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_寻根_到_审根_论苏童的_河岸_和艾伟的_风和日丽_

江苏文学论坛从“寻根”到“审根”———论苏童的《河岸》和艾伟的《风和日丽》洪治纲 对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来说,成长一直是他们倾心探讨的生存主题。

像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兄弟》(上),毕飞宇的《玉米》、《平原》、《地球上的王家庄》,东西的《耳光响亮》、《后悔录》,以及刘庆的《长势喜人》,陈昌平的《国家机密》等等,都是以“成长”作为叙事核心,展示了个人的身心启蒙与历史意志之间的复杂冲突,传达了强大的社会伦理对个体生命发展的制约与规训,并在文坛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在这一作家群里,苏童和艾伟的创作更为突出。

无论是苏童的《桑园留念》、《城北地带》等“香椿树街系列”,还是艾伟的《回故乡之路》、《越野赛跑》、《田园童话》、《乡村电影》,可以说,他们的一些代表性小说,都是有关“成长”的叙事,都展示了他们那一代人在特殊历史语境中的个体精神启蒙史。

尤其是他们的长篇新作《河岸》和《风和日丽》,更是以锐利的笔触,让主人公置身于幽暗的历史深处,通过“无根”而又无序的成长历程,表达了创作主体对于革命化历史的独特思考。

一为了建立个人成长与宏大历史之间有效的精神通道,《河岸》和《风和日丽》都是以“寻根”作为基本线索,让人物通过对自身血缘身份的不断寻找和求证,从而一步步地深入到革命化的历史之中。

在《河岸》里,这个“根”是革命烈士邓少香;在《风和日丽》中,则是战功赫赫的革命将军尹泽桂。

因为特殊的政治历史身份,他们的存在,并非只有某种单纯的血缘意义,而是聚集了鲜明的革命化的历史信息,负载了深邃的历史意志和现实社会的共识性价值,并直接影响到人物社会身份的自我确认。

也就是说,作为一种生命之“根”,他们虽然具有血统上的伦理功能,但同时又承载了复杂的历史镜像,与历史意志保持着天然的亲和力,是个人与历史产生关系的核心纽带。

一旦拥有了这个“根”,人物不仅可以摆脱世俗伦理上的道德尴尬,更重要的是,还可以获得现实社会中集体价值的高度认同。

事实也是如此。

当这种革命化的历史之“根”被确认之后,人物的生存处境便拥有了某种特殊的优势。

在《河岸》里,它具体地表现为,“一块革命烈属的红牌子在我家门上挂了很多年,证明着我们一家的光荣血统和显赫门第”。

作为烈士的遗孤,库文轩不仅大权在握,成为油坊镇的书记,还顺利娶到了比自己“高出半个头”的美丽妻子乔丽敏,而他们的儿子库东亮则天天吃着奶油面包,在一年一度的公祭邓少香烈士的盛大活动中,代表着全镇少年儿童向烈士献花。

可以说,在革命烈士的历史庇护之下,十三岁之前的库东亮一直过着天真烂漫的生活,拥有同龄人无法企及的优越性,尽情地享受着成长的快乐。

《风和日丽》里的杨小翼也是如此。

她虽然没有见过“父亲”,但是她知道“父亲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凭借父亲的革命光环,新中国成立之后,杨小翼有幸进入了永城干部子弟学校。

与以前就读的慈恩学堂相比,杨小翼觉得,“这里简直像天堂……就像范嬷嬷所说,天堂里什么都不用干,天堂的河里流着蜜汁,食物随处可得。

范嬷嬷说得多好多准确。

在干部子弟学校,每天中午都可以喝一杯热热的牛奶,还可以吃上一个白白的馒头”。

这种特殊的生活待遇,显然超越了一般孩子对生活的想象,也使她从小就感受到了“父亲”的革命身份所拥有的巨大的优越性。

但是,在这两部小说中,这个血缘之根却并不牢固。

他们要么被现实无情地篡改,要么无法获得公开的确认。

也就是说,当库东亮和杨小翼认为自己与革命化的历史已经形成清晰的血缘关系时,现实却轻松地改写了这种关系,并将他们置入某种无法理解的困境之中,使他们的生活骤然出现了根本性的错位。

这种错位,不仅对他们的身心成长构成了巨大的扭曲和伤害,也对他们今后的人生命运产生了不可逆转的影响。

正因如此,作为对这种生存困境的反抗,“寻根”便是他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生命难题,也使他们开始了个人与历史的漫长交锋。

在这里,所谓的“寻根”,就是人物为了摆脱世俗伦理的挤压而寻求血缘的确认,并进而找到革命化历史对个人身份的价值认同。

遗憾的是,这个过程太艰难了。

正因为曲折和艰难,各种荒谬和复杂的历史镜像,也终于在他们的面前缓缓地打开了沉重的帷幕。

在《河岸》里,这个揭幕人就是从地区派来的一个“神秘的工作组”。

随着他们的到来,“父亲的历史像一块布满荆棘和沼泽的土地,悬疑丛生,工作组在这片土地上挖地三尺,快刀斩乱麻,努力发掘所有的矿藏”。

在经过了一番没有多少科学依据的调查之后,他们不仅无情地剥夺了库文轩与邓少香之间的血缘关系,而且推定他可能是风流河匪封老四的后代。

这个血缘之“根”的变化,迅速将库文轩划入了“阶级异己分子”的队伍,并彻底改写了这一家人的命运,“我父亲不是邓少香的儿子,我就不是邓少香的孙子,我父亲不是邓少香的儿子,就什么也不是,我父亲什么也不是,势必连累到我,我库东亮什么都不是了。

我不是白痴,但是我万万没想到这个世界变得这么快,仅仅是在第二天,我就成了一个空屁。

”于是,父亲库文轩的风流账被彻底清算,具有“革命浪漫主义气质”的母亲怀着耻辱和愤怒走出了这个家庭,少年库东亮从此告别了家园,告别了岸上的岁月,跟随父亲在金雀河上开始了长达十三年的漂泊生活。

在《风和日丽》中,迅速变化的社会现实,也同样让杨小翼深切地体会到了革命的吊诡和强悍。

身为革命豪杰的“父亲”,因为特殊的政治身份和新的家庭关系,已无法与她们母女团聚;慈爱的祖父被迫在历史清算中自杀身亡,舅舅也因为自己的阶级出身,对人生充满怨恨和绝望;一批又一批人被作为反革命或特务,在一场场规模盛大的公审之后当众枪决……曾经让杨小翼备感荣耀的“革命”,开始以坚硬而冷漠的面孔出现在她的生活里。

为此,杨小翼开始了执著的“寻父”历程。

这种寻父的冲动,与其说是为了寻求自我生存的伦理尊严,还不如说是为了求证生命存在的合法性。

然而,当她进入北京,不断地向那个光芒四射的将军父亲尹泽桂靠近时,她并没有意识到革命与亲情之间有着无法统一的冲突。

虽然她赢得了尹南方兄长般的关爱,却无法走近真实的父亲。

生命之根,对她来说,仍是一个虚拟的存在。

问题并不仅仅局限于此。

当这种革命化的历史之根被剥夺之后,在那个唯阶级论和唯身生论的年代,成长便成为一场场不可避免的、漫长的生命劫难。

这种“根”,以高度的革命化的强权意志,不仅剥夺了一个孩子成长所必需的家庭伦理,掏空了他们的生存安全感,而且导致了他们的精神启蒙频频出现偏颇,使正常的人性启蒙受到不断的扭曲。

由是,《河岸》里的库东亮被迫中断了学业,成为一个实实在在的“空屁”。

面对强权意志的潜在规训,年幼无知的他,只能接受被社会抛弃的事实,一次次孤独而又绝望地站在船头,眺望着岸上的世界。

他不断地将“空屁”作为口头禅,忍受着母亲的拒斥,父亲近乎变态的训诫,以及强大的社会伦理的羞辱。

呈现在他面前的现实,不再有温暖、微笑和赞美,而是始终保持着冷漠和暴力。

尽管他渴望亲情的抚慰,但他总是在收获失望。

尤其是在父亲自戕式的生存方式影响下,长期浸泡在孤独、绝望和惊恐中的他,终于在青春期的煎熬中,走向了性格的变异,以至于不断地伤害别人,同时又不断地自我伤害。

在《风和日丽》里,革命化的历史不仅剥夺了杨小翼的父爱,剥夺了她对正常家庭伦理的渴望,还使她的人生发生了不可挽回的逆转和失控。

当她以决绝的姿态自愿下放到广安,以赎罪的心理与伍思岷组成家庭之后,她那无根的身份再一次让自己饱受凌辱。

她以全部的精力苦苦经营着自己的婚姻,遗憾的是,革命的风暴再一次席卷而来,并卷走了丈夫伍思岷。

多少年之后,当她忍着内心的剧痛,终于看到儿子天安长大成人,她的灵魂似乎找到了归宿,可是,革命风波又一次夺走了她的儿子。

因为革命化的血缘之“根”,库东亮和杨小翼都曾享受过短暂的幸福童年;又因为这种“根”的变化超越了任何个人意志,使他们的成长过程布满了荆棘和坎坷。

他们以弱小的生命在打开历史的同时,揭示了革命与强权、人伦与政治、亲情与信念之间隐秘而又吊诡的关系,也展示了历史意志与个人命运之间无法协调的生存困境。

二如果说“寻根”是这两部小说的一条叙事主线,通过这条线索,作家揭开了沉重的历史帷幕,展示了特殊历史境遇中个人成长的苦难史,那么,透过“寻根”的过程,我们同样可以清晰地看到,创作主体又以“审根”的方式,向革命化的历史意志发出了尖锐的追问。

《河岸》以河与岸的对立,隐喻了现实世界对库东亮的无情拒斥,包括被规训了的集体意志对自然人性的摧残。

因为革命之根被剥夺,库东亮被迫跟随父亲来到了向阳船队,终日囚禁于小小的船舱之内,原本充满了飞翔意愿的少年生活,从此只能与孤独相伴。

他在孤独中怀想,在孤独中窥探,在孤独中变得沉默寡言。

小说一次次书写了他对岸上世界的遥望,对岸上生活的渴慕。

然而,当库东亮每次踏入岸上的世界,不是被母亲责骂和羞辱,就是被王小改之类的“治安小组”所欺凌,或者被理发店店员追赶和辱骂。

即使是傻子扁金,也不忘排斥他、羞辱他。

因为探望自己心仪的少女慧仙,他甚至被人民理发店和油坊镇的治安小组以“通报”的方式,严禁上岸。

这一系列公开的羞辱和残踏,使他不自觉地远离了尊严和爱,也远离了健康的人性启蒙,从而在一种阴戾而乖张的现实伦理中愈陷愈深。

也正因如此,《河岸》对岸上世界的书写,与其说是展示特殊历史境遇中的价值理想和人性面貌,还不如说是通过库东亮的遭遇,向非人道的革命化现实发起了执著而顽强的反击。

在它的背后,凸现了苏童对那种极“左”历史的强烈质疑:它以阶级的归属性规训了任何个体的存在方式、思想行为和价值观念,从而将普通的人群分成了岸上与河上生活的两类。

这里,我们姑且不去追究这种阶级的归属性本身所隐含的极为诡吊的历史意志,单就岸上和河上的两种生存方式而言,就是一种规训和流放的历史寓言。

岸上的生活无疑是一种被规训的生存象征,它体现了强权意志对个体价值的制约,包括对个体血缘关系的审定;而河上的生活则意味着规训尚未完成,需要通过流放的手段进行改造,是强权意志通过惩戒形式发出的专政信息,只不过这种专政并未进入法律的程序。

如果从这个层面上来理解《河岸》,那么,库东亮和父亲的流放生活,就不是一种简单的权力排斥的结果,而是革命意志通过武断的阶级界定,随意炮制出来的一曲人间悲歌。

因为,革命化的现实所尊崇的不是法律,而是自我的意志,所以这对父子便被轻松地踢出了岸上的世界。

这也恰恰印证了别尔嘉耶夫对“革命”的阐释:“不能把革命看作是新的更好的生活,实际上,革命是一种病,是灾难,是穿越死亡……革命的本性,也就是被解放了的集体的无意识,充满着复仇。

”①库文轩的自宫和库东亮的压抑,其实就表明了革命化的伦理对人性的强行阉割。

但人毕竟是一种社会性的存在,用马斯洛心理学来描述,“社会归属感”和“尊严感”显然取消了库东亮的归属感和尊严感,使他的人生无法获得一个基本的发展方向,而只能以“空屁”诠释自己。

他总是以近乎疯狂的姿态,一次次地向岸上的世界发起冲击,正是源于这种本能的心理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