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潘汉年的“心病”作个“解”
潘汉年宋庆龄两封密函揭示潘汉年突然被捕惨死原因(图)
潘汉年-宋庆龄两封密函揭示潘汉年突然被捕惨死原因(图)宋庆龄写给我妈妈的信中，有一封写于1969年3月17日。
对这封信，以前我只注意到它谈及潘汉年的部分。
潘汉年和妈妈很熟，1955年他突然以反革命罪被逮捕，其内情很长时间外界都不得而知。
我一直不解，为什么毛泽东过去对潘汉年如此信任，后来却对他如此严酷。
从这封信里，我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
过去我们对党史的许多事毫不知情。
近几年，共产国际解密档案中某些与中国有关的部分逐渐公开。
当我看到宋庆龄1937年1月写给王明的那封信时，发觉将它与宋写给我妈妈的这封信对照着看，可以就某些费解的事找到答案。
“一段时间以前，作为对毛泽东同志请求帮助提供资金的来信的答复，我在三个月前给他寄去了一笔款项，此事在这里只有一个人知道，他起了联络人作用，通过他，我收到了来信和转寄了钱款。
”“几周前，宋子文得到释放蒋介石的保证从西安回来后，想与我见面……当时宋子文问我：‘要是我告诉你，周恩来曾告诉我，不久前你给他们寄去了五万美元，你还会否认你的同志出卖了你吗？’”这两段话使人产生两个疑问：一、周恩来为什么要把宋庆龄寄钱给中国共产党的事告诉宋子文？二、宋庆龄给毛泽东寄去的款项是她私人拿出来的吗？这两个问题，正好在宋庆龄1969年3月17日寄给我妈妈的信里都有提及：“潘汉年在被捕前半年把那笔款拿来给我，我以为他想利用我，便让隋同志把钱交去给____，此人在黄敬当天津市市长时我在天津见过，不过已忘记他的名字了。
他是军人，在潘汉年之后柯庆施从南京调来上海之前掌管上海。
对了，他的妻子是广东人。
隋送钱去时他正在开会。
隋告诉他，这笔款是潘汉年送来给我的，说是毛主席‘还的钱’。
此人立刻把潘汉年从会场叫出来。
潘汉年当着隋的面解释了这笔钱的来由。
它不是还董‘为党需要’借去的钱，是还毛主席请我向宋子文借的钱。
不久，这笔以前我赖以为生的钱又再次送回给我。
我写这些是为了告诉你，‘董牧师’从我这里拿走的并不是这笔特别款项……“是王明从莫斯科发报来叫我不要再见董牧师了，而电报是董的女儿露西送来的！”宋庆龄在以上这段话里谈了三点：一、那笔钱是毛泽东请她向宋子文借的；二、由于她那时已与宋子文分道扬镳，不便向他借钱，因此那笔钱是她自己拿出来的，那是她以前赖以为生的钱；三、另外“董牧师”又从她那里拿走过一些钱，后来王明叫她不要再见“董牧师”了。
饶潘扬案中的饶漱石
饶潘扬案中的饶漱⽯2019-03-23从保留党籍到开除党籍1954年2⽉，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后召开的饶漱⽯问题座谈会，将饶漱⽯的问题定性为“资产阶级极端个⼈主义的野⼼家”。
但最后的处理，还有待中央决定。
为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1955年3⽉4⽇，中央书记处会议通过了邓⼩平关于党代表会议的各项意见。
其中饶漱⽯是否出会，要请决定。
3⽉13⽇，中央政治局扩⼤会议讨论和通过了经多次修改的《关于⾼岗、饶漱⽯联盟的报告》，报告中提到“保留饶漱⽯党籍”的问题，有⼈不同意，刘少奇就此作了解释，认为这样处理⽐较有利。
3⽉19⽇，中共七届五中全会第⼀次会议，在讨论《关于⾼岗、饶漱⽯联盟的报告》时，说：这个⽂件也搞了⼀年，⼏经反复才写成现在这个样⼦，即是指出他们的联盟是⼀个阴谋集团，不是什么堂堂正正地拿出⾃⼰的主张来争取领导，⽽是烧阴⽕、煽阴风，见不得太阳，这样来说它是⽐较恰当些，也是合乎实际的。
最终，会议同意不开除饶漱⽯的党籍，只撤销中央委员。
（《年谱》1949～1976第⼆卷，中央⽂献出版社2013年12⽉版）3⽉初，饶漱⽯在家听候处理。
有⼀天，他家⾥的“红机⼦”电话响了（饶停职反省期间，他家的“红机⼦”未拆除），这本是中央机关三⼗九局（电话局）试打各户“红机⼦”，饶不知情，产⽣错觉，以为他的问题可能会很快解决，将恢复或分配⼯作，因⽽情绪激动，向其妻和陈麒章（饶的秘书，负责对饶管教）发牢骚说，中央还是相信他的，他没有……陈麒章当时负有“每周写个‘饶漱⽯情况简报’送交中央办公厅”的任务，于是陈随即将饶的这⼀情况详细向中央报告。
在当时的政治⽓候下，饶妻也写了内容相似的报告交给杨尚昆。
全国党代表会议期间，⼆⼈的书⾯汇报被作为会议资料散发给与会代表。
刚听过讲“阶级⽃争形势严峻”的代表们⽴即把饶漱⽯“闹翻案”同“以特反特”的问题联系起来，认定饶的活动已超过内部⽭盾范围，属于敌我⽭盾，于是对饶的处理陡然“升级”。
全国党代表会议最后通过的《关于⾼岗、饶漱⽯联盟的决议》，决定开除饶漱⽯的党籍。
80年代以来潘汉年研究综述
80年代以来潘汉年研究综述摘要：潘汉年是中共党史上隐蔽战线、文化战线和统一战线的卓越领导人，50年代因“内奸”判刑，在文革中含冤病逝。
1982年，被中共中央平反昭雪，公开恢复名誉。
三十多年来潘汉年研究结果贡献了许多研究其在文化战线和统一战线、冤案等的作品。
我们按照80年代、90年代和新时期三个时间段，把三十多年来的研究成果分为三个部分：一，关于潘汉年在文化界的成就；二、关于潘汉年与统战工作；三、关于潘汉年冤案。
对于之前的潘汉年研究进行系统性的总结，为今后的研究工作做良好的铺垫。
关键词：潘汉年研究综述统战冤案潘汉年（1906—1977），1925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8年开始负责文化统一战线工作，30年代初期负责做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工作。
遵义会议后，奉中央指示前往上海恢复白区工作以及打通与共产国际的联系。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主要从事上层统战、国共谈判、民主党派、国民党起义投诚等统战工作。
他是党在白区统战工作的重要领导者、指挥者和实践者。
建国初期，他成功开展了上海工商界统战工作。
对潘汉年在统战工作等方面作出的杰出贡献，毛泽东同志曾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一些场合，给予高度评价。
1955年，因“内奸”判刑；1977年含冤病逝。
1982年，被中共中央平反昭雪，公开恢复名誉。
自1982 年潘汉年平反昭雪以来，学术界对他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展，取得了许多令人振奋的研究成果。
专著共有17 部，大多为有关潘汉年的传记、回忆集。
文章方面，1982 至1994年据潘汉年研究专家陶柏康先生的《潘汉年研究资料索引》统计，共有52 篇。
1994年以来，据对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的检索，标题含有“潘汉年”的文章约有176篇。
对潘汉年研究的成果进行分类，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以前与潘汉年共事的同志及其老部下、老战友的回忆；一类是专就某一问题展开的论述。
值得注意的是，现有的研究成果多是集中在潘汉年所从事的情报工作、隐蔽战线领域、统战工作。
最新揭潘汉年案历史真相 潘汉年简历子女近况现状(图)-潘汉年的一生
最新揭潘汉年案历史真相潘汉年简历子女近况
现状(图)|潘汉年的一生
潘汉年简历潘汉年也是一个战争时代的人物，在今天知道他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
那么在他的身上到底有什么样的案子，他的子女和后代今天是什么样子的？揭潘汉年案历史真相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社会部部长和统战部部长、上海市委副书记和第三书记、上海市副市长。
1955年4月3日，因“内奸”判刑。
1977年含冤病逝。
1982年8月，被中共中央平反昭雪，公开恢复名誉。
在中国现代史上，特别是中共党史里，潘汉年绝对是一个带有几分神秘色彩的传奇式人物。
在三兄弟当中，1906年出生的他是最早投身革命的。
他是风流倜傥、出口成章的儒雅书生，他也是西装革履、挥金如土的上海“小开”，他还是令日伪闻风丧胆的中共情报战线领导人之一，他更是“共和国第一冤案”（即“潘杨案件”）的案主，一个受尽屈辱的悲剧人物。
1931年4月24日，中共中央最高保卫机关--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从此文坛骁将潘汉年放弃了自己钟爱的文学事业，进入了改组后的中央特科。
潘汉年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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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汉年案件的几个疑点
潘汉年案件的几个疑点潘汉年一生中最富传奇色彩、最引人注目的一段历史，无疑发生在抗战期间：首先和国民党接洽、开启国共合作抗日，此后又周旋于汪精卫政权和日本人的情报机关之间。
这些独特的经历成就了潘汉年，也为他带来了灭顶之灾，而会见汪精卫似乎成为潘汉年个人难以言说的污点。
曾任社会部部长的罗青长在一九九五年三月发表的《潘汉年冤案的历史教训》一文，无疑是关于潘汉年一案最权威的定论。
该文说，“根据档案材料，当时潘汉年所做的工作，如打入日寇内部，利用李士群等，中央都是知道的”，“见汪精卫是在李士群、胡均鹤突然挟持下发生的，当时已无法请示。
”目前，介绍潘汉年最重要的著作应该是尹骐的《潘汉年传》，除此之外，还有彭树华的《潘汉年案审判前后》、尹骐的《潘汉年的情报生涯》等。
遗憾的是，上述著作都没有给出资料的来源，旁人自然也无法查证。
彭树华是当年参与审判潘汉年一案的法官，看到过大量内部资料，其著作应当有相当的权威性;尹骐在写作《潘汉年传》过程中得到了公安部领导的支持，由于引用了部分保密资料，其著作最初只得由政法系统于一九九一年内部发行，删改修订后才由公安大学出版社在一九九六年公开出版发行，可靠性亦无需多言。
尽管抗日战争已经结束70年、潘汉年平反也已30多年，不过，从尹骐所著《潘汉年传》的出版过程可以看出，潘汉年一案依然还有大量的秘密尚不可以为百姓所知。
正如彭树华所说，“潘汉年案的背景非常复杂，牵扯到的面也非常广。
而直到现在，很多材料还没有完全解密”。
正是由于此案的敏感程度依然很高，那些官样的文章和著作所提供的内容难免有所掩饰和回避，因而其真实性亦大打折扣，特别是关于潘汉年会见汪精卫前后的情况，相关说法更值得怀疑。
首先，潘汉年究竟是在什么时间会见了汪精卫，目前国内公开发表的资料对此就明显存在一些含糊，比如《潘汉年案审判前后》、《潘汉年传修订本》、《潘汉年的情报生涯》，认为潘汉年会见汪精卫的时间是在一九四三年四月间或者一九四三年春天。
潘汉年含冤洣江揭秘
潘汉年含冤洣江揭秘作者：黄禹康来源：《人民文摘》2012年第03期潘汉年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忠实执行并多次出色地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对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特别是在开展对敌隐蔽斗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解放后，他历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中共上海市委社会部长、统战部长；上海市委常委、副书记，上海市副市长等职。
1955年4月，他突然以“内奸”罪名被捕，并被判刑，开除党籍，酿成了共和国历史上的一大冤案。
1982年，中央为潘汉年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1975年，潘汉年被遣送到湖南茶陵县洣江茶场。
1977年，他因长期的监狱生活和久病未能治疗，含冤去世。
洣江茶场成了他人生的最后驿站。
分开关押8年的患难夫妇相聚在洣江茶场1975年5月27日，根据中央专案组的意见，潘汉年被移送到湖南省茶陵县洣江茶场“劳动”和“安置”，与3天前已到长沙的妻子董慧会合后同赴洣江茶场。
此前，潘汉年夫妇被分开关在秦城监狱，已整整8年没有见面了。
虽说潘汉年还重压着一大堆帽子，但他们还是抑制不住这次重逢的喜悦。
他俩有说有笑，十分高兴。
他们对前途已不抱什么奢望，只求能在相互依偎中了此残生。
洣江茶场，地处湘赣边界的湖南茶陵县境内，这里除有少量的茶场干部职工之外，绝大多数是已判了刑被送来劳改的人。
当时，无罪而被判有罪送到这里来的人也不少，包括“文革”前的一些“右派分子”，“文革”期间的一些所谓“现行反革命”。
为了安排潘汉年夫妇的住处，茶场还颇费了一番心思。
当时上面要求，潘汉年是“中央专案组单线审查对象”，属“敌我矛盾”，给他们的住房既不能和其他犯人在一起，同时又要在管理干部的视线之内。
于是，茶场为他们安排了一间土红色砖墙、瓦顶的小平房。
小平房坐落在场部办公楼与职工宿舍之间，原为男、女职工洗澡房，25平方米。
这对潘汉年夫妇来说，已经是相当满意了。
潘汉年在这里一直住到1977年3月24日病重送长沙医治，历时1年9个月又5天。
患难夫妇相依为命依依亲情苦撑余生潘汉年夫妇俩，一个年近七旬，一个也接近花甲。
为潘汉年的“心病”作个“解”
为潘汉年的“心病”作个“解”那么，潘汉年的这个心病到底是什么呢？他所提到的和谐问题指的是中国现代史上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矛盾和冲突。
中国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出现了一些思想大革命和社会革命的主张，这些主张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然而，在不同的阶级和社会群体之间，由于价值观念的不同和利益的冲突，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矛盾和冲突。
这些矛盾和冲突主要体现在国家、民族、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
国家和民族是潘汉年所关注的矛盾和冲突的重要方面。
在二十世纪初期，中国面临着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民族危机。
一方面，中国人民渴望国家强大，实现国家独立和统一，对抗外来侵略。
另一方面，社会各阶层之间存在着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矛盾和冲突，这些矛盾和冲突在中国政治和文化领域都有所表现。
此外，不同阶层和社会群体之间有着不同的政治和经济利益，这些利益的冲突和矛盾也导致了社会的不稳定和动荡。
潘汉年的“心病”也体现在他对近代中国历史事件的评价上。
他认为，近代中国的社会问题和国家问题等根源是文化形态的问题，而不是其他什么问题。
他特别指出，近代中国的文化危机是制约中国现代化的主要因素。
文化意味着人们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等方面，如果一种文化优劣程度无法解决好人们现实生活中的问题，那么就会对人们的思路产生阻碍，也会带来发展的惨淡和不安全。
在潘汉年看来，中国现代化的和谐问题，就是一种要解决文化危机的问题。
提高文化素质、崇尚科学精神和自由思想，这是解决中国文化危机的必要途径。
当中国社会的整个观念体系、思维方式和文化传承等问题得到改良和完善，才有可能为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和谐稳定奠定更坚实的基础。
为潘汉年的“心病”作个“解”
为潘汉年的“心病”作个“解”潘汉年，早年间是一个爱笑爱闹的开朗青年，但是在某次交通事故中受了伤，从此就变得沉默寡言，甚至有点忧郁。
他的朋友们都很担心他，想要帮助他摆脱“心病”。
对于潘汉年的“心病”，我们可以从多个方面去“解”，比如可以通过社交活动，心理疏导，以及身体健康等多个方面进行介入和帮助。
社交活动是非常重要的。
潘汉年在事故之后，很少和朋友们出去聚会了。
他们可以组织一些活动，比如运动，郊游，甚至是一些轻松的派对，让潘汉年去参与进去，和朋友们一起放松心情，享受生活。
朋友们要多关心他，多和他交流，让他感到自己并不孤单，有人在乎他，这对于潘汉年来说是非常有积极作用的。
心理疏导也是非常重要的。
潘汉年心病的根本原因并不是因为受伤，而是因为受伤后他变得很消极，甚至是一种失去了信心和动力。
在这种情况下，心理疏导是非常必要的。
朋友们可以找一些专业的心理医生来帮助潘汉年进行心理治疗，让他能够找回自己，重新振作起来。
朋友们也可以和他多交流，帮助他分析问题，让他逐渐明白事故并不是他的错，也不是他的罪，要让他明白生活还是美好的，还有很多东西值得去追求。
对于潘汉年的身体健康也是非常重要的。
他在事故中受了不轻的伤，所以在身体方面要给予他更多的关心和照顾。
朋友们可以鼓励他去医院接受治疗，让他的身体尽快康复。
可以推荐一些适合他的身体锻炼方式，比如瑜伽，太极等，让他能够通过锻炼来舒缓精神，提高免疫力，也能够让他渐渐地从心理上得到一些放松。
我们相信只要潘汉年能够从多个方面得到帮助和关爱，他的“心病”一定会得到很好的解决，重拾起自己往日的笑容和活力。
为潘汉年的“心病”作个“解”
为潘汉年的“心病”作个“解”潘汉年是一个心灵受创的人，他的“心病”首先体现在对人生的迷茫和困惑上。
他在人生的选择上一直徘徊不定，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
这种迷茫使他感到焦虑和无助，甚至产生了一种厌世的情绪。
他的“心病”反映了现代社会中许多人的困境，即在物质富足的精神却空虚和迷茫。
我们需要为潘汉年的“心病”找到根源。
潘汉年的迷茫和困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对自己的价值观和人生目标缺乏清晰的认识和明确的定位。
长期以来，他过于迎合社会对成功的定义和他人的期待，而忽略了自己内心的声音和真正的需求。
他迷失在了外界的功利主义价值观中，丧失了对内心真正渴望的理解和把握。
这使他的心灵受到了伤害，产生了一系列消极情绪和困扰。
我们需要帮助潘汉年重新审视自己的内心世界，发现真正的人生价值和意义。
针对潘汉年的“心病”，我们应该给予他正确的引导和启发。
我们可以帮助他建立自信心，让他相信自己的价值和能力。
我们可以对他的价值观做一些调整和引导，让他明白成功并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富足，而更是内心的满足和充实。
通过与潘汉年深入交流，让他明白对人生的迷茫和困惑是正常的，每个人都有这样的阶段，而且适当的迷茫和困惑也能促使人不断成长和进步。
我们可以帮助他建立积极的生活态度，让他学会面对困难和挫折，唤醒他内心的斗志和勇气。
我们还可以建议潘汉年通过自我反思和内心的调解来解决“心病”。
帮助他沉淀下来，审视自己的过往和生活方式，找出问题的所在，并做出相应的改变。
我们可以鼓励他通过阅读、旅行、参加公益活动等方式来开阔眼界，丰富自己的人生阅历，拓宽对人生的理解和认识。
通过这些方式，潘汉年能够找到自己内心的那个声音，找到自己真正的热爱和追求，从而走上一条真正属于自己的人生道路。
我们需要在潘汉年的日常生活中给予他更多的关心和支持。
在他感到孤独和无助的时候，我们可以及时伸出援手，与他分享生活中的喜怒哀乐，让他感受到温暖和关爱。
我们可以和他一起制定人生规划和目标，共同努力，为理想和目标努力奋斗。
为潘汉年的“心病”作个“解”
为潘汉年的“心病”作个“解”潘汉年，中国现代著名的物理学家和科学教育家，曾在中国科学院大学任教30年。
他是一位非常有影响力的学者，曾获得过多项国际和国内的荣誉和奖励。
但是，他有一个“心病”，就是中国的科技和科学教育水平无法与发达国家相比。
为了解决这个“心病”，潘汉年一直致力于推动中国的科技和科学教育发展。
他提出了一些思想和建议，以期能够实现在全球科学领域的领先地位。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个“心病”，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
首先，中国科技和科学教育的现状确实不容乐观。
虽然近年来中国的科技创新发展得非常迅速，但是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仍然很大。
例如，在高水平科研领域中，中国仍然无法与美国、日本等国家相媲美。
此外，在科学教育方面，对学生综合素养的培养和创新能力的提升仍存在很大的难度和挑战。
其次，潘汉年的建议和思想可以帮助中国加快科技和科学教育的发展。
他提出了一些非常有启发性的建议，例如，强调科学家要具备广泛的知识面和开放的思维方式，鼓励学生从小开始接受国际化的教育培养以及不断加强高层次人才的培养。
这些都非常具有现实意义和可行性。
再次，为了解决“心病”，需要全社会共同的努力。
科技和科学教育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政府、学校、企业和广大民众的共同支持和参与。
政府需要制定更加明确的政策和投入更多的资金，学校需要加强课程和教育体系的改革，企业需要提供更多的科研经费和聘用更多的高科技人才，广大民众则需要加强科学素养和自我发展。
总而言之，潘汉年的“心病”是一个深刻的问题，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国家命运和未来。
我们需要共同努力，加快科技和科学教育的发展，为中国的未来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陈云与潘汉年冤案平反
作者： 吕春
作者机构： 不详
出版物刊名： 世纪风采
页码： 9-10页
主题词： 潘汉年 冤案 “文化大革命” 平反 陈云 抗日战争期间 最高人民法院 剥夺政治权利
摘要：潘汉年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特别是在隐蔽战线上有过很大的功劳。
1955年4月，潘汉年主动向有关方面交代他在抗日战争期间曾被人挟持到南京会见汪精卫的经过。
结果他被怀疑为“内奸”遭到逮捕。
1963年，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认定潘汉年是“长期隐蔽在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机关内部的内奸分子”，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文化大革命”中，潘汉年又被永远开除出党，改判无期徒刑，后被下放到湖南劳动改造。
这是建国以来的一大错案，也是整个隐蔽战线的重大冤案。
罗青长：潘汉年冤案的历史教训
罗青长：潘汉年冤案的历史教训各位读友大家好，此文档由网络收集而来，欢迎您下载，谢谢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因病于2016年4月15日15点45分在北京去世，享年96岁。
罗青长生前曾是中国共产党重要的情报工作者之一，长期追随周恩来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中央对台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长期分管对台工作。
他是周恩来弥留之际召见的最后一位中央部门负责人，也是周恩来葬礼工作的主要负责者之一。
据悉，罗青长家属将于2016年4月21日上午9时在八宝山殡仪馆大礼堂为其举行告别仪式。
罗青长“文革”中，在周恩来指示下，罗青长等人组成调查小组，按年月排列，认真调查了潘汉年当时与中央的有关文电，整理出一份详细的审查材料，建议中央进一步审查核实，并提出有力的五大反证。
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很多人提出潘汉年的问题应该重新审查。
罗青长也到处奔走，为潘汉年的平反进行呼吁。
这时，陈云同志登高一呼，“潘汉年案不翻我死不瞑目”。
罗青长的工作因此更加得力，所以经过方方面面的工作，潘汉年终于得以平反昭雪。
1995年3月，罗青长发表了《潘汉年冤案的历史教训》一文，以亲历者的身份，客观回顾了案件始末。
潘汉年冤案的历史教训罗青长潘汉年同志是我们情报战线曾作过杰出贡献的优秀战士、领导人，是一位值得尊敬的老前辈。
潘汉年冤案的发生，是我党的历史悲剧。
对此应当历史地分析。
同当时的历史背景联系起来。
建国初期，党内发生了高岗、饶漱石反党分裂活动的严重事件。
这件事对毛主席震动很大。
过去毛主席是很信任高岗的。
毛主席对陕北党组织评价很高，说陕北是我们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由于陕北根据地创始人刘志丹与谢子长早已牺牲，高岗贪天功为己有，居功自傲，个人野心膨胀，建国后背着中央、背着毛主席想依靠苏联在东北搞独立王国。
毛主席对此非常恼火。
1954年2月，党的七届四中全会揭发批判高、饶分裂党的罪恶活动，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要求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提高维护党的团结的自觉性。
历史的教训值得注意——关于潘汉年、沙文汉同志平反昭雪的感想
作者： 陈修良
出版物刊名： 社会科学
页码： 64-66页
主题词： 沙文汉;潘汉年;历史的教训;值得注意;“莫须有”;秘密逮捕;国民党;劳改农场;查无实据;右派分子
摘要： <正> 一 潘汉年与沙文汉同志均是1925年入党的、久经考验的老党员。
潘汉年同志1955年以“莫须有”的罪状作为“内奸”而被捕;沙文汉同志是原浙江省省长,潘案发生后,立即遭株连,有人断定他也曾被国民党“秘密逮捕”后叛变,但一时查无实据,延至1957年反右派时定为“右派分子”而被开除出党,并受到暗中监视。
1964年1月间抑郁成病而死。
潘汉年同志1977年死于湖南一个劳改农场;。
潘汉年与汪精卫南京会面的历史真相（下）
（续上期）四、潘汉年在交通员何荦的引领下越过层层封锁线秘密前往上海/一而再，再而三的扑空，使潘汉年感觉有些蹊跷/杨杰不厌其烦地把潘汉年介绍给一些来李家的汉奸头目们/“汪先生目前心情不好。
他打算搞议会政治，想和你谈一谈。
”/但他却没能感觉到危险后面深藏的狡谲，也没有想到这是一个需要站在政治高度解答的大难题/接近上层，打入核心，获取机密，这对一个情报人员来说，太有诱惑力了/潘汉年认为即使他去会见汪精卫，汪也不能把他怎么样转眼进入了1943年4月，有迹象表明，敌伪似乎又有对淮南抗日根据地“扫荡”的动向。
但由于采用胡均鹤编的密码同李士群方面的联系十分不畅，使得根据地方面对可能发生的“扫荡”情况不明，这对如何部署反“扫荡”十分不利。
为此，华中局书记饶漱石找到潘汉年，要求他及时做好相关的布置，以便加强对敌方情报的搜集。
潘汉年经过认真考虑后感到：根据目前这种状况，他自己很有必要亲自到敌占区走一趟。
一方面对那边的情报工作做些调整和布置，另一方面尽快地与李士群联系，争取获得更多有关“扫荡”的情报。
他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饶漱石，饶漱石马上就同意了潘汉年的想法。
于是，潘汉年在负责华东根据地与上海之间交通的何荦的引领护送下，越过层层封锁线，秘密前往上海。
到上海后，潘汉年首先与坚持在上海的中共情报人员进行了联系，在由他亲自布置在上海坚持潜伏的刘人寿那里，听取了张唯一、刘人寿等就近一段时间上海敌我情况及情报工作情况的汇报。
之后，他联系上了他与李士群之间联系的负责人胡均鹤，提出希望和他尽快碰头。
胡均鹤很快就和潘汉年见了面，潘汉年在见面时提出他要直接和李士群见面会谈。
胡均鹤告诉潘汉年：李士群目前不在上海，而在苏州。
要和李士群见面，只有到苏州去。
潘汉年考虑到，此次来沪一个重要的事项就是与李士群见面，因此他没有丝毫犹豫便于翌日在胡均鹤陪同下赶赴苏州。
然而，当他们到达苏州后，李士群在苏州的家人对他们说，李士群刚刚去了南京。
但家人转达说，李士群走前曾留下话，如有急事的话，可直接到南京去找他。
潘汉年含冤洣江揭秘
潘汉年含冤洣江揭秘
黄禹康
【期刊名称】《人民文摘》
【年(卷),期】2012(000)003
【摘要】潘汉年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忠实执行并多次出色地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对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特别是在开展对敌隐蔽斗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解放后,他历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中共上海市委社会部长、统战部长;上海市委常委、副书记,【总页数】2页(P52-53)
【作者】黄禹康
【作者单位】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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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是上海常务副市长，1955年被定为反革命，陈云为他写条子平反
他曾是上海常务副市长，1955年被定为反革命，陈云为他写条子平反1955年4月2日，陈毅亲赴中南海将一份材料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完材料作出批示：“此人从此不能信用”。
随后由时任公安部部长的罗瑞卿立即逮捕审查此人，此人名叫潘汉年，是上海分管政法、情报工作的常务副市长。
随后，潘汉年被定为“反革命”，投入公安部直属的功德林监狱，这是怎么回事？潘汉年1906年出生于江苏宜兴，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潘汉年来到中央苏区，先后担任江西苏区党的中央局宣传部长、赣南省委宣传部长，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潘汉年在上海、香港等地领导对日伪情报工作，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获得日伪动向的重要战略情报，建立了从上海到淮南、苏北解放区的地下交通线。
不过在此期间，一件事始终萦绕在潘汉年心中，成为一块挥之不去的阴影，到底是什么事呢？1943年，潘汉年奉命到上海寻找汪伪特工头目李士群，搜集日伪情报。
李士群提出汪精卫意志消沉，想见一下潘汉年，潘汉年知道这是个圈套，但从大局出发，还是答应了李士群的要求，见到了汪精卫。
回到淮南根据地后，潘汉年原本可以向组织及时报告此事，但当时整风运动盛行，潘汉年有所顾忌，此事便被耽搁了下来，没想到的是，这件事给潘汉年带来了终生的遗憾与痛苦。
1955年3月，作为上海党代表的潘汉年坐列车北上参加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上海代表还有陈毅、柯庆施、陈丕显、许建国、夏衍。
会议上，有一项是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一些代表对自己与高、饶的关系作了自我检讨，并交代了自己的一些问题，对此，毛泽东都给予了充分肯定。
毛泽东还号召大家凡是与高、饶存在牵连或是有相关历史问题的干部都应主动向中央讲清楚，中央一律采取欢迎的态度。
这件事引起了潘汉年深深地思考，想起了12年前由李士群挟持在南京会见汪精卫一事，决定向中央交代清楚，他先是向上级陈毅说明此事，然后写了一份报告，由陈毅转交中央。
体制内的悲悯
体制内的悲悯2019-01-14陈云晚年手术前的牵挂1979年10月，中共中央副主席陈云被确诊患结肠癌而住院。
手术前，他给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会秘书长胡耀邦写信，郑重提出潘汉年案需要重新审查。
陈云在信中说：1936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潘汉年到南京与国民党谈判的决策，是由王明、康生和他三人做出的，如今王、康均已离世，只有他能为潘汉年作证了。
进入手术室前夕，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办公厅主任姚依林到医院看望陈云，询问他还有什么事要交代。
陈云说的还是潘汉年案，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潘汉年的问题得到解决。
解放前上海地下党时期，陈云在潘汉年之前担任过中央特科负责人，红军长征途中他俩又一道被派赴上海恢复党的白区工作。
陈云认为，潘汉年案不仅使潘个人长期蒙受冤屈，而且祸及整个隐蔽战线，影响极大。
陈云首先向熟悉潘汉年的刘晓了解情况。
刘晓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半身瘫痪。
陈云请刘晓夫人代为写出材料。
陈云让工作人员给公安部打电话，调阅潘汉年案件的材料。
陈云还亲自与潘汉年当年的战友廖承志、夏衍谈话，了解情况。
1981年3月1日，陈云致信中央，提议对潘汉年一案正式予以复查，由中央纪委办理。
1982年8月23日，中央宣布为潘汉年平反昭雪。
陈云又给夏衍写信，请他写一篇纪念文章。
这年11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夏衍的《纪念潘汉年同志》一文，一个为党的利益孤身奋战又孤独离去的灵魂，终于重新回到阳光下。
朱德看望落难后的彭德怀1959年彭德怀庐山会议落难，回到北京后搬出了中南海，到京郊挂甲屯吴家花园离群索居。
朱德不避嫌，常去看望。
两位开国元帅性格相似的地方，是寡言，见面后大半天不作一声，默默地下棋。
1974年11月彭德怀去世，临终前多次对看守提出想再见一次朱德，但未能如愿。
直到彭死后，朱德得知老战友的临终心愿，老泪纵横：“你们为啥子不让我去看彭老总？要死的人，还能做啥子？”吴玉章不同意批判林希翎1957年，反右运动骤起。
风声鹤唳中，报纸点了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林希翎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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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潘汉年的“心病”作个“解”
作者：邓伟志
来源：《世纪》2020年第02期
从《世纪》（2019年第6期）上看到张云教授的《潘汉年在南京会见汪精卫之谜》，很受启发。
文章讲潘汉年见汪精卫是被动的，并且没说不当的话，符合实际。
文章中提到潘有“心病”。
什么心病呢？那就是他没有及时向党中央汇报。
为什么迟迟不汇报呢？这是我长期关注的敏感问题。
30年前我向扬帆、张承宗、梅达君等老领导请教过。
最近3个月，我同几十位百岁上下的老领导朝夕相处。
老领导中有好几位是潘汉年的部下，有的还因潘汉年事件入狱14年。
聊天时，大家免不了把话题扯到潘汉年的心病上。
百岁上下的老人，有的记忆力惊人，并能清楚地表达自己的看法;有的记忆力不错，也能表达，但是耳聋听不见，把问题写给他（她）看了以后，马上滔滔不绝。
对潘汉年拖了11年才汇报见汪的事，大家作了如下的分析。
在潘汪见面后，汪派为了往脸上贴金，立即发布消息声称：汪精卫会见中共要员。
国民党为了抹黑共产党，也随即发布消息：汪精卫会见中共要员。
在延安的中共中央不知道潘见过汪，马上辟谣：绝无此事。
这三方面的公开报道，潘可能是知道的，心情自然沉重。
潘汉年是1943年3月在国民党大特务李士群设了一个又一个圈套后，才见汪精卫的。
也就在这时候，延安破获了多起伪装革命者的人，原来是国民党派遣来刺杀毛泽东的特务。
于是，4月开始“审干”，5月发动“抢救运动”。
“抢救运动”的浩大声势对潘汉年多少有点威慑。
紧接着，6月新四军的“黄花塘事件”整人事件，致使潘汉年欲说还休，说了肯定挨整，不说也罢，他就没说。
人无完人，潘的这种心理状态就是心理学上的“心理感染”，也是一种负面的思维共振。
上海解放后，潘汉年威望极高，做报告满堂喝彩，尽管七届二中全会明确规定“少拍掌”，可是听众给他的仍然是掌声如雷。
人无完人，他那患得患失的缺点，让他没有提及此事。
1949年饶漱石提出“以特制特”，本无可非议。
不料1954年批饶漱石的“以特制特”，不消说，潘汉年是做了不少“以特制特”工作的。
他见大势不妙，回想过去，便主动向陈毅作了匯报。
陈毅立即向毛泽东报告，潘汉年得到的报应是“永远不得重用”，“穿着拖鞋被押走”。
可以断言，对潘汉年的这般处理是过分的，失当的。
不过，如果换位思考，汪、蒋过去在他身上大作文章，使得延安把不是谣辟成谣，给党制造了麻烦，是不是对那过重的报应也有可理解之处呢？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中央看在潘汉年功劳卓著的面上，对他的关押是有特殊照顾的，只是不允许随便外出。
纵观潘汉年的全部历史，我们应该反思。
第一，要充分理解地下工作之艰难。
他们远离党组织，不像正规部队，遇事可以开会讨论，转身可以向上级请示。
可是地下党连开会的机会也
难找到，随便见上级说不定是害了上级，说不定会给上级招来杀身之祸。
地下党可谓孤胆英雄，对时时处处把脑袋拴在裤带上过日子的地下党的失误，应当充分谅解，对他们的政治安排至少应当与正规军平行，甚至高出半格。
第二，出了事故以后，对更多人和事产生怀疑，这在心理学上属于前面提到的“心理感染”中的一种“爆发性”感染，是难免的，但是怀疑不等于事实，不可以匆忙作结论，否则会酿成“大群体感染”，那就成了“刮飓风”。
“一俊遮百丑，一丑遮百俊”的思维方式祸国殃民。
什么事情都要“一分为二，合二为一”嘛！第三，在政治生活中，切忌大轰大嗡。
大轰大嗡不是群众运动，而是“左”得出奇的“运动群众”。
《人民日报》曾经披露一个消息，在潘汉年被关押后的大量外调中，替潘说好话的“只有一个半人”。
“一个”是潘已离异的前妻。
有人说，潘已离异的妻子之所以敢替潘说好话，是因为她是“不懂政治的普通人”。
如此评价她是不恰当的，但其中也有发人深思之处。
再想一想，八届十二中全会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时，无一人投反对票。
唯一一位被“四人帮”以反对开除刘少奇之罪而打压的女性中委，其实她也不是公开反对。
她是既不举手赞成，也不举手反对，也没举手弃权，而是埋首漠然置之。
对大事没有不同意见是不正常的，立于不同角度，看到不同侧面，很难一认就同。
后来证明好多人内心里是不赞成开除刘少奇的。
刘少奇平反后，只有襟怀坦白的胡耀邦就自己曾举手赞成而作了自我批评。
只有胡一人公开自责，这也是不正常的。
毛泽东就延安整风扩大化向受害者鞠躬道歉，对陕甘宁贯彻“三三制”不力而鞠躬道歉。
由此必须引出第四条教训。
第四，要学会道歉，勇于自我批评。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依我之见，圣贤也是有不少过错的。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党的“三大作风”之一，是不可忘却的初衷。
中央宣传部老副部长周扬整过人，“文革”后他诚恳地向被他整过的人道歉，再道歉，取得谅解，博得好评。
逝者已矣，生者还在。
从剖析潘汉年的“心病”中还能引出什么哲理，我将继续向我周围百岁上下的老人请教，继续……
（作者为上海大学终身教授、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责任编辑崖丽娟王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