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内生发展理论视角下的乡村振兴实践

新内生发展理论视角下的乡村振兴实践
作者：王兰
来源：《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04期
摘要：基于在大兴安岭南麓片区的田野调查，通过引入新内生发展理论，提出认同、赋权、创新、合作四要素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动力。

乡村振兴需要理性认知村落的命运，树立文化自信，提升主体对乡村“地域-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要通过确权、赋能提升村民可行性能力，进而将内外资源相结合，因地制宜积极参与政策、组织、业务和技术等的创新实践活动。

在乡村振兴过程中还要注意加强知识、部门、地区的联动。

四要素的有机结合能够提升农牧民的主体地位，激活内外发展动力，对推动乡村振兴，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新内生发展;乡村振兴;脱贫;大兴安岭南麓片区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20）04-0065-10
收稿日期：2019-12-21 DOI：10.13968/ki.1009-9107.2020.04.0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7CMZ041）
作者简介：王兰（1986-），女，吉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经济、农村社会治理。

引言
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要求。

乡村振兴战略的首要任务是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

我国实施大规模扶贫开发，使7亿多农村人口摆脱贫困。

尤其是2012-2019年，扶贫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截至2019年末，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从2012年末的9 899万人减少至551万人，累计减少9 348万人;贫困发生率从2012年的10.2%下降至0.6%，累计下降9.6个百分点[1]。

脱贫攻坚战中积累的诸多实践经验都可应用在乡村振兴实践中。

面对乡村出现的老弱化、空心化、产业结构不合理、缺少创新力和合作精神等问题，亟需整合乡村内外资源，提高内生发展动力。

当前中国乡村存在的诸多问题在欧美一些国家也曾出现过。

二战后，随着欧洲国家工业化、城市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大量资本涌入城市，城市被视为经济发展的增长极，而乡村被认为是落后的。

当时主流的外生式发展理论认为，乡村的发展必须依靠城市，同时政府鼓励乡村劳动力和资本外流。

外生式发展的典型特征是自上而下的发
展，乡村的发展依赖于外部的持续补贴和政府的决策;重视农业的生产，而忽略乡村、农民的发展;以外部专家和规划者的知识作为发展的支配力，而忽视乡村内部的地方性知识。

这其实是一种破坏性发展模式，它忽视了乡村地区的文化和环境差异[2]，因而外生式发展虽然带来了短暂的繁荣，但终因项目和现代知识技术水土不服，难以扎根，甚至导致乡村更为落后。

为了扭转外生发展带来的困境，1975年瑞典 Dag Hammarskjld 财团的报告中正式提出“内生式发展”的概念。

它强调乡村发展只能来自内部，应基于乡村自身价值进行“造血”，自力更生，保护生态。

但此理论过分强调内部力量的作用，因而也存在着偏差。

在拥有重要资源的地区，以地方为中心的自下而上发展模式尚可，但是在贫困地区却不然。

实际上，贫困地区内生发展能力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的。

因其本身内部发展能力有限、资源缺乏、人口外流等诸多因素，乡村建设在很长一段时间仍需要外部力量的推动和支持。

鉴于此，欧盟国家为了发展乡村经济，于1991年推出了LEADER计划[3]，并在其指导下成立诸多地方行动小组（LAG）。

该计划强调当地利益相关者的行动和互动，注重平衡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影响，并围绕内生和外生的资源进行整合发展。

总结LEADER成功经验后，英国泰恩河畔纽卡斯尔大学教授克里斯托弗·雷（Christopher Ray）于2001年在他的Culture Economies[4]中正式提出新内生发展（Neo-endogenous development）概念。

这是一种超越内生和外生的发展理论[5]。

新内生发展理论强调发展应是一个地域的发展，特别关注当地人的需求、能力和观点，将发展情境化[5]，而不仅仅强调农业这个产业部门的发展;鼓励以整体视角进行地方增权，克服被排斥的局面，为地方资源增值，强化社会联系，促进创新[3];重视当地资源和当地参与，强调扎根本土;重新定位地区发展，尽可能保留有关地区内的最终利益，同时又要充分利用内部和外部市场、机构和网络[2]，实现各种社会行动者之间的伙伴关系和长期合作，以支持地方发展[6]。

总之，新内生发展是一种可持续的发展理念，它对外生发展理论和内生发展理论都进行了反思，拋弃了那些片面和排他性依赖的观点，在平衡和整合了特定地域的内部和外部资源后，利用自身资源来获取外部资源，将所有外部干预转化为内部发展和建设的动力，以增强农民对乡村建设的拥有感，促进当地发展。

新内生发展理论是国外解决乡村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而产生的，对我国的乡村振兴有借鉴作用。

大兴安岭南麓片区（大兴安岭南麓集中连片特困区的简称）地跨内蒙古、吉林、黑龙江3省（区）的5个市（盟）、19个县（旗），区域内有13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是国家扶贫开发攻坚战主战场之一。

2017年有35万贫困人口，这几年脱贫攻坚战取得了重大成效，全区贫困群众普遍实现不愁吃、不愁穿，安全用水、危房改造、通路通网在大部分地区得到了解决，所有建档立卡贫困户都纳入了农村合作医疗，适龄儿童基本入学，异地搬迁任务基本完成，人居环境明显改善，农村基层治理能力显著提高。

但是，在调研中也发现目前此区农牧村的发展仍存在诸多问题：（1）乡村人口大量外流，老弱化现象严重。

例如，调研的X村按学术研究惯例，文中对涉及的地名进行了匿名化处理。

中最年轻的是60岁的村长，B村青壮年基本都外出务工，全村仅剩下不足50人。

虽然外出务工是解决贫困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但这导致乡村人力资源严重不足。

（2）片区集体经济薄弱，有些村委会外债高达数百万元，群众无可持续的财政性收益，贫困户主要靠“补贴”脱贫，造成贫困群众陷入福利陷阱，非贫困人
口产生“悬崖效应”[7]，村基层治理出现“内卷化”危机[8]。

（3）农民创新意识不强、安于现状、墨守陈规，缺少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例如片区大部分旱田都以玉米种植为主，农户认为种植玉米不仅能获得国家的补贴，而且最为“省心”，更重要的是祖祖辈辈的经验使得种植玉米所要承担的风险比其他作物特别是经济作物少。

（4）乡村建设中对地方性知识重视不够，部分政策不能与当地实际相结合做到上下联动、内外协调。

同时片区内部各省（区）协作较少。

这一系列的问题都不利于大兴安岭南麓片区的乡村建设和发展。

为了破解乡村振兴的难题，笔者将国外新内生发展理论与自身在大兴安岭南麓片区进行的田野调查相结合，提出要激活乡村内生动力、实现全面小康、留住美丽乡村就必须全社会联动，重视乡村发展的关键变量——认同、赋权、创新、合作的作用，并处理好彼此之间的复杂关系。

一、认同——乡村振兴的前提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乡村整体呈现出贫困、衰败的迹象。

在调研中发现即便在产业较为兴旺的甘南县S村中的年轻人也很少愿意留在乡村生活。

而那些经济欠发达、人口密度低的村子，由于乡村公共服务设施不到位，影响企业创造率，导致乡村中企业减少，就业机会随之减少，从而加剧乡村移民和老龄化的进程，老龄化又会再次降低乡村地区的人口密度，形成一个恶性循环的闭合圈[9]。

要打破此怪圈，实现乡村脱贫致富和全面振兴，首先要确保传统村落的存在，并要有生活在村落中的人。

因此，目前乡村发展急需解决的就是让缺失的主体（人）有序的回归[10]。

主体回归的动力和心理基础是对乡村“地域-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对乡村地域的归属、农民身份的认可、乡土文化的认知、乡土社会的情感和乡村未来的期待，形成了乡村的“地域-文化”认同。

它是凝结和聚合乡村发展主体的重要力量，也是主体决心为了共同的需要和期望而努力奋斗的心理起点。

对“乡村-地域”文化的认同能够激发村民的积极性，唤醒他们的主体意识，参与、管理和监督乡村建设;能够激发该地域相关主体返乡，形成“新乡贤”，增强乡土人力资本;能够唤醒全社会对乡村的认可和关注，最终形成共同的心理基础，从而振兴乡村。

总之，“地域-文化”认同是乡村脱贫攻坚的内生动力，也是乡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

对乡村“地域-文化”认同具有群体性特点，实现起来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足够的条件和深厚的背景沉淀，或某些持续性的影响[11]。

（一）理性认知村落的命运，尊重村落发展规律
延续了几千年的村落，在现代化浪潮的推动下正发生着巨变。

随着城镇化的加速，弃村进城的人口不断增多。

村落何去何从，关乎乡村发展命运。

村落是一个生命体，像所有生命一样会遵循成长、长大、衰落、灭亡的自然规律，一些村落的自然消亡是村落发展规律所决定的[12]9。

由于自然环境恶劣、生态脆弱、交通不便等原因，不再适合人类居住的村落会逐渐凋敝、空壳、消失。

从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和我国的国情来看，村落终结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变迁过程。

村落存在的农业基础没有消失，其长期存在仍是历史
的必然。

正因如此，可以从以下两方面进行努力：其一，通过电视、报纸、杂志，特别是手机网络等各种媒体广泛宣传乡村存在的价值，使人们意识到乡村是农业生产的载体，是情感之根，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稳定器和蓄水池，是城市发展的基本前提。

同时，要尊重农业发展的规律，不能人为的强拆并村。

其二，通过政策宣传和文化下乡的方式，宣讲我国的国情、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内涵、本村发展的蓝图等，提高村民理解能力和从业兴趣，从内心深处增强“地域-文化”认同，积极参与到乡村建设中[13]。

例如，兴安盟的很多村将脱贫攻坚计划进行了分解，并制成挂图，让群众对村落的扶贫工作和村整体的发展有清楚的了解并对村落未来充满信心。

（二）重拾乡土文化，树立文化自信
认同是村民团结之根、和睦之魂。

加强乡土地域和文化认同的根本途径是重拾乡土文化，重新认识乡土文化的价值，重塑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的树立，能够充分调动和发挥乡村内部主体力量，存续乡村社会资本，提升内生发展动力。

所谓乡土文化，是指乡村区域内的人群在生产实践中创造的、在乡村广泛流传的文化形式，它們是中国传统非物质文化和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12]18。

乡土文化内容丰厚，包括乡土人情、风俗习惯、传统节庆娱乐、民间艺术、民间信仰、价值观念、宗族文化、乡村景观等。

优秀的乡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源泉，也是美丽乡村建设的“软实力”。

其一，开展各种文体活动，将乡土文化发扬和传承下去。

葛根庙镇H村在每个寒暑假期间都有一位老先生免费教村里的孩子们蒙古族传统乐器——四胡的演奏。

黑龙江兰西县的挂钱博物馆，每年都会组织“非遗”进校园活动，并到村中教妇女剪挂钱，M村就有20多人初步掌握了这门手艺。

通过各种途径，可以将饱含村民对乡村生活态度、情感寄托的民间艺术和活动传承下去，进而留住“乡土味道”。

其二，通过宣传、评选、惩戒等方式，将诚实守信、守望相助、尊老爱幼、艰苦朴素等优秀乡土文化传承下去。

众多村落中悬挂的“新二十四孝图”以及院墙上绘制的各种宣传画，都能从感观上教育和引导村民树立孝道。

科尔沁右翼中旗实施的“一带、两转、三改”农牧民素质提升工程提出每年要评选出文明农牧民（好婆婆、好媳妇、好邻里等），最美人物（孝星、家长、乡医、教师等），勤劳致富能手（冬季劳动能手、庭院经济能手、舍饲养殖能手等），十佳脱贫户，并颁发证书。

同时为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还对建档立卡的贫困户进行积分制管理，可以拿积分兑换日用品。

在调研中也发现，几乎每个村都有村规民约，特别是S村的村规民约早已印刷成册，户均一册，严格遵守。

该村村规民约是村民长期生活在一起形成的约定俗成的价值观念、风俗习惯和行为准则，是符合实际、不违法，又具有可操作性的规范，保留了乡土美德和智慧。

其三，加大对乡村学校投入，将乡土文化进行代际存续。

乡土文化是民族传统文化的源头与载体，乡土教育是传承和创造这一载体的途径。

乡土教育能够增进人们对乡土文化的认知，激发乡土意识，产生乡土认同。

应重视对乡村学校的建设和投入，将其作为乡村文化的存续基
地，让学生亲身观察、体验生活周遭的事物，了解并认同乡土文化。

县乡各级学校都要编写乡土特色的校本教材，让学生记住乡村，守住乡土文化。

（三）重建乡村文化景观，增强共同记忆
乡村的文化景观是乡村认同的物质载体，是村民改造自然和适应自然的结晶，包括生产型景观，如田埂线;生活型景观，如民居、村落形态;信仰型景观，如祠堂、庙宇;记忆型景观，如古树、河塘、大山。

这些乡村景观，是村民对乡村共同的记忆，是凝聚村民情感的纽带，是外出村民精神的归宿。

为了破解乡村振兴的难题，笔者将国外新内生发展理论与自身在大兴安岭南麓片区进行的田野调查相结合，提出要激活乡村内生动力、实现全面小康、留住美丽乡村就必须全社会联动，重视乡村发展的关键变量——认同、赋权、创新、合作的作用，并处理好彼此之间的复杂关系。

一、认同——乡村振兴的前提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乡村整体呈现出贫困、衰败的迹象。

在调研中发现即便在产业较为兴旺的甘南县S村中的年轻人也很少愿意留在乡村生活。

而那些经济欠发达、人口密度低的村子，由于乡村公共服务设施不到位，影响企业创造率，导致乡村中企业减少，就业机会随之减少，从而加剧乡村移民和老龄化的进程，老龄化又会再次降低乡村地区的人口密度，形成一个恶性循环的闭合圈[9]。

要打破此怪圈，实现乡村脱贫致富和全面振兴，首先要确保传统村落的存在，并要有生活在村落中的人。

因此，目前乡村发展急需解决的就是让缺失的主体（人）有序的回归[10]。

主体回归的动力和心理基础是对乡村“地域-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对乡村地域的归属、农民身份的认可、乡土文化的认知、乡土社会的情感和乡村未来的期待，形成了乡村的“地域-文化”认同。

它是凝结和聚合乡村发展主体的重要力量，也是主体决心为了共同的需要和期望而努力奋斗的心理起点。

对“乡村-地域”文化的认同能够激发村民的积极性，唤醒他们的主体意识，参与、管理和监督乡村建设;能够激发该地域相关主体返乡，形成“新乡贤”，增强乡土人力资本;能够唤醒全社会对乡村的认可和关注，最终形成共同的心理基础，从而振兴乡村。

总之，“地域-文化”认同是乡村脱贫攻坚的内生动力，也是乡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

对乡村“地域-文化”认同具有群体性特点，实现起来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足够的条件和深厚的背景沉淀，或某些持续性的影响[11]。

（一）理性认知村落的命运，尊重村落发展规律
延续了几千年的村落，在现代化浪潮的推动下正发生着巨变。

随着城镇化的加速，弃村进城的人口不断增多。

村落何去何从，关乎乡村发展命运。

村落是一个生命体，像所有生命一样会遵循成长、长大、衰落、灭亡的自然规律，一些村落的自然消亡是村落发展规律所决定的
[12]9。

由于自然环境恶劣、生态脆弱、交通不便等原因，不再适合人类居住的村落会逐渐凋敝、空壳、消失。

从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和我国的国情来看，村落终结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变迁过程。

村落存在的农业基础没有消失，其长期存在仍是历史的必然。

正因如此，可以从以下两方面进行努力：其一，通过电视、报纸、杂志，特别是手机网络等各种媒体广泛宣传乡村存在的价值，使人们意识到乡村是农业生产的载体，是情感之根，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稳定器和蓄水池，是城市发展的基本前提。

同时，要尊重农业发展的规律，不能人为的强拆并村。

其二，通过政策宣传和文化下乡的方式，宣讲我国的国情、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内涵、本村发展的蓝图等，提高村民理解能力和从业兴趣，从内心深处增强“地域-文化”认同，积极参与到乡村建设中[13]。

例如，兴安盟的很多村将脱贫攻坚计划进行了分解，并制成挂图，让群众对村落的扶贫工作和村整体的发展有清楚的了解并对村落未来充满信心。

（二）重拾乡土文化，树立文化自信
认同是村民团结之根、和睦之魂。

加强乡土地域和文化认同的根本途径是重拾乡土文化，重新认识乡土文化的价值，重塑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的树立，能够充分调动和发挥乡村内部主体力量，存续乡村社会资本，提升内生发展动力。

所谓乡土文化，是指乡村区域内的人群在生产实践中创造的、在乡村广泛流传的文化形式，它们是中国传统非物质文化和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12]18。

乡土文化内容丰厚，包括乡土人情、风俗习惯、传统节庆娱乐、民间艺术、民间信仰、价值观念、宗族文化、乡村景观等。

优秀的乡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源泉，也是美丽乡村建设的“软实力”。

其一，开展各种文体活动，将乡土文化发扬和傳承下去。

葛根庙镇H村在每个寒暑假期间都有一位老先生免费教村里的孩子们蒙古族传统乐器——四胡的演奏。

黑龙江兰西县的挂钱博物馆，每年都会组织“非遗”进校园活动，并到村中教妇女剪挂钱，M村就有20多人初步掌握了这门手艺。

通过各种途径，可以将饱含村民对乡村生活态度、情感寄托的民间艺术和活动传承下去，进而留住“乡土味道”。

其二，通过宣传、评选、惩戒等方式，将诚实守信、守望相助、尊老爱幼、艰苦朴素等优秀乡土文化传承下去。

众多村落中悬挂的“新二十四孝图”以及院墙上绘制的各种宣传画，都能从感观上教育和引导村民树立孝道。

科尔沁右翼中旗实施的“一带、两转、三改”农牧民素质提升工程提出每年要评选出文明农牧民（好婆婆、好媳妇、好邻里等），最美人物（孝星、家长、乡医、教师等），勤劳致富能手（冬季劳动能手、庭院经济能手、舍饲养殖能手等），十佳脱贫户，并颁发证书。

同时为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还对建档立卡的贫困户进行积分制管理，可以拿积分兑换日用品。

在调研中也发现，几乎每个村都有村规民约，特别是S村的村规民约早已印刷成册，户均一册，严格遵守。

该村村规民约是村民长期生活在一起形成的约定俗成的价值观念、风俗习惯和行为准则，是符合实际、不违法，又具有可操作性的规范，保留了乡土美德和智慧。

其三，加大对乡村学校投入，将乡土文化进行代际存续。

乡土文化是民族传统文化的源头与载体，乡土教育是传承和创造这一载体的途径。

乡土教育能够增进人们对乡土文化的认知，激发乡土意识，产生乡土认同。

应重视对乡村学校的建设和投入，将其作为乡村文化的存续基地，让学生亲身观察、体验生活周遭的事物，了解并认同乡土文化。

县乡各级学校都要编写乡土特色的校本教材，让学生记住乡村，守住乡土文化。

（三）重建乡村文化景观，增强共同记忆
乡村的文化景观是乡村认同的物质载体，是村民改造自然和适应自然的结晶，包括生产型景观，如田埂线;生活型景观，如民居、村落形态;信仰型景观，如祠堂、庙宇;记忆型景观，如古树、河塘、大山。

这些乡村景观，是村民对乡村共同的记忆，是凝聚村民情感的纽带，是外出村民精神的归宿。

为了破解乡村振兴的难题，笔者将国外新内生发展理论与自身在大兴安岭南麓片区进行的田野调查相结合，提出要激活乡村内生动力、实现全面小康、留住美丽乡村就必须全社会联动，重视乡村发展的关键变量——认同、赋权、创新、合作的作用，并处理好彼此之间的复杂关系。

一、认同——乡村振兴的前提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乡村整体呈现出贫困、衰败的迹象。

在调研中发现即便在产业较为兴旺的甘南县S村中的年轻人也很少愿意留在乡村生活。

而那些经济欠发达、人口密度低的村子，由于乡村公共服务设施不到位，影响企业创造率，导致乡村中企业减少，就业机会随之减少，从而加剧乡村移民和老龄化的进程，老龄化又会再次降低乡村地区的人口密度，形成一个恶性循环的闭合圈[9]。

要打破此怪圈，实现乡村脱贫致富和全面振兴，首先要确保传统村落的存在，并要有生活在村落中的人。

因此，目前乡村发展急需解决的就是让缺失的主体（人）有序的回归[10]。

主体回归的动力和心理基础是对乡村“地域-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对乡村地域的归属、农民身份的认可、乡土文化的认知、乡土社会的情感和乡村未来的期待，形成了乡村的“地域-文化”认同。

它是凝结和聚合乡村发展主体的重要力量，也是主体决心为了共同的需要和期望而努力奋斗的心理起点。

对“乡村-地域”文化的认同能够激发村民的积极性，唤醒他们的主体意识，参与、管理和监督乡村建设;能够激发该地域相关主体返乡，形成“新乡贤”，增强乡土人力资本;能够唤醒全社会对乡村的认可和关注，最终形成共同的心理基础，从而振兴乡村。

总之，“地域-文化”认同是乡村脱贫攻坚的内生动力，也是乡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

对乡村“地域-文化”认同具有群体性特点，实现起来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足够的条件和深厚的背景沉淀，或某些持续性的影响[11]。

（一）理性认知村落的命运，尊重村落发展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