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把脉中国经济 探寻发展思路

把脉中国经济探寻发展思路把脉中国经济探寻发展思路一、中国经济发展目标的反思（一）挤掉GDP水分，实实在在增长中国要挤掉GDP的水分，争取实实在在的增长，这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思危在谈及中国经济未来的稳定和健康发展时提出的首要问题。

成思危认为，中国在过去改革开放30多年中经济发展速度很快，在2003到2007年期间，甚至是两位数的增长，但是如果认真分析一下，我们的GDP是有水分的，体现在GDP的计算过程中。

第一类水分，是豆腐渣工程。

多半是跟政府官员的腐败有关的，建设的时候算GDP了，垮了以后还要再修，再修又产生GDP，这种GDP实际是负的GDP，是有害的GDP。

第二类水分，是无效的GDP。

建设过程里拉动了生产资料的需求、钢材木材水泥的需求，包括投资通过公司转化成消费，拉动了经济。

建成以后由于市场缺失、技术落后、管理不善等原因不能投产，所以建成之日就是关门之时，这样GDP 只能产生一次，不能再产生了。

第三类水分，是过于超前的基础设施建设。

基础设施建设适当超前，这是需要的，但是据估计中国现在有一百多个城市要建地铁，这可能就值得探讨了。

因为建一公里地铁大概是五到七亿，有的报道称十亿。

真正建成的地铁基本上都要政府补贴，包括运行。

当然大城市建地铁解决交通拥堵问题是必要的，但是一些中小城市是否有必要一定要建地铁，这值得探讨。

建地铁无疑快速拉动了GDP，但是如果建成以后，始终需要政府补贴，发挥不了效益，那也是个问题。

针对GDP的增长目标，成思危认为，从中国未来十年经济增长率看，就是保持7%左右，但是这个7%是实实在在的没有水分的7%，宁愿要实实在在的没有水分的7%也比有水分的9%好。

（二）快乐国家指数：从GDP到快乐的转型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黄有光教授在阐述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与社会福祉时，首先对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奇迹进行了简单的解释，之后又总结了这种高速发展所带来的问题，最后，其提出要用快乐国家指数来取代GDP，作为新的国家成功的指标。

黄有光教授认为，中国本来就是能够高速发展的，以前没有高速发展是受到僵硬制度和错误政策的桎梏，还有战争和政治运动的影响，使得中国没有高速发展。

中国能够高速发展的首要原因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逐步解除这些桎梏，用市场条件，通过国际贸易取得比较优势的利益，因此提高了几乎全体人民，包括企业家、农民、工人、知识分子等的生产积极性，使经济可以高速发展。

第二个重要原因是中国的经济水平、人均收入水平大大低于国际先进水平，所以就有后发优势，赶超的优势很大，当取消桎梏之后就可以高速发展。

第三，港澳、台湾、海外华人，包括企业家、投资者、经管人员、科技人员在改革开放之后回来投身大陆，增强了对经济发展起重要作用的因素。

黄有光教授也指出了中国经济发展背后存在的若干问题。

第一，最重要的是环境品质快速变坏。

第二，收入和财富的分配越来越不平均。

第三，收入分配不均如果是因为有些人会赚钱，有些人不会，那没有这么厉害。

而中国的情形是在某些地方和某些方面，权力的滥用和权力金钱的勾结制造财富，这是人民特别不能够接受的。

第四，现在中国道德水平很有问题，不过这并不是改革开放造成的，而是文革和教育不力造成的。

因为文革的时候要求人们达到最高的道德水准，这是绝大多数人不能做到的。

人们在被要求达到这个最高水准的时候，不能做到，那就只好弄虚作假，假装大公无私，破衣服穿外面，好衣服穿里面。

而真诚才是多数人能做到的基本道德水准。

如果把这个基本道德弄坏了，像一座高楼，地基弄坏了，迟早就要塌下来。

加上对独生子女教育不善，小皇帝多，没有跟兄弟姐妹相处的训练，所以也没有什么照顾观念。

道德水准的低下加上一些其他原因，就出现了食品安全等各种问题。

第五，虽然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进入市场经济了，但是以前中央计划经济的习惯太过分依赖行政管理，有些不需要用行政管理，可以用市场方法处理，但没有用。

例如北京奥运的时候，为了减少道路上的车辆，限单双号行驶，汽车用抽签而不是用拍卖的方式，这都是违反市场规律的。

与成思危一样，基于对中国经济有效增长的思考，黄有光教授也对中国GDP的增长提出了反思，与之不同的是，黄有光教授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用来衡量国家经济的健康发展。

他认为仅看GDP的高增长是不够的，根据他对快乐的研究，福祉就是快乐。

在温饱小康之后，人均收入的增加对快乐并没有重要的提升。

而更重要的，如果我们没有进行足够的环保，那不但不能够增加真正的快乐，甚至会危害我们子孙生存空间。

因此，他提出以环保负责的快乐国家指数来取代GDP，成为新的国家成功的指标。

环保快乐的国家指数英文叫做ERHNI （Environmentally Responsible Happy Nation Index），翻译成中文叫做娥眉，也是漂亮女孩子的意思。

用这个指数来替代GDP的指标，是根据快乐研究学者提出的平均快乐生命年数的理论。

如果说今天很快乐，明天就因为污染而不在了，那就不是真正的快乐。

因此，快乐就不应当是以环境作为代价的。

根据这个指数黄有光教授做了一个大致的估计，快乐国家指数最高的是丹麦、哥斯达黎加，在亚太地区最高是新西兰、马来西亚。

用快乐国家指数取代GDP，有利于促进环保，增加人民快乐，促进和谐，使国家可以继续高速发展。

快乐比GDP更加重要，因为快乐才是最终的目的。

参会的诸多国内外专家也都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对于目前的中国经济发展而言，人民的福祉要比GDP更加重要。

达沃斯能源合作顾问委员会委员林伯强先生指出，在关注经济增长的同时应更加关注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性。

尽管黄有光教授提到中国拥有后发优势，但是林伯强先生特别强调，资源环境的不可持续性恰恰是发展中国家的后发劣势，因为当前的经济增长更多的是以资源环境为代价的。

北京大学周其仁教授在关注人口流动的同时也更加关注福利的配套。

他认为，人们之所以愿意往城市里去，在于城市可以带给他们福祉，包括更高的收入和更低的成本，这是驱动人往高处走的原因。

但现实是，当前的中国城市化却面临着种种不平衡的挑战，包括：劳动力的流动与相应经济权利发育的不匹配；巨量农民工进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不足；行政主导的城镇化，每级政府都在自己的行政权力范围内造城，分散投资，降低效率；管理高密度社会经济的经验不足，缺乏合适的观念、专业知识与人才。

冰岛大学吉尔菲索伊加（Gylfi Zoega）教授指出，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型到市场经济，实现了高速的经济增长，这里有一个大家公认的事实，就是由于人口众多，中国很可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同时还有可能成为一个低收入国家。

主要是因为人均收入相对比较低，虽然作为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同时又是生产力比较低的国家，尤其是人们生活水平，相比一些中等水平的欧洲国家来讲，还是比较低的。

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院长格伦哈伯德（R. Glenn. Hubbard）教授也表达了他的观点：经济增长的最终目的是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

芝加哥大学罗伯特阿利贝尔（Robert Z. Aliber）教授更是明确建议，对于中国，正确的目标不应该是追赶西方，而是中国对加强下一代的生活质量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

无论是作为旁观者，还是作为知名专家，他们的建议都从一定程度上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提供了颇具价值的参考。

二、中国经济发展动力的探讨（一）创新驱动哈伯德教授在回顾经济发展时提到了两个重要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18世纪50年代英格兰人民的生活水平出现了非常快速的提高，为什么是在英国，而不是在中国？第二个问题是，美国生产力之所以高，并不是因为美国可以购买更好的电脑，或者可以使它的运营更加网络化，那么美国生产力增加为什么会如此之快？哈伯德教授用两个字概括了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创新。

简言之，英国的创新是工业革命，而美国则继承了这种创新精神，借助企业家来推动创新。

因此，以英国、美国的成功经验来看，创新构成了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哈伯德教授认为，如果中国能够吸取这方面的经验，也能够很快实现和美国一样的生产力。

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也认为，中国要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需要靠创新驱动，即中国经济发展方式需要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辜胜阻同时指出，中国经济转型要改变六个过度依赖：第一要改变过度依赖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局面；第二要改变过度依赖出口和外资的外需拉动的局面；第三要改变过度依赖廉价劳动力的要素驱动的局面；第四要改变过度依赖房地产支撑经济增长的局面；第五要改变过度依赖资源消耗和环境代价的局面；第六要过度依赖部分人先富的非均衡增长的局面。

中国经济要改变这六个过度依赖，非常重要的是实施创新驱动的战略。

谈到创新，就不得不提及企业家。

哈伯德教授提到，在过去20年中，37位诺贝尔奖经济学家在获奖感言的时候31次提到企业家，而费尔普斯先生在获奖感言中更是提到了37次。

这些世界经济学家们之所以关注企业家，原因正是埃德蒙费尔普斯（Edmund S. Phelps）教授在本次峰会中所讲的，企业家能够推动创新。

哈伯德教授对企业家的创新精神给予了解释，企业家、以及拥有创新精神的领袖们，他们之所以能成功，并不是说他们设定了一个目标就再也不改变，而是说他们在遵循这个目标的过程中，也是非常灵活的，他们能找到各种不同的机会，这就是企业家精神最重要的特点。

所以，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家，都能够更好的为人民服务，前提是要学习企业家的这种灵活精神。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费尔普斯教授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提出了对于中国企业家创新的三点建议。

首先，对于国企而言，主要问题是商业上的判断，因为目前国企的经理人或者领导者可能并不是基于商业洞见来选拔或者提升的。

其次，对于民营企业，主要问题是技术上的洞察，因为很多民营企业的老板的成功，已经证实了他们自身是有勇有谋的人，尤其是小型公司的CEO，但是技术可能成为他们的瓶颈。

最后，要为企业家提供更好的教育，因为企业家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可以显著改善企业家创业的成功率，如果能够为企业家提供高品质的教育，那么创新回报就会得到极大的提升。

当然，相比发达国家而言，我们当前的创新可能还不够，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是一个不会创新的民族。

如同新华都商学院理事长何志毅教授所讲，很多人认为中国不会创新，只会复制，其实不是这样的，像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是中国最早的国王刻在洗澡盆上的，意思是说，如果第一天是新的，第二天可能也会是新的，进而每天都是新的。

他可能是讲把身体洗干净，但是这个意识是在他的脑子里。

中国人还说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就是说三天不见就有新的东西了。

今天我们在创新方面确实有很多落后，所以今天中国的国家领导人把创新型国家排在重要的议事日程上面，也是表示了重视。

基于创新之于中国的重要性，何志毅教授的团队对国家创新力指数展开了研究，创新能力由三个部分构成，包括创新基础、创新活力、以及创新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