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两封密函揭示潘汉年建国后惨死原因.doc
受命飘然临港
受命飘然临港潘汉年莫斯科之行的一个主要使命，就是向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汇报国内情况，觅取与共产国际联系的途径和方法。
因此在莫斯科期间，他专门到共产国际的有关部门学了一段时间的新编密码办法。
为了保密和安全起见，他几乎将密码全部默记下来，以备回国后转告党中央通讯机要部门，恢复双方的联系。
由于邓文仪的到来，潘汉年又被指派先行与邓交涉、探路，潘汉年在谈判桌上应付自如，显得身手不凡，深受王明及中共代表团成员的赞赏，也使陈云对他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
莫斯科谈判中止后，中共代表团决定让潘汉年回国担任国共谈判的联系人，可以说是一个知人善任之举。
由此为契机，潘汉年日后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历史舞台，充当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
１９３６年２月，潘汉年奉命启程回国。
他的任务除了将与共产国际联系的新编密码转告党中央之外，还负有宣传《八一宣言》，与国民党当局联系，以继续莫斯科谈判等使命。
出于安全考虑，潘汉年由中央特科时的同事欧阳新陪同，从莫斯科经列宁格勒，乘船去希腊，准备从那里绕道回国。
不料，当船驶离列宁格勒后的第二天，传来希腊国内发生政变的消息，船不能安全登陆，只得折回莫斯科，等待重新安排。
在这前后，潘汉年在莫斯科车站接待了一个从巴黎来的客人，他，就是胡愈之。
胡愈之，这位浙江上虞的才子，早年受新文化思想的影响，创建上海世界语学会。
“五四”运动后，他和沈雁冰等在上海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积极推进新文化运动。
潘汉年涉足文坛，在创造社出版部编辑《幻洲》半月刊等杂志，因与胡愈之有相同的兴趣与爱好，两人有了经常性的往来。
大革命失败之后，胡愈之受到国民党通缉，旋即流亡法国，入巴黎大学法学院学习，开始接触并接受马克思主义。
１９３１年回国，主编《东方杂志》，并协助邹韬奋共同主编《生活周刊》，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
待到潘汉年离开白区前往苏区后，胡愈之仍留在上海，从事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
１９３５年５月４日，上海《新主》周刊因发表署名易水的一篇《闲话皇帝》的文稿，引发了轰动中外的“新生事件”，胡愈之遂通过探望狱中的杜重远，进而协助杜做张学良工作，取得了成果。
悲剧英雄潘汉年
悲剧英雄潘汉年作者：王凡来源：《党史博采·纪实（上）》 2013年第3期编者按：著名纪实作家王凡先生所撰《可以打开的黑匣子——中共情报英杰潘汉年的一生》即将在国内付梓出版，该书对潘汉年富有传奇色彩的情报生涯，以及他后来经历的悲剧性磨难，都有很精彩的描述和独到的分析。
我们征得王凡先生同意后，决定在本刊选载部分章节，以飨读者。
本期选用的是引言部分。
王凡1979年10月，中共第一代领导成员陈云因病住院手术。
此时的他已是年逾74岁高龄，这样的高龄做手术总有些风险，然而，在他术前写给当时中共中央委员会秘书长胡耀邦的信中提到的，却是关于一个人的冤案平反问题。
信中说：1936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此人到南京与国民党谈判的决策，是由王明、康生和他三人做出的，如今王、康均已离世，只有他能为此人作证了。
当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办公厅主任姚依林到医院看望陈云，询问他还有什么事要交代时，他说的还是这个人的冤案平反，说是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此人的问题得到解决。
1981年3月1日，陈云再次致信中央政治局常委邓小平、李先念、胡耀邦，信中谈的依然是这个人的冤案平反问题。
他说他专门调阅了公安部有关此人的材料，没发现有此人投敌的确证，正式建议中共中央复查此人的案子。
3月3日，负责平反工作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耀邦批示，按陈云的建议复查该案。
这个让陈云如此挂记，反复提出要为之平反的人，究竟是谁呢？他，就是潘汉年。
凡是比较仔细地阅读过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历史或中共党史的人，都会依稀记得，在这一时期发生的许多富有传奇色彩的地下斗争的故事里、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描述中，常会瞥见“潘汉年”这个名字。
1929年，时为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委书记的他，召集在上海的党员作家和进步文学工作者座谈，要求他们立即停止对鲁迅、茅盾的批判。
蜚声遐迩的左翼作家联盟，也是由他召集筹办的。
1931年，中共特科主要领导人顾顺章被捕叛变，白区工作环境更趋凶险严峻，几乎所有打入敌特机构的中共情报人员被迫撤离原岗位之际，他成为中共特科的主要负责人之一，继陈赓、李克农之后，担起情报部门重组和工作恢复的重任。
中央特科上海锄奸记
中央特科上海锄奸记JIEMIZHENWEN【解秘珍中央特科上海锄奸记1932年初的上海,腥风血雨,警车经常在大街小巷上狂奔,一片白色恐怖.在法租界的一所房子内,几名中共党员在秘密开会.他们是新任中央特科的负责人陈云,潘汉年和康生等.当时,因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特科原负责人之一的顾顺章于1931年4月叛变,危及中■(广东)卜穗文1930年代的上海共中央首脑机关的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兼中央特委最高负责人周恩来当机立断,一方面安排中央机关及领导同志安全转移,另一方面立即改组中央特科机构,由陈云担任一科(总务科)科长,潘汉年担任二科(情报科)科长,康生接替顾顺章担任三科(行动科)科长.由于顾顺章的卖身投靠,一些叛徒和革命信念动摇的党员摇身一变,成为国民党反动派的鹰犬,出卖党组织和革命群众.因此,陈云等商量要采取措施,严惩叛徒,打击最凶残的敌人,以鼓舞革命群众的斗志,保护党组织的安全.潘汉年根据情报,指出当时有5名叛徒最为危险,为首的是叛变后担任淞沪警备司令部督查员兼行动组长王斌.王斌此人熟识我党活动规律,知道一些组织关系,经常带头抓捕中共党员.还有一名叛徒叫曹清澄,原在上海总工会工作,叛变后担任淞沪警备司令部督查员兼情报组长,也是血债累累的敌人.经过仔细研究,决定先下达判决书,印发成传单,号召革命人民起来红队一向只有二三十人,丽诛杀这些叛徒.传单散发后,大长革命人民志气,一些叛徒惶惶不可终日,被迫收敛其嚣张气焰,但王斌,曹清澄两个誓与人民顽抗到底的家伙不思悔改,依然继续作恶,中央特科决心先拿他俩开刀,执行枪决.锄奸任务落到中央特科三科所属的红队身上.但成员都是久经考验,枪法如神的革命战士,有些同志还是从各苏区抽调来的"神枪手".红队骨干李士英,刘国宝,李泽才组成一个特别小组,承担了铲除王斌,曹清澄的危险使命,由李士英任组长.李士英出生于河北省濮阳县(现属河南省内黄县),时年才18岁,1927年参加农民运动,同年秋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历任中共清丰县委青年委员,共青团县委书记,中共直南特委巡视员,中共北方局交通员.1930年底被选派到上海中央特科培训,后留中央特科第三科工作,从事保卫党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人安全的工作,曾在陈云,康生身边工作,后来又到中共北方局参加锄奸工作.顾顺章叛变后,为加强特科,康生特地从北方局调回李士英加入红队.刘国宝年纪稍长,在大革命时期是我党领导的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的战士,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曾随叶挺,贺龙部队南征潮汕.南昌起义失败后,他辗转香港等地,后回上海参加红队.李泽才当过上海纱厂工2OlO?9《唐恕》29秘珍闻】JIEMIZHENWEN人,曾参加过苏联红军,经历过战火的考验.他们三人均是百发百中的神枪手,多次担任严惩叛徒的射手.李士英等人接受任务后,认为首先要弄清王斌,曹清澄的身份和平日一行动规律.但有一个难题,他们都不认识王,曹二人,不知从何下手.一李士英次偶然的机会,一位同志到南京路一家照相馆,发现橱窗里挂着一张淞沪警备司令部人员为某庆典而照的集体照,便向照相馆老板高价购下这张照片.经过曾在上海总工会工作过的同志辨认,很快指出照片中的王斌,曹清澄.李士英将两人的照片翻晒让行动小组成员每人一张,熟识两人的相貌特征.接着,李士英又摸清了王斌就住在嵩山路一所公寓内,每日早出晚归.李士英跟踪了王斌几天,发现他每天中午必回家吃饭和午休,便制定了在中午下手的计划.因行动范围在法租界内,他们特别注意出手后迅速离开.1932年4月2日中午,西装革履的王斌回家吃完午饭后马上乘坐黄包车外出,早就埋伏在周围的李士英,刘国宝,李泽才3人立刻尾随去.当黄包车行至维尔蒙爱来路时,李士英见行人稀少,便快步上前,抽出驳壳枪对着正在闭目养神的王斌就是三枪,王斌立即中枪毙命.李士英几人见己得手,快步离去.五分钟后,他们才听到警笛声,并看见一帮法租界巡捕房的巡捕慌慌忙忙赶往现场,并展开搜索,当然是一无所获.4月3日,上海各大报刊均刊登了王斌被刺的新闻,一时大快人心,革命群众奔走相告,庆贺革命又少了一块绊脚石.而敌军警头目则大为震怒,下令限期破案.李士英见首战告捷,未待喘一口气,又将矛头直指曹清澄.曹清澄此人生得高大英俊,一副正人君子的模样,实际上非常阴险狡猾,比王斌危险性更大.李士英不敢轻视,精心策划了行动方案.他知道曹清澄住拉斐路,决定由刘国宝和另一名红队成员袁立夫在其住宅门口开枪,李士英,李泽才当候补射手,在胡同口准备接应,并安排两名红队成员在附近马路上驾驶一辆汽车运送人员转移.5月6曰下午,一名身穿黑色西装的中年302010?9《启热》男子从胡同里出来,早已握枪在手的刘国宝见此人身材相貌形似曹清澄,便冲上前就是两枪.枪声一响,马上有法国巡捕和行人围上来观看究竟.李士英等人认为行动成功,便按计划分头撤离.但当李士英行至茄勤路,白尔路交界时,发现前面有一人颇像曹清澄,定睛一看,果然不错,因为李士英通过照片太熟悉此人了.他知道此时下手,可能会有危险,但就此放弃又不甘心,便不顾一切拔出手枪向曹开枪.曹清澄没有准备,当然逃不过神枪手的子弹,当场死亡,但李士英也被巡捕捉获.刘国宝开枪后最先撤离,但不幸已被巡捕跟踪而被捕.第二天,当天逃离了现场的李泽才也因返回住处拿东西,而被守候的巡捕捉住.至此,三人小组无一幸免,全部落入敌手.法租界巡捕房马上对李士英三人进行了审讯,李士英三人坚决否认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但李士英,刘国宝是被现场捉拿的,只得承认与枪杀案有关.李士英编了一套口供,说自己是农民,因衣食无着到上海投亲未遂.有一个河北同乡说受人欺负,便替朋友出头而枪击曹清澄,但实际上不认识此人.巡捕根本不信李士英这套类似于天方夜谭的供词,便动刑逼供,但李士英,李泽才坚不吐实.不久,巡捕在西藏路李士英的住处查出几本革命书籍,李士英坚持说自己在上海根本无住处,因身无分文,是在公园等处过夜.巡捕房百般无奈,而淞沪警备司令部又极想引渡三人,故将他们移送到国民党江苏高等法院审理.1932年5月,江苏省高等法院开庭审理,中央特科用尽各种办法营救,请了大律师章士钊,史良为他们辩护.经过几个月的庭审,江苏省高等法院以"危害民国为目的组织团体预谋杀人案",判决李士英,刘国宝死刑,李泽才有期徒刑19 年.李士英三人不服判决,提出上诉最高法院.上诉期间,李士英三人被囚禁在上海法租界监狱.李士英与后来任广东省人民政府省长的刘田夫同住一个监房.50多年后,刘田夫在《刘田夫回忆录》中记述:"敌人对李士英用了20多种酷刑,什么电刑灌辣椒水等等.但李士英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表现了共产党人坚贞不屈的铮铮铁骨.我入狱时,他已被判了死刑,组织上正请律师帮他上诉.我鼓励他,叫他不要灰心,认为形势会有变化.判了死刑,不一定要上断头台.经过一段时间的慢慢锻炼,他身体好一些,能够站起来,勉勉强强在广场散步."李泽才与刘田夫也在交往,狱中党组织派李泽才,刘田夫对刑事犯和少年犯做宣传, 李泽才在狱中的劳改车间做刑事犯的工作,刘田夫则教少年犯读书识字.对此,刘田夫印象甚深,他曾回忆道:"当时政治犯白天在狱内广场等地活动已成惯例, 当局一般不加干涉.因此我们利用这机会,做些群众工作."1936年下半年,李士英tutti田夫被转到上海北新泾监狱囚禁,这是国民党建的所谓新式监狱,看守都经过专f1i)11练,监管很严.同年7月,高等法院作出了终审判决,改判李士英无期徒刑,改判刘国宝有期徒刑12 年,李泽才有期徒刑10年.同年l2月l2日,西安事变爆发,抗日的气氛也传到监中.中共中央呼吁团结抗战,一致对敌,并释放政治犯.李士英三人的待遇有所改善.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大举进攻中国.8月12日,日本飞机轰炸上海,北新泾监狱也中弹.当天下午,狱方召集大部分犯人"训话",说: JIEMIZHENWEN【解秘珍1"现在抗战爆发了,政府对你们宽大为怀,送你们上前线服务,望你们戴罪立功.要服从命令,不许开小差."接着,狱方将犯人送至江苏省保安第5团,李泽才,刘国宝当挑夫,挑炮弹子弹,李士英则因身体太差,被分配去派发军服,绑腿.第二天,着名的"八?一三"淞沪会战发生,保安5团被调防至吴淞口一带抗击日军.李士英等觉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便尽力支援前线抗日.战局于我方不利,江湾失守,吴淞危急.在一片混乱中,李士英等人逃散了.他们逃离保安5团后,历尽千辛万苦,第一件事就是分别回上海寻找党组织.李士英回到党的怀抱后,很快养好了身体,继续战斗在隐蔽战线上.1939年护送周恩来到苏联治病, 后在苏联参加共产国际办的中国党校学习.1945年作为华中代表团成员出席中共七大.解放初期,任华东局公安部部长.1955年调北京,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文革"结束后,作为中央领导小组成员参加审查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件.2001年因病在北京逝世.毛泽东教谭震林带兵毛泽东,陈毅,谭震林在一起1929年8月问,谭震林率领的红四军四纵队的司令部设在福建上杭白砂.一次战斗前,谭震林召集干部,战士开战前动员大会.正巧,毛泽东也来到了白砂.听说部队在开会,毛泽东就赶到了会场.会场里黑压压的一片人群.谭震林在前面大声地讲,毛泽东不想打扰,就在后面悄悄地坐下来,静静地听谭震林讲话.大会结束后,毛泽东严肃地对谭震林说:"你刚才的讲话总的看很好,但是有一句话不妥当!""哪句话不妥当?""你说,'打下上杭城,城里什么东西都有,部队放假三天,可以上街大买东西.'部队进城,纪律应该更严格.你带部队进城后是这样干的?我带兵可从来没有这样干过."这件事情,给谭震林非常深刻的教育.51年后,他回忆到此事时,还深有感触地说:"毛主席是非常严格的,你一讲错一句话他都要批评的." (摘自党史信息报,作者:黄肇嵩)2010?9《简》31。
潘汉年案审判前后
潘汉年案审判前后
汪文涛（记者）
【期刊名称】《方圆法治》
【年(卷),期】2011(000)001
【摘要】“潘汉年案平反昭雪后，纪念他在我党情报战线上作出杰出贡献的文章和影视作品不少，而对建国后造成潘汉年冤案的原因，却鲜有涉及。
”作为当年审判潘汉年案的合议庭审判员，最高人民法院资深法官彭树华从工作岗位退下来后，当年这一大冤案使他常常萦绕于心，不能释怀。
强烈的责任感，促使他将有关潘汉年案审判前后的情况，尽他所知追忆记录了下来——2010年8月，彭树华出版了《潘汉年案审判前后》一书。
【总页数】5页(P62-66)
【作者】汪文涛（记者）
【作者单位】《方圆法治》编辑部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D9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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烘托耀眼巨星的卫星——潘汉年在西安事变前后
烘托耀眼巨星的卫星——潘汉年在西安事变前后作者：王凡来源：《党史博采·纪实（上）》 2013年第8期王凡一、仅凭口舌创造谈判奇迹，那只是奢望／中共中央依然认为“迫蒋停止剿共，是目前统一战线的中心关键。
”／张、杨二将军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以“兵谏”方式软禁蒋介石，迫其接受统一抗战／宋庆龄根据宋美龄的嘱托，立即约见了上海的潘汉年再高超的折冲樽俎里手，也明白谈判桌上的辉煌取决于谈判桌之外的筹码。
气候未形成，条件不具备，仅凭口舌创造谈判奇迹，那只是奢望。
因此当谈判冷落的时候，潘汉年便将更多的精力置于谈判之外的努力。
为了既坚持中共不作无原则让步的宗旨，又把国共两党的谈判继续下去，在这段时间里，潘汉年与四川的刘湘、广西的李宗仁、19路军的蒋光鼐、山西的阎锡山等各地实力派，就中国共产党有关国共合作的政治主张广泛交换了意见，以求与他们共同推动蒋介石抗日。
就在这时候，与潘汉年一直保持着联系、积极为统一抗日呼唤奔走的上海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等7人，遭到蒋介石当局的逮捕，此即史称的“七君子案”。
潘汉年又走动于宋庆龄等著名的爱国人士之间，发起了轰轰烈烈的营救七君子的群众运动。
面对蒋介石的步步倒退，中共中央分析了国际国内的形势，依然认为“迫蒋停止剿共，是目前统一战线的中心关键。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毛泽东、朱德等19位红军高级将领于1936年12月1日，联名致信在西安部署剿共的蒋介石，敦促其翻然醒悟，踅上合作抗日正途。
然而一意孤行的蒋介石，却视中共的委曲求全为软弱，对西安民众的抗日请愿，张学良等东北军、西北军将领的“哭谏”置若罔闻，执意强令张学良、杨虎城的东北军、西北军，把枪口对准红军。
被逼上梁山的张、杨二将军，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于12月12日，以“兵谏”方式软禁蒋介石，迫其接受统一抗战。
同时通电全国，剖陈兵谏原委，提出抗日救国“八项主张”。
此即耸动一时的“西安事变”。
共和国风雨中十大冤逝的忠魂
共和国风雨中十大冤逝的忠魂纵观历史的伟大的人物，都是和普通人一样，都具有多面性。
人无完人，金无足赤。
从王佐、袁文才到柳直荀，再到刘少奇、彭德怀等的冤逝，后人对这些冤案负有一定、直接、重大责任的伟大人物评价时，如果千方百计的把他们塑造成一个个没有任何瑕疵的完人，害怕提到他们曾经犯过的错误会伤及他们的伟大，这是对历史的极大不负责任，更是对冤死的英灵极大的不负责任的忘却。
敢于承认伟人也无完人，敢于承认他们也犯过错误，才能让我们永远记住这段惨痛的历史并深刻反思，愿人世间别再出现如此悲剧，愿历史永远给人以公正！一个法制的、民主的共和国更加光明的前途已经伴随新世纪的到来而来临，让我们珍惜今天的好日子，更努力地去争取明天！！！谨以此文，缅怀这些在共和国风雨历程中，冤逝的一位位不朽的忠魂。
第一名：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生平·1898—1969，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蒙冤·文化大革命中，在没有任何中央决议的情况下，刘少奇被批判、揪斗、单独关押，1968年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决议，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以充分的证据查明：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是一个埋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
■最后的日子·1968年11月，由于身体和精神的双重被摧残，刘少奇患了多种疾病——肺炎、糖尿病、高血压、植物神经紊乱等。
12日清晨6时40分才发出了病危通知。
5分钟后，刘少奇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卫士长细心地为昔日的共和国元首、自己跟随的首长剪去过长的白发，刮去长长的胡须，穿上一套普通的衣服和鞋子。
在刘少奇溘然与世长辞时，身边没有一个亲人，这位伟人孤独地度过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没有党旗，没有花圈，没有白花，没有黑纱，也没有任何形式的悼念仪式，刘少奇的遗体、连同这位伟人生前在开封本来就少得可怜的遗物，化为灰烬。
潘汉年在中央特科（上）：顾顺章叛变之后
2013/09 党史博采49一、中央一位负责人指示潘汉年，迅速移交工作，断绝同许多老关系的往来/周恩来慧眼相中潘汉年/潘汉年从往昔时常出没的场合、非常熟悉的圈子内销声匿迹了/特科，直至20世纪90年代谈及犹觉神秘的机构/潘汉年接过的是张残破的情报网络1931年，对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是经受严峻考验的一年；也是潘汉年的人生，出现决定性转折的一年。
这年5月的一天，中共中央一位负责人突然召潘汉年谈话，要他在最短的时间内移交原来的工作，离开宣传系统；除了特别指定外，断绝曾与他保持密切往来的以左翼面貌活动于社会的同志和友人的联系，去接受一项他从未想象到、也极不熟悉的工作。
“就在重组中央保卫机关的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郑重地宣布：新的中央保卫机关由陈云、康生、潘汉年三人组成，由陈云负总责，并兼任一科科长，直接领导总务、财务、交通等项工作；康生副之，兼任三科科长，直接负责指挥、执行保卫或警报工作；潘汉年担任二科科长，负责搜集情报、侦察敌情以及反间谍等方面的工作。
”（张云《潘汉年传奇》）当时，潘汉年在文化宣传领域正干得有声有色，突然要他转移阵地，到一个他生疏的岗位，似乎有些不合情理。
这一是因为中共中央面临突如其来的严峻事变；二是面对突变，周恩来基于形势的变幻对昔日的特殊工作及时进行了反思总结，感到必须对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员做及时调整。
这正反映了周恩来的机敏与知人善任。
这里所说的严峻事变，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的叛变。
由于顾顺章在中共党内负责安全保卫工作，所有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最高首脑的保卫工作，他们的办公地点及住所，所有反敌特的工作，包括安插在敌人营垒的谍报人员，都是由顾顺章掌握的。
他的叛变对中共首脑机关不啻灭顶之灾。
幸运的是由于打入敌人内部的钱壮飞及时截获了情报，周恩来的果断安排，使顾顺章叛变带来的损失降到了最低点，但所有由顾顺章掌握的中央特科情报系统，却从此几乎陷于瘫痪。
如此一来，中央特科特别是情报系统，必须重组，补充新的领导骨干。
他曾是上海常务副市长，1955年被定为反革命，陈云为他写条子平反
他曾是上海常务副市长，1955年被定为反革命，陈云为他写条子平反1955年4月2日，陈毅亲赴中南海将一份材料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完材料作出批示：“此人从此不能信用”。
随后由时任公安部部长的罗瑞卿立即逮捕审查此人，此人名叫潘汉年，是上海分管政法、情报工作的常务副市长。
随后，潘汉年被定为“反革命”，投入公安部直属的功德林监狱，这是怎么回事？潘汉年1906年出生于江苏宜兴，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潘汉年来到中央苏区，先后担任江西苏区党的中央局宣传部长、赣南省委宣传部长，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潘汉年在上海、香港等地领导对日伪情报工作，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获得日伪动向的重要战略情报，建立了从上海到淮南、苏北解放区的地下交通线。
不过在此期间，一件事始终萦绕在潘汉年心中，成为一块挥之不去的阴影，到底是什么事呢？1943年，潘汉年奉命到上海寻找汪伪特工头目李士群，搜集日伪情报。
李士群提出汪精卫意志消沉，想见一下潘汉年，潘汉年知道这是个圈套，但从大局出发，还是答应了李士群的要求，见到了汪精卫。
回到淮南根据地后，潘汉年原本可以向组织及时报告此事，但当时整风运动盛行，潘汉年有所顾忌，此事便被耽搁了下来，没想到的是，这件事给潘汉年带来了终生的遗憾与痛苦。
1955年3月，作为上海党代表的潘汉年坐列车北上参加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上海代表还有陈毅、柯庆施、陈丕显、许建国、夏衍。
会议上，有一项是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一些代表对自己与高、饶的关系作了自我检讨，并交代了自己的一些问题，对此，毛泽东都给予了充分肯定。
毛泽东还号召大家凡是与高、饶存在牵连或是有相关历史问题的干部都应主动向中央讲清楚，中央一律采取欢迎的态度。
这件事引起了潘汉年深深地思考，想起了12年前由李士群挟持在南京会见汪精卫一事，决定向中央交代清楚，他先是向上级陈毅说明此事，然后写了一份报告，由陈毅转交中央。
说不尽的潘汉年
说不尽的潘汉年作者：张敏来源：《世纪桥·纪实版》2012年第05期在乱世中身负理想大义的志士青年，殚精竭虑，竭尽所能，奋不顾身，是那个激变年代的“火种”，点燃着整个中国社会之火，让革命熊熊燃烧。
潘汉年就是这样一位“纵火者”，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
早年，他曾是知名的左翼作家和文化战线上的重要领导人。
从1931年起，他服从革命需要投入到隐蔽战线和统战工作中，20多年的情报生涯中，他大智大勇、足智多谋、出生入死、屡建奇功。
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主管政法工作。
但遗憾的是，这样一位传奇人物，竟然在1955年的内部肃反运动中被打成了“内奸”、“特务”、“反革命”，被投入监狱，二十二年之后，含冤离开人世。
之所以有如此曲折人生轨迹，与他在隐蔽战线工作需要和很多人发生联系有直接关系。
一、卿本佳人：与多位重要人物建立关系的潘汉年1.潘汉年与汪精卫经查实，早在1927年潘汉年还未从事地下工作时，就曾在《幻洲》第2卷第1期上发表过《汪先生悔不当初》一文，对这个反共魁首做过无情批判。
可见，他对汪精卫是反对的，和他接触肯定是工作的需要，但这已经为其悲剧人生埋下了伏笔。
1943年3月，潘汉年离开新四军军部驻地黄花塘，赴沪是为了“重新部署那里的情报工作，并进一步加强和李士群的联系，交换一些情报”[1]。
隐蔽战线承担的是特殊使命，本身就是“与魔鬼打交道的人”，潘汉年在敌占区上海、南京等地开展工作，除了自身组织系统的秘密关系，更重要的是打入敌人内部，利用敌人内部之间的矛盾和社会环境以合法方式从事“非法活动”，将敌人的资源为我所用。
仅凭与汪见面就认定潘“投靠日、汪”显得牵强。
那么，一向精明能干且身为中央情报工作领导人的潘汉年为什么没有及时将与汪会面的情况报告中央呢？主观上，“至于与会见汪精卫一事，潘自认为此事并未损害党的利益，不过是一个工作问题，无关大局”。
[2]客观上，与当时党内复杂的政治斗争密切相关。
罗青长：潘汉年冤案的历史教训
罗青长：潘汉年冤案的历史教训各位读友大家好，此文档由网络收集而来，欢迎您下载，谢谢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因病于2016年4月15日15点45分在北京去世，享年96岁。
罗青长生前曾是中国共产党重要的情报工作者之一，长期追随周恩来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中央对台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长期分管对台工作。
他是周恩来弥留之际召见的最后一位中央部门负责人，也是周恩来葬礼工作的主要负责者之一。
据悉，罗青长家属将于2016年4月21日上午9时在八宝山殡仪馆大礼堂为其举行告别仪式。
罗青长“文革”中，在周恩来指示下，罗青长等人组成调查小组，按年月排列，认真调查了潘汉年当时与中央的有关文电，整理出一份详细的审查材料，建议中央进一步审查核实，并提出有力的五大反证。
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很多人提出潘汉年的问题应该重新审查。
罗青长也到处奔走，为潘汉年的平反进行呼吁。
这时，陈云同志登高一呼，“潘汉年案不翻我死不瞑目”。
罗青长的工作因此更加得力，所以经过方方面面的工作，潘汉年终于得以平反昭雪。
1995年3月，罗青长发表了《潘汉年冤案的历史教训》一文，以亲历者的身份，客观回顾了案件始末。
潘汉年冤案的历史教训罗青长潘汉年同志是我们情报战线曾作过杰出贡献的优秀战士、领导人，是一位值得尊敬的老前辈。
潘汉年冤案的发生，是我党的历史悲剧。
对此应当历史地分析。
同当时的历史背景联系起来。
建国初期，党内发生了高岗、饶漱石反党分裂活动的严重事件。
这件事对毛主席震动很大。
过去毛主席是很信任高岗的。
毛主席对陕北党组织评价很高，说陕北是我们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由于陕北根据地创始人刘志丹与谢子长早已牺牲，高岗贪天功为己有，居功自傲，个人野心膨胀，建国后背着中央、背着毛主席想依靠苏联在东北搞独立王国。
毛主席对此非常恼火。
1954年2月，党的七届四中全会揭发批判高、饶分裂党的罪恶活动，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要求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提高维护党的团结的自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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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汉年简历潘汉年的老婆是谁潘汉年有子女吗潘汉年案强龙历史网：潘汉年简历潘汉年的老婆是谁？潘汉年有子女吗？潘汉年简历相当的传奇和精彩。
在他成为一位特工，专门负责共产党的情报之后，他的人生注定会不平凡。
而这样身份的人，一边给组织提供最有用的情报，一边也是最容易被怀疑叛变的对象。
潘汉年（***-*****），1925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8年开始负责文化统一战线工作。
1930年代初期负责做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工作。
遵义会议后，奉中央指示前往上海恢复白区工作以及打通与共产国际的联系。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主要从事上层统战、国共谈判、民主党派、国民党起义投诚等统战工作。
1943年夏天，他从新四军淮南根据地出发，奉饶漱石之命赴上海对大汉奸李士群进行统战工作。
潘汉年简历他是党在白区统战工作的重要领导者、指挥者和实践者。
对潘汉年在统战工作等方面作出的杰出贡献，毛泽东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一些场合，给予高度评价。
新中国成立后，潘汉年担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中共上海市委社会部部长、统战部部长，上海市常务副市长等职。
1955年4月，潘汉年在北京参加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期间，因内奸问题被捕。
1963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认定潘汉年是长期隐蔽在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机关干部的内奸分子。
1967年3月潘汉年又被重新收监复查被永远开除出党籍并判处无期徒刑。
1977年4月病逝。
1982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潘汉年同志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久经考验的共产党员，党的统一战线的卓越领导人。
在历史记录上，潘汉年虽然有两位夫人，但是潘汉年子女却真的是一个都没有。
潘汉年潘汉年的大半生都在为共产党做事情，感情上经历过包办婚姻，被戴过绿帽子，也遇到了真爱。
但是最令人感到惋惜的是潘汉年子女在历史上没有记录。
潘汉年的第一位夫人是许玉文，这是父亲为他相中的老婆，但是两人性格不合，夫妻生活相当的不和谐。
潘汉年的最后岁月
潘汉年的最后岁月作者：张云来源：《百年潮》2008年第11期1955年3月16日，时为上海市委机关报的《解放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上发布了《苏联经济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开幕典礼》的新闻报道。
开幕式的盛大典礼于15日上午9时在新落成的中苏友好大厦中央大厅前的广场上隆重举行。
潘汉年出席并讲了话，还为此剪彩。
在同一版面上，留下了潘汉年剪彩时的照片：他低着头，左手握彩球，右手拿着剪子剪彩。
一男一女两位带着红领巾的少先队员站在他的两侧；苏联驻中国的特命全权大使尤金院士、中国对外贸易部副部长范子久等中外贵宾及上海党政军各界领导都围着潘汉年，望着他剪彩时庄重的一刻。
在同一版面上，还刊登了潘汉年的讲话摘要。
1955年7月17日下午6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彭真在该会第十九次会议上所作的工作报告，报告的倒数第二段宣布了一则关于潘汉年的消息：“潘汉年、胡风两代表因为已经发现他们有进行反革命行动的证据，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和第十六次会议上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张鼎丞检察长的请求，依照宪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已先后批准将他们逮捕审判。
” 第二天，7月18日，全国所有的各大报纸，包括《解放日报》都一律在头版头条刊登了彭真的报告，都一律附有各报的社论或短评，都一致表示拥护的态度。
一个在党和政府内担任许多要职的高级干部，一个辅助陈毅市长领导着500万人口的中国第一大都市的当家人，一个深受群众爱戴和敬仰的人民公仆，一个在四个月前主持那座标志着中苏两国伟大友谊的大厦落成仪式的上海市副市长，一下子成了一个“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反革命分子，两则消息，真是天上与地下!潘汉年到底是怎样被捕的？他被关在哪里？他的“罪证”是什么？这个案子涉及到多少人？他的妻子董慧的命运和他本人的结局又是怎样？神秘的“失踪”1955年3月15日晚上，潘汉年参加了尤金大使举行的盛大酒会，在发表了简洁的祝酒词后，便匆匆离开宴会厅，告别了董慧，乘上了北去的列车，参加将于3月21日至31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
潘汉年与汪精卫南京会面的历史真相（上）
一、1940年春季后，掌管这座院落的主人名叫李士群/李、丁合谋演了一出李代桃僵的把戏/他妻子到徐恩曾那里行贿甚至以肉体作交换，才将李士群救出囹圄/李士群极力控制自己不把路完全走绝/“今后要有人说你是汉奸了，你可不要辩护。
辩护就糟了。
”在上海沪西区联合租界边缘，有条极司菲尔路（今万航渡路）。
关于这条路，有段英、美两方越过租界强行筑路的恶劣故事。
这条路上的76号，是座非常显眼的洋房院落，曾经是国民政府安徽省主席陈调元的别墅。
“八一三”日军入侵时，陈调元举家逃往香港，院子落入日军手中。
当汪精卫叛国投敌，成立日本人卵翼下的伪政权后，这个院落便成为汪伪政权的特务机关“特工总部”所在地。
1940年春季后，掌管这座院落的主人名叫李士群。
当1939年，潘汉年赴上海发展中共情报网络时，曾得知延安情报中枢研究过争取和利用李士群的问题，认为可以对他做工作，有条件地和他建立某种联系。
因此他到上海后，在统筹如何展开在上海的情报工作时，就一直在思考此事。
李士群，也是个潘汉年毫不陌生的人。
他是浙江遂昌人，在上海求学时参加革命，曾赴苏联学习。
30年代初归国后，曾在特科工作过，恰逢潘汉年到特科担任领导工作。
1932年李士群被国民党CC系特务逮捕，自首后任调查科上海区的情报员，由此得以同另一个做了CC系特务的中共叛徒丁默邨相识。
其时国民党中统局上海行动区刚成立，史济美以中央特派员身份来此坐镇，他推行极具破坏力的“细胞”政策后，中共在上海的各级组织接连不断地遭到破坏。
于是，中央特科针锋相对展开一系列惩恶锄奸行动，史济美亦被中央特科的“红队”刺杀。
在“红队”准备刺杀国民党上海警察局督察长陈晴时，考虑到李士群因与CC系的关系认识陈晴，组织上让他出面约陈晴到三马路一家扬州菜馆吃饭，埋伏在路边的队员乘机击毙陈晴。
陈晴中弹后倒地，李士群也佯装中枪，待“红队”队员撤退后，李士群也起身撤离。
孰料百密一疏，陈晴并没有死，当晚李士群就被中统逮捕。
被捕后的李士群，在牢内饱尝酷刑，吃尽苦头，从此对中统结下了深深积怨。
潘汉年案件的几个疑点
潘汉年案件的几个疑点潘汉年一生中最富传奇色彩、最引人注目的一段历史，无疑发生在抗战期间：首先和国民党接洽、开启国共合作抗日，此后又周旋于汪精卫政权和日本人的情报机关之间。
这些独特的经历成就了潘汉年，也为他带来了灭顶之灾，而会见汪精卫似乎成为潘汉年个人难以言说的污点。
曾任社会部部长的罗青长在一九九五年三月发表的《潘汉年冤案的历史教训》一文，无疑是关于潘汉年一案最权威的定论。
该文说，“根据档案材料，当时潘汉年所做的工作，如打入日寇内部，利用李士群等，中央都是知道的”，“见汪精卫是在李士群、胡均鹤突然挟持下发生的，当时已无法请示。
”目前，介绍潘汉年最重要的著作应该是尹骐的《潘汉年传》，除此之外，还有彭树华的《潘汉年案审判前后》、尹骐的《潘汉年的情报生涯》等。
遗憾的是，上述著作都没有给出资料的来源，旁人自然也无法查证。
彭树华是当年参与审判潘汉年一案的法官，看到过大量内部资料，其著作应当有相当的权威性;尹骐在写作《潘汉年传》过程中得到了公安部领导的支持，由于引用了部分保密资料，其著作最初只得由政法系统于一九九一年内部发行，删改修订后才由公安大学出版社在一九九六年公开出版发行，可靠性亦无需多言。
尽管抗日战争已经结束70年、潘汉年平反也已30多年，不过，从尹骐所著《潘汉年传》的出版过程可以看出，潘汉年一案依然还有大量的秘密尚不可以为百姓所知。
正如彭树华所说，“潘汉年案的背景非常复杂，牵扯到的面也非常广。
而直到现在，很多材料还没有完全解密”。
正是由于此案的敏感程度依然很高，那些官样的文章和著作所提供的内容难免有所掩饰和回避，因而其真实性亦大打折扣，特别是关于潘汉年会见汪精卫前后的情况，相关说法更值得怀疑。
首先，潘汉年究竟是在什么时间会见了汪精卫，目前国内公开发表的资料对此就明显存在一些含糊，比如《潘汉年案审判前后》、《潘汉年传修订本》、《潘汉年的情报生涯》，认为潘汉年会见汪精卫的时间是在一九四三年四月间或者一九四三年春天。
官方资料潘汉年杨帆事件的来龙去脉
官方资料:潘汉年杨帆事件的来龙去脉在这喜庆的一刻，我忽然悲从中来，扑倒在雕像的大理石座上……我想着这个大智大勇、无私无畏、赤胆忠心、为国为民、在２７年中出生入死、战功赫赫的真正的人，我想着这个在２７年的冤狱中受尽一切诬陷、侮辱直至死亡的真正的人……２７年，多么漫长的一万个日日夜夜啊！——唐瑜（潘汉年的战友）于潘汉年铜像落成仪式在战友们眼里，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任市委书记，大上海的第一个“管家”潘汉年是一个英俊儒雅，品德高尚，对党忠诚，待人诚恳，才华横溢的领导。
他参加过长征，遵义会议后去过莫斯科，蒋介石西安被扣时宋美龄曾找过他寻求帮助……他有着非凡、传奇的人生履历，却从不居功自傲，从不张扬自己。
１９５５年，他神秘地消失在历史中，成了共和国第一个大冤案的主角。
蒙冤１９５５年３月１５日，潘汉年主持了上海中苏友好大厦的落成仪式，当晚乘车去北京参加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
这次会议的一项重要议题是解决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问题。
一些曾受高、饶影响，或与高、饶有过牵连的人先后在会上做了自我批评和交代。
毛泽东在会上要求高级干部本人历史上有什么问题要交代的，应主动向中央讲清楚。
在会上印发的材料中，有涉及上海市公安局工作中的一些问题，潘汉年看了材料后，触发了长期埋在心底的一件往事。
那是１９４３年，潘汉年奉命到上海寻找汪伪特工头目李士群，搜集日伪情报。
与李见面后，李突然提出汪精卫现在很消沉，想见潘汉年。
潘汉年明知是圈套，但权衡当时的实际情况，从大局出发，决定答应李士群的要求。
事后，潘汉年回到淮南根据地没有马上向组织报告，许多书上写的都是“种种原因”，但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当时整风运动正值干部审查阶段，饶漱石利用整风反陈毅，说陈毅偏袒知识分子干部，潘汉年怕一时讲不清，把问题复杂化了，也对陈毅不利；二是他怕饶漱石以莫须有的罪名把自己打成特务，成为第二个“杨帆”。
作为１９２５年入党的革命者，他目睹过党在“左”的路线下的种种悲剧，他内心斗争过，痛苦过——他不是不想讲，而是有顾虑。
置身营幕任主笔
置身营幕任主笔１９２６年１１月２３日上午九时，日本Ｄａ—Ｆ００客轮发出一阵长长的笛声，缓缓地离开了上海虬江码头。
紧靠岸边船弦上站着一位青年，他身穿浅灰色西装，脚踏皮鞋，白衬衣领子下系着一条格子领带，一副入时的金丝眼镜架在高高的鼻梁上，双眼皮、两眼炯炯有神。
好一派上海滩小开风度。
他，正是自诩为“新流氓主义”者的潘汉年。
潘汉年何以离开《幻洲》编辑部登轮远行？他此行的目的又是什么？事情原来是这样的：在潘汉年这群“小伙计”们的共同努力之下，创造社出版部的业务从１９２６年春潘汉年加入该部后发展很快。
许多新书刊在该部附设的门市部常销售一空。
顾客天天络绎不绝，他们中间有“赤足拖木屐”的工人，有穿着学生装的读书人；有些人往往从老远的地方跑来买书。
由于读者多，营业额急剧上升，据有的学者统计，从１９２６年３月至７月这短短的几个月里，出版部的营业额就超过了１６０００元。
也因为这个原因，三德里这条小弄堂显得比往常更加热闹，引起了反动军阀当局的注目。
此时，上海政局控制在直系军阀之手，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兼任淞沪督办。
这位被称之为“恪威大将军”的直系“联帅”，正面临国民革命军在浙、闽、苏、皖、赣五省的武力威迫，惶惶不安于“赤化”，对其后方基地上海控制极严。
８月７日，由淞沪警察厅出面，查封了创造社出版部，逮捕了正在工作的叶灵凤、柯仲平、周毓英、成绍宗四个“小伙计”。
这一天，潘汉年不在现场，免遭了一次牢狱之苦。
事发后，潘汉年为营救同伴四处奔走，他想起了自己的入党介绍人、中国济难会负责人王弼、阮仲一，请他们设法营救。
经各方串联呼吁，加之警察厅“证据不足”，该厅厅长只好顺水推舟，于８月１２日放出了这四个“小伙计”，并批准创造社出版部重新开业。
这件事发生后，潘汉年与中国济难会的关系又深了一层。
经组织同意，潘汉年也加入了这一组织，并积极参与各项活动，成为该组织一名得力骨干。
当时，中国济难会里聚集着一批社会知名人士和中共早期领导人，他们中间有恽代英、张闻天、杨贤江、杨杏佛、沈泽民、郭沫若、沈雁冰等人，潘汉年受到了他们的影响，也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潘汉年在洣江茶场的最后岁月
宿 舍 区。 这 时几 个儿 童 追 上来 ，使 劲 地 喊 ：“ 潘汉 年 ，你 买 鸡蛋 还 没有 找 钱 哩 ！ ”他 回转 身来 ，彬 彬
“ 现行 反革命 ”等。 为 了安排 潘汉年 夫 妇的住 处 ，茶场 管理 人员 还
颇 费 了一 番 心 思 。最 初 是要 在 关 押 犯 人 的 监 房 旁 边 ，为他 们单 独修一 座小 平房 ，图纸 画 出来 了 ，预
我 看到 一位 消瘦 的老人 ，身 穿着破 旧的藏青 色 毛料
湖南 劳改 单位派 出的公安 人 员的监护 下 ，从 北京 乘
火车 ，于 ２ ９日到达 长沙 ，当天 即与 ３ 天前 已赶 到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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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物 春 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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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 的妻子董慧会 合 ，后一 同赴沭江 茶场劳改 。 潘汉 年 夫 妇被 分开 关 在秦城 监 狱 ，已 整整 ８ 年
动 不太方 便 的董慧 外 出散 步 ，董 慧常开 玩 笑说 ，潘
洙 江茶 场 ，地处 井 冈山下 湘赣边 界 的湖 南茶 陵 县 境 内 ，这 里 除有少 量 的茶 场干 部职 工之外 ，绝 大 多数都 是判 了刑被 送来 劳动 改造 的人 。当 时 ，无 罪 而被 判 有罪 送 到这 里 来 的人也 不 少 ，包 括 “ 革 ” 文
的视线 之 内。于是 ，茶 场为他 们 安排 了一 间土红色
看 到他 ，让 他 上前去 买 了味精 、酱油 、糖 、花 生之 类 的东西 。老人 含 笑点头 致谢 。走 出店 门 ，他 又 向
潘汉年含冤洣江揭秘
潘汉年含冤洣江揭秘作者：黄禹康来源：《人民文摘》2012年第03期潘汉年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忠实执行并多次出色地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对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特别是在开展对敌隐蔽斗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解放后，他历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中共上海市委社会部长、统战部长；上海市委常委、副书记，上海市副市长等职。
1955年4月，他突然以“内奸”罪名被捕，并被判刑，开除党籍，酿成了共和国历史上的一大冤案。
1982年，中央为潘汉年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1975年，潘汉年被遣送到湖南茶陵县洣江茶场。
1977年，他因长期的监狱生活和久病未能治疗，含冤去世。
洣江茶场成了他人生的最后驿站。
分开关押8年的患难夫妇相聚在洣江茶场1975年5月27日，根据中央专案组的意见，潘汉年被移送到湖南省茶陵县洣江茶场“劳动”和“安置”，与3天前已到长沙的妻子董慧会合后同赴洣江茶场。
此前，潘汉年夫妇被分开关在秦城监狱，已整整8年没有见面了。
虽说潘汉年还重压着一大堆帽子，但他们还是抑制不住这次重逢的喜悦。
他俩有说有笑，十分高兴。
他们对前途已不抱什么奢望，只求能在相互依偎中了此残生。
洣江茶场，地处湘赣边界的湖南茶陵县境内，这里除有少量的茶场干部职工之外，绝大多数是已判了刑被送来劳改的人。
当时，无罪而被判有罪送到这里来的人也不少，包括“文革”前的一些“右派分子”，“文革”期间的一些所谓“现行反革命”。
为了安排潘汉年夫妇的住处，茶场还颇费了一番心思。
当时上面要求，潘汉年是“中央专案组单线审查对象”，属“敌我矛盾”，给他们的住房既不能和其他犯人在一起，同时又要在管理干部的视线之内。
于是，茶场为他们安排了一间土红色砖墙、瓦顶的小平房。
小平房坐落在场部办公楼与职工宿舍之间，原为男、女职工洗澡房，25平方米。
这对潘汉年夫妇来说，已经是相当满意了。
潘汉年在这里一直住到1977年3月24日病重送长沙医治，历时1年9个月又5天。
患难夫妇相依为命依依亲情苦撑余生潘汉年夫妇俩，一个年近七旬，一个也接近花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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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龄两封密函揭示潘汉年建国后惨死原因廖仲恺之女廖梦醒曾与宋庆龄一同工作，她的女儿李湄通过对宋庆龄与王明之间的密函以及宋庆龄与其母廖梦醒的密函进行对比，以试图寻找1955年潘汉年突然以反革命罪被逮捕的内情。
本文摘自《家国梦萦——母亲廖梦醒和她的时代》，作者李湄，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宋庆龄写给我妈妈的信中，有一封写于1969年3月17日。
对这封信，以前我只注意到它谈及潘汉年的部分。
潘汉年和妈妈很熟，1955年他突然以反革命罪被逮捕，其内情很长时间外界都不得而知。
我一直不解，为什么毛泽东过去对潘汉年如此信任（毛泽东早年一本传记就是潘汉年题的书名！），后来却对他如此严酷。
从这封信里，我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
过去我们对党史的许多事毫不知情。
近几年，共产国际解密档案中某些与中国有关的部分逐渐公开。
当我看到宋庆龄1937年1月写给王明的那封信时，发觉将它与宋写给我妈妈的这封信对照着看，可以就某些费解的事找到答案。
下面是宋庆龄致王明的信中引起人们注意的两段话（摘自2008年6月3日《作家文摘》邵雍、刘雪芹《解读宋庆龄致王明的密函》），当时宋庆龄已加入共产国际，王明是她的上级：
“一段时间以前，作为对毛泽东同志请求帮助提供资金
的来信的答复，我在三个月前给他寄去了一笔款项，此事在这里只有一个人知道，他起了联络人作用，通过他，我收到了来信和转寄了钱款。
（在同一篇文章里提到毛泽东在1936年通过潘汉年交了一封信给宋庆龄，宋庆龄收信后一个月请潘汉年转寄了那笔款。
）”
“几周前，宋子文得到释放蒋介石的保证从西安回来后，想与我见面……当时宋子文问我：‘要是我告诉你，周恩来曾告诉我，不久前你给他们寄去了五万美元，你还会否认你的同志出卖了你吗？’”
这两段话使人产生两个疑问：一、周恩来为什么要把宋庆龄寄钱给中国共产党的事告诉宋子文？二、宋庆龄给毛泽东寄去的款项是她私人拿出来的吗？这两个问题，正好在宋庆龄1969年3月17日寄给我妈妈的信里都有提及：“潘汉年在被捕前半年把那笔款拿来给我，我以为他想利用我，便让隋同志（宋庆龄的警卫秘书隋学芳）把钱交去给____，此人在黄敬当天津市市长时我在天津见过，不过已忘记他的名字了。
他是军人，在潘汉年之后柯庆施从南京调来上海之前掌管上海。
对了，他的妻子是广东人。
（妈妈在“____”上面填了“许建国”三字。
）隋送钱去时他正在开会。
隋告诉他，这笔款是潘汉年送来给我的，说是毛主席‘还的钱’。
此人立刻把潘汉年从会场叫出来。
潘汉年当着隋的面解释了这笔钱的来由。
它不是还董‘为党需要’借去的钱，
是还毛主席请我向宋子文借的钱（他不知道，自从1927年我去莫斯科后宋子文跟我就分道扬镳了）。
不久，这笔以前我赖以为生的钱又再次送回给我。
我写这些是为了告诉你，‘董牧师’从我这里拿走的并不是这笔特别款项……
“是王明从莫斯科发报来叫我不要再见董牧师了，而电报是董的女儿露西送来的！”
宋庆龄在以上这段话里谈了三点：一、那笔钱是毛泽东请她向宋子文借的；二、由于她那时已与宋子文分道扬镳，不便向他借钱，因此那笔钱是她自己拿出来的，那是她以前赖以为生的钱；三、另外“董牧师”又从她那里拿走过一些钱，后来王明叫她不要再见“董牧师”了。
这里的第一点与1937年宋庆龄致王明的信引起的第一个疑问有关。
周恩来为什么把宋庆龄寄钱去的事对宋子文说呢？因为周恩来知道毛泽东曾请宋庆龄向宋子文借钱。
向提供借款的人谈起借款不是很自然的吗？无非就是告诉借出
款的人“钱已收到”而已。
宋子文曾是国民党政府的财政部长，1936年虽然已辞去财政部长之职，但仍然被认为是中国最有钱的人之一。
通过他姐姐向他借钱，应该是行得通的。
那时共产党经过长征抵达延安不久，经济十分困难，才会想出此策。
周恩来不会想到那笔款根本与宋子文无关。
事实上，不仅周恩来，就连毛泽东大概也一直以为那笔钱是宋子文提供的。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潘汉年还钱给宋庆龄的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