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子桓以下_纯乎魏响_也谈曹丕诗风之变

安庆师院社会科学学报一九九七年第二期

“子桓以下,纯乎魏响”

——也谈曹丕诗风之变

许善述

清人沈德潜说:“孟德诗犹是汉音,子桓以下,纯乎魏响”①。在建安诗坛上,由曹操开创的重抒情的诗风,经过曹丕等人的继承和发展,变古朴凝重的“汉音”,而为清新绮丽的“魏响”。建安诗风这一重大转变,表明了我国中古诗歌创作自曹丕开始便朝着自觉追求诗歌自身艺术的方向发展,标志着曹丕的时代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曹丕的诗风之变值得再作进一步研究。

一、题材扩大,抒情代替写实

曹丕曾自述:“生于中平之季,长于戎马之间”②。他自幼精习武艺,及长大成人又投身过战争,故他的诗歌创作不无取材于战争的生活内容。以战争生活为诗歌题材,这在他父亲曹操的诗歌中并不少见。但是,拿曹丕和曹操相比,他们在诗歌创作题材上,又确实明显不同。曹操诗歌主要取材于战乱的社会现实,而曹丕在诗歌创作上则是将笔触伸向社会生活的更多方面,诸如纨绔子弟的游荡生活,贫子心中的不平,弃妇的怨艾,拉纤兵士行役之苦等等广泛的社会问题与闾里之事,都成为他诗歌创作中的重要题材。

建安诗歌最大特点,主要表现在注重抒情上。就抒情来说,曹丕诗歌又自具新貌。观曹操作诗,敢于直面乱离的社会现实,直抒胸臆,直陈其事,叙事与抒情相结合。曹丕则将诗歌抒情的中心移向乱世余人心理的表达上,从中不见他对社会生活事件作具体记叙,抒情内容往往完全脱离叙事成份而变为纯抒情化。这一抒情上的特点,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看得出来。

第一,曹丕诗歌有时明明取材于具体事件之中,而他在诗中却偏偏避开叙事去专作抒情。如他所写《于清河见挽船士新婚与妻别》诗,其中挽船士与新婚妻别离一事,当系他行军至黎阳过清河时见到的事③,而作者却于诗中完全放弃对这一事件作任何叙写,则将笔墨全都集中到新婚妻子别离时对其夫的诉述上:“与君结新婚,宿昔当别离。凉风动秋草,蟋蟀鸣相随。冽冽寒蝉吟,蝉吟抱枯枝。枯枝时飞扬,身轻忽迁移。不悲身迁移,但惜岁月驰。岁月无穷极,会合安可知?愿为双黄鹄,比翼戏清池。”通过新婚妻这一诉述,则将她在与其夫别离时刻所产生出的依恋、恐惧、哀痛、怨愤种种极为复杂的心绪,全都委婉详尽地表达了出来。又如《代刘勋出妻王氏作》二首,是作者因王宋被丈夫刘勋抛弃而代她鸣不平的。刘勋官至平虏将军,颇为曹操所亲,和曹丕有交往;对于刘勋出妻的原因,曹丕当然知道。据《玉台新咏》称:“王宋者,平虏将军刘勋妻也,入门二十余年,后勋悦山阴司马氏女,以宋无子出之。”可见,王氏的被弃,主要是因为刘勋另有新欢。妇女社会地位低下与失去人身保障,一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严重问题。诗人这时代出妻鸣不平,正表现出对受害妇女的同情。同样,作者在《代刘勋出妻王氏作》二首中,放弃对任何事实的叙写,只将笔墨集中到对出妻不平心理的刻画上。第一首诗,通过弃妇的自怜自叹(“翩翩床前帐,张以蔽日辉。昔将尔同去,今将尔共归。缄藏箧笥里,当复何时披?”),表达出弃妇今后将面临投靠无门的身世之惧。第二首诗,则以弃妇的坚贞自持(“谁言去妇薄?去妇情更重。千里不唾井,况乃昔所奉。远望未为遥, 不得共。”)反衬出刘勋的轻

薄寡情,达到鞭辟入里的揭露目的。

第二,曹丕诗歌工于言情,更集中体现在那些为诗人精心塑造出艺术形象的诗篇中。如《燕歌行?秋风萧瑟天气凉》篇,作者精心塑造出一思妇形象。从这思妇身上表现出“倾情,倾度,倾色,倾声,古今无两”④的感人魅力,全在于作者把思妇怀念远人的情怀表达得浓烈而又深切。看她忽儿自疑自问:“念君客游多思肠,……君何淹留寄他方?”忽儿愁情难遣:“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忽儿仰天浩叹:“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牵限河梁?”真是柔肠婉转,情词悱恻。

第三,曹丕诗歌充分实现抒情化,又突出表现在那些为抒写诗人自我心中难言之隐的诗作中。因其是心中的难言之隐,诗歌在行文时不以客观事实为依傍进行直叙,而是借比兴象征之词兴托以成篇。如《秋胡行?朝与佳人期》,旧称“魏文思贤之作”⑤。这种理解,已经看出了诗人全以寄托为言的作诗宗旨。诗言“朝与佳人期,日夕殊不来。”从全诗均以比兴象征为词看,这“朝”、“夕”非谓一天的早晚,乃泛指时间长久的比喻性说法;“佳人”也不是容颜艳冶的女子,而是贤才的代称。盖句意谓早就盼望贤才到来,而贤才却始终未到来,心绪殊为不安也。诗人思贤的目的,当然是为了让贤人能帮助他取得天下以成就大业。这在他尚未代汉、甚至未称太子之前,又不可向人明言,只好“中心藏之”,可又“何日忘之?”正缘于此,以下诗句便不惜絮叨,诉说着心中这种难言之隐:尽管无心饮食,也一刻不停止追求,追到天涯,追到海角,既托飞鸟寄言,又折兰英馈赠,还结桂枝相表白,结果“佳人”终未到来,而诗人的心境又“何得斯须”能平静?诗中表达出的这种片刻不安与万般烦恼的心绪,正是诗人在争立太子与争夺天下活动中的心境写照。《杂诗》(“漫漫秋夜长”、“西北有浮云”)二首,字面上是抒写客子的思乡之情,但其中所表达出来的思想感情又当包含着更多的兴托内容。故明张凤翼说:“二诗有疑惧意,应是操欲易世子时作。而旧注未及,故识此以发明诗旨”⑥。观诗言“绵绵思故乡”(《杂诗》其一)、“吴会非我乡”(《杂诗》其二),可知非作于邺中。作为国之“副二”的太子,诚不可一刻离君侧,而今远行在外,恐久生弃置,此乃深哀有难以语人者,“言外有无穷悲感,若不止故乡之思”(陈祚明语)。诗人这种“寄意不言”的创作方法,使诗歌具有深远意境,也为后世文人在以诗歌形式表达彷徨苦闷心绪时开辟出广阔的创作途径。可以说,正始时期阮籍的《咏怀诗》,以兴托为宗,便直接受到建安此类“杂诗”艺术的影响;再往后,左思的《咏史》、陶潜的《饮酒》、庾信的《咏怀》、陈子昂的《感遇》、李白的《古风》等等,在抒情特色上也都渊此一脉。

二、笔势舒缓,微情正尔动人

从诗歌运笔行文所形成的情致韵味上看,曹丕和曹操二人诗作又完全不同。曹操作诗,常以粗放之笔,大处落墨,诗歌的气势浩瀚;曹丕作诗,则从不采取激昂奔放之词、喷礴以出,而是以细致舒缓的笔调去抒写幽微之情,诗歌的韵味显得深美。陈祚明说:“魏文帝诗如西子捧心,俯首不言,而回眸动盼,无非可怜之绪。倾国倾城,在绝代佳人,本无意动人,人自不能定情耳”⑦。陈氏所论,便是针对曹丕诗歌的笔势和取得的抒情效果说的。

曹丕诗歌笔势舒缓和具有内在感染力,正体现在以下诸方面。

1、用极平常话,说出极伤心事,于平淡之中见出极为深微与复杂的真情。前举《代刘勋出妻王氏作?翩翩床前帐》一诗,便是这样。诗自抒情主人公口中缓缓道出其婚姻生活的悲剧,言她始婚时带着床帐来到夫家;遭弃时又带着床帐回到娘家,这床帐现在只得收藏在箱笼里,将来是否有人会取用它呢?诗歌围绕对床帐这一与妇女婚姻生活有特定关系的事物进行咏叹,展示出女主人公在婚姻生活上过去、现在与未来的路程,其事可悯,其情可悲。对于女主人公生活道路上这一惨痛的遭遇和难堪的处境,作者不径直写出,甚至连一句带感情的话也未

写上,只在平平常常、似乎与床帐的对话中,借物以形己,不言人而人已自在,不言情而情已自见,其感人力量自在其中了。

2、幽清凄冷的自然景色描写与哀怨缠绵的人物形象刻画相结合,形成一种微风远韵映带人心的艺术感染效果,使诗情于舒徐含蓄中显得分外苍凉。如《寡妇》诗,因友人阮元瑜(阮　)早亡,伤其妻寡居而作。诗从霜露交下、落叶凄凄、雁鸣云中、归燕徘徊等等足以引人心神凄伤的深秋肃杀凄凉景象写起,然后引入寡妇于清秋静夜中对亡夫的思念及对她自怜孤栖的形象刻画,结束以“愿以君兮终没,悉何可兮久怀”二句,表达出无法忍受这一人生的巨大哀痛,深化诗情。全诗便是这样景为情设,情寓景中,哀怨缠绵,掩映生辉。曹丕诗歌写景写情,均极细秀凄凉,用笔之妙,人所称美。清代王夫之便曾说过:“读子桓乐府,即如引人于张乐之野,冷风

善月,人世陵嚣之气,淘汰俱尽”⑧。足见,曹丕诗歌笔墨中所包蕴的情致韵味何等深厚。

3、兴义迭出,勾锁关连,于从容舒卷之中,不断拓展延伸诗歌的思想感情。如前举《于清河见挽船士新婚与妻别》诗,以别妻诉述丈夫离家之后生活失去依托为全诗抒情中心。除开端“与君结新婚,宿昔当别离”二句交代事件外,全诗都用比兴手法,感物伤怀,悲叹身世:“凉风动秋草,蟋蟀鸣相随。冽冽寒蝉吟,蝉吟抱枯枝。枯枝时飞扬,身轻忽迁移。”就诗中所列意象看,凉风、秋草、蟋蟀、寒蝉、枯枝等等,都具有苦寒凄切的感情色彩,与人物身世、生活极相吻合。而凉风吹动大地,则草木摇落,那些弱小的生命蟋蟀、寒蝉之类,也均受其害。但就相随”句意来看,则又可以说昆虫在遇到厄运危时,犹能相随以鸣,而人却避免不了别离,真是人不如物,何其可悲。诗意便在比兴中得以多层面的显示,此古人所谓“诗所以贵比兴者,质言

之不足,比兴言之则宛转详尽”⑨。曹丕诗歌中比兴的运用,正可以达到表情的好效果。另外,

诗中使用了连锁句:“冽冽寒?蝉?吟,?蝉?吟抱?枯?枝。?枯?枝时飞扬,身轻忽?迁?移。不悲身?迁?移,但惜?岁?月驰。?岁?月无穷极,会合安可知?”则又使诗歌意脉前后勾连掩映起来。诗歌围绕别妻的活动,写她从耳闻寒蝉的鸣声,到目见蝉抱枯枝的形象;再由枯枝被风卷起、寒蝉也随之离枝远逝,联想到丈夫离家而去,自己必将会因之身世播迁,以及岁月无穷、会合难期种种极为复杂的思想情绪,都在环环勾锁、层层掩映的画面和想象中,徐徐拓展和延伸开来。

4、句句用韵,长讴曼咏,掩抑徘徊。人称“古今无两”的《燕歌行?秋风萧瑟天气凉》,除行文当中能转能藏、细致逼真地刻画出人物思想活动外,其中的情致韵味也表现在音节之间。全诗代思妇言情,句句用韵,声口柔曼,情态靡靡。诗的发端四句,写物候迁移,引起思妇对君子的思念。辞气清柔,声情摇曳。中间转入思妇的沉思,写她中肠摧切,泪下沾衣,乃至援琴鸣弦,以自排遣;但是,她仍是在极力掩制住感情,只在“短歌微吟”,“其情掩抑低徊,……故不及为

激昂奔放之词”βκ。结束四句,补叙夜景,就牛女双星限河遥望,为之太息,做到以赋寓比,彼己

双收,余味不尽。全诗便是这样千曲百折,曼声抑扬,不愧为“歌行之祖”

(王尧衢语)。三、清词丽句,不失自然音旨

在诗歌语言上,“曹公古直”,子桓文藻。诗歌语言由始初的质朴到注重文采,这是诗歌自

身发展的必然趋势。清张玉谷《论古诗》

(四十首之十六)云:“老瞒气格极雄深,开魏犹然殿汉音。文帝便饶文士气,《短歌》试各百回吟”βλ。这里,张氏既从诗歌气格上肯定了曹操的诗,也

从诗歌词采上肯定了曹丕的诗。曹操和曹丕都写有《短歌行》四言诗,“曹公‘月明星稀’,四言

之变”βμ;子桓“仰瞻帷幕”,“去《三百篇》远”βν。足见二人所作《短歌行》四言诗,均能出脱《三百篇》句法,而自抒情意。拿曹操诗歌看,诗中已有“文蕴质中,情溢景外”的丽语,如诗中的“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等诗句,既是景语,又是情语;而曹丕全诗情词悱恻,终篇为词为语,比曹操又发展了一步。诗歌语言,有精工华美,被论家称为“建安正格”、“建安体”

的;也有貌似直拙,大可玩味的。现举其大要言之。

1、多工语。胡应麟说:“子桓、子建,工语甚多,如‘丹霞夹明月,华星出云间’,‘秋兰被长坂,朱华冒绿池’之类,句法字法,稍稍透露”βο。“丹霞夹明月,华星出云间”诗句,出自曹丕纪游写景之诗《芙蓉池作》篇。此语之工,不仅在于它对仗工整,以及其中穿插使用的“夹”、“出”二字响亮传神,更由于它生动地再现出芙蓉池的夜晚景色,使之成为振发全诗的警句。由于诗中有这两句景色描写,便使所写画面顿时显得分外光泽鲜丽,有若呈现出一派灵光之气,把描写夜景内容推进到诗歌的主体部分,并为下文抒写感想与所发议论立下依据。清吴淇对此便曾有精辟分析。他说:“‘云霞’四句,仰写夜,然何地无星月,何地无云霞?自文帝写来,亦若池上固有之景,移他题不得者。此古人神化之极也。故与后‘数命非神仙’云云,若相通若不相通,任使后人读者,通之得下,不通之亦得下也”βπ。吴氏便是从警语的作用上分析出诗人运笔达到神化的程度。又如,与《芙蓉池作》堪称姐妹篇的《于玄武陂作》,也是纪游写景之诗。其中的“菱芡覆绿水,芙蓉发丹荣”二句,也是对仗工整;“覆”、“发”二字,又化静为动。而下文的“柳垂重荫绿,向我池边生。乘渚望长洲,群鸟欢哗鸣”四句,更是使画面了生变化:“柳垂有色,色美在重;群鸟有声,声美非一”(陈祚明语),诗歌的文字呈飞动之势,而人如在画中,物我为一。曹丕这类纪游写景诗歌,语言精工华美,画面生动如睹,诗人的精神面貌也从中得以彻底地表现出来,这就是它常被人称为“建安正格”、“建安体”的原因。曹丕诗中多工语,也常见于言情抒怀之作中。《善哉行?上山采薇》篇,感物忧伤。诗的中间插入“汤汤川流,中有行舟。随波转薄,有似客游”四句,本以申言人生如寄,岁月如驰之意。诗“指客游似行舟,反以行舟似客游言之,措语既工复活”(沈德潜语)。他如《杂诗?漫漫秋夜长》中的“俯视清水波,仰看明月光”一联,“清新万古”(何焯语),已成律句,而被后人效法。

2、善使事。徐世溥《榆溪诗话》说,“前汉诗不使事”,至后汉诗始有少数使事句,“曹氏父子益张之”。可见,诗歌使事是诗歌发展中出现的现象;而诗中大量使事,又是曹氏父子诗歌创作一大特色。一般说来,诗歌尽量避免使用典故。锺嵘认为“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至于吟咏性情,亦何贵乎用事”βθ?但是,如果诗中用典恰当,则又能增强诗歌的艺术表现。细检曹丕诗歌,不仅能做到用典雅切,而且能于用典之中使诗歌的意蕴更加显得丰富、深邃。史载,黄初六年(225)八月,魏文作舟师东征;十月行幸广陵(今扬州)故城,临江观兵,为《至广陵于马上作》诗。诗于写出军容之盛后,便转入“不战、　兵”本旨,并分三层征引古事,为“不战、　兵”作证,全诗的精神色彩便全集中到诗中征引的古事上面。诗从周人祖先古公父迁于岐下(今陕西岐山县东北)营建宫室、发展耕作,为周之文、武剪除殷商奠定了基业讲起;再写到春秋时(鲁襄二年)晋以中原霸主身份率诸侯之师伐郑,因采纳鲁卿孟献子(仲孙蔑)虎牢筑城建议,使郑不战俯首之事;最后落到西汉宣帝时镇边名将赵充国坚立“罢兵、屯田”,终于使先零人(羌人的一部分)不战归汉事实。诗中所讲的这三件事,无疑能引发人于缅怀悠远的历史事实中来理解和接受当前的现实问题,也能使人从中想见诗人于临兵之际的思绪悠悠与他平日“雅慕汉文”的一贯精神风姿,诗歌给人以更多想象的余地,其意蕴并不限定在某一个层面上。

3、重自然。曹丕诗歌多工语,善使事,又能做到“极炼如不炼,出色而本色,人籁悉归天籁”(刘熙载语)。如在他的那些写景之作中,清词丽句,精工华妙,写景有云霞之气,画面极具声色之美,真可谓巧夺天工、妙造自然;但作者又都是在直书即目,有如顺手拈来,全不费力。《杂诗》二首,流情溢彩,景中情长,使人“觉笔墨之中,笔墨之外,别有一段深情至理”βρ;但二诗又全“以自然为宗”。就前一首看,诗中“展转不能寐,披衣起彷徨”二句,化用《古诗十九首?明月何皎皎》篇中“忧愁不能寐,揽衣起徘徊”二句诗意,却一点不露痕迹,“淘炼极其莹静,味深而

色秀”(吴淇语);后一首借浮云写游子,贴切自然语皆平实。《艳歌何尝行》中用“长兄……,中兄……,小弟……”这些完全口语化的诗句,将富家子的荒淫生活加以集中概括,把作者心中的愤激之情表达得极为明彻,而其中似排似散的语句,也是一入其腕,俱成飞动之势。在曹丕笔下,他的诗歌大多数篇什都能称得上“天然乐府词”(王夫之语)。

四、精思逸韵,汇为华丽壮大

刘永济于《文心雕龙校释?乐府释义》中,有一段比较曹操、曹丕二人诗风的话:“盖武帝初政,乃偏霸之雄才,……文帝篡统复崇尚放旷,不务儒术。影响及于文学,武既悲凉,文或　荡。”“　荡”本指人物不拘礼俗的个性,这里用来概括曹丕诗歌风格特征。唐人吕温也曾说过:“魏公子为南皮之游,以浮华相高,故其诗傲荡骄志”βσ。可见,吕氏也是将曹丕其人和其诗联系起来看的。曹丕通达放旷,其人性格融注到诗歌创作中,便使其诗歌具有一种绝人攀跻的精思逸韵与华丽壮大的新风貌。

1、旨寄文外。曹丕作诗,最能体现他本人性格的地方,往往不是诗歌表层的文字意义,而是见于其诗中所蕴含的飘逸韵味。在读曹丕诗歌时,有时不能只是简单地着眼于文字上面,其诗旨往往是“皆寄文句之外”,这是要特加留心的。如《芙蓉池作》篇,诗人以其极具感情色彩的笔墨,写人所道不出的池上美景。诗在精工华妙的景色描写与浑穆深厚的咏叹声中,流露出心中对曹家政权取得功业与成就的自豪自得之情。这就是此诗的“佳处本在词语之外,非渠木枝条云月诸字有异也。以辞求之,末矣”βτ。又如《黎阳作?殷殷其雷》篇,展示出雷雨之中艰苦行军图景。诗人将自己置身于行军行列之中,一切从耳接目触写出,诸如泥泞途中披荆前行,车队在泥泞途上颠簸行进,路上跌倒和僵卧的士卒随处可见,加上“殷殷”的雷声、“辚辚”的车声、“嗷嗷”的哀号声汇合在一起,便将艰苦行军情景作了逼真地再现。从表面上看,诗象是一次行军纪实文字;其实,诗人的“伤悲之心,慰劳之旨,皆寄文句之外。一以音响写之,此公子者,岂不允为诗圣”χκ。此诗虽属短章,在诗意和气脉上都显得逸宕纵横。

2、闲处点染。曹丕诗歌华丽壮大的特点,最能于诗中使用“闲处点染法”。这又可以从两个方面看。一是翻纵笔墨写,构成章法上的反正,文意上的逸宕。如《善哉行?上山采薇》篇,在提出“忧来无方,人莫之知”后,随即顶“忧”字作转,说“人生如寄,多忧何为”,以下文字便翻到行乐贵乎及时上面,须知,诗中说乐非乐也,只是无可奈何,聊以自遣耳。行文当中,采用这种逆笔写法,不仅使文字发生变宕,文局展开,而且也使诗意显得悠深含蓄,增强诗歌的韵味。古人说曹丕作诗“淡逸处弥佳”(陈祚明语),大概指的就是这方面的意思。二是于人所不着意处,偏为着意写出。如《大墙上蒿行》诗,篇中反复出现“今我隐约欲何为”、“我今隐约欲何为”、“我将欲何为”、“何为自苦,使我心悲”等加强诗歌主旋律的疑问句,以表达出无法解脱的隐痛。为了设法消除这心中的隐痛,诗中提出了种种行乐生活的设想。在诗人设想的种种豪华生活中,特意拈出一剑、一冠二事着意摹写。称其剑:“丽平壮观,白如积雪,利如秋霜。姣犀标首,玉琢中央。……吴之辟闾,越之步光,楚之龙泉,韩有墨阳,苗山之铤,羊头之钢,知名前代,咸自谓丽且美,曾不知君剑良。”称其冠:“青云璀嵬,纤罗为缨,饰以翠翰,既美且轻。表容仪,俯仰垂光荣。宋之章甫,齐之高冠,亦自谓美,盖何足观。”写剑、冠如此之精美,则衣食声色之美从中可知。而诗人却于人所注重处轻轻带过,于人所不重处则细加摹写,这便是“取致不欲寻常”的“闲处点染法”。使用这种行文法,既可省却笔墨留给读者以充分的想象,也使文字跌宕,文情横姿。

3、长句长篇。曹丕作诗最富于创造性的地方,尤见于对诗体革新方面。他的《燕歌行》二首,人称“《秋风》之变,七言之祖”χλ。曹丕之前,刘邦的《大风歌》、项羽的《垓下歌》已有七言句,

但句中都带有“兮”字。汉武帝的《秋风辞》、《柏梁诗》,虽然基本上具备七言,但《柏梁》系武帝君臣联句,并非一人所作,其中文气又不贯,根本不能成为诗;而武帝《秋风辞》写得“缠绵流丽,虽词人不能过也”χμ,但它又不能纯为七言,且句中嵌有“兮”字,未能脱离《楚辞》遗响。曹丕勇于变创新体,其所作《燕歌行》二首,不仅成为真正的七言诗,被尊为“七言初祖”(王夫之语),而且在创作艺术上,又能“开千古妙境”(胡应麟语)。今观其二诗在内容表达上,都能做到“一气卷舒”、“条达谐和”;而于语言音节上,又能“情词悱恻”、“曼声抑扬”。特别是其中的“秋风”一曲,无论是对抒情主体形象的刻画、篇章结构的安排、语言表达和用韵上所取得的表情效果等方面,都可以说是“古今无两”。又如,其杂言诗《大墙上蒿行》,全诗七十五句,三百六十余字,诗句有三言到八言不等,人称“长句长篇,斯为开山第一祖”χν。观其诗势远气昌,每于行文中,或排或散,或疏或密;于文意上,或变宕不恒,或含蓄无尽;文笔生动,文势飞舞。此诗在文学上影响极大,“鲍照李白,领此宗风,遂为乐府狮象。非但兴会遥同,实乃谋篇夙合也”χο。这就可以看出它对后代诗歌创作产生出多方面直接影响。

4、引赋入诗。曹丕诗歌,常常引赋入诗。如上举《大墙上蒿行》中,写剑、说冠,均以赋的笔调。即拿全诗看,也都是在使用赋的笔法。全诗所要表达的是人生短促的苦闷。为了加强对这一苦闷的表达,诗人在极力陈述“佩服之美,宫室、女乐、酒醴之盛”,在设想追求生理上种种“为乐快意”中,来层层现出诗人心中的苦痛、挣扎、思索与怅惘。此即古人所谓“如此言悲,乃真足悲”(陈祚明语)。一般说来,引赋入诗,铺陈叙事,可以烘托气氛,提高诗歌意境,充分抒发感情,是一种有效的抒情手法,特别适用于长篇。而曹丕为了表情的需要,即如在一般的诗篇中,也常离不了引赋入诗的写法。如《善哉行?上山采薇》篇,全诗总在写出一个“忧”字,诗人便以赋广托,言山有崖,木有枝,凡物皆有定向,而独其人心忧无定。诗人这里用赋自广的方式,表达出心中不能示人之忧,恰恰有如清人刘熙载在《艺概?赋概》中说的“赋起于情事杂沓”这句话的意思。这就说明,引赋入诗,完全是为了表情达意上的需要;至于在诗歌风貌上也因之产生出华丽壮大新趋向,则又可以理解为这是作者在诗歌创作上自觉追求到的“作用”之功了。

在我国文学史上,终西汉之世,“是一个诗思消歇”(郑振铎语)的时代。曹氏父子,“一家继美,以沉雄俊爽之音,公然笼罩一代”χπ。作为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的曹操,率先以性情和时事为诗。他的诗歌“明允、苍茫、浑健,自有开创之象”(《榆溪诗话》)。而由公子到太子生活阶段的曹丕(其诗歌创作成就主要在这一时期),比起曹操“终身攻战,何暇学诗”(吴乔语)来,他能有宽裕时间从事文学活动。在曹操开创出的诗歌创作道路上,曹丕又进一步大胆摸索,在体裁、题材、诗情、诗味、句意、章法、风格上,写出了全新的诗歌,为实现诗歌纯抒情化和形成文人抒情诗艺术传统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①《古诗源》卷五。

②《典论?自序》。

③黄节《魏文帝诗注》本题按。

④、⑧、χν、χο王夫之《船山古诗评选》卷一,χκ卷二。

⑤朱乾《乐府正义》卷七,βν卷六。

⑥《文选纂注》卷十二。

⑦、⑨、βκ、βτ《采菽堂古诗选》卷五。

βλ《古诗赏析》卷首。βμ、βο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

βπ《六朝选诗定论》卷五。

βθ《诗品序》。

βρ沈德潜《说诗啐语》。

βσ《吕和叔文集?裴氏海昏集序》。χλ何焯《义门读书记》卷三。

χμ鲁迅《汉文学史纲要》。

χπ李调元《雨村诗话》卷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