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性采访

隐性采访，诚实和真相哪个更重要？
所谓隐性采访，是指在采访对象不知情的情况下，通过偷拍、偷录等记录方式，或者隐瞒记者的身份，以体验的方式或者其他方式，不公开猎取已发生或正在发生又未被披露的新闻素材的采访形式。

由于隐性采访涉及记者的职业伦理如是否欺骗等问题，所以在学界与业界一直对其的正当性争论不休。

有些学者提出,记者的说谎行为本身是与日常道德相违背的,其手段是不道德的,获得的新闻的价值因此也值得怀疑。

最典型的例子是,1978年美国《芝加哥太阳时报》刊登系列暗访报道,揭露州和市政府掌管商业安全及卫生的官员同意不合标准的物品与设备通过检验。

次年普利策奖评审委员会未授予该作品奖项,原因是认为该报道中暗访方式的运用不合乎伦理原则。

评委质疑说:“报纸本身获取新闻时不诚实,怎能为诚实和尊严而奋斗？”新闻学者徐迅也认为，暗访是一个悖论，“真实是新闻的生命，暗访却是用不诚实的行为来获取真实。

所以暗访从来不为新闻界鼓励”，记者“靠勤劳的双脚和结实的皮鞋，也能揭露真相”。

持同样观点的还有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陈力丹，他认为“暗访是不应该做的行为”。

因为90%的暗访在中国都是不必要的。

但隐性采访真的是“没有必要的”吗？实际上，他们并不了解当下新闻采访的环境。

获取事实之难、采访遭拒之频，是媒体面临的广泛困境。

其原因在于，社会丑恶现象一般总是在暗中进行的，在2009年的“3·15”晚会上就以明察暗访的方式调查了由知情者提供的许多
骗局，揭露了几类违法犯罪活动，曝光了一些坑害消费者的商业机构，例如，美容产品中含毒物质严重超标及随意销售有毒化学品的商家、宣称“靶击癌细胞、靶向抑瘤”的坐堂卖药大夫、推广种植食用仙人掌坑害农民的生物工程公、设局欺骗投资人购买并未在海外上市股权的中介公司、掩盖吸氧过量导致新生儿失明医疗事故的医院等。

像这些事情，依靠记者的正常采访有时很难获取事实的真相。

直接通知执法部门却又缺乏证据，有些甚至是执法部门直接参与违法的。

在如采用“明察”手段，注定会空手而归。

于是，真相无人揭露，违法者继续违法，百姓利益继续被侵害，那么，恪守诚信和揭露真相，到底哪个更重要？这是其一，其二,如陈力丹教授所说“在中国90%的暗访都是不必要的。

”但由此就可以断言“暗访是不应该做的行为”吗？我觉得这两者没有任何联系，即便90%的暗访都是不必要的，剩下的10%也足够让隐性采访继续存在下去了。

与以上几位学者的观点不同，新闻学者展江认为暗访在遭遇伦理困境时，应当在两种禁止性规则中，选择对社会危害性较小的一种。

由此可以推定出暗访的界限在于两条：一是被采访者严重危害公共利益；二是非暗访不能获取信息。

这个观点得到了比较普遍的认同，由此可见隐性采访确实有存在的必要。

另外从我国的宪法和法律中，也为隐性采访找到了依据。

一般认为隐性采访可以利用的法律依据主要是新闻自由权、满足公民知情权和舆论监督权三项。

新闻自由权。

新闻自由作为一项基本人权，是民主政治的产物，公民作为新闻自由的权利主体，而新闻机构和新闻工作者是新闻自由权利的具体实施者，新闻媒体就成了公民行使言论出版自由的重要途径。

新闻工作者的采访权作为新闻自由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受法律保护的，这就保障了记者对新闻事件有采访、报道、批评的权利，有选择最可能挖掘到新闻事件真相的权利，这种权利实际上是公民言论自由权的延伸，隐性采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在于实现公民的言论、出版等权利，因此，隐性采访作为一种权利和采访方式，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理应受到保护。

公民知情权。

所谓公民知情权，是指公民对于国家重要决策、政府重要事务以及与公民权利和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件，有了解和知悉的自由和权利。

知情权是个人生存权与发展权的一部分，它不仅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而且是民主政治制度的基石，是公民参与国家管理、保护自身利益的前提。

公民可以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和获悉有关的信息，而新闻媒体无疑是现代社会公民了解和获取信息最经常最便利的途径。

因此，记者为了满足公民知情权的需要有采访报道的权利（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

舆论监督权。

舆论监督权是指通过新闻媒介，帮助公众了解政府事务、公众事务和一切涉及公共利益的活动，用舆论的力量对偏离和违背社会正常运行规则的行为依法实施的新闻批评，促使他们沿着法制和社会生活共同准则的轨道运作的一种社会行为。

舆论监督作为新闻媒体的社会职能之一，其实质是人民的监督，是人民群众通过新闻媒介对社会所进行的监督，因此，为了保证人民群众舆论监督权的实现，理应保护记者在采访中使用的隐性采访这一采访方式。

虽然隐性采访有它存在的必要性，但陈力丹教授所说的“在中国90%的暗访都是不必要的”也应引起我们的反思。

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各媒体逐步被推向市场，自负盈亏，随之，各媒体的竞争也日趋激烈，甚至残酷。

随着竞争压力的增大，为了“抢新闻”、提高本媒体的发行量、收视率、收听率和看点，各媒体可谓挖空心思迎合受众的“口味”，一些反映社会问题、社会阴暗面的批评报道、调查性新闻等开始充斥各媒体的版面、屏幕和频率，以借此吸引受众的“眼球”，提高“卖点”。

在这一过程中，隐性采访这一方式凭借自己的优势被越来越多地运用到了采访中。

由于采访是在被访者不知道意图的前提下进行的，其内容容易侵犯他人的隐私权、名誉权等人身权利，一些记者由于法律意识不强，稍有不慎，就会引起法律纠纷。

这里就有个由隐性采访引发的典型案例：歌手高枫在与朋友电话聊天的时候，听筒对面的一位记者自称是“词曲作者”也加入了聊天，闲叙半个小时左右后，记者讲明了自己的身份，原来他是湖北楚天广播电台的主持人、高枫的朋友张弛。

刚才的所聊内容，其实是他在电台对一些歌坛明星“突击访问”节目的现场直播。

高枫“很多没有经过大脑，脱口而出”的话通过电台实时传播了出去。

聊天中，高枫谈到他的生活、近期的工作、对同行的评价等等，其中也包括一些不该播出的内容。

为此高枫提出严重抗议：“我想告诉所有的歌手和DJ，不应该用这种
揭露他人隐私、伤害别人的方式作节目，歌手也不应该继续保持沉默。

”
因此虽然隐性采访对于新闻采访来说势必不可少的，但也要慎重使用。

具体而言要注意以下几点：
（1）以法律依据为立足点。

莫在新闻报道中因使隐性采访损害公众利益，不用带有“违法”之嫌弃的采访手段，在道德层面上具有正义感和公众舆论的支持。

这就要求媒体工作者提高法律素养，严格遵守法律规范。

（2）以维护公众利益为出发点。

隐性采访一般是暗中进行的，在很多情况下可能会悖逆采访对象的意愿，或者直接触及到采访对象某些不愿为人知晓的隐私。

但因为隐性采访批评和揭露的大都是严重侵害公众利益的人及行为，所以应当要从采访选题、采访手段、节目编排、播放方式等方面入手，把隐性采访的内容限制在“维护公众利益”的范围之内。

（3）提升媒体公信度。

媒体的公信度是“新闻人”的安身立命之本，决定了隐性采访的初衷应当是“保护一般公民的合法权益、维护媒介公信度，代表社会弱者的利益去调查了解事实、伸张正义”，为此隐性采访需要时刻把握采访手段的公平性、正义性、合理性。

另外，不可忽视的是，目前社会中的公民还普遍缺乏诚信意识，社会机制还不完全公开透明。

此时，一旦作为社会监督利器的新闻媒体习惯于使用隐性采访这种不公开、不坦诚的手法获取新闻信息，不论其出发点如何正义，也难免遭受怀疑，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将会大打折扣。

隐性采访的“慎用”、“少用”是其直接解决办法：只有确是“公众急切知悉的、有现实意义的消息；尤其是揭露现实中阴暗面，有益于端正作风、净化社会空气，推进精神文明建设的事实”才能成为隐性采访的标的物。

可见，期待“隐性采访”健康发展就需要新闻媒体放平心态，善待社会舆论，不利用观众的窥视欲借隐性采访吸引观众的眼球。

没有专门的法律维护新闻从业人员的权利，也没有专门的法律加以约束。

没有隐性采访硬性规范，但可以在新闻界逐渐形成“游戏规则”，什么可取什么不可取，逐渐总结出“暗访规则”，以观察者的身份参与采访，而非诱导者、违法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