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星城,你愿意住吗？

卫星城，你愿意住吗？———访北京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系教授柴彦威沈阳市长白岛规划图万重摄卫星城多依母城而建，解决“大城市病”记者：城市是现代文明的重要特征和必然结果，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城市发展。

很多城市还在为城市达不到一定规模而“犯愁”，并在为扩大城市同心圆“直径”而努力，比如我国的一些地级市、县级市。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许多大城市、特大城市已经派生出围绕中心城区“转”的卫星城。

卫星城的居民会在卫星城和母城之间流动、通勤，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单独供人生活居住的卫星城？柴彦威：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是，城镇化初期以集聚作用为主，在技术和空间环境容量等因素的影响下扩展到一定规模后，集聚作用将会变弱，而向外分散作用则会由弱变强。

我们知道，现代意义上的城市是随着工业文明发展起来的，城市发展之初，人口较少，即使特大的城市也就百余万人口，通常只有几十万，工业门类少，相对不发达，这个时候的工厂虽然没有建在城市的中心地带，但也建在了和中心区紧密相连的边缘地区，这样起到了迅速扩张城市的效果，因为众多的产业工人成为“城里人”，基础设施如商业区、医院等稀缺资源可以被高度利用，产生高效率。

我国建国后的一段时间也是一样，比如原来沈阳的铁西区，与繁华地带如太原街仅隔了一个火车道；属于中心城区的和平区、沈河区也有许多诸如鞋业等轻工业工厂。

但是，当城市达到一定规模时，许多城市问题和矛盾就会出现并日益突出：工业也越来越发达，结构升级，产业部门和生产单位大幅增多，这种城市快速增长的结果就造成如人口增加、交通拥挤、住房紧张、环境污染、基础设施老化等城市问题。

这时就有一部分人首先搬出了城区，到郊外盖房子居住，这个地方形成了居住卫星城。

而老城区居住与产业争地的现象迫使工厂不能再建在城市里（即使是边缘），必须在与老城区有一定间隔的地方安家落户，随之兴建一些必要的基础设施，部分工人和职员也会被带到新工厂附近居住，这个地方就可以形成工业卫星城。

记者：您这样一追本溯源，卫星城的形成就比较容易理解了，它应该是为了分散中心城区的部分人口或产业而形成的，这样形成的所谓的卫星城与中心城区是一个怎样的关系？“卫星”的名称给人的感觉是处处围绕、服务于中心城区而不能脱离，那么卫星城到底有多大的独立性？柴彦威：卫星城发展之初确实是在很大程度上有着“卫星”的含义。

在西方，当大城市中心区发展到繁杂、拥挤、陈旧的时候，一部分富人首先搬到郊区，寻求一种理想中的田园、安静、宽敞的居住环境，而他们的私有汽车解决了来往于居住地和中心城的路途问题，西方最初的卫星城就是19世纪在这种“田园城市”中发展起来的，进而形成“卧城”———睡眠休息等日常的基本生活在郊区，而工作和文化活动则在中心城区。

而我国最初的卫星城的形成却是另一种情况：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计划经济时期，许多产业项目被迫建在近郊，如北京的燕山石化，形成一个独立的企业城，有一些基本的生活、商业的配套设施用以满足职工的日常生活，但许多职工还是愿意住在母城，通过通勤来完成在母城和子城之间的转换。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西方国家出现了人口在30万～50万之间的大规模第三代卫星城。

这种卫星城镇的功能更加完善，依靠自身的力量发展，不再依赖母城解决基本生活和工作的问题，进一步提高了卫星城吸引母城人口和产业的作用。

也许是第三代卫星城的疏散能力太强了，以致使伦敦等大城市中心区出现了所谓的“空洞化”现象。

为减少流动成本卫星城独立性愈来愈强记者：既然对中心城区依靠少了、独立性强了，那么它是否还算“卫星”城？这种功能越来越完善的卫星城其作用是否发生了变化？近年来越来越多地出现的是新城的概念，新城和卫星城有何区别？柴彦威：当前，卫星城的发展趋势是：人口规模适当增大，职能向多样性发展；尽量使工作与生活居住就地达到平衡；采用先进的交通系统与母城取得便捷联系，所以与中心城市距离变得更远。

独立性越来越强的卫星城确实和最初的卫星城有所不同，并且在实践中人们发现，发展这种具有一定规模的功能相对独立和完善的卫星城镇是控制大城市盲目扩张的更为理想的选择，所以政府及规划部门干脆把疏散老城区人口的任务放在这类“新城”的规划和建设上，这也是卫星城近年来在理论界受到一定冷落的原因。

所谓“新城”是相对于老城、旧城来说的，与传统卫星城的重要区别就是其建设的标准为城市功能齐全，环境良好，对原来中心城区更少依赖，甚至成为副中心或新的中心城区。

这样的新城区自然会有足够的吸引力让老城区居民或打算涌入城市的外来人口来安居落户，从而达到疏散老城区和截流外来人口的目的。

“新城”可以看作是卫星城建设不断发展的产物，实质是直接建设独立性很强的“卫星城”。

但是，新城的建设并不排斥卫星城建设，因为各个城市的发展阶段是不一样的，同一级别的城市又有着各自独特的地理条件，卫星城建设仍然是防止城市膨胀的一个重要方法，是城市近郊化阶段发展的重要模式之一。

记者：目前我国许多大城市都在进行城市建设和扩展，卫星城建设说白了就是城市扩张的一种形式，实现了人口和产业的部分转移，那么，作为大都市中心的人，或来自农村准备在城市发展的人，不在市中心住而选择郊区去住，是什么力量或者说因素能令他做出这种选择？您刚才提到我国前些年的卫星城发展更多是由于产业转移或旧城改造而形成的被动的转移，那么如何能把这种被动转化为自觉、主动地选择落户卫星城的行动？柴彦威：是的，这种主动、自觉的选择很关键，往往反映了城市的发展程度及包括卫星城在内的整个城市规划布局是否合理。

政府规划了一个卫星城，没人去或去的人不多，就说明这个卫星城没有足够吸引人的生活条件。

只有各项设施达到人们的预期，卫星城才会成功地发挥作用。

这些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包括卫星城和中心城之间畅达的交通条件、低位的住宅价格、优良的生态环境、产业转移形成的就业机会、教育和医疗得到较高水平的保障等等。

这几个因素可以说是必要因素，任何一项的缺失都会降低“被选择”几率。

那么，在建设初期老百姓如何做出预测和判断呢？此时政府的规划和规划的落实就显得尤其重要。

无论是何种程度的城市发展模式包括卫星城或新城建设，都是为了让人们生活质量提高，更加和谐地生活。

“零距离”换乘、就业与居住的平衡，让卫星城自成中心记者：在您上面提到的这几个要素中，许多人认为交通因素最为重要，因为往往很难做到在卫星城内既就业又居住，特别是在建设初期，在中国私有汽车还不是很发达的情况下，如果每天上下班要有2个小时花费在路上的话，即使有低价、宽敞的住宅，很多人也会认为得不偿失，那么发展什么样的交通最为合适，国外在这方面是否有好的经验？柴彦威：交通是城市郊区化、卫星城建设的关键，特别是地铁、城轨等直接影响城市扩展的规模。

在发达国家，即使私有汽车拥有率很高，母城与各新城、卫星城之间也会建有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和轨道交通等多种交通方式。

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可以使新城成为所在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带动了地区繁荣，也加速了自身的发展。

比如新加坡，其卫星城发展就是靠着高容量、高效率的交通网络连接,新加坡人口有大约一半住在离铁路站1公里的范围内，对于没有住在铁路站步行距离内的人口，在铁路站周围又有专门的公共汽车通往四面八方，这就使得新加坡74%的居民通过公共交通线路去上班。

城际交通最理想的发展方式就是实现“零距离”换乘。

比如香港最新的一个卫星城———将军岙，在地铁出站口精心规划了一个交换中心，地铁乘客可与其他的交通设施实现零换乘。

同时在这个地铁口上面修建了一组高密度但多样化的建筑群体，而且形成了分层次的空中花园和休憩空间。

许多商店和服务设施包括新城图书馆都集中在这个换乘点上，该换乘点上提供了该新城全部就业65%的岗位，带动了整个新城的居住和就业平衡。

相反，香港的元朗新城建设了20多年，还没有达到原规划确定的人口规模，主要是与中心城的连接交通有问题。

记者：目前我国卫星城发展总体上处于一个什么状况？出现大量的“住在卫星城的人不在卫星城上班，在卫星城上班的人不住在卫星城”的现象是否正常？柴彦威：应该说我国城市化发展的时间并不长，除北京、上海等一些特大城市外，许多城市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还多是“链式向心”发展，即以市中心为原点聚集，90年代开始，农村劳动力从全国各地直接涌向大城市，大城市对于吸纳农村劳动力直接进入各类工业和服务产业的情况也比较普遍。

一些城市如省会和较大的地级城市出现了“离心”式发展，即向郊区扩散，卫星城就成为扩散的主要形式，而此时的卫星城也是较初级的，即前面提到的较单一地承担中心城市的一项或几项功能，如形成了工业卫星城、高科技园区卫星城、教育（大学）卫星城、资源卫星城、旅游卫星城及纯居住区即卧城，而且多建在近郊。

这些卫星城的出现是符合一定阶段的城市发展规律的，由于功能较单一，对母城的依赖性较强，每天出现大量的与母城之间的人口流动也是正常的。

但这种就业与居住不平衡状况必须要通过卫星城的持续发展得到解决，即各项基础功能应得到完善以增强独立性，逐渐减少流动性，使中心城区的压力得到有效缓解。

记者：国外卫星城建设应该说已有百余年的历史，目前的发展趋势是怎样的？在发展中有何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柴彦威：国际上正反两方面的例子都说明，在发展卫星城的同时，坚持大城市的“多中心”发展原则，努力使原来有着单一个性的卫星城发展成为独立性强的新城或城市中心之一，让满足人们生活的各项设施均得到充分的发展，特别是就业和居住的均衡发展及教育、医疗的充分保障。

凡是按照这一思路去做的，卫星城都取得了可持续发展，起到了疏散大城市人口、解决“大城市病”的目的。

好的例子如英国和法国。

英国在上世纪50年代末，在离伦敦市中心50公里的半径内建设了8座卫星城，又称伦敦圈新城。

六七十年代，又努力改变40年代城市规划中“大伦敦同心圆”封闭式的布局模式，在更大地域范围内解决伦敦及其周围地区经济、人口和城市的合理均衡发展问题。

法国巴黎在1956年提出在城市建设区边缘建设卫星城的规划。

1960年，提出了将中心多极化作为分散巴黎地区人口和工业活动的手段。

两国随后建设的新城具有完善的文化生活服务设施和就业机会，情报、通讯、行政管理、文化、商业和娱乐等设施被安排在了新的中心区，使得新城居民在工作、生活和文化娱乐方面享有与巴黎老城同等的水平，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新加坡的卫星城和新城建设也是比较成功的。

但是日本东京的卫星城建设并不十分成功，大城市病未得到根本解决。

小的卫星城不说，筑波、多摩、港北等大规模的新城中，除筑波规划了大规模的高等院校及研究机构外，其他几处新城的主要功能为居住，在某种程度上依然是大的“卧城”，而且目前基本已与中心城市连成一片。

这样，本来用于疏散中心城区功能、理论上相对独立的新城，在某种程度上却成了中心城区的一部分，加剧了城市扩张的进程，更增加了城市中心区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