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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城记》:人道主义的“谴责”与“幻想”
吴 敏
Ξ
(浙江树人大学人文学院,浙江杭州310000)
摘 要:文章通过对《双城记》中狄更斯革命暴力的理解和人与人性的诠释等几个重要问题的探讨,重新界定了狄更斯有关革命、暴力革命和人道主义思想的内涵,探讨了作家人道主义的“谴责”和“幻想”。

关键词:《双城记》;革命;人性;人道主义。

 中图分类号:I 561.074
Abstract :T h rough p rob ing in to som e key top ics in A T a le of Tw o C ities w ritten by D icken s ,such as h is understanding of revo lu ti onary vi o lence and in terp retati on of hum an s and hum an ity ,etc ,th is article redefines D icken s’s view on revo lu ti on ,
vi o lence revo lu ti on and hum an itarian is m ,
and also exp lo res D icken s’s
"condem nati on "and "illu si on "of hum an itarian is m .
Key words :A T a le of Tw o C ities ;revo lu ti on ;hum an ity ;hum an itarian is m . CLC :I 561.074
文献标识码:A . 文章编号:1008-6781(2004)06-0122-04《双城记》是狄更斯14部长篇小说中唯一涉及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

作家本人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在《双城记》中以杰出的艺术才能表达其人道主义理想。

本文试从狄更斯站在人道主义立场对革命暴力的理解和对人与人
性的褒贬诠释,来探讨其人道主义的“谴责”和“幻想”。

一、关于革命
《双城记》一书共有45章,粗略统计约有24章直接描写革命斗争;从时间上看,自马奈特医生在1757年被挟持看病并锒铛入狱到法国大革命爆发后前后时间跨度有37年。

作家所花笔墨之浓重是不言而喻的,然狄更斯并无意写一部法国革命史。

他在读了卡莱尔《法国大革命》之后大受感动,决心写一部历史的罗曼史。

狄更斯自己在《双城记》的序言①中也说“我的一个希望是增添一点大家都乐于接受的形象的东西,来加深人们对那个恐怖时代的了解。

”弄清楚这一点,便可以理解狄更斯在小说中为何不以描写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功绩为任务,不以表现革命所引起社会的巨大变更为目的,而是以叙说贵族阶级的无度罪恶和人民大众的极度贫困为重心,并强力渲染了狂乱的复仇行径。

对狄更斯的如此构思与安排向来是颇有争议的。

有人认为作家是在否定和谴责革命;是将革命写成一场流血牺牲的悲剧;是作家人道主义的局限,对法国大革命的错误扭曲,将革命者丑化成复仇狂等等。

抛开前人的评价,以客观公正的态度看待狄更斯以人道主义立场对革命暴力的
理解,我想任何片面的肯定和否定都是不科学的。

毋庸质疑,小说的创作意图乃是借古讽今,作者将小说背景设置在大革命时期的巴黎和伦敦,将法国革命与英国现实作对比描写,以警示英统治者吸取历史教训。

但是狄更斯并不否定革命的正义性,前文提到《双城记》描写革命斗争的
时间跨度达37年之久,几乎涵盖了法国大革命从酝酿到成功的全过程,甚至突出了革命爆发的原因、革命进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及人民在革命中迸发出的强大威力。

在小说的第二部《金线》里,狄更斯手中的笔,毫不留情地将贵族阶级的穷奢极侈、庸碌无能、傲慢凶残揭露无遗。

同时,又以饱含深情的笔触描绘人民的饥饿、贫穷、苦难、肮脏、无法生存直至死亡的状态:当得宠的贵族兄弟强占民妇,害死多人时,揭发人反倒被投入监狱蒙冤18年;当大人在4个壮汉的伺候下吃着巧克力,还“在没完没了的便宴和美妙聚会上优雅空谈”时,“圣安东尼的贫民在辘辘饥肠中”正燃烧着饿火;当侯爵疯狂的马车肆无忌惮地在街市横冲直撞时,老百姓“只好尽自己的本事来躲避灾祸”,轧死了个小孩便如同打碎了件平常物件,陪个金币了事;当侯爵住在拥有石栏杆、石瓮、石花、石雕狮子的庞大府邸时,很年轻但看起来却像老太太的女人为了得到一小块能刻上亡夫名字的石头向老爷乞讨,甚至于这样的愿望也不被满足……正是在这鲜明的对比中,我们看到狄更斯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对统治阶级的凶残暴虐表示极大的愤怒,对被压迫、被损害、被剥削的人民无比同情和怜悯,看到了

221・ 嘉兴学院学报
J ou rna l of J iax ing Colleg e
第16卷第6期2004年11月V o l .16N o.62004.11 
Ξ收稿日期:2004-09-20.作者简介:吴敏(1963— ),女,浙江杭州人,浙江树人大学人文学院讲师。

人民改变原有制度的愿望在生存无望的情形中像火一样的熊熊燃烧,承认人民的反抗是统治阶级逼出来的,即承认了革命的正义性和必然性。

但狄更斯正确地揭示了革命之所以爆发的根源,并不等同于他赞同革命暴力。

我们很快发现在革命爆发后,作家对革命中存在的问题显得异常敏感,读者透过他的笔端体味到的是骚乱、恐怖、血色和不安,那推翻统治阶级的手变得疯狂而兼具破坏性,恨的火焰吞噬了罪恶的压榨者,也殃及无辜的人们。

如果说这正反映了《双城记》的局限性,诚然是不妥的,细想任何事情都是不可能十全十美的,当然包括革命,真正的革命其实并不完美,“革命固然是新社会的‘催生婆’,但也包含着某些痛苦和无谓的牺牲”②。

暴露革命过程中的阴暗面是真实的,也是真切的。

狄更斯对革命过程中问题的敏感关注正说明了他是个完完全全的人道主义者,他的确是全然从人道主义思想出发去观察社会问题,,造成了思想上的矛盾:肯定革命的正义性和必然性,但又要求在人道的范围适可而止;肯定革命的初衷是消灭专制暴政,维护人道,但又认为革命的过程太过残酷,矫枉过正造成对无辜者施暴的不人道,甚至于掉过头去以“人道”眼光去怜悯那些遭到人民惩罚的昔日统治者。

狄更斯信奉的如同雨果在《九三年》中所提出的“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因而他“看到的革命是以暴抗暴和阶级报复,是人道的革命对抗反动统治的无道,也是维护人道的革命之于无辜者的不人道。

”③我们看到狄更斯虽然本着不写革命史的初衷,却依然详尽地描写法兰西大革命,也正确揭示了革命爆发的根源,认识到人民大众摧枯拉朽的强大力量。

但我们不得不思考的是,虽说革命之中也有浊流,有着不完美不理智的恐怖流血事件,甚至有着不符合革命道义的阴暗所在,但对于一场伟大的革命,一场影响整个欧洲历史进程的法国大革命,作家把它仅仅归结为“复仇”,显然是非常片面的。

强调复仇思想与渲染革命爆发后的狂乱和血色恐怖,却没有从更深广的角度去反映大革命的历史画面,这固然不致歪曲历史,但却是《双城记》的重大缺陷。

造成的原因除了狄更斯不想写革命史之外,还在于他并不真正了解法国革命的实质,他对于法国革命的认识很大部分源自于他反复阅读的卡莱尔的《法国大革命》,而“卡莱尔把法国革命看作是受压迫的劳动者对昏聩的专制统治和愚蠢自私的贵族的报复”④,因而《双城记》中法国大革命复仇火焰的汹涌与其说是狄更斯人道主义思想局限性造成的结果,还不如说是作家对1789年的法兰西大革命的错误认识,是一种极其片面的认识!
总之狄更斯在真实的历史背景上展开的虚构故事中,表现出站在人道主义立场上对革命的种种困惑:革命因反动统治的不人道而爆发,以正义的面目出现,然而革命亦
以暴力的形式反抗暴力,甚至殃及无辜,本身又有不人道的成分。

所以在狄更斯看来无论是革命或反革命,丧失了“人道主义”立足点,都会失去人心,导致历史循环。


二、德发奇太太⑥
德发奇太太是《双城记》中一个令人同情又让人害怕的复仇者形象,读者感受的变化源于狄更斯笔锋的转变。

革命爆发前,作为一酒店老板娘的她,隐忍沉着、坚定不移、机智敏锐地坚持着秘密的革命活动,无时无刻不在编织记录罪恶的名字,任何情况都不会让她有一丝一毫的动摇、畏惧和慌乱。

她甚至以卓绝的智慧和远见告诉德发奇(她的丈夫):“复仇、报复需要很长的时间,这是规律。

”就如同雷电的形成一样需要很长的时间,“可是时间一到,它就爆发得天崩地裂,把所有的一切都彻底毁灭,你虽然看不见也听不见,它还是不断地酝酿。

”以鼓励和坚定德发奇的信念。

革命的狂潮澎湃,人民攻巴士底狱时,她手握斧头,腰间别着枪和利斧,率领妇女冲锋陷阵,毫不含糊地砍下敌人的脑袋,让读者感觉这真是一位神勇的女革命家,其卓越的才智、超人的胆识和坚定的革命信念都远胜于她的丈夫。

总之在1792年达雷回法之前,狄更斯一直以肯定的笔调描写德发奇太太,然随着革命的深入,狄更斯以他的人道主义立场,愈来愈强烈地感受到革命暴力的残酷、狂乱、血色……于是笔锋急转直下,让德发奇太太陷入凶残冷酷的深渊,写她不仅要杀害查尔斯・艾佛瑞蒙德(达雷的真姓),还要罪衍与艾佛瑞蒙德有关系的所有人,包括露茜和小露茜,甚至马奈特医生。

让人感受到的是丧心病狂的报复,是失去理智乃至人性的复仇,德发奇太太顿时变成了嗜血的怪物!小说中不止一次地把她写作一道暗影,“可怕而且阴沉地投射到母亲身上和那孩子身上”,并且也投射到读者的心里引起恐惧。

当《真相大白》一章中马奈特医生在狱中写下的血泪控诉公之于众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德发奇太太正是全家被害而唯一幸免于难的小妹妹,也由此才知:她那么多年坚持革命的精神支柱就是——复仇!于是以前的沉着、坚定甚至于凶残、冷酷都变的让人可以理解,背负着如此惨痛经历的她,仇恨的种子早在她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已经深深埋在她的心底,生根发芽!她要报仇并波及仇人的子孙在某种意义上说还是合乎常理、符合生活逻辑的。

虽然狄更斯没有意识到德发奇太太并不能作为革命的真正代表,但我们要清醒地看到,德发奇太太是作为人民复仇的代表形象被作家细致地加以描绘的,她本身并不是人民革命的真正代表。

既然非革命代表,也自然无歪曲丑化革命者形象之说。

而且她始终是不符合狄更斯的人道主义观念的,作家最后安排她死于非命。

狄更斯在1860年6月5日给爱德华・波尔维・李顿爵士的信里谈到这个结局说:“我是有明确意图的:使那个半喜剧的场面成为那个无所顾忌的妇人失败的一部分……”作家刻意安排的背后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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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敏:《双城记》:人道主义的“谴责”与“幻想”
藏其对革命的人道主义观点,即:暴力引发暴力,施暴者毁灭别人也葬送自己;仇恨的力量不是永远的胜利者,爱终究要比恨更有力!
三、人与人性
文学即人学,从文艺复兴以来,人道主义问题总是围绕着如何看待“人”,每个作家总要借助自己所塑造的人物形象来表达自己的人道主义想法。

从狄更斯的人道主义立场出发,在他看来,无论是阶级压迫还是阶级反抗,都不能全然符合他的“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倒是伦敦宁静有序的生活令他心安。

作为一名作家,他无力改写历史,让社会状态完全迎合他的人道主义理想。

但他可以倾情地对符合他人道主义理想的人物进行刻画和赞美,无情地对反面人物进行披露和谴责,以表达他的人道理想。

作家对社会评价的出发点是他的人道主义,对人与人性的褒贬也自然立足人道主义思想,凡符合者即爱,不符者则憎。

,笔者将《双城记》中的人物分成阶级压榨者,以暴抗暴的革命者,以及在阶级斗争浪潮中,无论是阶级压迫抑或阶级反抗都倍受伤害的仁爱者三类。

前者代表人物:艾佛瑞蒙德侯爵兄弟,是作者着力鞭笞的凶恶贵族。

这一类人凶残暴虐,行径令人发指,最终受到人民的裁决得到可耻的下场。

第二类革命者中,作家着重写的是德发奇夫妇,特别重彩描绘的是德发奇太太,我们已经详细讨论过这个并非革命真正代表而仅是革命队伍中人民复仇者代表的形象,此处不再多作评叙。

前两者都不符合作家的人道理想,只有第三类仁爱者,才是狄更斯真正赞许的。

在他的笔下:是洛瑞的朋友之爱,使露茜长大成人;是露茜赤子之心,让浑噩的灵魂复活清醒;是马奈特医生的亲子之情,使露茜和达雷幸福地走到一起;是卡顿对露茜的挚爱,让达雷绝处逢生,免去露茜的丧夫之痛;是普洛士小姐对主人的无私关怀,才最终以爱的力量战胜了“恨”的化身。

在《双城记》中,爱与恨就像水与火一般,当恨的火焰窜得越高的时候,爱的水也便越沸腾,并散发出巨大能量的“蒸气”。

狄更斯以人道主义准则选择了“爱”,高喊“爱总比恨有力得多”。

而在所有的仁爱者之中,只有西德尼・卡顿才是作家的最爱,是他心目中人道主义的最高理想形象。

要读懂卡顿,首先得研究一下狄更斯本人。

狄更斯是个高度神经质的人,他的这部作品直接发源于写作时期的情感生活:当时他一方面家庭破裂,陷入与艾伦・特南⑦的尴尬感情之中,把自己想像成无端被告受辱而甘愿牺牲自己成全他人幸福的英雄;另一方面又觉得一些受过他许多恩惠的人“可耻地背叛了他,无端地凌辱他。

”⑧当他们或者公开或者隐蔽地对他进行批评时,他感到从前建立起来的那么牢固的友谊,顷刻间倾颓了。

他因孤独,乃至被误解而感到痛苦,觉得自己是个倍受责怨、受尽委屈但精神不屈服的英雄。

多方面的强烈感受使得他极想抵御这似乎充满敌意的外部世界,安慰自己的良心,于是他便塑造出一位这样的英雄。

而早在小说创作的两年前,他应邀到曼彻斯特去排演《结冰的深渊》(这出戏是维基・柯林斯在狄更斯的帮助下编写的),在剧中扮演一位富有牺牲精神的北极探险者,他的表演极富情感,使许多观众感动得热泪纵横,⑨在感动观众的同时,作家本人亦被深深打动。

“用狄更斯自己的话来说,他正是在1857年夏天扮演《结冰的深渊》一剧中的角色时产生了写作一部新小说的念头……”βκ该剧中的主人公被他所爱的少女抛弃了,可在北极探险时,他为拯救情敌而牺牲了自己。

这样的情节给作家以深刻的印象,因为他是舍己为人的典范,成为利他主义的楷模,而这向来是狄更斯评价一个人的最高标准。

因而“按照原计划,这部小说的主要出场人物应当是一个牺牲自己生命去拯救情敌的青年。

”βλ事隔两年,这种创作冲动变得更强烈了。

加上他曾经在布莱顿听本杰明・韦伯斯特朗读过一个剧本,剧中的主人公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替别人上了断头台。

狄更斯决定把自己也抛向断头台,把自己的心掏出来给大家看看,卡顿成了狄更斯在《双城记》中的理想替身,而作家的形象在作品中也无处不在。

在《双城记》中,虽然对卡顿的描写并不多,在小说的前两部分中,读者甚至会觉得他是个可有可无的多余人。

但狄更斯在描写卡顿时,自己是禁不住“深受感动,无比激奋”的。

我们看到,卡顿也正按照作家的想法成为爱和自我牺牲的集合体,他在小说尚未动笔之前已经注定是要死去的。

而充满戏剧性的情节,使读者会极自然地把卡顿和达雷联系在一起,在阅读中,你会发现两个人是多么的相似,不仅仅是在外貌上,当你细读作品的时候会察觉两个人的相似更在其基本性格上。

两个人同样深爱着露茜,达雷放弃地位财产,为救仆人不顾安危只身赴法;卡顿为着露茜的幸福甘愿代替达雷上断头台。

他们都是心中充满了爱、愿意自我牺牲的人,唯一的区别在于达雷始终是清醒谨慎的,而卡顿终日醉醺醺。

在作家的笔下,卡顿富有才华、情感高尚,却没有施展才华、流露情感的机会,但他不去谋取,虽自己也知症结所在,却听天由命,任凭光阴逝去消耗殆尽。

似乎这就是卡顿的宿命,年少时在学校里他“老给别人做作业,而很少做自己的”,问他为什么,他回答说:这是我的处世之道吧。

试想这样的一个人又怎么会为自己的前途幸福去争取呢?令读者为之扼腕痛惜。

而狄更斯更是借着卡顿与达雷这两个极其相似的人却有着完全不同命运的对比,衬出卡顿的孤寂、落寞和凄惨。

卡顿什么都没有,可他的心中充满了爱!可以说作家是借着卡顿对露茜真挚的爱来刻画这一形象的。

他总在医生家周围踅来踅去,多少个夜晚,多少个清晨,他那孤独的身影总在那儿徘徊,这个凄苦的灵魂仅以此慰藉他的心;当他决意代替达雷去死的时候,又沿着露茜往日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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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兴学院学报 第16卷第6期
望狱中丈夫的路一直来到监狱前,为的就是踏着他心爱的人的脚步走上一走。

这诚挚的情感足以使读者为之落泪。

卡顿是注定要死去的!狄更斯把卡顿送上了断头台,他认为这是个振聋发聩的情节,再也没有别的更能表现他那颗基督之心了。

卡顿这个作家的理想载体,在狄更斯看来他的死便如同耶稣受难,为了让读者清楚地理解作家本人的用意,于是让卡顿临刑前默念耶稣的名言:“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

”狄更斯怀着极大的热情和激动的情绪描写了处决卡顿的场面,卡顿含着微笑,宁静地走向断头台,奏响了作家眼中人道主义的最美篇章。

然而,偏偏是这个作者投入了无比热情塑造的人道主义理想形象,长久以来为人们所批评,他的死被看作是作家对革命和革命人民的人道主义责难。

笔者不敢苟同这种说法。

因为狄更斯本身并不针对革命(前文已述),在狄更斯看来,无论是阶级压迫还是阶级反抗,都不能全然符合他的“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

在小说的最后,作家借卡顿说出预言:“我看到巴沙、克莱尔、德发奇、复仇者、那个陪审员以及法官等在旧日压迫者的废墟上兴起的新的压迫者们,在这冤冤相报的机器被废除之前,一一被它毁灭……”狄更斯不是一个深刻的思想家,更不是致力改革的政治家,他只站在人道的立场上大声疾呼消除暴力,谴责残暴和压迫,主张人与人之间的谅解包容,提倡正义、真诚和仁爱。

他以为,革命的暴力和统治阶级的暴力没有太大的差别,凡施暴者都不会有好下场,凡暴力都应当消除,只有真正高居于暴力之上的仁爱者才会让社会充满祥和!所以说卡顿的死,一方面完成了作家最高人道主义理想的实现——爱和自我牺牲;另一方面让狄更斯的孤独和被人误解的心灵郁结得到释放,良心得到莫大安慰;再者是对于任何暴力的不赞同,而不是单单对革命暴力的人道谴责。

狄更斯的小说不代表任何政治势力,他仅站在人性自身的立场上高举旗帜,对任何伤害人、压榨人性的势力提出抗议。

他反对阶级斗争,反对任何暴力。

并非政治实干家的作家身份,加上思想上的绝对人道主义,使得他只一味求宽容和改良,体现出作家一种真诚的博爱精神,赞扬理想的人性、美德和情感,肯定人和维护人都是其人道思想的进步。

而至于如何消除暴力,达到作家心目中理想的人道主义社会,狄更斯一无所知,也无可得知,其人道主义局限性也正体现于此。

注:
①《双城记》,郭赛君译,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6。

②陈星鹤:《谈谈狄更斯的<双城记>》,文科教学,1980年第4期44~51页。

③张明慧:《共同的局限不同的风采》,《外国文学评论》1991.6第36页。

④⑤张明慧:《法国大革命的两个历史投影》,南通师专学报(社科版),1990.1第65~69页。

⑥单独讨论德发奇太太是因为其既作为人物形象又能代表作家对革命的看法。

⑦艾伦・特南:《结冰的深渊》一剧中的年轻女演员。

⑧高玉秋著,《外国文学史话》(西方19世纪中期卷),吉林人民出版社,第174页。

⑨刘文荣编《19世纪英国小说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119页。

βκβλ苏联,伊瓦肖娃著《狄更斯评传》,蔡文显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第377、378页。

(责任编辑 方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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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4]王禹 (宋).王黄州小畜集(三十卷)[O].商务印书馆涵芬楼影印本(共7册).
[5]陆谷孙.英汉大字典.上海译文出版社[H].1993.
(责任编辑 方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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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敏:《双城记》:人道主义的“谴责”与“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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