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江西民间育婴事业研究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二○○一年第一期清代江西民间育婴事业研究萧　倩摘　要:清代江西民间育婴事业比较发达,县乡均设有育婴堂和各类育婴基金会组织。

兴办育婴事业的目的就是为了“拯婴”,本文试图从育婴组织的抚育对象和范围、抚育方式、抚育费用和名额、婴孩的去留等四个方面来考察这一民间慈善事业。

关键词:清代江西　民间育婴　抚育对象和范围　抚育方式　抚育费用和名额　婴孩的去留一、清代江西民间育婴组织的创建情况早在战国时期,越王勾践即实行育婴仁政“生丈夫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生三人与之母,生二人与之饩,不可得而杀也”。

①给生女之家的资助高于生男之家。

汉代有收养抚育婴儿的法令条文,“昔汉章帝诏:婴儿无父母亲属者及有子不能养者禀给如律,夫婴儿而无父母亲属必得乳妇以养之,即所禀给者必乳妇也”。

②宋明时期育婴事业更为发展,各地普遍设立了慈幼局。

如赣县慈幼院“在城外朝天坊,宋知军邹应龙建,收养贫家生子不举者,寒暑有衣,疾病有药,襁褓盥栉各有司,存活甚众,括诸邑逋逃租赡之”。

③高安县的慈幼院“在旧城望仙门外,元末毁,明洪武五年知府段德迁今所,崇祯年间,知府陶履中修”。

④宋代创办,一直延续到明末。

夫马进先生认为宋代的慈幼局属官设官营,清代的育婴堂则是一种民间慈善组织。

⑤据星斌夫和梁其姿的调查显示,清代育婴堂的普及率仅次于官办的养济院,在民间慈善机构中位居第一。

⑥清代江西育婴组织包含两部分:建于城镇的育婴堂和分散在乡村的各类育婴基金会组织。

全国最早的育婴堂于顺治二年(1645)建在江南地区太仓州,⑦京城育婴堂于康熙元年(1662)建立,“遇有遗弃病废之婴儿,收养于堂”。

⑧江西最早设立的赣县育婴堂比全国最早的仅次一年,“顺治三年,副都御史周清原择空间祠宇建设,地方官率士民捐输,为日给费”。

⑨各地第一批育婴堂大多由地方官员倡办,士绅捐输而成。

据笔者统计,全省78个县(州、厅)有67个县建有育婴堂,大约占总数的80—90%。

有的县甚至不止一个。

清代江西育婴堂创立时间主要集中在康熙、雍正和乾隆三期。

据现有资料统计,育婴堂首创时间有确切记载的有37个,其中建于顺治朝的只有一个即赣县,建于康熙朝的有15个,占4015%,建于雍正朝的有12个,占3214%,建于乾隆朝的有8个,占2116%,建于嘉庆朝的也只有一个,即崇仁县,如表1所示。

表1　江西各州县育婴堂首创时间一览表首创时间育婴堂所在州县(按前后时间排列)顺治朝赣县康熙朝丰城县、万年县、乐平县、南昌县、新建县、定南厅、石城县、玉山县、铅山县、南康县、德化县、新昌县、上饶县、临川县雍正朝萍乡县、兴国县、会昌县、德安县、新喻县、义宁州、安义县、泸溪县、湖口县、瑞金县、吉安县、上犹县乾隆朝泰和县、龙泉县、弋阳县、都昌县、武宁县、贵溪县、大庾县、宜春县、嘉庆朝崇仁县 从上表可以看出,康雍乾三朝是江西省各府州县创建育婴堂的集中时段。

康熙四十五年,江西副都御史周清原奏请皇帝,饬令各直省州县设立育婴堂,经户部准,令:“其堂房择空间祠宇建设,堂费地方官酌捐,绅衿士庶有情愿乐输得亦听其输助”。

⑩雍正二年、乾隆六年也颁布过类似的诏令。

λϖ国家在这段时间屡次颁布的劝办育婴诏令对于促进各地兴办育婴堂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并非是朝廷诏令的结果。

除赣县外,至少有7个县厅育婴堂于康熙四十五年诏令颁布前已创办。

从康熙和雍正年间颁布的建堂上谕可以看出,各地育婴堂均设在城镇,“直省府州县”,“通都大邑人烟稠集之处”。

这种“只在城不在乡”的育婴组织发挥的拯溺效果并不大,因为“弃婴者城邑少而乡曲多,” λω而且“县村悬隔,领报维艰”。

λξ翰林院侍讲王邦玺也认为“至于省府州县皆设有育婴堂,收养贫家抱养子女,然亦只能及城厢内外数里之间,若距城数十百里之乡村,则皆以抱养为难”。

λψ而且建造育婴堂耗资巨大,因而清代有识之士彭蕴章会发出这样的感慨:“建堂费重,势难遍及乡曲,是重其所轻,而轻其所重也,” λζ因而乡村普遍采取其它简便易行的育婴形式,如六文会、育婴公所、育婴局、保婴局、育婴会、育婴同善堂、拯婴社、育婴社、保婴社等。

最早设立的育婴基金会是康熙十一年(1672)“丰城举人黄锎捐百八十金,增生陆三奇捐百八十金,谷百石”而建立的育婴会, λ{一般来说,乡村育婴组织创建时间较晚,如表2所示。

表2　江西乡村育婴组织创建时间一览表创建时间乡村育婴组织(按时间前后顺序排列)乾隆期安义县各乡育婴公所嘉庆朝进贤县罗溪道光朝金溪县十二都四村育婴社、广丰县各都保婴局、萍乡县归圣乡大宁里四、都昌县十五都育婴会咸丰朝铅山县龙河镇育婴公所、铅山县港东育婴局、兴安县二十都育婴同善堂同治朝贵溪县七、二十三都、十五都一图育婴会、德安县仁胜堡育婴会、义宁州崇乡四十七、八都马坳乡保婴社、龙泉县南江口西都拯婴社、铅山县上港育婴局(六文会)、萍乡县西钦凤乡塘溪、南康县塘江育婴会、铅山县湖坊育婴局、萍乡县归圣乡大宁里四、萍乡县安乐乡萍实里桐木境内、萍乡县黄图阳坊境内光绪朝萍乡县崇贤里、金溪县东路育婴局(四十六都上湾村)、金溪县西路十三都育婴局 从表中可以看出:道咸以后,特别是同治年间乡村兴起了一股育婴的热潮,这与官府的提倡也有关。

咸丰年间,江西地方政府“两次委员会赴省城附近各乡,劝谕上中各户,分都分图各立六文会,举绅耆为首,给钱自育,各有条规,省外各府州县亦经劝办”。

λ|尤其是同治初年经巡抚沈葆桢和刘绅一推广后,则更为普及。

λ}各地育婴基金组织一般由官府提倡,社会各阶层共同捐输而成。

二、清代江西民间育婴组织抚育的对象和范围清代江西民间育婴事业很大程度上是针对贫家溺女而产生的,是一种“拯溺之政”。

铅山知县侯资火粲说:“溺女之戒大率责备贫贱者居多,夫贫贱则迫不得以。

(应)计以法外之仁行仁中之法,哀其不能育之情,助以不难育之力”。

λ∼星子县八都育婴会是该地太学生余定茂“见本都地贫人多溺女”而“偕同志者兴办起来的”。

µυ贫家女婴是育婴事业抚养的主要对象。

康熙四十六年,江西巡抚郎廷规定:“嗣后凡有生女者务须扪心抚育,不得仍前溺死……倘果真正赤贫之家不能抚养者,邻佑报明地方官,送入育婴堂抚养”。

µϖ乾隆三十七年江西按察使欧阳永也下令:“凡有生女者,务各与男一体举育,……倘有实在贫苦夫妇,力作资生难于养育者,各县原设有育婴堂,即令送交抚哺以全其命”。

µω从中可以看出,抚育对象大率为贫家无力抚养的女婴。

龙泉县南江口两都拯婴社“每贫民生女,酌给乳哺谷二石” µξ新建县罗溪育婴之法规定“贫而不能存者,生女时给一石养至三月,八月如之,以三石为率”。

µψ丰城六文会之法规定得更为严格“其衣食稍能存活者不给,头胎生女者不给,或生子数胎而始生女者不给”。

µζ对抚养对象有了一些限制,即第一胎女婴不在抚育范围之内。

有些州县的育婴组织抚养对象并不仅限于贫家女婴,对婴孩的性别不加限制。

如德化县“凡生男女之家无力抚养,该父母具报,每婴儿一名给钱一千文”。

µ{雩都县育婴堂“收养贫者无力哺乳之婴孩”。

µ|吉安县育婴堂“专以收养在六岁以下贫苦无依之男女,或被遗弃之婴孩”。

µ}义宁州育婴堂“收留遗弃子女”。

µ∼这表明育婴对象扩大到男女弃婴。

有些地方育婴组织对家庭贫富不限。

如萍乡县朱氏家族建立的育婴会“为合族育女而设,生女之家即日报知会首,三朝给钱一挂,满月给钱两挂,不得预支,贫富同”。

νυ这是针对其他地方“中等之户自知不当领会遂甘置其女于死而不惜”这种现象而采取的对策。

“使生女者毋藉口于不领会而甘心溺女”。

这种贫富均育的情况较少,主要在同一宗族内部。

有些地方对抚养对象的限制有所放松,如南安府育婴会“若官兵非赤贫而食守粮者亦可悯,倘生女难育亦准报给钱,但每口每月四百文,较赤贫之民稍减,斯为平允”,对于生活比较困难的守城官兵也给予一定的抚养费。

νϖ乐平县则对遗腹孤孩抚养也有照顾,“遗腹孤孩有关似续,如果贫无依托,准邀邻保报明,酌量议恤,亦哀矜孤寡之一道也。

……其或虽系生女,而产母随即身之,初产之婴无人乳哺,亦许邻保据实报明,本局查明,准于一年乳资外,另加抚恤”。

ν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童养媳和他人收养的弃婴也是育婴组织的抚育对象,这表明拯婴者(主要是官府和地方乡绅)对发动社会其他力量拯婴非常重视。

如进贤县罗溪育婴会对“收抚他人初生之女为子妇者,亦赡以谷”。

νξ丰城六文会对“因生女过多,难于乳养,他姓有愿抱作童养媳者亦照例给钱与之”。

νψ乐平县育婴对于“产妇有故不能自养,甫生即愿与人作童养媳养成女者,听自行择定。

由抱养之家邀同邻保报明本局,查实两家果系赤贫,准给养育钱四千文。

νζ而且有的地方对于他人收养的婴孩补助得还更多,如临川县育婴堂对于“抱养他人遗弃婴儿者倍之”, ν{萍乡县朱氏宗族对于“族中有力难养女,周岁内与人抱养为媳者,除三朝满月如期给费外,加给钱二挂,又有女既与人抱养而复自乳媳者,另助钱二挂,二项非赤贫者不给”。

ν|对贫困人家采用童养媳的方法采取鼓励的态度,给予贫家难育女之家三挂钱,而资助童养媳之家五挂钱。

清代江西育婴组织抚育对象主要针对贫家女婴,有些扩展到贫家男婴、弃婴、孤儿、童养之家、非赤贫的守城官兵家庭等,对富家生女也予以资助的情况则较少。

育婴组织抚育有一定的范围。

各州县所建的育婴堂对收养范围没有明确的规定,但一般是以地缘为原则,即“各县救各县之溺”。

乡村育婴组织的育婴范围分为二种,一为地缘原则。

如咸丰年间,江西地方政府两次派员劝谕上中各户“分都分图各立六文会,举绅耆为首,给钱自育”。

ν}万年县建济生堂“以救贫家产女不能育者……他处有产于本境者拯济亦如之”。

ν∼奉新县进城乡育婴会“同治六年生员赵策章等倡劝捐费,收养近地女婴”。

新兴乡故埠、游茗、青树、厚城、兴隆五围育婴会“同治七年,封职谌如棠、监生邹召南,生员晏忠一、雷鼎、谌方舟等倡劝捐租六十八石三斗五升,钱二百余千文,以为近地育婴之费”。

ου德安县仁胜堡育婴会于“同治二年,绅士容含玉、李海曙、李含辉、朱名声、洪止孝、徐世官等捐设,酌议近堡有艰于育女者初生三月,每月给钱一千文,” οϖ义宁州崇乡四十七都马坳乡保婴社“于同治二年捐设,本都赤贫生女者给钱五十余羡,置业垂久”。

οω一为血缘原则,如都昌县十五都育婴会“遇本族贫户生女,给钱米佐其哺养之资”。

οξ萍北朱氏育婴会为“合族育女而设,生女之家即日报知会首,……贫富同”。

οψ这两种育婴范围的划定都与其组织资金来源有关,这些乡村育婴组织大多为“里人合“按亩捐敛费”而建成。

如都昌县十五都育婴会由“附生加五品“按图敛费”、“合族捐赀”、捐”、衔王以蕃于道光年合族集议,捐赀设立”, οζ萍乡归圣乡大宁里四　育婴会于“同治六年,举人欧炳琳,副贡李光藻、生员刘玉莹邀集里人捐赀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