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认识与理解

政治学与经济学的结合并非始于马克思; 19 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在英国和欧洲大陆产生了相当一批政治经济学家，他们尝试从原则上去理解、认识和论证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产生、存在和发展。19 世纪 40 年代中期，马克思的批判思路由哲学、法学、社会学逐渐转向政治经济学。这一方面是其自身思想发展的逻辑性结果: 对异化劳动关系的实证性论证，只能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入手; 另一方面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氛围有关。不过从一开始，马克思与政治经济学家们就存在着从前提到原则在认识和理解上的分歧。私有产权、等价交换以及拥有和交换规则的普遍性，是政治经济学 ( 古典经济学、国民经济学) 论证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形成和发展的观念性基础，马克思则尝试通过对政治经济学家们所为之论证的原则及其现实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着的悖论的揭示，完成对资本主义的理论批判。为此，马克思阅读了大量政治经济学著作，写下了数量可观的阅读笔记和手稿，这些文献涉及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从政治、哲学与伦理三个方面所进行的批判。本文即分别从这三个方面来分析和厘析马克思的批判思路。

所有权在经济领域体现的是人与劳动对象的法定关系，是人们一切经济行为的基础。马克思在写作《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以下简称“《手稿》”) 时开始其研究思路由哲学向经济学的转向，所有权关系成为其讨论中的基本关系。这从两个方面体现出来: 其一是人与劳动对象的关系，其二是人与自身活动对象化结果的关系; 前者体现为劳动与资本、自然资源 ( 土地等) 的关系，后者体现为劳动与劳动结果的关系。在1857—1858 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 以下简称“《大纲》”) 中，马克思从更加广泛的意义上关注这一问题: 一方面是纵向的历史进程，另一方面是横向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展开;《大纲》的魅力也许正在于此。1859 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 ( 以下简称“《第一分册》”) 是马克思在《大纲》基础上尝试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著作六分册中的第一册，实际上也是这一计划中出版了的唯一一册; 该分册出版后，马克思的整个研究计划发生了改变。我们在该分册的初稿片段中能够看到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思路在前期研究基础上的反思，这其中就包括所有权问题。在《第一分册》的初稿片段中，马克思对所有权问题的关注对象，除了洛克的劳动本体论，即以个人劳动为基础的对其劳动对象的所有权解释之外，还列举了其他经济

学家对所有权问题的认识，并对这些观点进行了归纳，指出: 无论是偏重于经济学还是法学的所有现代经济学家们，都把个人自己的劳动说成是最初的所有权依据 ( 即洛克观点) ，与此相应，把对自己劳动成果的所有权说成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前提，亚当〃斯密就持这样的观点。

不过，他们的这一理论解释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被颠覆了。因为，劳动所有权作为经济交换关系的前提，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是建立在以交换价值为前提、而并非以简单交换关系为前提的基础上的。言下之意，由于劳动力的交换价值与其创造价值的价值不相等 ( 这在《手稿》时期并没有得到充分论证) ，劳动所有权的基础受到了侵犯。显然，马克思的批判并不是指向劳动所有权这一原则本身，而是指向劳动所有权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经济交往关系中被颠覆的现象，而政治经济学原理则试图论证劳动所有权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与政治经济学家们的区别所在。在马克思看来，古典经济学家们把来自资产阶级社会本身的观念，即劳动所有权理论，称为一般规律，又把这一规律的现实性延伸至还不存在所有权的黄金时代 ( 原始时代)，也就是说，将这一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权占有规律看作是存在于人类社会一切发展进程中的永恒的规律。

与国民经济学家不同，马克思则从资本主义的经济交换关系中去理解这一观念的形成，将其看作是资本主义经济交换关系的产物。那么，资本主义经济交换关系的基础是什么呢? 在 1859 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从生产力发展水平对此进行解释。马克思对经济学家们的批判不是指向他们对所有权的劳动基础的解释，而是指向他们将所有权规则抽象为永恒的规则。在马克思看来，经济学家们的这一认识方法在两个方面引起麻烦: 第一，从不存在所有权的史前社会那里去寻找所有权的本体论基础; 第二，看不到劳动所有权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存在着的悖论。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去解释资本主义所有权理论的生成，进而从社会生产发展状况去论证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形成，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经济学家们的两个麻烦: 第一，以劳动为基础的所有权只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第二，这一所有权被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所颠覆。不过，在这里我们同样应该看到，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形成的历史条件与这种经济关系形成的内在机制，是解读这一问题的两个不同的认识维度: 一方面，我们看到以劳动

为基础的所有权及其被颠覆的客观性，这是马克思尝试去论证的东西;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进一步看到并且分析这一悖论现象之所以产生的内在机制。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家仰赖于普遍原则的批判，促使他关注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历史演变，这是第一个认识维度。他对以劳动为基础的所有权悖论现象的揭示，促使其关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形成的内在机制，这是第二个认识维度。前者是纵向的，后者是横向的; 对前者的分析维度能够包含后者，但是不能够取代后者。从横向的意义上来看，这一劳动所有权原则的被颠覆具有一定的历史条件; 从纵向的意义上来看，这一条件是历史的，而非永恒的。对这一条件的形成历史和运行机制的分析，一方面进一步将马克思的研究思路与古典经济学、国民经济学区分开来; 另一方面将这一研究思路与哲学家的思路区分开来。从横向的意义上来看，这一条件实际上涉及到两个因素: 其一是与劳动相关的对劳动对象( 如土地、自然资源) 的所有权，或者对外化了的劳动结果 ( 货币资本) 的所有权; 其二是劳动与资本的交换 ( 并非简单交换) 。前者是前提，后者是程序; 在一定的程序中，前提成为占有他人劳动的条件，被资本雇佣者的劳动所有权受到颠覆。对于自然劳动对象的占有问题，马克思在更大程度上是通过人类学的历史资料来关注的。国民经济学家关注的问题是以这一原则为基础的经济发展、物质财富的增加。他们既然没有将资本的利润看作是工人的剩余劳动，也就不会去关注劳动原则的被颠覆问题。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经济的所有权原则是对自然状况下存在着的原则的延续。而哲学家只是提出了抽象的原则，而没有去分析这一抽象的原则为什么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被扭曲; 哲学视角中的异化劳动并不能够对这一扭曲现象进行论证。根据马克思对财产与劳动所有权分离的历史程序及其结果的阐述，我们可以理解，劳动所有权原则的被颠覆为什么能够说明在资本主义社会，增加了的物质财富在一部分人手上集中起来，而大多数人则陷于贫困 ( 或者相对贫困) ; 而且这些集中起来的财富能够成为进一步颠覆这一原则的客观条件。显然，与国民经济学家不同，马克思从历史进程中来理解所有权的形成及其原则。但是我们同时应该看到，原则的形成与原则的实现条件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不同方面: 其一，扭曲原则得以实现的历史条件与原则形成的历史路径，涉及的是不同的问题。其二，扭曲原则得以实现的历史条件并没有否认原则本身的存在，它仍然能够成为其自身被扭曲了的社会制度的理论支撑; 尽管这一原则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