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严嵩

明朝严嵩《明史》称严嵩“无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

”①这个结论概括出相当一部分事实，但不是全部。

一方面，并非一意媚上，严嵩得罪世宗之处也不少；另一方面，他对政事颇多议论，特别是对正德年间的政治有所批评。

这两方面也都应引起注意。

入阁之前严嵩（1480—1565），字惟中，号勉庵、介溪、分宜等，江西分宜人。

他出生于寒士家庭。

自小学习声律，少年聪慧，善于作对。

如地方父母官口占一联：“关山千里，乡心一夜，雨丝丝。

”他随口应对：“帝阙九重，圣寿万年，天荡荡。

”②对得很是工整。

弘治十一年（1498），中乡试；十八年（1505），中进士，列二甲第二名，选为庶吉士，入翰林院就读，初露才华，阁臣李东阳在内的不少士大夫“咸伟其才”①。

正德二年（1507），授翰林院编修。

不久，以病请归，在分宜县境内的钤山隐居读书，有十年左右②。

刘瑾执政期间，在焦芳的挑唆下，对南方士大夫采取排斥的方针，特别提出“毋得滥用江西人”③。

严嵩辞官与此不一定有直接的联系，但他长期养病，可能是受到朝中斥退江西籍官僚的影响。

严嵩在钤山过着相对平静和清贫的生活。

据他自己说，是“一官系籍逢多病，数口携家食旧贫”④。

“近知理俗事，学种南山田”⑤，这也是他当时生活境况的写照。

在钤山时，李梦阳曾经拜访过他，赠诗曰：“问奇颇类扬雄宅，醒酒真轻李相庄。

”⑥严嵩和诗为：“地僻柴门堪系马，家贫蕉叶可供书。

莺花对酒三春暮，风雅闻音百代余。

”⑦过着这样的田园式生活，“颇著清誉”也是自然的。

正德十一年（1516），严嵩还朝复官。

复官之初，严嵩对朝政多持批评之论，他多次提到，“正德间，天下所疾苦莫如逆竖妖僧”⑧。

对于武宗的其他许多做法，他也持批评态度。

关于运楠木北上，他写道：“今湖南运殿材巨楠数千株，联筏曳旗，蔽流而上。

楠最硬者围丈余，长可五十尺，诚天地间奇声。

然此木一株，山伐陆挽水运至此，费数百金矣。

”①①《明史》卷三○八《严嵩传》。

②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卷五《严分宜》。

①严嵩：《钤山堂集》，崔铣序。

②据《明史》本传。

严嵩自己则说：“卧痾钤山阅八稔。

”③《明武宗实录》卷五九，正德五年正月己卯。

④严嵩：《钤山堂集》卷二《感述》。

⑤《钤山堂集》卷二《乙亥年雪》。

⑥李梦阳：《空同集》卷十八《题严编修东堂新成》。

⑦《钤山堂集》卷三《奉酬空同先生垂访》。

⑧《钤山堂集》卷三六《太子少保吏部尚书恭肃周公墓表》。

正德十六年（1521），世宗即位几个月之后，严嵩升南京翰林院侍读，署掌院事。

嘉靖四年（1525），升国子监祭酒，又由南京回到北京。

至此为止，可以说，世宗对他并没有特别注意，也没有迹象表明，他积极参与了嘉靖初期围绕议礼而展开的激烈斗争。

尽管他也写过“濮园仪礼伸舆论，代邸崇恩本圣情”②，尽管他在南京任官，与同在南京的张璁、桂萼有接触的机会，他与桂萼同是江西人，儿子与桂萼之子同延请一师等等。

严嵩与桂萼有诗书往还，多所颂扬，这在士大夫中极为普遍，不能作为加入党争的凭证。

③当时反对内阁和部院大臣的安排，赞成皇帝尊崇兴献王的主张的，多是一些地位很低的官僚，即不但品秩低，而且是非清要部门的官员。

议礼一案，给他们创造了改变地位的极好时机。

严嵩在最显贵的翰林院任职，没有与张璁、桂萼等采取同样的行动，是合乎逻辑的。

另一方面，他也不像大多数翰林官，坚决拥护以杨廷和为首的旧官僚集团的主张，而取审慎的态度。

与批评正德朝政相比，这时的严嵩在为官做人方面有了明显的变化。

他将利禄看得重了，常说起“禄不逮养，学未有成”④之类的话，也有人批评他，任祭酒时就不清白了⑤。

嘉靖七年（1528），严嵩以礼部右侍郎步入上层官僚的行列。

他被世宗派往湖广安陆（今湖北钟祥）监立显陵碑石。

还朝后，严嵩上了两道奏疏。

一道奏疏叙述了河南灾区的情况，称“所在旱荒，尽食麻叶、树皮，饥殍载路。

市易饼饵则为人所攫取，子女鬻卖得钱不及一饱，孩稚至弃野中而去。

闻洛阳、陕州、灵宝诸处尤甚，人相残食，旬日之内报冻死二千余人”①。

另一道奏疏叙述了途中所见祥瑞，称“白石产枣阳，有群鹳集绕之祥”，“碑物入江汉，有河水骤长之异。

”立碑时，“燠云酿雨”，“灵风飒然”。

他提出撰文立石以记之。

②一呈祥瑞、一报灾异，反映了严嵩既有阿谀圣上的一面，又有关心民情的一面。

两篇奏疏都收到了好的结果。

对于前一疏，世宗批道：“这地方既灾伤重大，将该年勘过有收分数起运钱粮暂且停止，待次年收成之后带征，其余灾轻地方照例征解。

”③对于后一事，世宗批道：“今嵩言出自忠赤，诚不可泯。

依拟撰文为纪，立石垂后。

”④进献符瑞，是世宗所乐于接受的，救灾安民，是当年的世宗所关心的。

可以说，这一次外差，使严嵩得到世宗的欣赏。

后来的几年里，严嵩先后改任户部、吏部侍郎。

嘉靖十一年（1532），升南京礼部尚书，两年后改南京吏部尚书。

嘉靖十五年（1536），严嵩赴京朝觐考察，被世宗留下，任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

由于世宗对议礼的重视，礼部尚书在部院大臣中地位尤其显赫，往往成为进入内阁的阶梯。

严嵩和世宗的接触开始频繁起来。

据他自己说，当时世宗忙于同辅臣及礼部尚书等制定礼乐，有时一日召见两三次，有时至夜分始退。

他住在城西约四里，乘车驱隶弗及，往往是单骑疾驰。

①《钤山堂集》卷二七《西使志》。

②《钤山堂集》卷七《奉近慈圣歌》。

③严嵩：《历官表奏》卷九《奏乞休致》。

④严嵩：《振秀集》卷一“予少孤多病..诗”。

⑤徐学谟：《世庙识余录》卷五。

①严嵩：《历官表奏》卷一《使过河南见所在灾荒奏》。

②《明世宗实录》卷九六，嘉靖七年十二月丙申。

③《使过河南见所在灾荒奏》。

④《明世宗实录》卷九六，嘉靖七年十二月丙申。

嘉靖十七年（1538），有人上疏请献皇帝庙号称宗，以入太庙。

朝中大臣，包括严嵩在内，欲加阻止。

世宗怒，著《明堂或问》，严厉质问群臣。

严嵩尽改前说，并且“条划礼仪甚备”①。

献皇帝入庙称宗之争，是大礼议的尾声。

严嵩在这件事上碰到了小小挫折，也学会了如何应付性情乖僻多变的世宗。

勤勉加上温顺，严嵩博得了世宗的好感。

当时在西苑值宿并不时得到召见的官僚有：武定侯郭勋、成国公朱希忠、驸马都尉崔元、阁臣夏言和顾鼎臣，以及礼部尚书严嵩，严嵩作为世宗亲信的地位被确定下来。

角逐庙堂嘉靖二十一年（1542），首辅夏言革职闲住，严嵩加少保、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入阁，仍掌礼部事。

这是他经历第一场重大斗争所取得的结果。

夏言是江西贵溪人，正德十二年（1517）进士。

严嵩曾为该科会试的同考官，两人有师生之谊。

夏言以议礼贵，比严嵩早发达。

他建议立南、北二郊，实行天地分祀，得到世宗的赏识，一年中，由正七品的都给事中升至正二品的礼部尚书。

入阁以后，他推举严嵩任礼部尚书。

因有引荐之恩，夏言对严嵩傲慢无礼，以门客视之，两人关系迅速恶化。

而此时，夏言又因拒服道冠法服等事，招致世宗不满。

严嵩适时地利用世宗的不满，攻击夏言，更使世宗下决心除去夏言。

嘉靖二十三年（1544），首辅翟銮因事削籍，严嵩成为首辅，先后加太子太傅兼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少傅、太子太师、少师，获得了文臣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地位。

但这并不是说，他的地位就完全巩固了。

威胁仍然来自夏言。

世宗曾在案几上写下“公谨”（夏言字）二字，表现出对夏言的眷恋之情。

严嵩闻知此事，主动提出，“故辅臣夏言可诏用”①。

或称，世宗复思夏言，是因为“微觉嵩贪恣”。

夏言再次成为首辅，仍一如既往，不以同列待严嵩。

凡有批答，他独自拟稿。

凡是他憎恶的官僚，或与严嵩亲近的官僚，一概逐斥。

严嵩知世宗眷宠所在，噤不敢言。

与夏言相反，严嵩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对世宗一直保持谦恭的态度，并注意不让世宗感到他在独执朝政。

他曾声言：“臣每次独蒙宣召，人情未免嫉议，窃不自安。

..今臣希忠，臣元，臣赞，臣璧，凡有宣召，乞与臣同。

”②在生活细节上，他也颇为留意。

他后来对徐阶讲过一个故事：“贵溪再相，每阁中令馔，不食大官供。

家所携酒肴甚丰饫，器用皆黄金，与某日共案而食。

某自食大官供，寥寥簟具相对，乘二载未尝以一匕见及。

”③这种情况反映给世宗，他自会有一番想法。

谦恭，不但是严嵩打败夏言的主要手段，也是他长期维持世宗恩宠的主要手段。

①《明史》卷三○八《严嵩传》。

①于慎行：《穀山笔穀》卷四。

②《明世宗实录》卷二九五，嘉靖二十四年闰正月戊辰。

直接导致夏言失败的因素是“复套”事件。

嘉靖二十五年（1546），陕西三边总督曾铣议复河套，夏言极力支持。

世宗本来也赞同此议，对持反对意见的官僚严加训饬。

但在朝廷一片“复套”的呼声和积极筹办之中，他又改变立场，提出一系列疑问：“不知出师果有名否？及兵果有余力，食果有余积，预见成功可必否？”世宗思想的变化未必由严嵩引起，而严嵩的机会却由此而得。

他立刻声称，“复套”之议不当，且借机攻击夏言的专擅：“臣与夏言同典机务，事无巨细，理须商榷，而言骄横自恣，凡事专制..一切机务忌臣干预，每于夜分票本，间以一二送臣看而已。

”①嘉靖二十七年（1548），世宗命夏言致仕。

严嵩又利用掌管锦衣卫的都督陆炳与夏言的矛盾，总兵官仇鸾与曾铣的矛盾，联合陆、仇二人，确立夏言与曾铣交结为奸的罪名，置他们于死地。

夏言死，严嵩与仇鸾的矛盾开始激化。

仇鸾曾被曾铣弹劾，逮捕下狱。

他在狱中与严嵩约为父子，请严嵩子严世蕃为他起草弹劾曾铣的奏疏。

曾铣被杀，仇鸾有宠，不甘心为严嵩掣肘。

他上密疏，揭发严嵩与严世蕃所行事，引起世宗的重视。

嘉靖三十一年（1552），严嵩受到冷淡，大臣入值，他有四次不曾被宣召，当随同其他阁臣入西苑时，也被卫士拦阻。

他回到宅中，与严世蕃相对而泣。

所幸仇鸾不久病重，陆炳乘机把刺探到的仇鸾的不轨行为向世宗汇报。

世宗立即收回仇鸾的印信，使他忧惧而死。

皇帝和首辅间的芥蒂自然消除。

严嵩相继除去了政敌夏言、仇鸾，朝中一时无与匹敌，但他深知世宗对大臣的猜忌心理，为了保住他的权位，他对所有弹劾他的官僚都施以残酷的打击，轻者去之，重者致死。

沈鍊、杨继盛之死就是突出的例子。

沈鍊（1507—1557），浙江会稽（今绍兴）人。

嘉靖十七年进士。

《明史·沈鍊传》说他“为人刚直，嫉恶如仇，然颇疏狂”。

名士徐渭也赞“以奇惊一也”，始补府学生，以文奇；始知溧阳，以政奇；擢经历锦衣卫，以谏奇；最后，谪斥为民，以憨奇。

①他上疏，罗列严嵩十条罪状。

主要指责严嵩“要贿鬻官，沽恩结客”，“妒贤嫉能”，“阴制谏官”，“擅宠害政”，这些都反映了一定的事实。

严嵩由此大恨，反击说沈鍊在知县任上犯有过失，想借建言得罪，受些小处分，一来避考察，二来取清名。

世宗被打动，谪发沈鍊至口外保安。

沈鍊在塞外以詈骂严嵩父子为常，嵩闻之大恨。

嘉靖三十六年（1557），严世蕃嘱咐新上任的巡按御史路楷和宣大总督杨顺合计除沈，许以厚报，“若除吾疡，大者侯，小者卿”。

恰逢白莲教徒阎浩等被捕，招供人名甚多。

杨、路列上沈鍊的名字，经兵部题覆，沈鍊被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