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向生态文明的实践步骤

迈向生态文明的实践步骤

克利福德·科布著王韬洋译

1270年，对于正在写作关于古希腊哲学与基督教神学的集大成之作的托马斯·阿奎那而言，他所知道的世界就像一个健壮的身躯，各个组成部分都畅通无阻地运行着。在那个秩序井然而且相对繁荣的时代，知识分子的生活精致而优雅，以至于学者们致力于讨论诸如一个针尖上能够有多少个天使跳舞这样深奥的问题。

如果阅读阿奎那和他在巴黎大学那些同事们的著作，我们绝对不会推测出一场大规模的环境危机正在向他们逼近。然后，仅仅在三代或四代之后发生的一件似乎毫不起眼的小事，几乎摧毁了整个欧洲社会。作为“全球化”的结果，地中海及其周边地区的贸易日渐繁荣。因此，如果有几只老鼠在印度爬上船板，又在君士坦丁堡（今天的伊斯坦布尔）跳到岸上，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不幸的是，那些老鼠身上的跳蚤携带着一种被称为“黑死病”的疾病。在1348到1350仅仅两年间，这种疾病蔓延至整个欧洲，有30%至40%的欧洲人因为它而丧生。它在欧洲人的心灵中留下了无法抹去的伤痕。自然逐渐被视为人类进步的敌人，这种想法强化了那种认为人类必须征服自然而不是在自然的限度内生活的观念。

如果全球化要为1350年社会秩序的崩溃承担责任的话，那么在我们不久的将来将要出现的类似的流行疾病甚至可能造成更大规模的破坏。在今天，流行疾病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的速度要甚于从前。由于疾病的性质，它很可能只杀死每个家庭中具有劳动力的成员，而留下家中白发垂髫之人自生自灭。我们已经能够在南非和非洲大陆的其他国家中观察到这种现象，在那里，感染艾滋病而死去的正是那些仍是壮年的男男女女。

其他一些同样愈演愈烈的问题将会加剧疾病的爆发。能源价格的不断上涨开始增加了生产和运输食品与水的成本。争夺石油和水资源权利的冲突日渐演变成导致全球紧张气氛的主要因素，而且那些冲突在未来将会逐渐升级。不断加剧的气候变化将会造成地区性的农作物歉收，从而导致各地的食品价格上涨。饥饿会使社会中最贫穷者更加虚弱，从而扩大了疾病传播的范围。生态系统的单一化和基因多样性的丧失（loss of genetic variation）增加了农作物歉收和遭受病虫害破坏的几率。正如社会交往的积极方面以一种螺旋式上升的方式发挥作用从而为经济增长提供机会一样，同样的过程也可能以一种螺旋式下降的方式发挥作用从而加速灾难的来临。

如果人们设计用来保护社会免受这些问题影响的机制失去效力的话，那么这种失效在今天带来的后果要比1348年更为严重。在七个世纪以前，大多数人生活在农庄。而当灾难来袭，城镇中的居民就会返回到乡村。而在本世纪，这种（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安全阀不再发挥作用。如今，世界上有一半人口生活在城市。（即使是）乡村经济也已经变得与世界经济密切相连。因此，当整个系统停止运转时，每一个人都要承受其后果。即使不是疾病的爆发，也可能爆发许多其他类型的灾难。例如，如果世界石油供应在短短几个月内锐减到一般，那么向城市运输食品和水就会成为一个大问题。而当数百万人忍饥挨饿，城市的秩序就会荡然无存。

一次足以摧毁文明的世界危机并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威胁。（事实上，）它已经悬在我们的头顶。来自于洪水和飓风、诸如艾滋病之类的新病毒、禽流感和“疯牛”病、控制能源供应的世界性战争、南极洲和格陵兰岛冰层的溶化、物种的迅速绝迹、热带雨林的破坏、地区性渔业的崩溃、益虫数量的减少（特别是蜜蜂）等等的伤害日益增多，无一不在提示我们危机的无处不在。（当然，）那还仅仅是自然系统所承受的种种极端压力迹象的清单的一部分。除了这些由自然因素所引发的安全威胁之外，还有一系列威胁可以追溯到人类系统内部：核武器、工业污染、愈演愈烈的经济不稳定和经济不平等。这些问题散见于零星的报道，并没有得到系统地发掘，以至于公众仍沉浸在幸福喜悦之中，丝毫没有意识到危险正在一步步逼近。

正如危机所展示的那样，一些无关紧要的争论主导着每个学科。似乎（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知识分子们正在再一次讨论一个针尖上能有多少个天使跳舞的问题。我无意中曾经听到过三位美国哲学家的一次私人谈话。他们得出结论说，他们的研究领域唯一教给人们的是如何让思考更富有逻辑性。而这些哲学家，恰恰应该是关注上述那些意义深远并且目的明确的问题的人，他们应该做的是提供一套关于世界的综合性观点。但是，他们却将他们的专业知识用于纠缠细枝末节。我们不能期待让其他学科去为知识整体性的缺乏进行弥补。所有学科都遵循同样的路径走向专业化和越来越强调细节。正如我们人类文明的崩溃，每一个学科的成员关注的问题领域越来越狭窄，对于人类的用途也越来越乏善可陈。

寻找新的方法

如果一个知识分子逐渐意识到我们已经身处于日益加剧的全球性生态危机之中，那么，他或她应该采取怎样的行动呢？答案可能是，一切已经太迟了，采取任何行动都已是徒劳。（因为）新的观念通常要经过一代人或者两代人才能产生影响。但是，可能在两代之内，我们就要去面对全球体系运转的故障，而细微的调整已经无法使状况得到（根本性

的）改善。因此，可能已是为时已晚，已经无法保护我们当前所生活的全球文明的高级综合形式。或许我们现在应该为更为碎片化的社会类型进行计划，经过一系列气候和生物灾难，这种社会可能就会出现。但是，因为还有时间做出纠正，降低新全球秩序的转变，因此，我自己的思路是要在现存的经济和政治框架内提出观点。

1. 直接行动 VS 间接行动

在最一般的层面上，要想实现生态文明的目标，首先需要做的就是寻找一套新的关于如何思考，特别是如何历史性思考的方法。尽管人们频频提及对这种思考方式的需要，但是，除了像格雷戈里‧贝茨（Gregory Bateson）、路德维格·冯·贝塔朗菲（Ludwig von Bertalanffy）、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巴克敏斯特·富勒（Buckminster Fuller）这样的一群人之外，几乎没有任何特征能够说明如何才能对知识分子的行为进行重新导向。今天，我只想提到重新导向的一个因素。

当我们在思考如何努力改变社会行为的方向时，哪种类型的过程效果更好：一种直接的进路还是间接的进路？直接行为假设简单的、线性的因果关系：A导致B。而间接行为则将因果关系视为复杂的、接下来具有多种途径的行为。当印度政府和中国政府做出决定要控制人口增长的时候，二者都直接着手处理问题。它们限制正当人口的出生率。

事实上，许多问题可以通过直接行动的方式得到解决。所以，那些坚信所有问题最终都能够以这种方式得到解决的现代思想的教条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许多在系统内部与复杂的反作用网络密切相关的问题，是无法通过直接行动的方式被有效提及的。大多数生物的和社会的问题都可以包含在这一类问题之中。

寻找间接解决过程要求一种非常不同于寻求直接解决过程的方法论。寻求直接解答采取的方法是将一套简单的关系彼此孤立，这也是西方科学思维模式的主要特征。而寻找间接解答的进路则与寻求直接解答不同，它要求特别注意问题的背景。除此之外，只有当我们学会承认那些无形的关系比有形的关系更为重要时，才会发现间接的解决途径。

关于这一点，东亚人已经拥有一个有利条件。理解上存在的文化差异使得东亚人能够观察事件的背景，而不仅仅强调一种状况或一个系统的一个方面。这种特征已经用仪器得到证明，这个仪器揭示出眼睛在相片的不同部分能够集中多长时间。1如果面前展示出一幅照片，西方人几乎毫无例外地关注前景中的物体，几乎对环境或背景视而不见。而与之相反，东亚人会均匀地注视整幅照片，仅仅会把很少的额外注意力投注到前景的物体上。这就清晰地证明了东亚人看重整体，而西方人仅仅看重部分。因此，西方人的理解具有一种局部性失明。现代教育最让人恐慌的特征正是那种形式的失明，现在正被作为理解的最高形式在世界范围内四处推广。

1参见http://www.livescience.c1om/strangenews/ap_050822_asian_american.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