语文学”特加宣扬。

尤其是《台湾文艺》所谓的“理论旗手”叶石涛等鼓吹“台湾文学国家化”[14]。

诸如此类的论调，引起了同为乡土作家和理论家的陈映真等人的警惕，遭到了许多同行的强烈批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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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杜国清.笠·台湾·中国·世界[J].笠诗刊，1989，(151).
[13] 吕正惠.从《笔汇》到《文季》[J].文讯杂志，2003，(213).
[14] 丁帆.中国大陆与台湾乡土小说比较史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