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几点思考

完善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几点思考近年来，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尽管有了很大发展，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以及从社会对刑事法律援助的要求来看，还有很大差距。

刑事法律援助作为法律援助的核心部分，是刑事司法公正的保障。

加大刑事法律援助力度是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宪法原则的重要措施，已成为一个国家法制健全、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也是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更加完善的重要标志。

因此，如何进一步发展、完善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已经成为目前我们不可自欺欺人、亟需解决的问题。

一、重构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立法体系一是在宪法中确立法律援助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当前世界各国的普遍作法是将法律援助（帮助）权作为公民的宪法性权利，而由于我国未将获得法律援助（帮助）权作为公民的一项宪法权利，致使立法及司法实践中缺乏纲领性指导文件。

在宪法中规定公民有获得法律援助（帮助）权，那么目前困绕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当然也包括刑事法律援助所面临的所有问题，都将有可能迎刃而解。

“实际上，无论在任何社会，获得法律援助不仅需作为宪法原则加以规定，更需公众对其有心理上的深刻理解。

”【1】刑事法律援助有了存在的理论上的必要依据与前提，在全国必将得到真正的贯彻执行与普遍实施。

二是建立完备的刑事法律援助立法体系目前，考察各国的法律援助制度，不难发现，很多国家都将公民获得法律援助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法律援助看作是国家的责任而不单是“政府的责任”，因此都制订了法律援助方面的单独立法。

如英国的《1949年法律援助与咨询法》和1999年颁布实施的《获得司法公正法》、美国的《法律服务公司法》（1997年修订）、荷兰的1994年《法律援助法》、韩国的《法律援助法》（1994年）。

【2】应该明确我国法律援助的指导思想，确立国家责任，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

我国2003年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是行政法规，其第5条明确规定是“政府的责任”，但是不管是从法律援助在整个法律中的地位效力还是法律援助可能涉及的部门考虑，仅仅一部行政法规难以担当此重任。

如刑事法律援助必然需要涉及的法检系统，与国务院就没有直接的隶属关系，通过行政立法就无法确定法院、检察院在刑事法律援助方面的权利义务。

笔者认为尽快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法律援助方面的法律，制定《法律援助法》，将刑事法律援助作为其重要内容单独规定。

同时仅仅认为是“政府的责任”，显然与目前国际社会各国各地区的通行意识和做法不符，有违刑事司法国际准则，也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原则不相称，与“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要求不相适应。

《刑事诉讼法》、《律师法》、《法律援助条例》是目前构成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主体框架。

由于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同时隶属于刑事诉讼制度和律师制度的范畴，所以即使今后将享有法律援助纳入宪法权利并单独制订《法律援助法》，但还是需要在《刑事诉讼法》与《律师法》中加以规定，使之互相配套，最终形成一个多层次、相衔接的立法体系。

只有在《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中明确刑事法律援助人的具体义务及受援人的具体诉讼权利，才能真正有效地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刑事被害人的诉讼权利。

同时，法律援助的质量控制必须体现到诉讼过程中，才能有效地发挥刑事法律援助的作用。

三是加强法规、规章及相关制度的建设鉴于刑事法律援助所涉及的部门较多，且我国地域经济差别的存在，在宪法和法律中不可能对刑事法律援助的有关事宜都做详尽具体的规定。

就法院、检察院而言，在司法实践中可能遇到刑事法律援助方面新的问题，而需要通过作出司法解释加以完善。

而公安、司法等行政机关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可能需要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或公安部、司法部制定部门规章及相关制度来健全。

各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由于经济实力的差异，对法律援助的投入也不尽一致，可能选择不同的援助模式，这就可能需要各个地方制定地方性法规、规章来规范具体法律援助的实施。

总的来说，在立法上很有必要建立起从宪法到法律，直到地方性法规、规章的整套法律援助机制，这其中最主要还应是法律援助的单独立法，即一部科学的具有前瞻性的《法律援助法》的问世。

只有在立法上确立了相应的法律权利义务关系，刑事法律援助作为一项“民心工程”才有可能真正落到实处，才有可能促进我国法治进程、保障公民权利、维护司法公正成为实然。

二、重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内容体系一是适当扩大刑事法律援助的适用对象尽管我国属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还不够雄厚，国家财力无法不加限制地扩大法律援助的对象、范围，但是，从适应国际发展潮流，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角度出发，适当扩大刑事法律援助的适用对象，是必要的。

其中，讨论刑事法律援助的适用对象的扩大首先应该考虑扩大应当指定辩护适用对象的范围。

指定辩护的适用对象分为一般对象和特殊对象。

一般对象即普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由于一国的律师辩护资源相对有限，不可能满足所有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需要，所以需要制定有关标准加以分流，把有限的律师辩护资源投入给最需要该资源的那一部分人。

在国际范围内，由于各个国家的实际情况不一，律师的发展水平也不相一致，所以联合国设立了一个较为模糊的标准，即“在司法利益有此需要的一切情况下”。

“而衡量司法利益有此需要的”最重要也最容易掌控的标准就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涉罪名的性质及可能判处的刑罚。

相对于英美及加拿大等国的凡被告人可能被处1年以上监禁就属“司法利益需要”的司法实践而言，我国目前刑事诉讼法及有关法律中可能判处死刑的才属于应当指定辩护的规定显然与联合国的准则及有关国际条约的立法精神相去甚远。

我国现行刑法中用多达47个条文设臵了68种死刑罪名，占全部罪名的1/6强，但是由于并不是涉及死刑罪名的案件就必然属于可能判处死刑的范畴，而且限制死刑的呼声越来越高，考虑到死刑的适用范围呈减少趋势及刑事法律援助的适用范围呈增大趋势的矛盾，在今后的立法之中宜对此项条件限制加以修改。

由于刑法诸多条款中都将“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作为某一情节的量刑幅度，所以笔者建议把十年有期徒刑作为划分司法利益有无需要的分水岭，并等条件成熟时再作进一步扩大。

在特殊对象上，笔者认为，应将妇女、老年人等纳入，并将盲、聋、哑的残疾标准进一步放宽到所有残疾人。

在经济审查标准上，仅仅限制在贫困线之下，显然很不够，应将标准视各地的不同放宽到贫困线之上的1.5倍—5倍不等。

二是重构刑事法律援助的启动程序我国刑事法律援助的启动程序包括法院指定和自行申请（含通过公安机关与检察院转交申请）两类。

但是实践中主要是依靠法院指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申请的比例极小。

虽然司法部于2000年与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下发了《关于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联合通知》，并于2001年4月25日与公安部联合发出了《关于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联合通知》，分别就法律援助机构与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法律援助工作的衔接问题作出了规定，但是根据笔者了解，司法实践中侦查与控诉机关基本没有采取有效行动加以落实。

笔者在某区检察院见到的审查起诉阶段的权利告知书中只见到了聘请律师权利的规定而未见有关申请法律援助权利的规定。

即使是侦查与控诉机关严格地履行了有关的部门规章中有关申请刑事法律援助权利告知的义务，经过公安机关与检察院转达申请以及法律援助机构审查等程序后，符合条件的受援对象很有可能已经进入下一道诉讼程序了。

纵观各国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设计目的，其中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满足诉讼程序的需要，而法律援助的及时性是其前提，所以英国、日本等国设立了值班律师制度，并对某些案件无须审查直接提供援助。

我国应该加以借鉴，当然考虑到我国律师的数量有限，只宜先在有条件的大城市试点后再逐步推广，并随着律师制度的日益完善，而最终建立一整套保障刑事法律援助能够及时提供的机制。

目前，司法部在全国一些地方进行“公职律师试点”，相信在刑事法律援助中学习和借鉴国外的公设辩护人制度会成为可能。

同时，笔者认为，刑事法律援助的启动程度中法院指定不太妥当。

法院作为一个司法中立机构，直接指定援助多少有违中立原则，应由各地法律援助机构统一指定为妥。

三是构建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质量防控体系虽然《法律援助条例》第6条规定：律师应当依照律师法和本条例的规定履行法律援助义务，为受援人提供符合标准的法律服务，依法维护受援人的合法权益，接受律师协会和司法行政部门的监督；第24条1款规定：受指派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律师或者接受安排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社会人员在案件结案时，应当向法律援助机构提交有关法律文书副本或复印件，以及结案报告等材料，并分别规定了质量监督的主体、质量监督的方式，但由于该条文规定过于模糊，且并非完全针对刑事法律援助案件，故其缺乏应有的可操作性。

笔者建议，在形式监督上，可要求援助律师在结案时，交给法律援助中心一份详细的结案报告汇报具体的情况，包括与当事人会谈的次数时间，调查取证的次数与证据的数量，阅卷的次数，出庭的次数。

法律援助中心在审核确认无误后，才予以结案，并给予相应的援助补偿。

在质量监督上，笔者认为，对此可从两个角度入手：一方面由于援助律师始终与当事人处于一种互动的状态，当事人对援助律师是否尽职尽责履行其援助义务具有最直观的感受，故法律援助机构可向当事人征询有关援助最基本的情况，再要求援助律师作一个总结，两相结合进行审查；另一方面由于法律援助的水平和质量最集中反映于庭审过程中，人民法院作为整个庭审的主持者，并具有专业的知识，在结案后，由其依照法定的标准对援助者作一个评价将客观地反映法律援助的真实面貌。

通过以上过程，将会把法律援助纳入有效的管理监督体系之中，从而提高法律援助的质量，保障人权、推进司法公正，最终实现法律援助制度的立法初衷。

另外，法律援助机构目前既当管者，又当实施者，导致职能紊乱，职责不分。

笔者初步看法是，法律援助机构在中央归属司法部管理，在地方与司法行政机关脱钩而进行垂直管理。

这样，有助于资金、人才的到位，保证质量的提高。

法律援助机构只行使管理职能，援助实施主体则由公设辩护人事务所、法律事务所及相关具有严格认证资格的社会组织组成。

四是整合刑事法律援助资源，导入激励机制虽然我国目前在《法律援助条例》中明确了刑事法律援助的政府责任，但是在具体落实过程中政府责任主要体现为律师责任。

虽然有些地区提高了刑事法律援助的补贴标准，但是由于补贴的发放是按承接案件的数量发放而不考虑具体案件的难易程度。

发放补贴的金额往往有限，较复杂点的案件甚至连办案的基本成本都无法负担。

如果承接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律师尽职尽责的完成辩护任务的话，往往不能有所收益，甚至要倒贴很多费用，致使刑事法律援助案件对执业律师缺乏吸引力。

一方面是广大律师为案源而四处奔波，甚至不惜冒违法乱纪的风险与法官检察官建立起不正当的联系，另一方面是大量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亟需辩护人的参与，两者之间矛盾的焦点就在于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无偿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