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老庄的处世态度与政治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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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老庄的处世态度与政治理论道家是中国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中最重要的思想学派之一。也是当代中国仅存的几个传承相对完整的信仰之一。作为道家的代表人物,老子和庄子往往以“老庄”并称,以其来代表道家。但事实上,老子和庄子的处世态度与政治理论并非完全相同。
处世态度
同样是对于道的追求,较之老子的清静无为,庄子则更加随心所欲。老子从道法自然的宇宙观角度强调人的生命实体存在状态的重要性,而庄子从人性自然和个体生存困境角度,在关注生命的同时,更强调个体精神自由的重要性。因此,老子和庄子在为人处世上产生了分歧。
老子认为如果意欲从现实中有所获取,就不能不讲求策略。故而写道:“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其基本意旨是以柔克刚,来获取成功。正所谓“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这句话的意思是,“所以有道的人把自己放在后面,反而能赢得爱戴;把自己置于度外,反而能保全生命。”(陈鼓应)“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老子》第三十八章)因此,“柔弱胜刚强”。在现代社会,我们当然不必标榜自己,要求做成圣人,但这种舒张胸怀的态度还是值得学习的。毕竟老子生活于春秋大分裂大动荡之时,在这种险恶的环境中,适者生存,优胜劣汰再正常不过,要保全自身就要擅用智慧和谋略,理智处世。
对于老子这一大套处世哲学,庄子简直是不屑一顾。庄子本人极崇尚自由,祖上系出楚国贵族,后因楚国动乱,迁至宋国。庄子生平只做过地方漆园吏,常年隐居,因崇尚自由而不应同宗楚威王之聘,属于与老子相对的极端,因无欲无求,而无所顾忌,直来直往,锋芒毕露。他也常常列举事物的对立方面,却不循宁弱勿强、宁下勿上之类套路,如说:“合则离,成则毁,廉则挫,尊则议,有为则亏,贤则谋,不肖则欺。”(《庄子》外篇山木第十九)痛苦既是无法逃避,现实就不值得让人流连,不如放德而行,率性存真,获得精神超越。庄子鄙弃荣华富贵、权势名利,力图在乱世保持独立的人格,追求逍遥无恃的精神自由,这
也反应在他所写的文章中。
老子讲清静无为,庄子讲齐物逍遥。自然解脱和自由逍遥分别是两人的人生境界,圣人和神人分别是两人的理想人格;老庄人生哲学风格有异,哲理形象有别。老子是晚周诸子中最具有哲学气质的智者,其人生智慧似茶,令人感到恬淡与清醒,其人生哲学似水,是一套圆滑的大智慧,令人感到清静与深刻。庄子是战国时期最富浪漫诗情、生命体验和批判头脑的诗人哲学家。其妙解生死、漫画人生的旷达与幽默,给人们留下诗性智慧的圣哲形象,体现了博大与宽容。
政治理论
老子的政治理论主要可概括为小国寡民和无为而治。“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徒。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道德经》第八十章)
这是老子所描述了老子理想中的“小国寡民”的社会图象,他期盼国家要小,人民要少。即使有效率高达十倍百倍的机械也不使用;使人民爱惜生命,不向远方迁徙。虽然有船和车,却没有地方要乘坐它;虽然有武器装备,却没有地方去陈列它。使人民再用结绳的方法来记事。使人民对他们的吃食感到香甜,对他们的穿戴感到漂亮,对他们的住宅感到安适,对他们的习俗感到满意。邻近的国家互相望得见,鸡鸣狗叫的声音互相听得见,而人民直到老死也不相往来。
但这一理论受到许多断章取义之人的误解和抵制,他们简单地以唯心、唯物进行界定,得出“小国寡民”的思想是与当时的历史任务背道而驰的,得出“小国寡民的实质,反映了没落的贵族阶级知识分子在社会经济发展洪流和新生事物面前的消极退缩的心情”这样的结论。这样的论点无需进行太多的辩驳,很容易就可以看出其草率与机械。(高定彝曾对这一点进行了批驳。参见高定彝:《老子道德经研究》,第424页,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年6月版。)但事实上,对待这段描述,首先要明确一点:西周末年,东周刚刚开始的时候,在那种文化背景之下,“国”与“民”分别指代什么?
古代词语的“国”,指的是诸侯的封地(另:“家”指的是卿大夫的封地),他所谓的“小国寡民”,主要的是一种地方自治的主张,而这也是当今世界政治
发展中的一个明显的趋势,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往往不利于其发展。而古代的民,指的是有文化,有姓氏的,严格来说可以算作贵族的一群人,可以说就是“国”之中的统治阶层。限制贵族的权力,这是有利于国家发展的策略。
冯振甫云:“老氏称上古之治,莫非要求‘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莫动干戈而已。这样,才能遂其所求,至于‘大顺’。若谓在求返于‘小国寡民’之世,又岂其然?”老子追求的小国寡民之世,是风淳太平之世,生活安定,不动干戈,是一种淳朴的民风。又谈何倒退和复古?不过是断章取义罢了。
而庄子在政治思想上更为极端的主张无为而治,在人类生存方式上主张返朴归真,在个性上主张逍遥,本性自足,在存在论上主张万物一体,这与他所生活的时代背景有很大联系。
庄子生活的那个时代,正是群雄割据,激烈的兼并战争连年不断的年代,政治上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动荡与不安,正如刘向在《战国策书录》中所写,“兵革不休,诈伪并起。”战争给人民的生活带来了痛苦,权术也将人们的精神推向了险恶境地。庄子对当时战乱和社会动荡的现实感到不满,而他又无法反抗,因而走向了否定一切的虚无主义道路,他悲观厌食,玩世不恭,以敞屣富貴,淡薄利禄的态度处事,认为当时所存在的政治制度、道德法度是完全多余的。
圣人已死,则大盗不起,天下平而无故矣!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虽重圣人而治天下,则是重利盗跖也。为之斗斛以量之,则并与斗斛而窃之;为之权衡以称之,则并与权衡而窃之;为之符玺以信之,则并与符玺而窃之;为之仁义以矫之,则并与仁义而窃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则是非窃仁义圣知邪?(《胠箧第十》)
“胠箧”的意思是打开箱子。他认为人民一切的不幸,是来自政治的干涉。他在谈到政治时,攻击仁义的不足,一方面认为仁义不是人之本性;另一方面,认为就算是最好的干涉也不如不干涉。宣扬“绝圣弃智”的思想和返归原始的政治主张。深刻揭露了仁义的虚伪和社会的黑暗,一针见血地指出“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认为这样的统治制度不过是愚者的固陋之见,仁义不过是诸侯用来窃国的工具。
庄子提出了无为而治,复归原始的无君反朴思想,同时也如老子般勾画了他的理想蓝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