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石文化

基于历史的原因，玉几乎成了东方的象征，更是中国的国石。
那么以玉文化为特征之一的中国文学又呈现了哪些特点呢？
在中国的古代文学中，软玉的出镜率比较高，翡翠的繁盛要迟到明清。《礼记》，《管子》中关于玉的叙述前面已经提到过了，在此不再赘述。在这两部儒家经典中，玉都被赋予了高尚的道德情操，是君子的象征。也就是说，在中古的儒家经典中，玉是君子的化身。而看一个人是否为君子，就要看他身上是否具备玉所有的五德（或九德或十一德）。只有符合这这五德（或九德或十一德），才能称为君子和圣贤。
玉以“比德于玉”的形象出现在《礼记》中，说明了，玉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封建礼教的象征。而到了北宋末年，附庸风雅的徽宗，增刻印玺十方，有淡化传国玺地位之意。而到了清初故宫藏玉玺39方，其中被称为传国玺者，却被乾隆皇帝看作赝品。从唐末到清朝，玉的权力地位随着封建制度的漫漫瓦解而下降，同时，玉在文学作品中的形象也由祥瑞之兆变成了灾难之兆。成书于清朝中后期的《红楼梦》，缭绕着封建制度土崩瓦解的爆土狼烟。贾宝玉衔玉而生，被人们是为祥瑞之兆，只因这块通灵宝玉上刻着“莫失莫忘，仙寿恒昌”，背面刻有三句铭文：“一除邪祟，二疗冤疾，三知祸福”。然而，这块宝玉并没有保佑贾府和贾宝玉，反而预示了贾府的不幸。于是，玉石自古的祥瑞形象，在这里成为了女娲补天未用的顽石。女娲这样的神用之不得，更何况贾宝玉这样的凡夫俗子。玉成了祸害，真是一个大大的反讽。
对于玉的定义，有两个比较权威的说法。早在先秦时期，圣贤孔夫子就曾给玉下过定义：“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缜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刿,义也；垂之如队,礼也；叩之其声清越以长,其终诎然,乐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达,信也；气如白虹,天也；精神见于山川,地也；圭璋特达,德也；天下莫不贵者,道也。诗云: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故君子贵之也。”而汉代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这样解释玉，“玉,石之美,有五德:润泽以温,仁之方也；理自外,可以知中,义之方也；其声舒扬,专以远闻,智之方也；不挠而折,勇之方也；锐廉而不忮,洁之方也。” 这两者都是从儒学的角度解释玉的。可见，中国自古就有把玉和道德品行联系在一起的文化习惯。中国人认为玉有五德，九德，十一德。五德的说法源自许慎的《说文解字》，概括为仁、义、智、勇、洁。九德的说法源于《管子》，“夫玉之所以贵者，九德出焉。夫玉温润以泽，仁也；邻以理者，知也；坚而不蹙，义也；廉而不刿，行也；鲜而不垢，洁也；折而不挠，勇也；瑕适皆见，精也；茂华光泽，并通而不相陵，容也；叩之，其音清搏彻远，纯而不杀，辞也。是以人主贵之，藏以为宝，剖以为符瑞，九德出焉。”而十一德说法就是前面孔夫子在《礼记》中所释概括：仁、智、义、礼、乐、忠、信、天、地、德、道。
这种宫廷文化很大程度上源于交通的堵塞。虽然早在汉代丝绸之路就已将当时的大秦与中原沟通在一起了，但当时玉显然不是贩运的主要物品，而是以丝绸，香料和茶叶为主。其实，中国还有一条比丝绸更古老的玉石之路，与丝绸之路大致吻合，以和阗玉的故乡于阗为起点，向东西两翼延伸，西至西亚，向东至迟于距今4000年之前已达到中原，主要向中原输送玉料。
在这两部以翡翠为线索的现代小说中，玉已经不再是君子的象征或者是祥瑞的征兆了，而是成为了爱的化身。我们甚至可以这样理解，人们所赋予玉的内涵正在从礼教化向人性化发展。古人以玉喻君子，把它与道德捆绑住，实际上是在利用玉来巩固政治和礼教，而现代的文学作品，玉脱去了礼教的外衣，而还原了人类本性的特点。无疑，爱远比礼教道德更深刻也更易于接受，爱不仅是文学的主题，更是时代的主题，人类的主题。
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玉文化的发展与中国文明发展息息相关，同时也和中国历代的文学作品的主题和社会功用紧密相连。玉文化既是中国文化的精髓之一，也是了解中国文化的重要切入点。玉文化在古代文学中的地位比在现代中重要，一方面与封建制度本身有关，一方面与封建制度的正统思想儒家思想有关。当封建制度土崩瓦解之后，玉文化在文学作品中的内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也只有在中国，玉在文学作品年中扮演了这样神秘而重要的角色。这不能说是中国文学区别于其他国家文学的一大特色。
是为，圣主在世，而和氏璧出。和氏璧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圣主贤士的代称，这也是以玉文化为背景的中国古代文学的特点之一。
然而，玉并不是永远为祥瑞的代名词。稍仰观历史，我们就能发现，在中国的封建制度处在上升时期的时候，及自秦至唐，玉或是和氏璧或是玉玺，一直被视为祥瑞之物，而自从唐朝灭亡，中国的封建文化开始走下坡路，玉玺也消失了，玉的权力象征意味也逐渐淡化。
玉是文学创作的主要内容。《诗经·卫风·木瓜》“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玖。匪报也，永以为好也！”这里的琼琚、琼瑶、琼玖都是美玉。玉的功用是什么？用来交换，从而达到“永以为好”的目的。我认为这种“永以为好”不能狭隘的仅仅理解为男女之间的盟约，而是应该理解为报答，也就是君子知恩图报。说来说去，还是一个信字，还是玉的品德之一。
说到《玉赋》就不得不提到和氏璧。《玉赋》在赞玉的同时是在表达伯乐与千里马的关系。玉不再仅仅是君子的象征，而被赋予了圣主贤臣的内涵。
战国时期的韩非在《韩非子·和氏》一文中记载了和氏璧的故事。楚卞和往荆山，见石中有璞玉，抱献楚历王。王使玉人相之，曰：“石也。”王怪其诈，刖其左足。历王卒，子武王立，和又献之。王使玉人相之，曰：“石也。”王又怪其诈，刖其右足。武王卒，子文王立，和欲献之，恐王见害，乃抱其璞哭三日夜，泪尽继之以血。文王知之，使谓之曰：“天下刖者多，子独泣之悲，何也？”和曰：“吾非泣足也，宝玉而名之曰石，贞士而名之曰诈，是以泣也。”王取璞，命玉人琢之，果得美玉，厚赏而归。世传和氏璧，以为至宝。
玉文化应该也必须打上东方的、尤其是中国的标签。要பைடு நூலகம்研究玉文化在文学中的角色，首先要先了解玉文化。
玉文化的历史甚至比中华文明的历史还要多上两个千年。从新石器时代的河姆渡时期至今，连绵发展了七千年。在这七千年中，玉和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紧紧地捆绑在一起，成为这个民族发展与繁荣的见证。
在中国人看来，玉是天地的灵石，是可以礼天祭地喻君子的。《周礼·大宗伯》中，“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壁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黄璜礼北方”天子所执大圭为廷，象征着至高无上的权力，“朝廷”一词，便由此而来。其实早自秦始皇起，与便开始与皇室紧密的联系起来。相传始皇帝以和氏璧所做的玉玺传至唐末，是皇权的象征，一直被争夺不休。
古人用文字来欣赏玉、称颂玉。郭璞瑾瑜玉赞曰：锺山之宝，爰有玉华，光采流映，气如虹霞，君子是佩，象德闲邪。西晋时傅咸作《玉赋》，“易称乾为玉，玉之美与天合德，其在玉藻，仲尼论之备矣，非复鄙文所可称述，万物资生，玉禀其精，体乾之刚，配天之清，故能珍嘉在昔，实用罔极，夫岂君子之是比，盖乃王度之所式，其为美也若此，当其潜光荆野，抱璞未理，众视之以为石，独见知於卞子，旷千载以遐弃，倏一旦而见齿，为有国之伟宝，礼神祇於明祀，岂连城之足云，嘉遭遇乎知己，知己之不可遇，譬河清之难俟，既已若此谁，亦泣血而刖趾。”
正是因为玉被赋予了多种道德内涵，古代文人墨客多有佩戴玉器的习惯，而玉器也逐渐出现在文学文本里。而外国文学作品中就鲜有玉的身影了。虽然玉矿石的研究是西方人最先开始的，可是玉石被西方人重视，也不过是清朝才开始的事。在清朝之前，西方的宫廷和贵族并没有把玩玉石的习惯。中国的皇室喜欢八万玉扳指,西方的贵族似乎更喜欢钻石和宝石。最高统治阶级的爱好往往会辐射整个社会。比如南宋徽宗虽然在政治上无能，但飞白体出神入化，整个南宋文风浩然。对于玉也是一样，无论是软玉和田，还是硬玉翡翠，都是从最高统治阶级的喜爱开始从而在民间形成风尚。西方的统治阶级对玉没有兴趣，因此无论布衣还是贵族，也就不会选择玉器来逢迎上级。
而看近现代文学，软玉逐渐隐退，硬玉登上舞台。如张洁的《祖母绿》，张抗抗的《作女》，翡翠都是为了爱的象征。
在《祖母绿》中，祖母绿代表的是无私的爱，是曾令儿一生默默奉献与牺牲的概括，而在张抗抗的《作女》中，翡翠与翡翠鸟紧密相连。汉代许慎《说文解字》：“翡，赤羽雀。翠，青羽雀也。”《后汉书·班固传》中《异物志》“翠雀形如燕，赤而雄曰翡，青而雌曰雀。”《作女》的主题是寻找。翡鸟寻找翠鸟，卓尔寻找知己。这个知己便是她曾在南方遇到的观鸟人，她的情感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