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供给侧改革具有稳定预期作用
吴敬琏 腐败令群众强烈不满
吴敬琏腐败令群众强烈不满2013年03月23日11:40来源：和讯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和讯网消息 3月23日，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3年会”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表示，粗放的经济增长模式无法改变和腐败猖獗导致低收入阶层的强烈不满是中国经济改革欲待解决的两大问题。
吴敬琏表示，十八大对中国今后向什么方向走的问题已经做出了回答，就是继续深化改革的方向。
然而确定目标只是改革三部曲的第一步，确定目标后要制定重点改革的方案和路线图，然后克服必然存在的各种阻力和障碍，把各种改革落到实处。
“改革路线图一般是在每一届中央委员会的第三次会议上讨论，因此在明年或者更晚一些时候，我们就可以全面的推进改革。
”吴敬琏透露。
吴敬琏强调，粗放的、旧的经济增长模式几十年无法改变和腐败猖獗导致低收入阶层的强烈不满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两大重要问题。
这些问题的根源更在于体制问题，土地财产制度问题，政府职能问题等等。
吴敬琏指出，尽管改革的设计和执行都很难，但只要有足够的领导智慧加上大众的支持推动，有希望实现改革的目标。
“李克强总理的话就是壮士断腕的勇气”。
以下是发言实录：吴敬琏：我没有很多新鲜的思想，就介绍一下我们现在正在做什么事情，去年中国共产党十八次代表大会做出了很重要的决定，我们知道在十八次代表大会以前，实际上在中国内部对向哪一个方向走，其实是有很多争论的。
大体上说来，一种意见是中国应该加强政府对于经济和社会的管控，英语杂志的说法是国际资本主义。
另外一种方向是群众过去30多年的道路，使得我们初步建设起来的市场经济制度有一个改善和提高，能够建设起一个在规则基础上的一个现代的市场经济制度。
十八次代表大会对这个问题做出了一个回答，中国今后向什么方向走？向继续改革的方向走。
十八次代表大会要求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的深化重要领域的改革。
改革方面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关键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得市场能够在更大程度和更大范围上，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作用。
吴敬琏：供给侧改革不能变成行政力量调结构
吴敬琏：供给侧改革不能变成行政力量调结构作者：来源：《财经界》2016年第03期供给侧改革应是体制改革，而现在常常被误解为“供给侧的结构调整”，事实上依靠行政手段调结构很难成功从理论上来说，大多数人都承认市场力量能促进资源从供过于求、效率低下的企业流出来，转向效率较高的企业，实现决策优化，也承认市场能有力激发创新和创业的活力，达到奖优罚劣的目的。
但是建立健全市场机制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事，而且需要相关的机构和人员放弃一切既有的权力和利益，所以往往步履维艰。
对于政府机关和官员来说，最顺手的就是老方法，即用行政手段干预。
一方面下达指标压缩过剩产能，消除房地产库存，要求网络提速降费;另一方面设置各种各样的扶持基金和高新技术开发区，企图用高投资、高补贴推出一个科技创新的高潮。
供给侧改革应是体制改革，而现在常常被误解为“供给侧的结构调整”，供给侧的结构性调整实际上回到了老办法，就是用行政力量调结构。
这点令人担心，这个办法恐怕不能取得我们预期的效果。
杠杆率已经超过了警戒线2015年11月份，中央提出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意味着我们从原来主要靠凯恩斯主义式的刺激政策搞增长，转向以提高供给质量、提高发展质量为主的宏观经济政策。
这是领导决策思路的重要改变。
过去的主流思想是由需求侧的因素分析勘察中国经济增速下降的原因和寻求应对的方略。
由这样的分析得出的结论就是，经济减速的原因是因为投资、消费、出口三架马车的力量不足，所以应对的方略就是扩需求，保增长。
但是执行这个方针若干年以后，现在我们陷入了一个困境，出现了两个现象。
第一个现象是投资回报递减。
这些年来，每年刺激的力度并没有减弱，但是效率却是不断衰减，几乎没有太大的作用。
另外一个现象就是杠杆率不断提高。
去年应该说超过警戒线了，到现在还在继续提高，这样就蕴藏着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
事实上，我们也不能再继续用这样的方法来应对面临的挑战。
吴敬琏：政治不改革,经济改革也落实不了
吴敬琏：政治不改革，经济改革也落实不了82岁的吴敬琏仍然保持着对中国经济最敏锐的触觉和知识分子应有的勇气及胆量。
吴敬琏的好友、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周书莲曾说过，吴敬琏最大的特点是“执着”，执着在工作、学习、生活……向科学进军、搞市场经济、学英语、学习西方市场经济学、写文章。
也许正是因为执着于自己的信念，吴敬琏从不畏惧在中国改革进行的任何阶段发表自己的见解。
1992年，他向中央建议：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为经济改革的目标；2000年，他提出要警惕市场经济滑入“权贵资本主义”的泥坑；2001年，他直斥中国股市为“没有规矩的赌场”；近期，他提出“重启改革议程，要求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并举”……吴敬琏多次被推向风口浪尖，甚至常常被误读。
但他并没有退缩，而是一直在为“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而奔波，为“中国增长模式抉择”而探究。
今年是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20周年。
南方谈话发表后，中国改革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整体推进新阶段，中国经济进入持续快速增长的新时期。
20年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可支配收入大幅提高，成亿人口脱离极贫地位；但同时也积累了相当的社会问题和矛盾，深化改革的迫切性和艰巨性不亚于20年前。
就如何深化改革等问题，《中国经济周刊》不久前对吴敬琏进行了专访。
南方谈话也存在遗憾《中国经济周刊》：南方谈话对当下改革的意义何在？吴敬琏：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发表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上世纪90年代初期，整个改革停顿了，经济下滑的趋势无法解决，邓小平南方谈话扭转了这种局势，为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
改革开放30多年，特别是南方谈话之后的大致10年时间，我国在经济改革上进展是最快的。
当然，近期的一些研究表明，与1980年的“八一八”讲话相比，1992年重启的改革存在一个明显的遗憾，就是只注重经济领域的改革，而不再像1980年代初期和中期那样，要求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并举。
就像邓小平在1986年说过的，“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也搞不通”。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今年中国改革面临哪挑战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今年中国改革面临哪挑战
佚名
【期刊名称】《中国民商》
【年(卷),期】2007(000)004
【摘要】@@ 增长方式尚未完全转变rn问:我国今年改革的重点是什么?rn吴敬琏: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一直十分关注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问题,"九五"期间又把增长方式从粗放到集约的转变规定为一项基本目标.但是,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并没有完全转变过来,依靠更多的物质资源投入,仍旧是实现经济增长的主要途径.
【总页数】2页(P35-36)
【正文语种】中文
【相关文献】
1.新世纪我国面临的重大社会经济问题--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一席谈 [J],
2.吴敬琏:2002年中国经济仍面临巨大挑战 [J], <四川省情>编辑部
3.经济中长期发展面临的三大挑战：吴敬琏：理解科学发展观是宏观调控的主要成果 [J],
4.吴敬琏:民营经济遇四大挑战企业面临"二次创业"——在"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论坛上的的讲话要点 [J],
5.吴敬琏:全面深化改革面临的挑战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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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的盛世警言
吴敬琏的盛世警言作者：刘胜军来源：《领导文萃》2012年第02期最近吴敬琏再次撰文警示：一旦进入政府主导路径，既得利益者必然推动向权贵资本主义蜕变。
而一旦路径被锁定，“除非经过大的社会震荡”，否则很难退出。
“维稳”和“改革”，都是实现社会稳定的方法，但二者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含义与后果。
我们应做出何种选择？这显然取决于对局势的判断。
在中国GDP跃居世界第二之际，我们也步入了社会矛盾多发期：一，在以资源和要素投入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下，环境透支已逼近临界点。
二，在基尼系数达到与美国接近的0.5的同时，腐败问题日趋严重，引发公众严重不满。
三，由于政府“有形之手”频频介入经济活动，在司法独立未能健全的情况下，导致了越来越多的“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的冲突，尤以征地和房屋拆迁为甚。
改革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十二五规划”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主线，中共中央提出加强“社会管理”，都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压力的存在。
改革不仅是必要的，眼下也是改革的“窗口期”。
不仅公众的改革诉求空前高涨，改革的条件也更加成熟。
究改革实质，在于政府体制改革，即政府应合理地“有所为有所不为”，退出对经济领域的干预和参与，减少审批权，转向以公共服务职能为主的“小政府”，成为市场经济中“看不见的手”。
推进改革，当然会遇到既得利益的巨大阻力。
要政府放弃权力，就像高西庆先生所言“需要灵魂深处的革命”。
眼下中国改革处于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一方面，从寻租活动中得利的特殊既得利益者力求推动“半统制、半市场”的经济体制，向国家资本主义乃至权贵资本主义或官僚资本主义蜕变；另一方面，极“左”力量竭力利用大众对权贵腐败的不满，推销其路线，把中国引向另一条歧路。
邓小平曾说，“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是非常有预见性的判断。
蜿蜒在历史三峡的中国经济，能否冲破既得利益和极左势力的双重干扰，奔向法治市场经济的大河，有赖于我们以巨大的勇气推进改革。
正如吴敬琏先生忧心告诫的：目前大众普遍对政府对于防止事态恶化措施不力啧有烦言，甚至将其形容为“下定决心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
吴敬琏再谈中国改革
吴敬琏再谈中国改革：有些人被改造了被扭曲了2013年10月20日 07:36 来源：凤凰财经作者：刘静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在即，中国新一轮的改革再次成为焦点。
10月19日，吴敬琏、高尚全、张卓元、马立诚、周为民等专家学者，在由中国民生研究院、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主办的内地经济学家“于光远追思会暨于光远经济理论研讨会”上，对中国改革与发展发表了看法。
吴敬琏认为，经过几十年的曲折坎坷历程，有些人被改造了，被扭曲了，丢掉了为建设独立、自由、民主中国的追求。
但也有一批同志，被人们称作“两头针”或者“老派共产党”，仍然坚持当年的追求，站在新时期，反思过去的历程。
比起吴敬琏的叙述，凤凰评论员，原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编辑马立诚则颇显犀利。
他认为，目前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很不令人满意，主要原因在于国企的垄断，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马立诚说，“前国资委主任曾发表言论称国企是共和国的长子。
这种言论与市场经济理念原则完全不相符，南辕北辙。
市场经济要求参与者地位平等，而这种“长子论”本质上是一种等级观念，特权观念，血统观念，极端落后的观念。
以这种观念作为基础与指引，我们的国企改革进展甚慢，问题非常多，这些从近期的中石油事件都可以看出来。
对国企的政策倾斜，鼓励支持国企垄断，采用这种手段来赚钱。
不仅如此，国企亏损时还给予财政补贴。
财政的钱来自纳税人的钱，凭什么不征求我们的意见，就给国企作为亏损补贴。
”在这种情况下，不同性质的企业，不同所有制的企业是无法获得平等的地位。
“国企是‘大阿哥’，民企是‘后娘养的’。
以民办高校为例，这些高校在生源、土地使用、教师评职称等方面面临着融资困难。
这就像李娜对阵莎拉波娃打网球，一上场裁判宣布从0：40开始，李娜为0分，莎拉波娃是40，然后谁先得50分谁胜利。
这个比赛怎么打，没法打。
”马立诚解释道。
他认为，目前中国的国企太多，太垄断，太压迫人，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的转型与发展。
“2003年，中国约有14万家国企，现在还是14万家，并且大部分是中小型国企。
吴敬琏PK厉以宁：改革30年 成败得失
吴敬琏PK厉以宁：改革30年成败得失赵赫：“今天我们《经济半小时》栏目来到了北京大学，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和大家一起来回望我们刚刚经历过的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30年来从1978年到2008年，30年来，我们的改革给我们带来的成果，大家有目共睹，我们的国民收入实现了迅猛的增长，当然30年来，我们经历了辉煌也经历了艰难，今天在这里我们特别邀请了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亲历者，也是推动者，著名的经济学家厉以宁先生、吴敬琏先生为我们共同来探究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成败与得失，并且为我们共同展望中国改革未来的发展方向。
首先有这样一个题目，我想请我们的经济学家分别来给出你们各自的答案，从1978年到2008年，30年来让你们感觉到最满意或者是最成功的改革有哪三项？我们先请吴老谈。
”著名的经济学家厉以宁先生、吴敬琏先生做客《经济半小时》栏目吴敬琏、厉以宁：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功三方面吴敬琏：“我认为最成功的改革在我个人的印象里面，是这么三次，第一就是84年，84年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商品经济是我们改革的目标，不过这个改革只能说是个改革的启动，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1994年，根据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这个决定进行的，全面的改革90年代我们之所以能够跨一大步，跟94年的改革有直接的关系；第三就是根据97年的十五次代表大会，所规定的建立基本经济制度这个改革，我们沿海地带到了世纪之交，经济很快就起来了，这是跟97年以后建立基本经济制度的改革直接有关的。
”赵赫：“我们请历老选择您的三个答案。
”厉以宁：“第一个是农村的家庭承包制，农村家庭承包制，在当时条件下它要通过农民的积极性调动来促进农民的生产，打破从前人民公社下大一统农业的情况，所以当时是冒着生命危险，安徽凤阳小岗村我去看过，在展览室里还陈列着当初十八户农民印了手印签的协议，协议上有一句话，如果谁被抓了，其他各家有义务把他们家的孩子抚养成人，是冒着这个危险来搞的，但是承包制就推广了。
中国改革的守望者吴敬琏
中国改革的守望者吴敬琏作者：马文良张锐来源：《中关村》2016年第08期7月20号，北京暴雨，在北大博雅国际酒店召开的中关村民营科技企业家圆桌论坛如期举行，这一次的主题是《闻道“改革守望者”——吴敬琏》。
现场气氛异常热烈，当吴敬琏走进会场的时候，到场企业家起立鼓掌致敬。
吴敬琏先生精神矍铄，在三个小时中，就中国企业如何从“跟跑者”、“并跑着”进化为“领跑者”？中国经济如何实现从“野蛮生长”向“创新驱动”的演变？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驱动力究竟为何？吴敬琏娓娓道来。
这是一个敢于说实话的经济学家。
铺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之基，吴敬琏以真知灼见助推一个转型时代的滚滚车轮；摇举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旌旗，吴敬琏尽匹夫之责加注一个起飞时代的勃勃能量；透视游离于市场背后的暗影，吴敬琏用率真良知廓开一个裂变时代的重重混沌。
作为凡人，86岁的吴敬琏拥有的不只是耄耋之躯，更坚守着质朴至真的不老风骨；作为学者，吴敬琏拥有的不只是书翰墨宝，更占据着高屋建瓴的思想飞地；作为智囊，吴敬琏拥有的不只是影响之力，更彰显出超凡脱俗的艺德品行。
走近吴敬琏，我们不仅能够感受到一位经济学大师高山仰止的学术造诣与家国情怀，更能饱览到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激荡风云。
良师与益友受到经营民族资本工商业三代大家族的基因传承，更为父母手中《新民报》所秉持的“不畏强权，为民请命”的精神理念所浸染，“科学救国与实业救国”的思想和抱负在少年吴敬琏的心中驻扎得特别深刻。
因此，中学时期，吴敬琏特别喜欢理工科。
除了数理化、生物的成绩都非常优秀外，吴敬琏平日在家时总喜欢把各种钟表、机械拆卸下来，倒腾一番后再组装好。
在吴敬琏看来，只有依靠声、光、电、化才能发展起工业，并救国与强国。
没出意外，18岁考取金陵大学时，吴敬琏报考的就是自己最为喜欢的电机系。
然而，由于患有遗传性肺结核疾病，就像中学阶段因病不得不多次休学一样，进入大学后吴敬琏也先后因此两次中断学业。
不仅如此，由于工科学习需要动手做实验与野外考察，身体一向羸弱的吴敬琏已经明显感到自己的体力难以胜任。
吴敬琏：改革面临四大阻力汇总
导读：中国经济现在确实面临着很复杂的状态，一方面，经过三十多年改革，中国的经济、中国的国际地位有很大的提升，面临着一个重要的战略期、机遇期；另一方面，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面临着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
一、“三期叠加”的挑战中国经济现在确实面临着很复杂的状态，一方面，经过三十多年改革，中国的经济、中国的国际地位有很大的提升，面临着一个重要的战略期、机遇期；另一方面，我们又面临着很严峻的挑战。
十八届五中全会对这种状况做了总结，就是“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面临着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
这一概括非常全面、准确和深刻。
我们所面临的矛盾、隐患和挑战可以用“三期叠加”来说明。
第一期是“经济增长换档期”，经济增长减速这是第一个矛盾和挑战。
过去很多经济问题、社会问题都是靠数量扩张来摆平的，一减速这些问题就出来了。
第二期是“结构调整阵痛期”。
“九五”规划时就提出需要改善调整产业结构，但是二十年过去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
现在越来越迫切需要调整结构，实现结构优化，但这件事是要付出很大代价和成本的。
第三期是“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
我们一直用增加需求来拉动增长，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在2008年底到2009年，用强刺激的政策扩需求保增长。
增长率保住了，但是负作用很大。
最突出的表现是我们资产负债表里面的负债率迅速提高，已经越过警戒线。
日本1986 年的刺激政策引发资产泡沫，泡沫破裂的后遗症至今还存在影响。
日本的前车之鉴启示我们，刺激政策所积累起来的负面结果必须消化掉。
这些问题叠加在一起，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各种矛盾，各种隐患，各种挑战。
二、根据“供给侧因素”提出对策对于增速下降有两种对策选择。
宏观经济分析不外乎从两个侧面，即从需求分析或者从供给分析。
第一种对策，可概括为从“需求侧因素”进行分析。
之前最流行的“三驾马车”分析方法，就是从需求侧的三个主要因素：消费、投资、出口的状况去探求经济增速下行的根源和寻求对策。
吴敬琏中国经济改革进程读书笔记
吴敬琏中国经济改革进程读书笔记
我读了吴敬琏的《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以下是我的读书笔记：
本书主要探讨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历程和特点。
作者首先分析了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的状况，指出当时的计划经济模式已经陷入了瓶颈，必须进行改革。
接下来，作者详细讲述了改革的进程和特点。
他指出，改革是在实践中逐步推进的，而不是一蹴而就的。
改革的主要方向是逐步放开市场，推动经济发展，并且逐步引入市场机制。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极快，一直保持在两位数以上，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奇迹。
然而，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中国也面临了一些新的挑战。
作者指出，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如何平衡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之间的矛盾。
另外，中国也面临着一系列社会问题，如贫富差距、城乡差距等。
作者认为，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进一步推进改革，完善市场机制，并且加强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
最后，作者还对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进行了展望。
他认为，中国经济仍然有很大的潜力，但是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进一步改革，推进市场化和国际化。
同时还需要加强环境保护和资源利用，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
总之，本书是一本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权威书籍，深入分析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历程和特点，对于了解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理解中国经济改革的特点和未来发展方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吴敬琏：改革只走了第一步
吴敬琏：改革只走了第一步
2012年11月30日 01:00北京晨报评论(49人参与)
晨报讯（记者姜樊）在昨日的财经年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敬琏表示，中国的改革要分为三步走，而如今仅仅走了第一步。
“现代市场经济是一个非常巨大而复杂精巧的系统。
不是简单地提出目标，甚至简单地说一个口号，就能够把应该做什么弄清楚，而是要做许多研究的工作，才能够把各方面改革的方案设计出来，把配套关系确定下来，然后根据这个施工图进行施工。
”
吴敬琏表示，“十八大明确了我们到底应该选择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十八大重申我们要坚持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这样就把全面深化改革提到了执政党的议事日程上来。
当下，第一步已经走出去了。
”
吴敬琏认为，下一步最重要的就是要把总体规划设计好。
“现在需要做的事情就是要环绕一个中心，就是完善竞争性的市场体制，环绕这个中心对财税体制、金融体系、国有经济、市场监管、社会保障体系和政府职能等方面都要做出改革的方案设计，而且把这些方案设计综合起来，明确改革的重点，做出各项改革的实施步骤和配套关系的安排。
”
吴敬琏指出，中国的改革还要克服既得利益所带来的阻碍。
“既得利益现在越来越强大，如果不能克服这些既得利益设置的阻碍、障碍，改革也很难推进，这些方案和总体规划也难以落实。
”
此外，银监会副主席蔡锷生表示，金融改革需要坚持退出机制，对于不能调整好的金融企业应该淘汰。
除了破产、保险之外，还需要社会保障层面来支撑，比如用就业保障来保护银行员工的利益。
而发展实体经济则是发展经济之本。
吴敬琏再发声：经济刺激效果近零,警惕“改革空转”
吴敬琏再发声：经济刺激效果近零，警惕“改革空转”2016年03月14日 11:38来源：凤凰国际智库7658人参与95评论中国经济不能实现改革初衷，主要是这一代掌握政策和话语权的人都深受苏联意识形态的毒害，教科书等还没彻底清理这些苏联式意识形态，甚至还被拿来作为阻碍改革的武器。
凯恩斯主义只是用来应对短期经济困难的处方，但绝不适合用来应对长期的经济问题。
作者：吴敬琏著名经济学家转自：微信公众号“平说 iNews-” 3月12日本文源自吴敬琏教授在中欧管理论坛上的演讲中国经济不能实现改革初衷，主要是这一代掌握政策和话语权的人都深受苏联意识形态的毒害，教科书等还没彻底清理这些苏联式意识形态，甚至还被拿来作为阻碍改革的武器。
凯恩斯主义只是用来应对短期经济困难的处方，但绝不适合用来应对长期的经济问题。
2009年政府采取了强刺激政策，4万亿的投资和10万亿的贷款，虽然在当年第4季度和2010年第1季度，将经济下滑的趋势拉回上10%的增速，但是随后就掉头直下。
政府干预扭曲了市场信号，对不可预知的政策依赖令人生活在无知的恐惧中。
随后几年来，几乎每年政府都会出台一些保增长的刺激措施，但GDP增长率仍然一路下行。
从2011年到2014年的四年中，GDP增长率分别是9.2%、7.8%、7.7%、7.4%。
到了2015年第3季度终于掉到7%以下，尽管这个季度刺激措施不比2009年差，但促增长的效果已经几近于无。
这说明靠政府投资拉动根本无法抵抗报酬递减规律，而一味地进行投资，债务系统风险已经太大了。
可是改变这种趋势也很难。
这是因为中国的体制问题，大多数国家的城市都是依靠地方的市场化实现经济繁荣，是从下而上的。
通常的情况是，一个地方形成了市场，人们因为市场交易逐渐发展成城市，城市规模扩大，实现繁荣。
但中国的城市是层层等级森严，越是往上一级的政府越是掌握着更多的资源，城市规模越大土地出让金越多。
上面投资哪个城市，哪个城市就被硬生生造起来，其他城市就掉下去。
吴敬琏的忧虑
吴敬琏的忧虑作者：来源：《商周刊》2012年第20期这位满头银发的老人对目前各地竞相出笼的“保增长投资计划”表示深深的忧虑：“各地作出的投资规划，已经达到了17万亿，这是不可持续的，问题暴露得很明显。
”“据不完全统计，为了保增长，各地作出的投资规划，已经达到了17万亿，这是不可持续的，问题暴露得很明显。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日前召开的国际金融论坛2012学术报告会上的主旨报告中，对目前各地竞相出笼的“保增长投资计划”表示深深的忧虑。
7月以来，各地在中央“稳增长”的宏观经济定调后表现出“百舸争流”的架势。
时间来到9月，开工成了各地涉及重大项目的主题词。
这轮投资会不会成为地方版“4万亿”？会不会带来重复投资、产能过剩、效率低下等问题？不可持续的增长吴敬琏被称为“最有良心的经济学家”。
在9月16日召开的国际金融论坛2012学术报告会上，这位满头银发的老人一脸凝重。
他说：“最近我到一些地方，看到各地地方政府都很着急，希望实现高速度的增长，否则财政问题、社会福利问题都难以解决。
然而各地想出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投资，大规模的投入。
去年主要的办法是引进央企，在一个省的范围内引进央企投资，从几千亿到两三万亿，‘口惠而实不至’。
项目列了，进入的却不是太多。
今年的做法许多省如出一辙，都自己作出了气魄很大的投资规划。
上星期初各地报来的投资规划大概7万亿，到周末已经到12万亿了，而现在的数字已经达到了17万亿。
钱从哪里来就是很大问题。
”吴敬琏表示，稍有些经济学素养或者对过去历史有知识的人，都会认识到这种方式是不可持续的，这套做法的消极后果也暴露得越来越明显，存在的问题已经相当危险。
“有一个省级地区连年GDP增长都达到了14%、15%的水平，但是投入越来越多，按照本地GDP的总量来说，去年的投资率大概是89%，今年上半年的投资率是多少呢？是本地生产总值的120%。
这是可以持续的吗？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不可持续的。
”他以高铁为例进一步说：“高铁是不是需要发展？是需要的。
增加供给才能从根本上稳定预期
方面的努 力，使 中国未来发展能够伴随 中产 阶层的崛起和 壮大” ，其 中之一是 “ 改善 国土规 划和城 市建设理念，为 大部分 国民获得独栋房屋的提供实现条件 ，扩大国民的实
体财 富增长空间” 。（ 中国新闻周刊》总第 ５ ８ ９ 期） 按照党的十八大要 求，缩小社会各阶层 贫富差距，实
再现，不禁让人对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的功效捏一把 汗。
供 了攀升的空间，其传导过程是 ：刚性需求和改善性需求
的旺盛——房价止 降回升——开发商看好 来年楼市，追求
对此，有人解释道： “ Ｋ． ｇ ｚ 策层 面看，调控政 策持续近 两年， 进入政 策疲劳期，调控效力逐 步减弱，看涨房价的市场预
表现为，旺盛的刚性需求和改善性需求与住 宅供应量之 间
的 问题。 当前房价上扬的动力源头是合理性需求，对此抑制调 控就违背了房地产市场发展的宗 旨。笔者认为，破解 当前 楼市 困局的核心是增加供应， 即一方面要 坚持调控 不动摇 ， 一方面要努力增加供 应 （ 普通 商品房和保障性住 房 ） ，这 个核心问题得不到解决，永远斩断不 了由需求旺盛 为起点
经过 ２ ０ １ １ 年 以来的限购、 限贷和房产税政 策的 多管 齐下，全 国的房价涨幅得到明显控制。但是 自去年下半年 的矛盾。从长远看，这种现 实的或潜在的需求是房地产业 持续发展的基础，但在一个时期 内的集 中释放也给房价提
以来， 楼 市量价 齐升的势头越来越 明显， 部分城 市 “ 地王”
尚不能满足 全社会的农产品需求，城镇化发展基础设施建 设和工矿企业用地急速增加，再加上进城务工农民的 巨大 住房需求，都要求保护耕地，集约节约利用土地。现在
少省 区的农村宅基地都 已从独栋房屋 向联排式、公寓式住 宅发展，而大 中城 市早 已禁止建造别墅等低容积率住 房，
吴敬琏中国应该选择何种增长模式
吴敬琏中国应该选择何种增长模式吴敬琏先生是一位知名的经济学家，在中国经济领域有着广泛的影响力。
他曾多次表达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观点与建议，其中包括关于中国应该选择何种增长模式的问题。
本文将围绕这一话题展开讨论。
中国经济在过去几十年的快速发展中，主要依靠的是出口和规模扩张。
这种增长模式在短时间内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增长和就业机会，但同时也给中国经济带来了一系列问题。
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中国经济需要寻求一种更加稳健、可持续的增长方式。
吴敬琏认为，中国应该选择一种更加注重创新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模式。
这种增长模式可以带来更高的经济增长率和就业率，并有利于中国在全球经济中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
首先，创新是推动经济增长和提高竞争力的重要力量。
通过科技创新和技术升级，企业能够生产出更加优质、高端的产品，提高产品质量和附加值，提高自身的市场占有率。
同时，创新还能够带来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使经济更加强有力地支持社会发展。
其次，注重提高劳动生产率也是必要的。
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能够提高企业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增加企业利润，最终推动经济持续增长。
与规模扩张模式相比，在劳动力成本上涨、环保压力加大和国际贸易形势不确定等情况下，提高劳动生产率是更加可持续的选择。
此外，吴敬琏认为，创新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应该与消费升级相结合。
中国经济目前仍面临着收入分配不平等、中高端消费不足等问题，仍有巨大的增长潜力。
因此，企业应该抓住这一机遇，不断提升产品质量和品牌形象，开拓更加宽广的市场空间。
总之，吴敬琏认为，中国应该选择一种更加注重创新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模式，以实现更高的经济增长和就业率。
这种增长模式还能够实现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使中国在全球经济中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
当然，这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和支持，才能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经济50 人论坛成员 吴敬琏：说说“结构性改革”
中国经济50 人论坛成员吴敬琏：说说“结构性改革”作者：暂无来源：《上海企业》 2017年第9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际上包含两个含义不同的“结构”。
第一层含义的“结构”，是指经济结构，也就是资源配置的结构。
在从供给侧探究中国经济减速的原因时，我们发现，最主要的问题是，由于资源错配，经济结构发生了扭曲，导致效率下降。
第二层意义上的“结构”，是体制机制的结构。
这两种“结构”之间的逻辑关系是这样的：经济结构的优劣，最终取决于资源配置的体制机制；只有体制机制结构的优化，才能纠正资源配置结构的扭曲，提高供给质量。
“结构性改革”讲的正是这后一种结构的改革。
这两种“结构”不可混淆。
如果把它们混为一谈，就会用经济结构的调整去取代体制结构的改革。
历史经验表明，这样做会造成最终经济结构也不能得到优化的消极后果。
我们习惯于把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改革叫作“体制改革”。
当这个短语被译成英语的时候，也常常用structuralreform，即“结构性改革”来表达。
因此，它是市场经济国家常用来指称局部体制架构改革的概念。
因此，需要明确的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讲的是对体制机制架构进行的改革，通过这种改革，把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建立起来，并且通过市场奖优罚劣、优胜劣汰作用的发挥，来纠正资源错配，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和供给质量的提高。
从2016 年1 月以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历次会议都着重讨论了如何切实推进改革的问题。
6 月27 日的第25 次会议特别指出：“改革是一场革命，改的是体制机制，动的是既得利益，不真刀真枪干是不行的。
”那么，怎样才能防止改革空转、真刀真枪地推进改革呢？我认为，需要在以下三个方面取得突破。
首要的问题，是要形成对改革的共识。
以国企改革为例，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许多人都觉得国企改革似乎进展得太慢。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国有资产管理机构由直接管企业（即管人、管事、管资产）转向管资本为主，通过若干资本经营公司作为投资主体掌握原有的国有企业的股权。
吴敬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府如何“有所为”
吴敬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府如何“有所为”
佚名
【期刊名称】《山东经济战略研究》
【年(卷),期】2016(0)5
【摘要】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近期撰文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政府应有所为有所不为。
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中有两句话:"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
"现在有这样一种理解:三中全会说了两方面都要发挥作用,半斤八两。
要搞清楚两者的作用范围是不一样的。
【总页数】2页(P43-44)
【正文语种】中文
【相关文献】
1.政府的『有所为』与『有所不为』--西欧之行对政府行政管理创新的几点思考[J], 袁勤华
2.吴敬琏：加强竞争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方面 [J], ;
3.政府应有所为，政府可有所为——专访杨宜勇、蔡定剑教授 [J], 王平
4.信息化驱动创新提升全效率——吴敬琏解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J], 李飞云
5.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府如何“有所为” [J], 吴敬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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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只有改革才能消除体制性障碍，实现我们所期望的新常态
吴敬琏：只有改革才能消除体制性障碍，实现我们所期望的新
常态
佚名
【期刊名称】《决策探索》
【年(卷),期】2015(0)7
【摘要】当前，中国经济进入发展新常态，既面临着机遇也面临着挑战。
如何解决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5年年会”上表示，过去20年的经验表明，只有通过改革才能消除体制性障碍，实现我们所期望的新常态。
“现在的主要任务是通过改革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只要经济发展质量提高了，才不会有太大的麻烦，困难会一天天减少。
”【总页数】1页(P7-7)
【关键词】体制性障碍;吴敬琏;改革;才能;期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经济发展方式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F121
【相关文献】
1.增加农牧民收入必须消除体制性障碍-关于深化农村牧区经济体制改革问题探讨之一 [J], 包俊臣
2.改革要在消除体制性障碍上有新突破——对新时期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思考 [J], 徐植文
3.吴敬琏:消除体制性障碍补改革短板 [J],
4.吴敬琏：改革难点在于体制性障碍未破 [J], 马玉荣
5.高强:卫生体制改革需消除体制机制性障碍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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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改革具有稳定预期作用
吴敬琏
1.所谓“三驾马车”是从凯恩斯主义的短期分析框架脱胎而来。
而用凯恩斯的短期分析框架去研究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问题。
这显然是一个误用。
2.转变经济发展方式1995年就已经提出，已经有20年，为什么至今没有实现？问题在哪里？问题在于存在体制性障碍。
3.在稳住大局，保证不发生系统风险的条件下，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切实推进改革上，在体制上消除体制性障碍，建立能够激励创新和创业的经济体系，也就是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
4.所谓供给侧的因素，就是决定GDP总量和GDP的增长因素是什么。
5.什么叫有序？有序就是法治化，最主要的“序”就是法律。
一、当前中国经济形势依然严峻
现在中国经济面临严峻挑战，这个挑战概括地说，就是中央讲的“三期叠加”和“四降一升”。
“三期叠加”中的第一个期是经济增长换挡期，也就是经济增长减速。
第二个期是结构调整阵痛期。
优化经济结构的过程不会轻松，需要付出成本，会产生阵痛。
第三个期是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
前面两期出现后，政府就加强刺激政策，它造成的结果是整个国家的资产负债表负债率太高，杠杆率越来越高。
杠杆率升高，会发生系统性危机。
“四降一升”是指经济增速下降、工业品出厂价格下降、实体企业盈利下降、财政收入增速下降，加上经济风险发生的概率上升。
二、应对挑战关键依靠创新和效率提高
面对这些挑战，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决定，要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经济学界，对于这些挑战发生的原因和应对方法出现了分歧。
主要有两种分析方法和两种不同的结论。
第一种分析方法从“需求侧因素”分析。
他们认为，为什么发生增速下降？是因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出口）没有力量了，拉不动了，即需求不足造成了GDP增长速度下降。
用这种分析得出的结论是，要拉动经济增长就要增加需求，包括消费需求、出口需求。
虽然政府推出一系列政策，但是成效并不明显。
最后就是继续沿用增加投资需求的办法。
从2009年开始一直采用这个办法“扩需求、保增长”，比如，2009年的4万亿经济刺激措施，近10万亿的贷款。
从2009年，经济学界就有人对这种做法提出不同意见。
从经济学理论上来说，所谓“三驾马车”是从凯恩斯主义的短期分析框架脱胎而来。
而用凯恩斯的短期分析框架去研究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问题。
这显然是一个误用。
这个办法实行这么多年以后，到现在出现两个问题：第一，投资效果递减。
2009年的时候4万亿投资、10万亿贷款一下去，经济马上反弹，增长几个百分点，但是越到后来效果越差。
2014年效果就非常短暂，只起了一个季度的作用，2015年完全没有作用。
第二，资产负债表里面的负债率积累得越来越多。
到去年中期，中国的三个资产负债表，居民、企业和各级政府的杠杆率，即负债对GDP的比例远远超了警戒线。
一般认为这个比例在百分之二百以上就是警戒线，到了去年中期，低的估计是百分之二百五十，高的估计是百分之三百。
其中负债率第一位的是企业，当他们的杠杆率高了以后，导致经济运行某些环节上出现断裂，引发“跑路”现象。
一旦这个爆发点多了以后，它有传导效应和连锁反应，就容易出现系统性危机。
所以，看来用刺激需求的办法来应对现在面临的挑战是不现实的。
第二种分析方法是从“供给侧因素”分析。
对于长期经济发展，应该去分析供给侧的因素出了什么问题。
所谓供给侧的因素，就是决定GDP总量和GDP的增长因素是什么。
从供给侧来说，主要有三个因素：投资、劳动、效率。
现在中国的问题是，人口红利已经没有了，新增劳动力正在减少，而且减少速度相当快。
这么多年用投资拉动增长，已经造成这么大的问题。
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主要归因于效率太低。
“以前，我们不需要很多的自主创新，只要购买外国设备和技术，生产技术水平就会很快提高。
但是，随着一般的生产技术水平跟外国很接近了，要用简单的购买外国设备、引进外国技术来提高一般的技术水平的路子已经走不通了，必须自主创新。
从供给侧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我们要应对挑战，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增长方式和发展方式要转轨，要找到新的动力，只有提高所谓索洛余量，即技术进步、效率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优化结构，促进创新，从原来靠投资转向靠效率提高，或者TFP（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吴敬琏说。
这两种不同的分析方法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要从根本上应对面临的挑战，就是要靠创新、靠效率提高或者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三、体制性障碍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难实现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供给的质量和效率，这是供给侧改革的实质。
实际上，这个问题早在1995年制定“九五”计划建议里面提出来的。
虽然之后有一些提法上的差异，但实质内容是一致的，比如，“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着力推进以提高供给质量和效率为目标的供给侧结构改革。
还有多年前提出的“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它们的实质性内容是一致的，都在于实现经济发展方式从投资驱动到效率驱动的转型。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提出20年，为什么至今没有实现？问题在哪里？”吴敬琏认为，问题在于存在体制性障碍。
这种体制性障碍主要包括两方面：第一方面，把GDP增长看成是政绩的主要指标。
第二方面，各级政府拥有太多的资源配置权力。
这两方面加在一块儿就构成了各级政府都要运用它手里资源配置的权力去营造GDP的高速增长。
现在面临的还是这个问题，就是怎么能够打破这种体制性障碍。
吴敬琏表示，这个旧体制的核心问题就是在资源配置中到底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还是市场起决定性作用。
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已经做出决定，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来逐渐改造这个旧体制。
所以成败的关键就在于，能不能按照中共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和五中全会的决定，落实各项改革措施。
四、关键在于切实推进改革
把这一切总结起来，我们应该采取的方针就是在稳住大局，保证不发生系统风险的条件下，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切实推进改革上，尽快按照十八大以来中央的决定，在体制上消除体制性障碍，建立能够激励创新和创业的经济体系，也就是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
下一步，我们应该加快推进这些改革：从简政放权到制定市场进入的负面清单和对政府授权的正面清单；金融改革要全面深化，现在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市场化的进度很快，超出了原来的预期，但是包括股市监管在内的其他方面的改革如果没有加以支撑和跟进的话，只是在这两个金融价格的市场化方面单向出击，仍然存在金融市场不稳定的问题；财政体系亟须完善；国有经济和国企改革亟待展开；竞争政策的全面实施亟须提到日程上来，现在不只是国有企业有很多行政垄断权，有些私营企业也靠吃偏饭得到一些政策优惠，一个企业如果得到了政策优惠就等于打击了其他企业，就使得竞争无法开展，所以竞争政策必须全面实施；建设自贸区，开创对外开放的新局面，营造一个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教育体系改革、法治建设也要加快推进。
法治建设也非常重要。
因为十八届三中全会说要建立一个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什么叫有序？有序就是法治化，最主要的“序”就是
法律。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五大任务，即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这些问题都是长期积累的，现在时间拖的太久，在短时间内要将结构扭曲扭过来，有相当大的难度。
而且原来的结构与他对应的是一套利益结构，要改变原来的结构变成一个新的有效的结构，就连带着利益结构调整的问题，这个利益结构的调整也是非常艰巨、复杂的任务。
在这个过程中还会碰到一个问题，中央提出调结构，老办法又来了，依然用行政办法调结构，怎么办呢？一个是要靠市场、靠竞争，通过竞争发挥奖优罚劣、优胜劣汰的作用去实现结构优化。
当然这个过程中会发生很多问题，譬如说去产能，职工怎么办？十八届三中全会说了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
比如，首先有一条是中央提出来社会政策要托底，这个托底的任务就在政府身上了。
所谓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不是说要像老的办法那样政府到处用行政命令解决问题，而是政府要发挥十八届三中全会讲的政府应该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