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社会学的历史贡献与局限

周晓虹：经典社会学的历史贡献与局限
●周晓虹
内容提要：经典社会学是西方社会学的最初形态，它是现代工业社会的产儿，用吉登斯的话来说，是与“现代性”(modernity)共生的现象。

经典社会学的产生受到法国大革命和英国工业革命的双重影响，而它的断裂及由欧洲传统向美国传统的转变（所谓“经典社会学”向“现代社会学”的转变）则与两次世界大战休戚相关。

经典社会学不仅为一门新生的学科赢得了话语权利，而且为这一学科提供了延续至今的理论范式，对当时人类尤其是欧洲文明所遭遇的危机做出了出色的回应。

作为一个时代的产物，经典社会学也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时代的局限：一方面，它的不同理论和理论家之间充满矛盾冲突；另一方面，它在论述社会变迁时又常常求助于某种单一的解释。

在18和19世纪的科学革命影响下形成的实证主义，既塑造了它的基本品质，又在相当的程度上影响到其健康发展。

( 燕南, )
关键词：经典社会学/历史贡献/历史局限
一
在西方社会学160余年的历史发展中，被称作“经典”(Classic)的这段时期始自19世纪中叶，止于20世纪20年代左右。

具体说，止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

在其他文献中，我们论述了西方社会学理论的诸种范式以及这个学科本身主要在欧洲的发展历程。

[1]这样一种表述，其实触及了经典社会学理论及那些至今在西方社会学中仍然占有主导地位的理论范式发生的时空问题。

具体说来，从时间上说，经典社会学理论及相关范式产生于1850年代到1920年代的70年间；从空间上说，欧洲是经典社会学主要的社会和知识土壤，而那时的美国只是它的影响波的最后一圈，或者用现代发展社会学的语言，它还处在社会学这个现代知识体系的边陲地带。

( 燕南, )
上述时空限定，决定了这样一些事件对经典社会学的产生及其断裂具有决定性的影响，那就是：法国大革命和英国工业革命，以及两次世界大战。

就社会学的出现而言，美国社会学家D.P.约翰逊提出，社会学的产生动力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是“前所未有的复杂的社会变迁”；其二是这种变迁获得了来自知识界的有意关注，因为正是“急剧的社会变迁……有可能提高人们自觉地反复思考社会形式的程度”。

[2](P18)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认为，社会学是剧烈的社会变迁或现代性出现的直接后果之一，而“这些变迁的核心就是18和19世纪欧洲发生的‘两次大革命’”，[3](P46)即法国的政治革命和英国的工业革命。

因此，我们也可以说，欧洲社会学不过是对因工业文明和民主政治而导致的旧制度的崩溃所产生的秩序问题的种种反应而已。

不过，尽管法国的政治革命和英国的工业革命对社会学的出现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但从当时的直接效果来看，两者的作用大不相同。

具体说来，虽然从法国大革命摧毁了封建制度，并成为现代资本主义诞生的助产婆这一根本意义上说，它对西方社会学的出现无疑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但从直接而浅表的层面看，社会学的出现最初乃是对法国大革命及革命造成的旧社会秩序崩溃后果的消极回应。

对社会学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正是这一点导致了社会学中自孔德起到现在为止始终占主导地位的保守主义倾向。

[4] ( 燕南, )
同法国的政治革命相比，社会学从源于英国的工业革命中汲取的力量则更多是正面的。

工业革命尽管始自18世纪60年代以纺纱机取代传统纺车的变革，但它本身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事件，而是西方世界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积累起来的各种相互关联的因素的一次大推进。

这次大推进造成了大批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工业体系、进入城市；造成了工厂在一系列技术的不断改进下的转变；而伴随着大工业的要求，现代分工体系和科层制度也随之出现；以市场为中心的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开始确立……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工业化不仅是促成西方社会学产生的重要因素，甚至就是现代社会赖以存在的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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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社会学的产生受到导源于欧洲的两次大革命的深刻影响，那么经典社会学的断裂则是同样爆发在欧洲的两次世界大战的直接后果。

正是这两次世界大战不仅使得社会学发展的时间延续被打断，或者说从经典时期进入现代时期，而且也是战争使得社会学的生存和发展发生了空间上的大挪移：从欧洲转往美国，或者说在欧洲开始蜕变为这个知识体系的边陲或起码是半边陲时，美国开始成为它的中心。

( 燕南, )
1920年代以后，经典社会学在欧洲已经有了70余年的历史，它的知识体系逐渐形成，具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层出不穷，但为什么这时会发生历史延续上的中断和实践场域上的转移呢？ ( 燕南, )
1987年，杰弗里·亚历山大为经典社会学的终结给出了比较充分的解释，结合这种解释，我们可以沿着从微观到宏观的思路归纳出如下原因：(1)知识背景方面的问题。

具体说来，在欧洲不存在使社会学理论获得合法化和具体化的强劲的经验研究传统。

我们论述过，尽管在1920年代以前欧洲的主要工业化国家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某种经验研究的传统，但社会学理论和经验研究的最终结合是在美国实现的。

欧洲社会根深蒂固的古典哲学和人文传统在相当的程度上成了社会学生长的知识藩篱。

[5](2)学科制度方面的障碍。

欧洲的学术体制没有给社会学留出多少发展和生存的余地与空间，这从那些名闻遐迩的经典大师们的个人遭遇中可见一斑，他们在生前几乎没有任何人获得过社会学教授的学衔（即使是幸运的迪尔凯姆也只获得了半个社会学教授的学衔，他的另半个学衔是教育学教授）。

(3)社会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因素，用亚历山大的话说，“这种状况可以毫不夸张地被看作欧洲文明本身的危机”。

[6](PP1-2)我们知道，欧洲的社会学尤其是从法国启蒙传统上发展出的占主流地位的实证社会学或社会事实范式，在相当的时间里一直受到人类可以通过理性来解决世俗工业社会问题的乐观主义信念的鼓舞，但是欧洲文明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危机，尤其是作为危机之突出表现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将这种信念击得粉碎。

最后，(4)两次世界大战的直接冲击。

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还只是使经典社会学在欧洲的发展受到了重创，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则将这株饱受摧残的大树连根拔起。

是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甚至包括迪尔凯姆和韦伯这样的思想大师都直接或间接地死于战争；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则使包括马克思主义者在内的所有社会学家都难以在欧洲继续生存下去，像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整建制地迁往美国就是这种说法的明证之一。

但是，也同样是在上述各个领域，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却为社会学的迁移做好了全部准备。

( 燕南, )
顺便说来，尽管在经典社会学家和后来的现代社会学家之间所作的划分看起来是人为的，但仔细分析起来我们还是可以发现在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些客观的界线。

除了上述时空界线以外，同自芝加哥学派开始的以美国人为主的现代社会学家相比，判断所谓经典社会学家的标准大致可以从以下诸方面进行： ( 燕南, )
第一，以作为学科的社会学是否建立为标准。

在经典社会学家生活的时代，社会学还没有获得合法的学科地位，它的学科身份准确地说是以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建立为标志的。

不过，尽管在时间上有某些重合，但因为1892年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建立并没有对欧洲大陆的社会学发生什么明显的影响，因此，从这时起到1920年代甚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为止，欧洲大陆的社会学家仍然是在合法的学科体制之外从事自己的研究和教学的，所以他们仍然不能跨入现代社会学家之列。

( 燕南, )
第二，以是否获得职业社会学家的身份为标志。

经典时代的社会学家不但难以获得真正的社会学家的身份，而且事实上他们本身也同时可能是甚至主要是其他学科的研究者，这与现代时期社会学家的“专业化”恰成对照。

在现代社会学家的眼中，“十九世纪是这样一个时期，社会学正在寻求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认可，以便能够进入学术圈。

有些学者成功了，成为声名显赫的学者，诸如马克斯·韦伯、爱弥尔·迪尔凯姆和乔治·赫伯特·米德这样的知识获益者。

有些学者，诸如赫伯特·斯宾塞，在学术圈之外赢得了巨大的声望。

另一些学者，像格奥尔格·齐美尔，在学术共同体中遭遇了明显的歧视。

还有一些学者，像卡尔·马克思，却从来不将自己视为社会学家或科学家，也从来没有成为已经建立起来的知识或科学圈子的一部分。

”[7](PP1-2)不过，能够看到的是，那些现代时期的社会学家在获得学术体制所赋予的包括职位、薪水和声望在内的种种利益的同时，也失去了经典社会学家所独有的五色斑斓的人生体验和学术经历。

( 燕南, )
第三，以社会学理论是否具有明显的国别性或地域性为尺度。

在经典时代，尽管资本主义已经开始了其在全球范围内的现代化历程，但是地域的藩篱并没有被彻底打破。

不但不同的学科之间，而且同一学科的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仍然存在着深深的交流和沟通的鸿沟。

反映在经典社会学中，那个时代的社会学家及他们的理论都具有明显的国别甚至地域色彩。

比如，社会事实范式以法国人为代表，社会释义范式和社会批判范式以德国人为代表，社会行为范式则以英国人和意大利人为代表……但是进入现代以后，我们则看到这一景象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美国成为所有传统的汇集地”。

[8](P292)其实，这种社会学理论的国别或地域特点，也是在那个时代不可能出现对不同理论加以综合的理论企图的重要原因之一。

( 燕南, )
单就论述经典社会学的历史贡献和局限来说，了解其产生背景以及对其产生和断裂具有重要意义的那些事件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知道，按照米尔斯或科塞的观点，无论是贡献还是局限，或是由贡献和局限构成的对后世的影响，其实都是生活在具体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中，且有着自己独特的个人经历与体验的人，对自己时代所发生的社会变迁做出的某种反应而已。

[9] ( 燕南, )
二
每一个以社会学为志业的人，都会意识到也希望我们自己能够成为自孔德、马克思、迪尔凯姆、韦伯、齐美尔和帕雷托起延续至今的知识链条上的一环，尽管可能只是最微不足道的一环。

为此，了解并掌握经典社会学家的思想精髓，是每一个后来者将这一知识体系延续下去的前提条件。

从这样的立场和前提出发，我们能够发现，经典社会学家起码在以下诸方面为这一学科乃至这一学科所关注的人类社会做出了自己独有的贡献：( 燕南, )
首先，经典社会学家们为社会学这样一门崭新的社会科学的出现作了最初的可能也是最为重要的铺垫。

我们在本文开头及注释[1]中提及的其他著述中，已经通过对诸多经典社会学家及其思想的阐释，论述了在1850年代左右，这个现在被称作“社会学”的全新的知识体系是如何伴随着现代性的出现而脱颖而出的。

我们都了解，孔德的sociologie/sociology为这门新生的社会科学找到了最为合适的名称，但是社会学绝不是孔德一个人的智力游戏的结果，它是那个时代无数思考人性与社会秩序及其在工业社会中的变动境况的睿智者共同的精神产儿；而今天已经成为庞大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核心部分的现代社会学和后现代社会学，不过是这份遗产的一种自然延续。

( 燕南, )
其次，经典社会学家们为社会学这样一门年轻的社会科学提供了基本的理论范式，他们对社会生活鞭辟入里的分析使得我们至今还生活在这些大师们的智力阴影之中。

根据马克斯·韦伯的“理想类型”和托马斯·库恩的科学“范式”，我们可以将自孔德以来的全部社会学理论划分为四种主要的范式：社会事实范式、社会行为范式、社会批判范式和社会释义范式，它们的建构基础如下图所示，是宏观—微观和自然主义—人文主义两对理想类型。

尽管范式的概念并不始于经典时代，它是在社会学诞生100多年后才出现的一种新的有关科学及科学革命的话语形式，但通过对经典社会学的研究却能够清楚地看到，上述四种社会学范式的基本构架，它们的逻辑起点、基本假设、主要研究方法和手段，甚至包括研究范例，在经典时代就已经大致成形。

马克思、迪尔凯姆、韦伯和齐美尔以及帕雷托，这些社会学大师以自己对社会生活犀利的洞察力，为后来者提供了基本的分析框架。

至今为止，我们还生活在或倒挂在由他们的思维及思维之果编织的意义之网中。

( 燕南, )
再次，经典社会学家提出的概念体系、理想类型，他们所由以出发的逻辑起点，以及他们对社会生活不同层面的切入，尤其是他们对社会生活所作的那些精彩论述，不仅直接孕育了美国社会学，而且至今都是所谓现代社会学取之不尽的学术资源。

虽然上述社会学大师们已经远离我们，但他们生前所作的每一个论述，包括成形的与未成形的，至今还在激发我们的社会学想象力。

从这样的意义上说，经典社会学之为经典，就在于它能够不断地通过我们对经典的再解读，为理解我们今天的社会和社会生活搭建一座桥梁。

这样的例证俯拾即是。

比如，今天流行的有关现代性的讨论就导源于经典大师们尤其是韦伯和齐美尔的感悟，人在现代性情境下的命运构成了他们著述的中心主题（注：Cf.Hennis,W.,Max Weber:Essays in Reconstruction,London:Allen & Unwin,1988,pp.92-102;Frisby,David,"Georg Simmel:First Sociologist of Modernity",in Frisby,D.(ed.),Georg Simmel:Critical Assessment,London:Routledge,1994,pp.325-349.事实上，除了韦伯和齐美尔以外，像马克思和迪尔凯姆这样的经典社会学家也一样十分关注现代性及其后果。

所以吉登斯会肯定地说，“社会学的经典的缔造者们都极为重视现代性……”（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6页）；而瑞泽尔也认为，马克思、韦伯、迪尔凯姆和齐美尔这四位经典社会学大师，“都是在现代性出现和逐渐占优的关键时期开始他们的研究的。

他们四人都清醒地意识到了现代性的进展，而他们的著作中最有生气的内容也是对由现代世界所引发的那些问题的批评”(Ritzer,G.,Sociological Theory,Forth Edition,New York:The McGraw-Hill Companies,Inc.,1996,p.565)。

）；再比如，像瑞泽尔这样的现代社会学家，也没有忘记从韦伯对理性化和科层制的分析中寻找当代美国社会“麦当劳化”的缘由，在他眼中现在遍布美国和全球各地的麦当劳的经营方式，典型地体现了韦伯所说的现代社会的合理化进程。

[10] ( 燕南, )
最后，经典社会学家们提出的各种理论和他们所作的不同努力，是对人类尤其是欧洲文明社会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所遭遇的危机做出的回应。

可以说，几乎没有哪个社会学家是耽于个人幸福或个人享乐的自利主义者。

即便是斯宾塞这样的拥护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的个人主义者，也强调作为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的个人应该也必须相互依赖，以维护社会的生存。

因此，经典社会学家们无论在何种个人生活境况下，都首先坚持以自己的方式来回应欧洲文明社会当时所遭际的社会和文明危机：马克思和迪尔凯姆意识到他们生存的时代是一个危机四伏的时代，但他们又都对未来抱以乐观主义的态度。

马克思描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无序和崩溃的必然性，但他设想将有一种更为人道的社会体系的诞生，并解决在资本主义社会无处不见的物化和异化现象；迪尔凯姆则相信，“工业主义的进一步扩张，将建立一种和谐而完美的社会生活，并且，这种社会生活将通过劳动分工与道德个人主义的结合而被整合。

”
[11](PP6-7)和马克思、迪尔凯姆不同，滕尼斯、齐美尔、帕雷托特别是韦伯，则以一种悲观主义甚至绝望的心情来对待上述危机。

在韦伯眼中，现代西方世纪正在面临一个巨大的悖论：在这里，人类社会要想取得任何物质方面的进步和扩张，都必须付出巨大的代价，这个代价就是与个人的创造性和自主性天然不容的科层制“铁笼”的不断扩张。

( 燕南, )
经典社会学家的卓越之处，就在于他们对人类所面临的文明危机所做出的回应具有深刻的预见性，尽管后来者常常忽视这种天才的预见。

在这里，有这样一个很好的例证。

在经典社会学的发展进程中，虽然大多数人都对专制将为民主所取代抱以信任的态度，但也有马克思和托克维尔这样的经典大师以路易·波拿巴为例，预测到专制主义在现代重演的可能性。

[12]回想刚刚过去的20世纪人类所经历的包括法西斯主义和反犹主义在内的形形色色的现代专制主义及其后果，我们在为马克思和托克维尔的天才叹为观止的同时，不同样要为人类对这些预测的无视而扼腕吗？进一步，如果我们的议论是正确的，那么，经典社会学家对人类危机做出的回应在当代起码还有这样两方面的意义：其一，对包括中国在内的那些刚刚步入现代化进程的民族或国家来说，100年前经典社会学家们对当时欧洲文明所遭遇的危机做出的回应应该具有同样的警世作用。

其二，如果真如卡林斯库和斯马特所说，目前我们所遭遇的后现代与现代之争，只是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人类所遭遇的经典与现代之争的一次重演；[13]或者说，今天的后现代危机与当年的现代危机一样，都只是人类文明的一种“世纪末症候”，我们是不是同样可以从经典大师们的洞悉中获得理解的阶梯呢？ ( 燕南, )
三
尽管我们关于经典时代社会学大师的贡献的论述算不上挂一漏万，但也远远称不上全面详尽。

因为篇幅所限，同样也因为资料不足和功力不逮，我们只能从最主要的那些方面入手，指出经典大师及其理论对社会学及其所赖以生存的社会有哪些影响与贡献。

接下来，与这种贡献相对应的另一个话题是经典大师们有哪些局限。

这尽管是一个常规性的话题，但却也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

不过，同样囿于篇幅，这里我们无法论及他们因个体的人格和生活境况以及个人的学养和视野造成的各种局限，我们仅能就当时的社会和文化整体状况入手，对经典社会学家及其理论的局限作一个大致的交代。

( 燕南, )
经典社会学家的理论呈现出多元范式间的矛盾和冲突，这种局面的形成既与经典时期各种社会文化条件的制约有关，也与经典社会学家之间缺乏应有的交流、相互敌视甚至攻讦有关，而这正是经典社会学家的局限之一。

( 燕南, )
经典社会学家的理论具有明显的多元性。

这是因为在经典时代不可能产生一种统一的并经过整合的社会理论，甚至也不可能产生将不同理论加以整合的欲图。

从客观的条件上说，工业社会的历史很短，因此人们对这部“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马克思语）的了解程度还不高，加之地区和国家之间的联系和沟通的限制，在最初的社会学家中间还很难形成一个有效的科学家共同体，这在相当的程度上阻碍了社会学理论的整合以及作为学科的社会学在欧洲的顺利成长和发展。

( 燕南, )
不过，客观因素还不能对这种局限负全部责任，造成这种局限的主观因素也是显而易见的。

从这一方面说，经典时代的社会学家们本身就是相互矛盾和对立的各种社会学理论的制造者，有证据表明他们甚至刻意制造这种矛盾和对立，并对与不同观点的社会学家交手乐此不疲。

比如，人所周知，经典社会学家之间的论战首先发生在非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几乎所有的非马克思主义者都将他们的主要论敌锁定为马克思。

但是，令人十分惊讶的是，一方面包括韦伯、迪尔凯姆、帕雷托和曼海姆在内都将马克思视为自己的论敌，另一方面在经典社会学领域长期以来却出现了对马克思的社会学家地位的有意回避。

直至1950年代米尔斯和休斯等人才指出马克思是“20世纪社会思想的助产婆”。

[14](P74) ( 燕南, )
矛盾和对立并非只出现在非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之间，也出现在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家之间。

众所周知，在滕尼斯和迪尔凯姆之间，就存在着激烈的论战：迪尔凯姆对滕尼斯将“社区”(Gemeinschaft)解释为有机的共同体，“社会”(Gesellschaft)解释为机械的共同体大为不满，他认为没有理由将第二种社会形态视为人为的、机械的；而滕尼斯则反讽迪尔凯姆的《社会分工论》整个是“斯宾塞社会学的翻版”。

[15](P34)相同的情况也出现在迪尔凯姆和韦伯之间：迪尔凯姆只有一次在有关德国第一次社会学会的简讯上提到过韦伯，[16](PP387-584)而韦伯则从来没有提到过迪尔凯姆，尽管那时的迪尔凯姆已经是誉满欧洲大陆的社会学家。

[17]这种学术上的门户之见直接影响到经典社会学的发展和传播。

比如，尽管在法国迪尔凯姆如日中天，他在美国的影响则远远不如其宿敌塔德，原因只是在于早期的美国社会学家都是塔德的心理还原主义的积极拥戴者。

( 燕南, )
经典社会学家的另一个局限，是他们在论述社会变迁的动力时常常求助于某种单一的解释，而他们对社会形态的理解又往往是二元对立的。

造成这一局限的原因，和我们一再论述的社会学的出现背景密切相关。

我们不断地提及，社会学是现代工业社会的产儿，或者如吉登斯所说是与“现代性”共生的现象。

正是现代工业社会的出现，在相当的程度上改变了原先田园诗般的那个变化缓慢的世界，使之在诸多方面与先前的世界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对这种变化，不同的学者有过不同的论述。

对一个社会而言，有人认为，现代性可以表现为工业和服务业在社会中占有绝对的优势；可以表现为非生命能源的应用在全部能源中占有较高的比例；[18](P13)也可以表现为“大众教育、城市化、工业化、科层制以及快速的通讯和交通等等”。

[19](P19)而对个体或生存于一个社会中由个体组成的人群共同体而言，现代性既可以表现为他或他们见多识广、积极参与，具有明显的个人效能感，具有高度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乐意接受新观念和新经验。

[19](P424)尽管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上述被称为“现代性”的诸多方面不一定都已全面展现出来，但它体现出的某种征兆和趋向，足以使那些具有丰富的社会学想象力和生活感悟力的经典社会学家体验到，社会生活已经和将要出现的那些变化。

( 燕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