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管理让我们从问题开始

中国传统文化从整体上看，更趋向于个人道德修养学、而不是什么组织管理体系。对中国传统管理最大的诘问是，无论什么样深刻或高深的管理理论，最终它都必须追问：“目标从哪里来？利润从哪里来？效率从哪里来？”
中国管理让我们从问题开始 Post By：2005-11-23 21:14:00 [只看该作者]
搞清中国式管理，首先要搞清什么是“管理”？其次什么是“中国”？再有什么是中国“式”？管理是本原，中国是地域、民族和文化的范畴，而“式”是模式，搞清这些问题才有可能搞清中国式管理的来龙去脉。
什么是“管理”？
什么是“管理”
提起现代企业管理，就不能不提到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他甚至被赞誉为“大师中的大师”。
常有人问他：“谁是最伟大的企业主管？”他总是回答：“4000多年前，规划、设计并建造埃及第一座大金字塔的人”。
管理早已存在于人类社会中，但直到“一战”后，才有一小部分人把管理当作特别的工作，到“二战”后，管理才成为一门真正的学问，实现这一重大转变、赋予管理永久生命的正是德鲁克。《经济学人》如此盛赞这位影响了一个世纪的管理巨人：“在一个充斥着自大狂和江湖骗子的行业中，他是一个真正的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家。”
让我们虚心地打量日本经济在上世纪60年代的崛起，不但是因为日本的技术，而且同时因为产生了基于日本民族特性的全面质量管理、价值工程、丰田制造等管理理论。当管理成为所有企业普遍需要的时候，管理就必然呈现多元化的特点。多元化管理的进一步发展就是个性化的管理。当中华民族试图在国际竞争的舞台上展示自己的风采的时候，我们又应该以什么样的管理理论支撑中国企业的发展之路呢？
搞清中国式管理首先要对西方现代管理有一个明确的认识，从“负责部属工作的人”到“负责知识的应用和绩效的人”，管理者的定义几经变迁；从科学管理到人本管理，管理的重点也在应时而动，中国式管理首先要把握的就是管理的发展规律。
什么是“中国”？
中国传统文化从整体上看，更趋向于个人道德修养而不是什么组织管理体系。“管理家庭”与“管理企业或组织”，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但孔子却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来把它联系在一起，并成为了管理上的事实标准。中国式管理需要对传统管理思想条分缕析。
什么是“中国”？
在探究何为中国式管理之前，我们有意省略了一个问题，就是到底有没有所谓的中国式管理。但中国企业目前遭遇的困境让这个问题显得不合时宜。
中国会成为世界工厂，但在其中唱主角的并不一定是中国企业；中国的优势也不一定是中国企业的优势；世界管理正与东方文化融合，但受益的不一定是中国。这不是危言耸听，很可能就是正在生长的现实，好在我们还有时间来思考，来采取行动。
让我们权且以中国式管理的名义，看一看我们的中国企业身处何处，从何方而来，又向何处而去？
我们看到的是，由于我们的组织管理理论的缺乏，众多企业无奈地实行军事化管理，因为我们市场竞争理论的跟随，众多企业在与跨国公司的竞争中总是陷入被动。
有评论说，中国独特的经济环境造就了伟大的企业家，企业家的伟大导致了企业缺乏组织能力；中国慧谋略淹没在钩心斗角的公司政治斗争中，缺乏商业积淀的中华文明无法转化为巨大的动力之源。
中国式管理的前景如何？
对中国企业而言，在管理上一要学习国外先进管理思想和方法，二要吸收中国传统管理智慧，三要创新、发展，这没有退路，也没有捷径可走。
美国人20世纪初发展出一套向全世界挑战的美国式管理。日本人从二次大战惨败的废墟中走出令人震惊的日本式管理，创造了经济奇迹。有一个事实不容忽视：企业管理存在着鲜明的地域、民族和文化差异。理性的官僚科层组织理论产生于德国、创新的变革事业理论产生于美国、强调精神力量的企业文化诞生于日本，显然不仅仅是一种偶然，而是在偶然中包含着地域与民族特色的必然性。这意味着，管理理论在本质上相通的原则下，确实存在着显著的差别，而这种差别恰恰意味着竞争力和成功的价值所在。
管理学诞生的时刻有一个令人难忘的意象：弗雷德里克·泰勒手拿秒表，对一个名叫施米特的铲装工人的操作进行分解试验。泰勒对施米特的每一个操作细节都作了具体规定，通过对无效部分的去除和对技术的改进，使施米特的劳动生产率大为提高。泰勒第一次拿出他的秒表是在 1881年，这也就意味着管理学的历程已经超过了100年。
在德鲁克之前，人们对于企业的概念，所重视的主要是机器、资金和原料，并无“管理”这一概念，即使有，也限于组织中某些职位、一些原则性观念和某些作业技巧而已，那时大多数经理人并不知自己所做的工作就是“管理”，甚至人们对这一工作并不尊重，难怪当时有朋友奉劝德鲁克：“如果你以管理为题出书，将会影响你今后在学术界的地位。”
什么是中国“式”？
中国式管理可以从两个层面加以分析，一是从“人”的角度看，中国人的哪些本质特性决定管理的特点？二是从“物”的角度看，或者说从管理规律的角度看，中国人的哪些本质弱点需要加以改善？在探讨过程中我们需要防止“走偏”，一是把写在“故纸堆”里的所谓中国人本质当作目前的真实；二是把转型期的暂时现象看成本质规律；三是缺乏全球视野闭门总结中国管理特点。
管理的实效推动了管理的扩张，“二战”时期对管理者的定义是“负责部属工作的人”，换句话说，管理者就是“老板”，代表高位和权力，时至今日，这种观念依然根深蒂固。事实上，“管理”一词汇有许多意思。在一种意义上，它意味着“支配或处理”，如一个人可能会管理一个企业、一本账簿或一个家庭；在另外一种意义上，它意味着“对付或回应特定情景”，如“我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应付得了”。在其他意义上，它意味着“控制或指导他人”，使他们屈从于别人的意志。海因茨·冯·弗埃尔斯特是控制论领域里的一个先驱。他指出“管理者（manager）一词指“手”，与“手铐”（manacle or handcuff）有同样的词根。从这个语境看，管理者是处于一线的，每个管理者都试图以人的圆凿适应组织的方孔。管理的基本形式有五个：危机管理，仅以生存为导向；经营管理，以维持现状为导向；目的或目标管理，以实现近期特定的预设目标为导向；战略管理，以远见和实现长期的组织优势为导向；整合的、以价值为基础的管理，其导向为合作性关系、战略整合、过程改进和建立在责任和共识基础上的自我管理。
在德鲁克看来，泰勒这位科学管理之父从一开始就饱受误解。他分析说，泰勒的动机不在于效率，也不是要替企业主创利，他毕生的信念就是生产力成果的主要受益者就是工人，而不是企业主，截至目前为止，对泰勒这种想法有透彻理解的，要算是“二战”后日本企业的雇主和工会领袖。
美国在“一战”和“二战”之间，率先有系统地采用泰勒的方法，结果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训练出“一流工作者”，这是美国在经济上领先德国和日本的主要原因。“二战”以后，日本的产业和经济几乎完全遭到破坏，国内也毫无技术可言，但日本通过采纳并改良美国的管理方法和手段，迅速成为第二大经济强国。同样，韩国在上世纪50年代时比日本的情况还糟，韩国一向是相当落后的国家，更何况日本殖民统治韩国的35年中，一直有计划地压制韩国企业。但“二战”后韩国采用美国的大学制度教育年轻人，同时引进应用管理概念，最终崛起为高度发达国家。
时下，中国市场的独特环境为企业管理带来了新的变量和挑战，现代管理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和在西方的实践经验应用于中国市场时需要调整、延伸或重新创造，没有西方管理理论和经验指导的纯中国式管理不能造就国际一流企业，西方管理理论和方法如果不同中国的国情相结合也不可能行之有效。
中国式管理路在何方？这是一个亟待探索的问题。
经验管理
中国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中央集权的国家管理制度，财政赋税的管理、官吏的选拔与管理、人口田亩管理、市场与工商业管理、漕运驿递管理、文书与档案管理等方面，历朝历代都有新的发展，出现了许多杰出的管理人才，在军事、政治、财政、文化教育与外交等领域显示了卓越的管理才能，积累了宝贵的管理经验。综观中国古代管理实践可以看出，管理与行政基本融为一体。由于古代中国是典型的农业经济，行政管理是社会管理最主要的模式，因此，任何一项工程，任何一项管理活动，无不以国家或官府的名义展开，管理实践也只有在和行政融合过程中才有表现的机会。古代管理实践的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管理者或决策者的素质高低。管理者的个人知识、能力和经验越丰富，越有可能进行卓有成效的管理活动，否则，管理就可能缺乏成效，甚至失败。因此，管理实践是和个人经验分不开的，是一种典型的经验管理。
到了20世纪50年代初期，管理者的定义已经改变为“负责员工绩效的人”，而目前定义已变为“负责知识的应用和绩效的人。”在知识经济时代，人本管理和自我管理已经渐成声势，管理的范畴已不仅仅局限在企业，早已扩展到政府机构或非营利机构，但对“管理”的适当定义只有一种，那就是让人力资源充分发挥生产力。
对于企业而言，管理是一个没有终点的竞赛，英特尔前CEO格罗夫放言：“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日本企业的精益生产让每个员工每时每刻都在改善每一方面，他们宁愿每天改进业务，而不是乞求通过偶然突破来实现。企业管理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