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产出数量增长型向质量提升型研究

科研产出数量增长型向质量提升型研究众所周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其发展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科技论文作为科研成果的重要形式之一，能从很大程度上反映一个国家科技工作者的整体水平，同时，也是衡量科技实力的重要标准，体现科研水平、科研影响力和科研竞争力。

如今，我们国家的GDP已经排在全球第二位，然而，技术革新和基础研究的创新能力我们却排在了20名开外。

这不得不值得我们每个人反思，我们的科技实力、创新能力和科技质量仍然比较落后，情况不容乐观。

以下，仅从科技论文角度重点阐述自己的观点。

2013年中科院院长白春礼在中科院年度工作会议新闻发布会上提到[1]，应该加快推进科技评价体系改革，摒弃数量评价和单纯的论文导向，建立重大成果产出导向的评价体系，改变简单以项目、经费、论文数量为导向的评价考核，突出能力、水平和贡献。

可见，以论文数量为导向的评价标准确实存在严重的问题。

据报道[2]，近年来美国《科学》杂志第一作者来自中国的论文接受率一直呈上升趋势；自然出版集团最新发布的亚太地区科研机构“自然出版指数”显示，2012年在《自然》系列期刊的发文数量，中国科学院首次位居亚太地区第一名。

然而，我们看到的事实是，在我国2012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颁发时，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再次空缺，这是该奖项13 年来的第9 次空缺。

一边是在国家乃至国际上的顶尖学术期刊的发文数量不断跃升，另一边是具有重大原创价值的研究成果寥若晨星；一边是为科技论文世界排名第二的“论文大国”沾沾自喜，一边是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连年空缺。

残酷的现实就这样无情地横亘在我们的面前。

这种局面迫使我们对我国科技界的“论文情结”和近年来一直采用的“论文奖励”方式进行反思：只关注论文发表，而不关注学术研究与创新，不可能出现一流的研究成果，更不可能造就一流的科技强国。

另有一份数据调查显示[3]，1998—2007 年我国科技人员作为第一作者发表的国际论文中，有61.5%的论文在10年间被引用了至少一次，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就是说有近40%的国际论文10年间一次也没有被别人引用过，好像是垃圾论文。

如果从更深的层次看这个问题，这40%的论文后面的科研劳动可以说是做的无用功，浪费了大量的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

在1998—2008年间发表论文数超过20万篇的共有14个国家，在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中，对这14个国家发表的科技论文的被引用情况做了统计，中国平均每篇论文被引用的次数为4.61，列14 国中的第12位，假如我们的平均被引次数增加一倍（9.22），也只能排在世界第9 位；如果增加2倍（13.83），依然赶不上位列第一的美国，它的平均每篇被引次数达到了14.28。

可以看出，我国科技论文的整体水平距发达国家还有相当的距离，我国的科技论文亟待由“数量增长型”向“质量提升型”转变。

这种学术风气严重阻碍了基础科研的发展，以及重大科技成果的产出，究其原因，我觉得可以总结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科研成果的评价体系过于量化、单一，评价导向滋生学术风气败坏。

近年来，高校对教师学术研究能力的考核、对研究生研究成果的衡量都比较偏重于数量，常常表现出过度量化的倾向。

主要表现为对成果的评价过分侧重于计算论著的数量、主持和参与课题的数量、获奖的级别和数量等，用简单化的考核手段替代对科研成果的评价。

目前多数高校对教师科研工作的评价基本属于数量主导型，在职称晋升、岗位考评中，过度强调研究成果的数量标准而轻视质量标准。

在此，可以引用一个真实的案例来说明这种评价体系的带来的严重后果。

2014年9月份，帝国理工大学的Stefan Grimm教授在家中自杀，邮件系统在他去世之后，按照他的设定，自动群发了一封题为“How Professors are treated at Imperial College”的邮件，他的信着实让每个科研工作者心酸。

他自杀的原因是因为他没有争取到20万英镑一年的科研经费，而且这些经费不能通过小的基金累积计算，必须申请到大的项目，而Stefan Grimm教授已获得的13.5万英镑的经费不算数，他的上司在他所有学生面前公布他必须在一年内从学院离职！值得一提的是，Stefan Grimm教授今年已经发表了四篇原创性高水平论文，而且是一本学术专著的编者，他们的研究提出的凋亡基因以及抗癌基因的概念恐怕比20万英镑甚至200万英镑的项目更有意义。

一个51岁的知名教授，有可能为人类生命健康研究做出突出贡献的科学家就这样悄无声息的逝去了，这是多么骇人听闻的消息！有人可能会暗自庆幸这种事情没有发生在我们国家，但我要说的是，国内的实际情况远比这个要严重十倍百倍！现在的大学开会，总会谈论科研氛围活不活跃，所谓活跃，其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就是—有没有大笔的科研经费。

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往往能够拿到巨额项目经费的所谓的教授专家就很受学校重视，而从事基础研究的学者不仅要面对生活上的惨淡，而且还有可能面临被解雇的风险。

所以，教授们就不得不奔波于各个研究所，企、事业单位之间，忙于各种应酬，甚至不惜放下身段，哪怕磕头下跪，一切以能拿到项目为目的，始终在路上。

这完全玷污了作为一个教授的尊严，丢弃了学者应有的风范！学术研究风气功利化可见一斑。

第二：科研工作者自身存在急功近利的思想，不能静下心来做研究。

学术研究是一个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周期性过程，它需要有充分的时间保证；科研成果的发表、出版，并产生社会影响，也需要充足的时间。

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时间是保证科学研究质量的基本要素之一。

我们古人的治学态度如“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说半句空”，以及“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都是提倡一种认真严肃、实事求是的精神，也只有深入思考，立足创新、潜心研究，并经过千锤百炼的作品才能称得上是精品杰作[4]。

而现在的研究人员大多没有了平静的心态、认真严谨的科研作风，不愿再沉下心来、踏踏实实做研究，也不愿再“十年磨一剑”、追求学术精品的造诣。

加上受市场经济的影响，以学术为事业、为真理而献身的人渐少，以科研为工具、为自身谋取利益的人渐多，催生了高校学术的虚假繁荣，产生了大量学术泡沫。

第三：高校科学研究行政化现象严重，限制了学术创新的自由发展。

目前的高校科研成果评价带有较多的行政化色彩，课题立项中，官本位现象严重，不少课题由在职公务员甚至是高官主持，而且结题大多草草收场，成果评审专家的组成，一般是单纯的教授、专家让位于具有行政职务的教授、专家，尊重科研发展的规律性一般也是让位于服从学校发展的需要。

因此，官大学问大的现象屡见不鲜，一些专职于科研的教师反而赶不上行政管理事务的领导阶层。

这些领导们运用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热衷于挂名主持项目、利用公款出书，让下属承担实际的研究工作，让研究生成为打工者，对他们进行学术上的剥削、掠夺，而在评价时，领导必占大份、必领头功，并据此评职称、当博导、拿政府特殊津贴甚至成为有突出贡献的专家。

因此，人们说当前的高校科研成果评价，“承载了太多学术以外的意志，形成对学术逻辑一定程度的背离”，学术以外的意志主要指非学术因素的介入限制了科研工作者充分发挥其创造性，进行自由的探索，偏离了学术研究的根本价值取向。

我国对科学研究与创新的投入一直以来都十分强劲，但科技水平的增长速度并没有那么乐观，过于强调论文发表的数量只会折腾掉国家提供的、来之不易的大笔科研经费，对于提高学术研究水平并无裨益。

可以设想，在一个注重创新的研究团队里，如果有人平均一年只有一篇论文，而这篇论文却有自己的独到见解，独领风骚，那么，这比他洋洋洒洒发表十篇泛泛一般的论文更有价值，更应该受到奖励。

不言而喻，在评价一篇科技论文时，更应该看重的是质量而不是数量。

那么，我们的科研产出究竟如何才能实现从注重数量到提升质量转变呢？以下说说我的观点。

首先，国家应该制定完善的政策导向，建立、健全科研成果的评价体系。

上文已经提到，对于当前在高校中盛行量化评价导向，即以科研数量的多少来评价人才、评价业绩，容易引发学术不端、滋生学术腐败，严重破坏学术风气，同时，还容易滋长学术平庸、助长学术浮躁、扼杀重大成果，降低科研研究成果的质量。

因此，质量是一切学术研究成果的生命。

对于科研成果评价应该把重点放在成果的水平和质量判断上，将质量作为衡量科研成果的最高标准，作为评价的根本导向，让高质量的成果价值获得承认，得到认可。

因而，对科研质量的评价体系相当重要。

首先要使科研成果评价回归学术本位，高校科研成果评价是一项专业性相当强的管理工作，非同行专家很难对成果给出恰如其分的价值判断。

让科研成果评价以学术为本位，就必须考虑科研成果的复杂性特点，必须以同行评议为主，只有经过同行专家评审的成果才能作为科研管理考核的依据。

量化评价只能作为辅助手段，用于弥补同行评议在客观公正性方面的不足。

只有这样，评价的学术本位才能得到保证，评价在科研人员心中才能提高公信力和权威性，也才能发挥评价的激励作用。

其二要建立多元化评价机制，实施弹性管理。

建立多元化评价机制是指根据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综合研究等不同类型的成果，制定不同的成果评价制度。

这样，就每一类的科研成果评价来看，体现了刚性的评价标准，但就整个科研评价系统而言，则展现了柔性的评价理念，避免了成果评价“一刀切”的现象。

对科研研究人员要实行弹性管理，对带有很强功利性目的的研究人员，应要求其达到相关的科研评价指标和科研质量要求，以削弱其功利性；对具有献身科学精神的人，则要对其进行激励，淡化其科研指标和科研时间要求。

这样的评价导向能够帮助科研工作者在树立科研的质量观方面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具有较强的激励作用。

其次，科研工作者自身应当加强学术道德修养，志存高远，追求卓越。

高质量科研成果产生的关键，在于科研工作者要有对高质量的自觉追求，要有对科学的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以及严谨治学的态度。

毕竟高校不是企、事业单位，不能以追求利益为主要目的；教授、学生也不是打工者，不能整天为功利化的课题项目奔波。

自古以来，“德”都是被放在第一位的。

古人非常重视自身道德修养，千古圣人孔子曾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

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孔子是把“学文”放在最后一位，只有先做好“孝、悌、谨、信、爱众、亲仁”这些的基础上，再去学习诗、书、礼、乐等方面的文化知识，可见“徳先于文”。

《大学》中也提到，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自身修养也在为官从政治国平天下之前。

孟子亦把个人品德看得十分重要，“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并将仁、义、礼、智概括为“四端”，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这是作为人应该具有的最基本的四种德行。

《菜根谭》中也提到：“德者，事业之基，未有基不固而栋字坚久者”，是说一个人的品德是他一生事业的基础，如同兴建高楼大厦，地基不稳固就不能坚固耐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