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文帝曹丕

魏文帝曹丕——开启三国之世的才子皇帝提起曹丕，大家可能第一印象就是他逼迫自己的弟弟曹植，使曹植不得不七步成诗以求活命（然而仅记载于世说新语，基本肯定是伪作），还有就是篡汉自立，以及和甄宓郭女王的三角恋。另外其他还有不少野史小说把害死曹昂、害死曹冲、害死曹彰的锅让他背。（这些是野史段子，不见于正史）。所以曹丕一直都属于知名度高、路人好感度低的皇帝，在文学影视作品中大多以偏反派的配角形象出现。那曹丕到底是怎样的人呢？今天就让我们来探讨探讨！

首先，我们来看看历史上是怎么评价他的。《三国志》中陈寿是这样评价曹丕的：“文帝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闻强识，才艺兼该；若加之旷大之度，励以公平之诚，迈志存道，克广德心，则古之贤主，何远之有哉！”陈寿认为啊，魏文帝这个人，天资聪颖，文采不凡，下笔成章，博闻强记，才艺双全，就是气度不大，要是再具备博大的气度，修养公平的德行，追求远大的抱负，心存弘伟的道义，那么与古代的贤君相比，也差不多了。也就是说陈寿是肯定文帝的文采的，但对于魏文帝政治上的作为是持否定态度的，基本算是说他政治上一事无成。而刘勰在他的《文心雕龙·才略》一篇中说：“魏文之才，洋洋清绮，旧谈抑之，谓去植千里，然子建思捷而才俊，诗丽而表逸；子桓虑详而力缓，故不竞于先鸣。俗情抑扬，雷同一响，遂令文帝以位尊面减才，思王以势窘而益价，未为笃论也。”这就是拿曹丕跟曹植做对比了，刘勰说魏文帝曹丕的文才，旺盛而清丽，过去的评论贬低他，认为比曹植相差千里。但曹植是文思敏捷而才气俊秀，诗歌华丽而章表卓越；曹丕则思考周详而才力迟缓，因此他的名声不大。可是曹丕的乐府诗清新激越，《典论·论文》辩明扼要：注意到他们各有长短，也就可以做正确的评价了。但世俗之情对人的或抑或扬，往往是随声附和，于是使曹丕因身为帝王而降低了文才，曹植因处境困难而增加其价值，这并不是准确的论断。此论，带有为曹丕“平反”的意味，认为世人低估了魏文帝的才华，曹丕做了皇帝，而曹植怀才不遇，出于

同情弱者的心态，人们往往褒曹植抑曹丕。

不管是陈寿还是刘勰，亦或是其他人对曹丕的评价，都肯定了他卓越的文学才能以及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独特的地位。但我们要知道曹丕他首先是一位皇帝，其次才是一位文人，所以我们先从政治的角度谈谈他，说一下作为政治家的曹丕。

曹丕在即位魏王之初，便出台两项新政：第一项就是废除中常侍和小黄门，改设散骑常侍，散骑侍郎两种官职，定员各四人，同时又宣布：严禁宦人干政、宦人为官，最高只能充任”诸署令“，从制度上铲除宦官干政的根源。第二项新政是采纳陈群的意见，确立九品中正制，成功缓和了曹氏与士族的关系，取得了他们的支持，为称帝奠定基础。他推行九品中正制后，用人权从地方收归了中央，但也导致魏国的统治实权逐步被士族垄断。在文化上，曹丕他重视礼教文乐，禁止“非祀之祭，巫祝之言”，修正被战乱毁坏的孔子家庙，回复以前的制度规模。在各地大兴儒学，立太学，设置五经博士，在短时期内使封建正统文化得以复兴下令除禁轻税，说关口渡口是用来便于商旅j通行的，池水林木是为了防御灾害的。设置禁令，家中税收，于百姓不利，于国家不利。这对战乱后恢复生产，重建家园，减轻人民负担，促进贸易，发展经济，都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他还下令殡葬死亡将士，禁诽谤，禁复私仇，议轻刑，以收拾散乱的民心，使北方地区出现多年不见的安定和平。

此外，曹丕在位时，还假借征吴之名，平定了青州、徐州一带的地方割据势力，最终完成了北方的统一。汉末以来，青、徐一带存在着以臧霸、孙观等为首的割据势力，他们虽归顺曹操，却拥有独立的地盘和兵力，曹操不得不对他们采取羁縻政策。曹操刚死，在洛阳的青、徐兵就发生骚动，曹丕采取抚而不讨的策略，稳住了他们，控制了局面；黄初三年（222年），曹丕以孙权不纳质子为由，三路伐吴，借机剥夺了臧霸的兵权；黄初五年、六年（224年、225年），曹丕两次亲自督师伐吴，均止步于广陵，未与吴军交锋，却平息了利城兵变，彻底解决了青、徐的隐患。因此后世推测，曹丕亲征的真实目的不是伐吴，而是以此为幌子

不声不响地平定青、徐割据势力，充分表现出他作为政治家的小心谨慎又不失坚决果断的素质。史学家田余庆评价说：“曹丕在广陵之役中最终解决了青徐豪霸割据一方的问题，增进了魏国的稳定，巩固了北方的统一，可以说是他在位七年中的一件可以称说而又被人们忽略了的政治大事……广陵之役解决了青徐问题，使东方归于一统，魏国国势更加强大起来”。

从政治家这个角度，曹丕和大多数政治人物并无什么差距，他的文治武功在所有皇帝中只能算是中上水平。但从第二个角度则是独一无二的，那就是作为建安时期文学家的曹丕。我们可以完全不假思索地说，三曹的文学地位还要比他们的政治地位重要得多得多。

就先说《燕歌行》吧，这也是《大学国文》里的选文，这是第一首成熟的文人七言诗。历史上的任何一个“第一”都可以说是具有极大开拓性的，是具有一定划时代意义的。言志转向抒情，也就是诗变成了真正的诗，为自己的独特感情而写的诗，内容拓宽了，形式也随之拓宽是必然之事，开始做这件事的是曹丕。而他另一篇杂言体的诗《大墙上嵩行》，更是后世无数长篇歌行的师承。如果说《燕歌行》对诗歌的拓宽表现在字数方面，那么这首诗的开拓则更加大胆，他几乎是在宣示人们：诗就是诗，即使写成散文的形式，它也一样是诗，诗有诗的语言，有诗独特的身份。王夫之评价这首诗时说：“长句长篇，斯为开山第一祖，鲍照、李白领此宗风，遂为乐府狮象。”看到这两个璀璨的名字，我们或可一窥该诗的影响力。

曹丕的另一巨作《典论·论文》更是最早的文艺理论批评专著，虽然今天我们已经看不到它的大部分。从现在传世的章节来看，除了对文学的空前重视，它同样反映了作者的政治理想及功业追求。无论如何，文学自觉性的旗帜在这里高高升起，无论是为天下，还是为自己，至少它们已经能在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而不再是雕虫小技。

“载主而征，救民涂炭。彼此一时，唯天所赞。我独何人，能不靖乱。”我想，曹丕始终是一位才子，他内心充满着建安精神——对价值与功业的追求，所以他成为当上皇帝的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