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外交辞令的语言艺术及文学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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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外交辞令对当代外交语言风格的影响

《左传》外交辞令对当代外交语言风格的影响

《左传》外交辞令对当代外交语言风格的影响《左传》是我国古代史书中的一部重要篇章,它记载了春秋时期鲁国的历史与文化,也为我国古代外交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左传》中的外交辞令具有独特的历史地位和价值,它们不仅反映了古代外交语言的特点,也影响了当代外交语言风格的形成和发展。

《左传》中的外交辞令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和艺术价值。

它们不仅含义深邃,言辞优美,而且意蕴丰富,情感真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例如,在《左传》中,有“一诺千金”的典故,这个成语形象地表达了守信用、言出必行的道德观念,深受人们喜爱和推崇。

此外,还有“以善教邦,以愚弄之”的外交策略,这是一种以养人、化人的外交方式,具有先见之明、兼容并蓄的思想内涵,现代外交中的一些交涉方法也与此类似。

《左传》中的外交辞令也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春秋时期,各国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外交往来频繁,因此,在外交上讲求的是手段和效果。

《左传》中所呈现的外交辞令和手段,既有守信、讲理的正面表现,也有隐忍、借力、反击的反面表现。

例如,在《左传》中,鲁国曾经向晋国提出“放弃义渠”(即放弃对晋国的领土拼抢)的建议,这种妥协的外交方式既保护了自身利益,也利于维持各国之间的关系。

现在的国际关系中,也常常需要各国之间的合作和妥协,我国的外交部门也可以借鉴《左传》中的外交手段,推动国际事务发展,维护我国的国家利益。

另外,《左传》中的外交辞令也包含着一些普世价值观和文化精神。

《左传》中所倡导的“以和为贵”的外交思想,强调最好的解决方式是和平、协调和合作。

这是现代国际关系中谈判和解决争端所追求的目标,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

《左传》中还有许多关于忠诚、信义、礼仪、教育等文化内涵的阐发,这些价值观对人们的精神生活和文化传承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左传》中的外交辞令浅析

《左传》中的外交辞令浅析

《左传》中的外交辞令浅析《左传》相传是春秋末年鲁国史官左丘明所作的一部编年体史书,记载了鲁隐公元年(前722)到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共二百五十五年内周王朝及诸侯各国的政治、军事、社会、文化诸方面的重大历史事件。

居为《春秋》三传之首,是主流传统文化的经典之作。

既然是国与国之间的交涉,便少不了外交官间的唇枪舌战,少不了精彩的外交辞令。

《左传》记载了很多文采斐然的辞令,逻辑之谨严、道理之明晰、辞采之华瞻、委实让人叹为观止,有着极为动人的感染力。

无论是在敌强我弱,还是在敌胜我败,甚至是在订立城下之盟,身为俘虏之时,外交官都能巧妙地使自己的说辞入情入理,起到折冲樽俎、消弭战祸的作用。

它不但反映了春秋时代复杂严峻的政治形势和机巧微妙的外交活动, 同时又表现了春秋时代外交场合那种彬彬有礼的风尚和高度的语言技巧。

先看其中的两个外交事例。

在《秦晋殽之战》中,秦军在盂明、西乞、白乙的率领下浩浩荡荡过周及滑时, 被郑国商人弦高偶遇, 他急中生智, 送牛犒师, 并用略带欢迎的口吻说出了弦外之音:“寡君闻吾子将步师出于敝邑, 敢犒从者。

不腆敞邑, 为从者之淹, 居则具一日之积, 行则备一夕之卫。

”弦高这一番话, 表面上在犒劳秦师,实际上是在警告秦军休要轻举妄动; 表面上是说为秦师提供粮草,做好保已工作, 实际上是告诉他们郑国已经作好了应战的充分准备。

郑穆公接到弦高报信后, 派使者到客馆看视, 知道了秦客已收拾好车子, 磨好兵器, 喂饱马匹而枕戈待旦, 于是郑穆公又派大夫皇武子去客馆辞谢秦客。

皇武子绵里藏针、巧揭实质, 用挽留式的语言下达了使对方非走不可的逐客令:“吾子淹久于敝邑,唯是脯、资、饩、牵竭矣。

为吾子之将行也,郑之有原圃,犹秦之有具圃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闲敝邑,若何?”这一番辞令, 表面上句句是颇具歉意, 恭敬协商的客气话, 实际上却句句带刺, 嘲讽与谴责双管齐下的逐客令; 表面上显得热情好客, 实际上却表现了对他们的无限憎恶。

简析《左传》所载外交辞令的特点及传统文化意义

简析《左传》所载外交辞令的特点及传统文化意义

简析《左传》所载外交辞令的特点及传统文化意义《左传》是中国古代的一部编年体史书,主要记录了春秋时期周王室的衰微和诸侯争霸的历史,同时也展现了那一时期社会状况和文化风貌。

其中,外交辞令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特点。

首先,在外交辞令的表达方式上,《左传》中的外交辞令具有婉转含蓄、辞藻华丽的特点。

这些辞令往往通过比喻、排比等修辞手法,表达了春秋时期诸侯国之间的复杂关系和外交斗争。

这些辞令不仅反映了当时的语言文化特点,也体现了那一时期政治外交的策略和文化传统。

其次,在外交辞令的内容上,《左传》中的外交辞令具有鲜明的儒家思想特点。

这些辞令强调了礼义、仁德、忠诚等价值观念,体现了儒家思想对国际关系和外交策略的影响。

例如,《左传》中记载的郑国子产的外交言论,强调了“和为贵”、“礼尚往来”等思想,这些思想不仅在当时具有重要意义,也对后世的国际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

最后,在外交辞令的文化意义方面,《左传》中的外交辞令是春秋时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珍贵遗产。

这些辞令不仅反映了那一时期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也体现了那一时期人们的思想观念和
价值追求。

通过研究《左传》中的外交辞令,可以深入了解春秋时期的历史和文化,也可以深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政治、外交、文化等方面的特点。

总之,《左传》所载的外交辞令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珍贵遗产,具有鲜明的特点和深远的意义。

通过研究这些外交辞令,可以深入了解春秋时期的历史和文化,也可以深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政治、外交、文化等方面的特点。

《左传》外交辞令对当代外交语言风格的影响

《左传》外交辞令对当代外交语言风格的影响

《左传》外交辞令对当代外交语言风格的影响《左传》是中国古代史书之一,以记录春秋时期的历史事件为主。

其中包括了当时的政治、外交、军事等方面的内容,对当代外交语言风格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首先,《左传》中的外交辞令反映了尊重和崇尚礼仪的精神。

在那个时代,国家之间的交往离不开礼仪的尊重。

《左传》中多次描述了各国君王之间的礼仪交流,比如宴会、宴饮、会盟等场合,都有详细的礼仪安排和流程。

这种外交辞令的使用,使得外交交往更具仪式感,增加了交流双方之间的尊重和信任。

其次,《左传》中的外交辞令凸显了灵活变通的智慧。

春秋时期是一个充满战争和变幻的时期,各国之间的关系复杂多变。

在外交交往中,常常需要变通处理各种复杂情况。

《左传》中多次记录了君王之间的外交词令,包括原话和解读,展现了当时国家领导人的智慧和手腕。

这些灵活变通的外交辞令,对当代外交交往有一定借鉴意义,使得外交交往更灵活多样,更符合实际需要。

第三,《左传》中的外交辞令强调了以德服人的原则。

在当时,政治外交的核心是德行。

君王为了争取其他国家的支持,往往需要表现出高尚的品质和高尚的道德观念。

在外交辞令里,常常出现了让步让利、以德感化的情节。

这种外交辞令风格,强调了以德服人的原则,对于当代外交也有借鉴意义,使得外交交往更注重道德和公正。

最后,《左传》中的外交辞令展现了谦虚和宽容的态度。

在当时,各国之间的实力悬殊,大国常常要展现出一种宽容和谦卑的姿态来争取其他国家的支持。

《左传》中多次描述了大国君王会见小国君王时的谦虚和宽容的态度。

这种外交辞令的传统,使得外交交往更能够展现出相互尊重和合作的信念,对当代外交也有启示作用。

总之,《左传》中的外交辞令对当代外交语言风格产生了一定影响。

首先,它强调了尊重和崇尚礼仪;其次,它凸显了灵活变通的智慧;第三,它强调了以德服人的原则;最后,它展现了谦虚和宽容的态度。

这些影响使得当代外交交往更富有仪式感、灵活多样、注重道德和公正、相互尊重和合作。

《左传》外交辞令对当代外交语言风格的影响

《左传》外交辞令对当代外交语言风格的影响

《左传》外交辞令对当代外交语言风格的影响《左传》是我国古代历史文化中的经典之作,它是一部以春秋时期国家之间的政治斗争为背景的史书。

从该书中可以看出,在古代外交中,辞令是极其讲究的,它不仅仅是简单的语言交流,更是一种政治手段和艺术表达。

本文将针对《左传》中的外交辞令探讨其对当代外交语言风格的影响。

《左传》中的外交辞令十分精细,充满了婉约、委媚之意,在古代外交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左丘明和各国国君之间的对话。

在外交场合中,对话的方式和措辞是至关重要的,可以通过表达方式的巧妙来达到交流的目的。

《左传》中,左丘明以他独特的辞令技巧,巧妙地将自己的意图隐藏有时候暗中藉着讽刺、夸奖等手法传递政治讯息。

这种精妙的辞令,对于当代外交中的言辞选择有一定的启发。

在当代外交中,由于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较为复杂,且言辞的选择方式不同,需要我们在辞令表达上加以重视。

通过学习《左传》中的外交辞令,可以提高现代外交人员对话的技巧和水平,更好地传递政治信息,达到外交交流的目的。

《左传》中的外交辞令注重维护形象和尊严,倡导婉辞而不直接表示。

在古代外交中,对方的尊重和敬重是非常重要的,对话双方需要互相照顾对方面子,即使是批评和讽刺,也需要用委婉的方式来表达。

例如在《左传·庄公三十年》中,卫灵公以厚礼请见左丘明,并心存敬慕之情,这种德政一度使得卫国得以存续。

在当代外交中,尊重和礼节同样至关重要。

面对国际上的合作和交流,对于对方的身份和尊严的维护是必不可少的,需要我们在言辞上更加注意选择,以避免引起不必要的冲突和纷争。

《左传》中的外交辞令强调智慧和谋略,透过辞令的表达展现政治智谋。

在古代外交中,智慧和谋略的运用是十分重要的,通过巧妙的言辞,可以传递自己的意图,达成所需的目标。

例如在《左传·僖公四年》中,齐桓公通过一系列巧妙的交流和联盟,成功地实现了败敌取地的目标。

在当代外交中,智谋的运用同样不能忽视。

《左传》外交辞令对当代外交语言风格的影响

《左传》外交辞令对当代外交语言风格的影响

《左传》外交辞令对当代外交语言风格的影响《左传》是我国古代楚国的史书之一,由左丘明撰写。

它记录了春秋时期晋国与诸侯国之间的外交事务,包括君臣之间的交谈、联盟谈判、使者之间的沟通等等。

《左传》不仅是一部历史著作,更是一部外交宝典,对于当代外交语言风格的影响不可低估。

《左传》教导了我们如何运用辞令来达到外交目的。

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晋国君臣逐渐掌握了控制辞令的技巧,以此实现外交的利益。

在《左传·成公四年》中,楚国使者来晋国表达挑战之意,晋国公子重耳以深沉的辞令回答:“如为天子之,骍馈虎豹;如为庶人之,何以腾处?”这句话表面上是回答楚国使者的问题,实际上却是在暗示楚国“国君与庶人之别”,让楚国明白晋国不会轻易被逼迫。

这种辞令的运用,使得晋国在外交上能够保持相对强势的地位。

《左传》强调了外交辞令中的尊重与礼节。

书中多次强调君臣之间的相互尊重和以礼待人。

在《左传·霄大二年》中,晋文公与楚国使者面谈,晋文公说:“听余以信闻,为弋阳之故,敢告兆民。

”他以“闻信”、“告诉”等辞令来表达信任与尊重。

楚国使者感受到了这种尊重,也同样以礼待之。

这种外交辞令的运用使得交往双方能够建立起相互信任和友好的关系,为下一步的谈判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左传》还给现代外交语言风格提供了一种古典、严谨的表达方式。

由于曾经长期占据中国古代文化高地的《左传》,使得其中的辞令表达方式被赋予了神圣的色彩。

这使得许多现代外交官在使用外交辞令时会借鉴其中的语言风格,注重用词的准确性和优雅性。

《左传》中的许多典故和成语也被广泛应用于现代外交语言中,给外交辞令增加了一份文化的厚重感。

我们也要看到,《左传》所记录的外交辞令并不适用于现代外交的所有情境。

现代外交更加注重实效和效率,外交辞令需要更加简洁、明确。

相比之下,《左传》中的辞令表达往往较为宏大、复杂,需要一定的推敲和解读。

在使用《左传》中的外交辞令时,我们需要注意情境和语境的适应。

《左传》外交辞令对当代外交语言风格的影响

《左传》外交辞令对当代外交语言风格的影响

《左传》外交辞令对当代外交语言风格的影响《左传》中的外交辞令强调了对外交伙伴的礼貌和尊重。

在春秋时期的鲁国,外交是国与国之间进行交往的重要方式,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成为一种常态。

《左传》中所记录的外交辞令,多以尊称对方的方式进行。

当孔子担任鲁国的外交官时,他在与其他国家的使者交涉时,总是以礼貌的态度对待对方。

这种尊称对方的方式,体现了国与国之间平等对待的原则,同时也为当代外交语言风格带来了启示。

《左传》中的外交辞令注重以言辞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意图。

在春秋时期,外交活动是由使者负责的,他们需要通过言辞来代表国家的意志和态度。

在《左传》中,对外交事务的记载中,使者们常常采用直截了当的宣示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意图。

当晋国派使者向鲁国提出要求时,鲁国的使者以明确的语言回应,并表示鲁国的立场和态度。

这种直接明确的表达方式,影响了当代外交语言风格中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意图的方式。

《左传》中的外交辞令强调了传递信息的严谨和准确。

在古代外交活动中,准确地传递信息对于双方的了解和判断至关重要。

《左传》中所记载的一些外交辞令,不仅注重双方意图的理解,还注重在传递信息时的准确和完整。

当鲁国的使者向晋国传达国君的诏命时,他以非常详细和准确的方式进行了表达,以确保对方能够完全理解鲁国的意图。

这种注重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的方式,对当代外交语言风格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外交文件和文件撰写,要求用词准确、行文严谨。

《左传》中的外交辞令对当代外交语言风格产生了重要影响。

它强调了对外交伙伴的礼貌和尊重,体现了国与国之间平等对待的原则;注重以言辞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意图,影响了当代外交语言风格中表达观点和意图的方式;它还强调了传递信息的准确和完整,对当代外交语言风格中的文件撰写提出了一定要求。

这些影响使得当代外交辞令更趋于尊重、直接、准确和完整,更符合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和需求。

《左传》外交辞令的语言艺术

《左传》外交辞令的语言艺术

1 09 ・
第2 卷 9
第3期
信阳师范学院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 年 5月 09

在此 , 为大夫退 , 其敢 当君乎!既不获命矣 , 敢烦大 夫谓二三子 , 戒尔车乘 , 敬尔君事, 诘朝将见” 明明 。 是两 军对 垒 、 刀光 剑 影 、 死 未 卜 战争 , 勃 在 辞 生 的 斗
即便结果不尽如人意也不至于使双方撕破脸皮下不来台所以成公二年齐师战败齐顷公无奈派宾媚人出使晋国进献宝物以求和晋国却提出了苛刻无理的要求即以齐侯的母亲萧同叔子入晋作为人质并使齐国疆域之内的土地垅埂全部改为东西走向以利晋军战车随时攻齐
信 阳师范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 学版)
第2 9卷

J u a f n a gN r lUnv ri o r lo y n oma ies y n Xi t
但语 意却 刚硬无 比。
如僖公二十八年 , 晋楚城濮之战前 , 楚国大夫子 玉派人来向晋军挑战 ,子玉使斗勃请战 , ‘ “ 日:请与 君之士戏 , 君冯轼而观之, 得君以寓 目焉。 晋侯使 ’ 栾枝对日:寡君闻命矣 , ‘ 楚君之惠, 未之敢忘, 是以
作者简介 : 鹃(95)女 , 杜 16一 , 河南郑州人 , 大学中文 系在读硕士, 复旦 郑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副教授 , 从事 古汉语教 学与研 究。
《 左传》 是我 国第一部富有文采 的历史散文 巨 著, 生动地描绘了我国春秋时期 30多年诸侯征战、 0 王朝兴衰的历史画面, 体现出我 国古代史官高超 的 语 言技巧 。特别 是在 外 交 辞令 的记 录整 理方 面 , 成
摇, 成为诸侯大国随意摆布 的工具。诸侯各国谋求
争霸, 征战不休 , 实力不断膨胀 , 先后出现齐桓公、 宋 文公 、 晋文公 、 秦穆公 、 楚庄王、 吴王阖闾、 越王勾践

《左传》外交辞令对当代外交语言风格的影响

《左传》外交辞令对当代外交语言风格的影响

《左传》外交辞令对当代外交语言风格的影响随着国际关系的日益紧密和相互联系的深入,外交交往也变得越来越频繁和重要。

外交辞令作为外交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外交交流的有效进行起着重要的作用。

《左传》作为中国古代历史名著之一,记录了春秋时期各个诸侯国之间的政治、军事、外交往来,其中也可以找到一些关于外交辞令的记录和描写。

本文将对《左传》中外交辞令的运用及其对当代外交语言风格的影响进行探讨。

我们可以发现《左传》中外交辞令常常以委婉、含蓄的方式进行。

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类型:一是明示不同,二是委婉表达意见,三是避重就轻,四是偷换概念。

这些辞令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春秋时期外交交往的特殊情境,诸侯之间实力悬殊,往往需要通过辞令来保持平衡和维护面子,因此委婉和含蓄的表达形式更容易得到接受。

对于当代的外交语言风格而言,受到传统礼仪文化的影响,也有一定程度上保留了这种委婉、含蓄的特点。

虽然现代外交交往更加注重实际问题的解决和利益的交换,但外交辞令仍然是外交沟通的关键环节。

此时,适当运用《左传》中的外交辞令,可以使话语更具有优雅和魅力,更容易获得对方的理解和支持。

委婉含蓄的表达方式也有助于避免冲突和矛盾的加剧,维持国际关系的稳定和和谐。

《左传》中的外交辞令还常常运用比喻和隐喻的方式,从而使话语更具有说服力和感染力。

比如在《左传·庄公二十年》中,晋国公子重耳出逃到齐国,向齐国国君请求帮助,以免遭受晋国政治迫害。

该文中,公子重耳运用了“折矢之言”,形象地比喻自己处境的危险和困难,从而感动了齐国国君,并最终获得了援助和庇护。

当代外交辞令的运用中,比喻和隐喻的方式也常常被采用。

通过将具体问题与抽象概念相联系,外交辞令可以更深入地触动对方的内心,加深对话的理解和共鸣。

比喻和隐喻的方式也有助于缓解紧张局势和缩小问题的差距,促进互信和合作。

《左传》中外交辞令的运用对于当代外交语言风格的影响是积极的。

《左传》中外交辞令运用的成功之处在于考虑到了当时人们的心理需求和文化背景,做到了以人为本。

《左传》外交辞令对当代外交语言风格的影响

《左传》外交辞令对当代外交语言风格的影响

《左传》外交辞令对当代外交语言风格的影响《左传》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史书之一,不仅记录了春秋时期的政治、军事等重大事件,更展现了当时的外交风采和外交辞令。

作为中国古代外交的经典之作,《左传》中的外交语言风格对当代外交语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从《左传》中的外交辞令入手,探讨其对当代外交语言风格的影响。

《左传》中的外交辞令以其精炼、严谨、婉约为特点,影响了当代外交语言的风格。

在《左传》中,外交辞令首先要符合礼制,注重言辞的得体、礼貌,遵循尊卑礼节。

《左传》中描述了鲁国大夫子路对晋国使者的接见场面,仪态得体、言词严谨、表现出深厚的儒家礼仪文化。

这种对外交辞令的崇尚礼仪,注重言辞严谨的特点,影响了当代外交语言的风格,使得外交辞令更加注重礼仪规范和言辞得体,更具有正式、严肃的特点。

《左传》中的外交辞令注重讲究节制,克制言辞,表达含蓄,一语惊人。

在外交交往中,考虑到文化差异和对方的感受,外交辞令往往需要表达得较为含蓄。

《左传》中描述了晋国送使者向鲁国求救的情景,鲁国国君姜子牙对此的回应是“成事莫说,不成事莫说”。

这种克制言辞、表达含蓄的风格,对当代外交语言产生了重要影响。

当代外交辞令也更加注重讲究节制,表达得更为含蓄,更具有风度和深度。

《左传》中的外交辞令重视申明立场,坚持原则,注重交涉的结果。

在外交交往中,表达自己的立场和原则非常重要,这也是《左传》中的外交辞令所重视的。

《左传》中描述了晋国和齐国的交涉,齐国使者诉求晋国,晋国使者则坚持自己的原则和要求,最终争取到了有利的结果。

这种重视申明立场、坚持原则、注重交涉结果的风格,对当代外交语言产生了深远影响。

当代外交辞令也更加注重申明立场,坚持原则,注重达成交涉结果。

《左传》中的外交辞令对当代外交语言风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它的礼仪、克制、原则性等特点,使得当代外交辞令更加注重礼仪规范和言辞得体,更具有正式、严肃的特点;更加注重讲究节制,表达得更为含蓄,更具有风度和深度;更加注重申明立场,坚持原则,注重达成交涉结果。

春秋外交辞令的语言艺术及文学影响

春秋外交辞令的语言艺术及文学影响
第1 4卷第 4期
21 0 2年 8月
辽 东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
Ju a o at i nn nvrt Sca Sine) or l f s r La igU ie i n E e n o s y(oi cecs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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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 稿 日期 :2 1 0 2 0 2— 5— 0

基金项 目: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一般项 目 ( 西部 与边疆地 区项 目) ( 9 J 7 10 ) 0 X A 50 6 ;西北师大 2 1 0 1年青年教师科 研能
力提升计划骨干项 目 ( K N G 10 ) S Q G 10 5
作者简介 :董芬芬 (9 8 ) 16 ~ ,女 ,甘肃庄浪人 ,博士 ,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 向:先秦两汉文学 。
姬 ,天诱 其衷 ,启 敝 邑之 心 。 陈知 其 罪 ,授 手
于我 。用敢献 功 。
刘知几 《 史通 ・ 言语》说 :“ 周监二代 , 郁郁 乎 文 。大夫 、行人 ,尤 重词 命 ,语微 婉而 多切 ,言 流靡 而不淫。 _1 名卿 大夫 ,往来 辞命 ,其 文烂 ”2弛 J
郑国以前 向晋 国申请攻打陈国,没有得到允许 。陈 国一 再进 犯 ,郑 国害怕 给太姬 带来 耻辱 ,又 受到 上 天的启示 ,才动 了攻 陈的念头。当晋人 责问 “ 何
能达到 目 前的规模 呢?子产言下之意晋 国就是靠侵
小 发展 起来 的 ,怎么 有资格 指责 别 国侵 / b?晋人 又 责 问子产 为什 么戎服 献捷 ,子产 回答 说 ,郑 国先 君
世 的文 学 。
ቤተ መጻሕፍቲ ባይዱ
关键词 :春秋 ;外交辞令 ;语 言艺术 ;文学影响

《左传》外交辞令对当代外交语言风格的影响

《左传》外交辞令对当代外交语言风格的影响

《左传》外交辞令对当代外交语言风格的影响《左传》是我国古代文化的重要遗产之一,也是中国古代史书中第一部详尽记载外交事务的著作。

自春秋时期创作至今,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

《左传》中的外交辞令对当代外交语言风格有着深远的影响,不仅体现在言辞的含蓄和自律上,还在于其注重形式与仪式,以及倡导以德服人的外交理念。

从言辞的含蓄和自律方面看,《左传》中表达外交意愿和观点的辞令常常通过间接的方式进行,减少了直接冒犯对方的可能性。

这种含蓄的表达方式更能够维护外交关系的平稳和友好。

《左传》中重视言辞的自律,追求礼仪之道,强调言辞的庄重和谦逊,避免使用过于激烈或过于自负的辞令。

这种言辞的自律不仅凸显了中国外交的文化特点,也有助于和谐的外交交往。

从形式与仪式上看,《左传》注重外交活动的形式和仪式,这有助于维护外交活动的庄重和严肃性。

《左传》中记载了各国使臣进拜、贺礼的场面,使得外交活动更加正式和有仪式感。

当代外交中,也有类似的情况,例如国家元首之间的国事访问、外交部门的正式场合等,都需要遵守一定的形式和仪式。

这种形式和仪式的规范化有助于外交关系的稳定和可预测性。

从倡导以德服人的外交理念上看,《左传》中强调以德服人,主张通过道德和仁义来影响他国和解决外交问题。

这与当代外交中的和平共处、对话与谈判等理念相契合。

当今世界国家间的外交关系和解决争端,也更加倾向于通过和谐、合作和平等的方式来实现。

这种倡导以德服人的外交理念使得《左传》在当代外交中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左传》中的外交辞令对当代外交语言风格有着深远的影响。

其言辞的含蓄和自律使得外交关系更加平稳和友好,形式与仪式的规范化增加了外交活动的庄重和严肃性,倡导以德服人的外交理念则与当代外交的理念相契合。

我们有必要深入研究和理解《左传》中的外交辞令,以便在当代外交交往中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和促进国际和平与发展。

那些绝美的外交辞令,折服了霸主,惊艳了岁月

那些绝美的外交辞令,折服了霸主,惊艳了岁月

那些绝美的外交辞令,折服了霸主,惊艳了岁月在《左传》《国语》等先秦史书中,经常会出现较大篇幅的外交场景描写,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经典的外交辞令。

这些绝妙的外交辞令,委婉典雅,刚柔得体,充分体现了我们先祖的智慧和谋略,是中华文化宝库中一颗颗璀璨夺目的明珠,是根植在我们血脉深处中的文化基因。

下面,我们来看看这些外交辞令,是如何折服春秋时期那些叱咤风云的诸侯霸主们的。

屈完折服齐桓公齐桓公是春秋五霸之首,一生纵横捭阖,九合诸侯,风头无两。

公元前656年,齐桓公纠集八个诸侯国,亲帅联军入侵楚国。

面对齐桓公的突然发难,楚成王很是吃惊,于是派使者到前线质问:“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

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楚使者问:齐君您住在北方,寡君住在南方,即使是马牛走失,也不会跑到对方境内。

不成想您踏进我们的国土,请问是什么原故呀?这个发问,虽然没有责备的字眼,但暗指了齐君的行动十分唐突和无礼。

齐国国相管仲一看来者不善,于是亲自出面回复:“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实征之,以夹辅周室。

’赐我先君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

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寡人是征;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

”管仲讲,从前召康公命令我们先君姜太公说,所有的诸侯和各地的长官,你都有权征讨,以共同辅佐周王室。

管仲的意思是,我们这次为周王室远征,是师出有名的。

管仲还讲,召康公还给了我们先君征讨的范围:东到海边,西到黄河,南到穆陵,北到无隶。

意思是,你们楚国,也在这个范围之内,非“风马牛不相及也”。

这等于把楚使的质问全怼了回去。

管仲接着讲,你们应当进贡的包茅没有交纳,周王室的祭祀供应不上,没有用来过滤酒渣的东西,我们特来征缴;另外,周昭王南巡没有返回,我们也特来问问是怎么回事。

齐桓公如此兴师动众,竟是为几捆包茅而来,显然是在挑事找茬。

周昭王南巡落水淹死是300多年前的事了,且不发生在当时的楚国境内,果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春秋外交辞令的语言艺术及文学影响

春秋外交辞令的语言艺术及文学影响

春秋外交辞令的语言艺术及文学影响春秋外交辞令的语言艺术及文学影响有学者统计,《左传》全书十八万字中记录外交辞令的文字多达两万五千字左右,约占全书总字数的七分之一。

①列国之间频繁的外交活动,是春秋时代外交辞令繁荣的温床。

王权衰落,迅速崛起的诸侯大国在以武力角逐霸权时,都特别重视外交的手段。

一方面是刀光剑影,武力兼并;一方面币帛宴飨,礼乐赋诗。

而小国济身于大国之间,要求得生存发展,要反对兼并,外交的途径显得更为重要。

诸侯大夫朝聘宴飨,征伐盟会,行人使臣,冠蓋相望。

一言不酬,使两国为之暴骨。

一言丧邦,一言兴邦,辞不可不修,说不可不善。

孔子说:“《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

’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

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慎辞哉!”(《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孔子的言文思想,正是在对春秋外交辞令经验规律的研摩中产生的,作为儒家早期文论的重要内容,促进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创作。

春秋时代的外交行人,在辞令创作中斟酌字句,讨论润色,花费了许多心血,也显示了很高的语言艺术,在中国美文之苑中,形成了一抹独特的风景。

刘知几《史通·言语》说:“周监二代,郁郁乎文。

大夫、行人,尤重词命,语微婉而多切,言流靡而不淫。

”②[2]138名卿大夫,往来辞命,其文烂然。

纵观春秋外交辞令,其语言艺术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刚柔相济,绵里藏针在外交场合,辞令过卑,则有失国格;过亢,则会恶化关系,招致灾祸。

要做到不卑不亢,需要很高的辞令艺术。

有刚有柔,绵里藏针,最著名的辞令是屈完对齐桓公问。

僖公四年,齐桓公帅诸侯之师伐楚,楚成王派屈完出使齐师:齐侯陈诸侯之师,与屈完乘而观之。

齐侯曰:?岂不谷是为?先君之好是继,与不谷同好如何??对曰:?君惠徼福于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愿也。

?齐侯曰:?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对曰:?君若以德绥诸侯,谁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虽众,无所用之。

《左传》外交辞令对当代外交语言风格的影响

《左传》外交辞令对当代外交语言风格的影响

《左传》外交辞令对当代外交语言风格的影响摘要:《左传》外交辞令极富特色,本文通过对《左传》外交辞令语言风格的研究,并对比当代外交语言的运用,找到两者的相通之处,分析《左传》外交辞令对当代外交语言风格的影响,并通过分析当代外交语言运用的特点,了解传统外交语言对当代外交语言的启示,使读者进一步了解当代外交语言对《左传》外交辞令的继承和发展。

关键词:《左传》外交辞令;当代外交语言;风格;影响在中国外交史上春秋外交是最早出现的,当时各国外交往来非常频繁,外交使臣们以时刻捍卫国家利益为宗旨,充分施展外交才华,谋求用最小的代价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

两千多年前的编年体史书《左传》体现出的外交文化具有很浓厚的时代特征,所描述的外交语言遵从时代礼法、遍布谋略,其中的文化内涵和言语艺术在当今外交活动中得以继承和发展。

一、《左传》外交辞令的语言风格“辞令”最早出现在《左传·襄公三十一年》中,释为应对的言辞。

杨伯峻先生的《春秋左传注》中对诸侯之间的对话的批注为“此外交辞令尔。

”《左传》中对外交行为的描写达上百次,其语言化繁为简、生动紧凑,阐释风格彬彬有礼,不卑不亢、礼节周全、寓谏于理,表现力可谓意味深长,刚柔并济,具有“雅辩”的风格。

(一)感召以行且咄咄逼人《左传·成公二年》“下臣不幸,属当戎行,且惧奔辟而忝两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摄官承乏。

”晋国副将韩厥俘获齐国国君时,他的话语极尽礼节,表达出作为将士应忠于军礼、为国效力,让齐国国君无从争辩等待被俘,这类外交辞令表面委婉和煦,实则咄咄逼人。

《左传·僖公四年》“岂不榖是为?先君之好是继。

与不榖同好,何如?”是在齐桓公率诸侯联军围攻楚国之际,请楚国大夫一同阅兵时的对话,齐桓公这段表述气度非凡,从其他诸侯国推捧齐国盟主角度感召楚国国君与其结盟,以达到不战的目的,辞令在双方谏说的过程中,展示出明确的感召力。

(二)寓谏于理且以静制动《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

春秋辞令的文体研究

春秋辞令的文体研究

春秋辞令的文体研究春秋辞令的文体研究春秋辞令作为中国古代史书的一种,凭借其独特的文体特点而备受推崇。

它以简练、精炼的文字表达方式,展现了春秋时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时也折射出当时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领域的发展情况。

本文将对春秋辞令的文体进行深入研究,探讨其特点及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首先,春秋辞令的文体特点表现在其简洁明了的语言上。

春秋辞令的文字简练有力,采用了大量的省略和象征手法,不拖泥带水地表达出信息,并给读者留下了诸多想象的空间。

例如《左传》中的句式多为主谓结构,简明扼要地叙述事件经过,使读者能够迅速抓住重点,理解故事的内涵。

这种简短明了的写作风格深受后世文人的喜爱,并在古代文学中广泛影响。

其次,春秋辞令的文体特点还表现在其使用辞令的方式上。

辞令以表述事实、叙述情节为主要内容,注重事实的客观描述,同时融入了一些感情色彩,增加了文章的艺术性和感染力。

例如《春秋公羊传》中对君主忠义的赞美,充满了忠诚和爱国的情感,使人读后产生强烈的共鸣。

这种使用辞令的方式,使春秋辞令独具一格,成为中国古代史书的重要组成部分。

春秋辞令在文体上还强调了史实的准确性和客观性。

春秋辞令作为古代历史记载的一种形式,历经时代的沉淀与传承,文本中的内容以事实为依据,力求准确地记录当时的事件及其背后的原因和结果。

这种客观、真实的史实记载对后世研究春秋时代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并成为了研究古代政治、军事、经济等领域的重要史料。

春秋辞令的文体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其短小精悍的写作风格在后来的文学创作中得到了广泛的借鉴和发展。

例如唐代的诗歌创作,早期的诗歌多以对事物的描述和描绘为主,借鉴了春秋辞令的简洁明了之风。

同时,春秋辞令以其严谨的表达方式和准确的史实,也对后世历史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后来的史书、散文等文学形式都受到了春秋辞令的启发和影响。

综上所述,春秋辞令作为中国古代史书的一种,以其独特的文体风格和表达方式成为古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左传》外交辞令对当代外交语言风格的影响

《左传》外交辞令对当代外交语言风格的影响

《左传》外交辞令对当代外交语言风格的影响《左传》是中国古代史书中的一部传记体史书,叙述了春秋时期鲁国和周王朝的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历史。

其中,尤其以鲁国的君臣相处、内政外交等内容较为详实。

《左传》中的外交辞令是中国古代外交中的重要表现形式,它对于当代外交语言风格有着一定的影响。

首先,外交辞令应以尊重为前提。

《左传》中的外交辞令往往以尊重为前提,尊重他人的身份、地位和经历,表现出礼貌、谦虚的态度。

比如《左传》中描述的鲁惠公见鲍叔牙,以礼相迎,表示对鲍叔牙作为前任宰相、卓越才学的尊重,虽然鲁惠公想让他离开朝堂,但却始终以礼相待。

这种尊重对于现代外交也十分重要,表明对外交对象的尊重能够增强外交的合作性和可信性。

其次,外交辞令应以正义为根基。

《左传》中的外交辞令鲜明表现出“以正治国”的思想,注重贯彻正义原则,认为外交应该遵循公正、道义和正义,这是国家安全和发展的保障。

比如,在《左传》中,晋国用武力向鲁国进攻,鲁国国君鲁隐公选择采取了对峙的策略,通过与晋国国君的互相劝说,最终化解了危机。

这种尊重正义的原则同样适用于现代外交,在处理国际事务时也应该遵循正义原则,追求公平、公正的处理方式。

再者,外交辞令应以智慧为核心。

《左传》中的外交辞令具有较强的智慧和灵活性,它们既考虑到国家利益,也顾及外交对象的感受,采取了巧妙的沟通方式、语言交流方式。

比如,在《左传》中,鲁国国君鲁隐公尝试通过角逐礼仪,与晋国国君争取盟约。

这种策略既考虑到了对方的文化习惯,又体现了鲁国对于与晋国结盟的愿望。

因此,一些外交性质很强的会议或者活动,也需要精心准备,甚至需要谈判智囊的参与。

因为智慧的运用能够使得外交辞令的实际效果更加显著。

最后,外交辞令应以友谊为基础。

《左传》中的外交辞令往往以建立和谐友好关系为目标,表现出互相尊重和关怀的意识。

比如,当晋国殷竭移居到鲁国后,鲁公绵亲自前往问候,表达了鲁国君臣对晋国异族的关心和照顾,也增进了鲁晋两国之间的友谊。

《左传》外交辞令对当代外交语言风格的影响

《左传》外交辞令对当代外交语言风格的影响

《左传》外交辞令对当代外交语言风格的影响《左传》是中国古代的一部经典史书,记载了春秋时期鲁国的历史和政治事件。

关于外交的记载丰富而具有深刻的启示,特别是关于外交辞令的运用,对当代外交语言风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左传》中,外交辞令被赋予了极大的重要性。

在春秋时期,各国之间的外交交流十分频繁,外交辞令成为一种必备的技能。

《左传》对外交辞令的运用进行了详细的记录和分析,通过各种外交事件的描写,揭示了外交辞令的重要性和影响力。

这些描写包括鲁国与齐国、晋国等邻国的外交往来,以及与楚国、秦国等中原列国之间的交涉。

在这些外交事件中,《左传》描绘了各国使节间的言辞交锋和外交辞令的运用,展现了古代外交中言辞的力量。

相比之下,当代外交语言风格同样强调外交辞令的运用,但受到了现代社会的影响,其表达方式和手段更加多样化。

即便在当今的外交交往中,我们仍可以看到《左传》对当代外交语言风格的深刻影响。

《左传》强调外交辞令的庄重和礼节。

在古代世界,各国之间的外交交往是十分严肃和庄重的。

《左传》中对外交辞令的描述,往往强调言辞的得体和礼节的重要性。

这种庄重和礼貌的外交辞令风格,对当代外交语言风格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当今世界,各国之间的外交交往同样强调庄严和礼节,这种影响可以在外交官的言辞中得到体现。

无论是在国际会议上的讲话,还是在外交声明中的表态,都可以看到《左传》对于外交辞令风格的深刻影响。

《左传》强调外交辞令的灵活和机智。

在古代世界,外交辞令的运用需要具备一定的灵活性和机智。

《左传》中的外交辞令往往运用巧妙的辞藻和机智的表达方式,以取得最大的外交效果。

这种灵活和机智的表达方式,同样影响了当代外交语言风格。

在当今的外交交往中,我们可以看到各国外交官在言辞中运用巧妙的辞藻和机智的表达方式,以应对各种复杂的外交局面。

外交辞令的影响

外交辞令的影响

一、委婉谦和。

剐柔相济《左传》行人辞令大多婉转委曲,温文尔雅。

有的正话反说,显得轻松愉快;有的话中有话,耐入寻味;有的表面谦卑,内中却威严十足;有的柔软如绵,但语意却鞭硬无沈。

如僖公二十八年,晋楚城濮之战前,楚阑大夫子玉派入来露器军挑战,“子玉使斗勃请战,爨:‘请与君之士戏,君冯轼而观之,得君以箭目焉。

’晋侯使栾棱黠鏊:‘寡君闯龠矣,楚君之惠,朱之敢惠,是以在此,为大夫退,其敢当君乎!既不获命矣,敢烦大夫谓二三子,戒尔车乘,敬尔露事,诘朔将见”。

明明是两军对垒、刃光剑影、生死未}、酌战争,斗勃在辞令上却委婉说成“士戏”,用以“寓目”,对方回答也温文尔雅,奈棱孀语委婉整折,话锋藏薅不露,语态谦恭和顺,“寡君闻命矣”、“敢烦大夫谓二三子”、“诘毂将见”。

再如成公二年,北方的两大诸侯齐、晋,为了争夺霸权,爆发了著名的鞍之战。

鞍之战的起因是,晋因“邺”战失利而动摇了其在北方诸侯国中的霸主地位,东方的老牌霸主齐国兼机与楚国建立友好关系,并讨伐鲁、卫,企图与晋争霸。

为了打败齐国,重振霸业,晋人应鲁、卫之请出师伐齐,直打到齐国的靡笄出下,于是两军在此摆开决战阵势。

晋军攻入齐国境内,完全成了侵略行为,齐国使者的挑战辞令帮漉威是“辱于敝邑”,晋国使者豹应战辞令也是以委婉相对,把晋军伐齐的军事行动说成是“使群臣请予大国”,把坚决遴军说戏楚‘‘能遴不麓邈”,把齐使的挑战说成是“辱命”等等。

当齐国被晋、鲁、卫联军打败后,晋将军韩厥俘虏了齐侯,又说了一通委婉之极的话语。

韩厥先说我们并不想和你打仗,只是因为鲁、卫的请求,右不缮已恧为之,两且是为了不让兵马践踏你们齐国的土地。

韩厥陈述的作战原由冠冕堂皇。

对于他奋力俘获齐侯这件事,他谎。

下瓯不幸,属当戎行,无所逃隐,且惧奔辟而忝两君”,表面上极尽君臌之礼且十分谦恭,其实心中十分得意。

接着又说“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摄官承乏”。

吉外之意是,我无才无能,由于人手缺廷,勉强在军审充数,临时承皇宫酝。

春秋外交的言谈智慧

春秋外交的言谈智慧

折冲于筵席,决胜于辞令——春秋外交的言谈智慧春秋时代,列国外交,行人辞令,必须讲究文采,所谓“言之无文,行而不远”。

在外交场合斗智斗勇,固然有国家的综合实力作后盾,但使臣个人的举止风度、舌战技巧,也是不辱国体的重要因素。

各国使节根据外交礼节,运用言语机锋,折冲于筵席、决胜于辞令的事例,实在屡见不鲜。

公元前541年的郑国虢城之会,就是典型的例证。

据《春秋》昭公元年记载,参加虢城之会的各国首席代表是:鲁国大夫叔孙豹、晋国上卿赵文子、楚国令尹公子围、齐国上卿国弱、宋国合左师向戎、卫国大夫齐恶、陈国大夫公子招、蔡国大夫公孙归生、郑国大夫罕虎,此外,还有许国与曹国的大夫,《春秋》未载其名。

虢城之会的主要目的,是巩固五年前各国诸侯在宋国举行的弭兵之会所订立的国际盟约,继续维持停战状态,保障国际和平。

然而在弭兵之会上,晋国虽为盟主,楚国却咄咄逼人,令尹屈建以诈力争先歃血,占了晋国的上风。

到了虢城之会,晋国随行人员担心楚国故伎重演,便提醒赵文子说:“这次楚国的首席代表是现任令尹公子围,此人向来不守信用,早已臭名远播。

您如果不小心提防,恐怕会又上楚国的当,那就是晋国莫大的耻辱了。

”不出所料,楚国令尹公子围的奸诈很快便显现出来:他提议改变会盟程序,不必重新歃血,仅将弭兵之会的盟约副本在祭祀时当着神灵诵读一遍,然后放在牺牲上一起埋掉完事。

这个建议的真实用意,是将虢城之会当做弭兵之会的后续会议,这样一来,楚国便可以不动声色地继续维持盟主地位。

为了避免冲突,晋国没有提出反对意见,按照楚国的意思完成了仪式。

然而,颇为吊诡的是,虢城之会,楚国的国家实力虽然再一次得到彰显,但令尹公子围的个人行为却遭到国际舆论的谴责。

为什么呢?事情的来龙去脉,还得从头说起:据《左传》记载,楚共王有五个儿子,老大康王昭、老二公子围、老三公子比、老四公子黑肱、老五公子弃疾。

可这五个儿子没有一个是嫡夫人所生,因而楚共王便埋礼神之璧于祖庙之庭,令五个儿子依次入拜,立“当璧而拜者”为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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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外交辞令的语言艺术及文学影响有学者统计,《左传》全书十八万字中记录外交辞令的文字多达两万五千字左右,约占全书总字数的七分之一。

①列国之间频繁的外交活动,是春秋时代外交辞令繁荣的温床。

王权衰落,迅速崛起的诸侯大国在以武力角逐霸权时,都特别重视外交的手段。

一方面是刀光剑影,武力兼并;一方面币帛宴飨,礼乐赋诗。

而小国济身于大国之间,要求得生存发展,要反对兼并,外交的途径显得更为重要。

诸侯大夫朝聘宴飨,征伐盟会,行人使臣,冠蓋相望。

一言不酬,使两国为之暴骨。

一言丧邦,一言兴邦,辞不可不修,说不可不善。

孔子说:“《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

’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

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慎辞哉!”(《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孔子的言文思想,正是在对春秋外交辞令经验规律的研摩中产生的,作为儒家早期文论的重要内容,促进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创作。

春秋时代的外交行人,在辞令创作中斟酌字句,讨论润色,花费了许多心血,也显示了很高的语言艺术,在中国美文之苑中,形成了一抹独特的风景。

刘知几《史通·言语》说:“周监二代,郁郁乎文。

大夫、行人,尤重词命,语微婉而多切,言流靡而不淫。

”②[2]138名卿大夫,往来辞命,其文烂然。

纵观春秋外交辞令,其语言艺术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刚柔相济,绵里藏针在外交场合,辞令过卑,则有失国格;过亢,则会恶化关系,招致灾祸。

要做到不卑不亢,需要很高的辞令艺术。

有刚有柔,绵里藏针,最著名的辞令是屈完对齐桓公问。

僖公四年,齐桓公帅诸侯之师伐楚,楚成王派屈完出使齐师:齐侯陈诸侯之师,与屈完乘而观之。

齐侯曰:“岂不谷是为?先君之好是继,与不谷同好如何?”对曰:“君惠徼福于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愿也。

”齐侯曰:“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对曰:“君若以德绥诸侯,谁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虽众,无所用之。

”当齐桓公表现出不可一世、蔑视楚国时,屈完说如果以德安抚诸侯,诸侯归顺,①武惠华《<左传>外交辞令探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4(4)如果要以武力相拼,齐国不见得会处上风。

既表示了和好的愿望,又显示出不为强力所屈的气节,《古文观止》言其“忽而巽顺,忽而诙谐,忽而严厉,节节生峰。

真辞令之妙品。

”①僖公十五年阴饴甥对秦穆公更是别出心裁,巧为辞令,把刚柔相济之术发挥到了极致。

秦晋韩原之战,晋惠公被俘,被押至秦国。

晋阴饴甥会秦穆公于王城:秦伯曰:“晋国和乎?”对曰:“不和。

小人耻失其君而悼丧其亲,不惮征缮以立圉也,曰:‘必报仇,宁事戎狄。

’君子爱其君而知其罪,不惮征缮以待秦命,曰:‘必报德,有死无二。

’以此不和。

”秦伯曰:“国谓君何?”对曰:“小人戚,谓之不免;君子恕,以为必归。

小人曰:‘我毒秦,秦岂归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归君。

贰而执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

服者怀德,贰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

纳而不定,废而不立,以德为怨,秦不其然。

’”秦伯曰:“是吾心也。

”改馆晋侯,馈七牢焉。

国君被俘,晋国完全处于劣势,一味卑辞退让不一定有什么好处,而态度强硬又会适得其反。

对晋使臣来说,是个难题,然而阴饴甥采取话分两家的说法,借“小人”之口表达晋国人的同仇敌忾,又借“君子”之口表示晋国服罪;借“小人”进行了自我批评,又借“君子”对秦穆公感恩戴德,希望能释放晋君。

委婉指出秦国把友好变成怨敌,对秦国并没有好处。

金圣叹说:“看他劈空吐出‘不和’二字,却便随手分作小人君子。

凡我有唐突秦伯语,便都放在小人口中,有哀求秦伯语,便都放在君子口中。

于是自己只算述得一遍,既是不曾唐突,又显不曾哀求,真措辞入于甚深三味者也。

”②虽然自己未曾下一语,归根到底还是借君子小人之口,说我之意,又软又硬,有抑有扬,有求有压,话中有话,绵里藏针,使秦伯既听到了晋人的忏悔,又感觉到了压力。

一家言分两家说,一件事分两面看,是春秋外交场合的惯用策略。

展喜犒齐师用“小人恐矣,君子则否”(《左传·僖公二十六年》)巧妙地承认了鲁人对齐师的恐惧,又保住了鲁国的尊严,“大义凛然之中,亦复委婉动听。

齐侯无从措口,乘兴而来,败兴而返。

所谓子猷山阴之棹,何必见戴也。

真奇妙之文。

”③吴蹶由面对死亡,仍然说“吉”,因为使臣衅鼓,而“吴知所备”,对国家而言,乃大吉。

(《左传·昭公五年》)故金圣叹谓:“千载忠臣,含笑入地。

只是此篇文字①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中华书局1959年,第22页。

②金圣叹《天下才子必读书》,陆林整理辑校《金圣叹全集》(五),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第91页。

烂熟于胸中。

”认为这段文辞“认得清,咬得定”,①故能借以死里逃生。

饰辞巧说,刚柔并济,乃春秋外交辞令的一条创作经验。

二声东击西,隐晦其说刘知己《史通·惑经》云:“春秋之世,有识之士莫不微婉其辞,隐晦其说。

”②这个特点在外交辞令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把自己真正的目的隐藏起来,想出另外一番冠冕堂皇的理由打动对方,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

烛之武说秦师是这方面最为经典的例子。

鲁僖公三十年晋侯秦伯围郑,郑伯派烛之武夜说秦穆公:秦、晋围郑,郑既知亡矣。

若亡郑而有益于君,敢以烦执事。

越国以鄙远,君知其难也,焉用亡郑以陪邻?邻之厚,君之薄也。

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

且君尝为晋君赐矣,许君焦、瑕,朝济而夕设版焉,君之所知也。

夫晋,何厌之有?既东封郑,又欲肆其西封,不阙秦,将焉取之?阙秦以利晋,惟君图之。

烛之武并没有哀求秦穆公,而是尖锐地指出,郑国灭亡被晋国吞并,对秦国有什么好处呢?晋国强大了,不正显得秦国弱小了吗?一句点醒了秦穆公,接着才说如果放过郑国,郑国可作为秦国的东道主,对秦有利而无害,又历数晋国曾经对不起秦国之史实,引起秦穆公对晋国的不满。

“妙在其辞愈委婉,其说愈晓畅。

”③“宜乎秦之不但去郑,而且戍郑也。

”④烛之武处处似在为秦国考虑,成功地瓦解了秦晋联盟,一石两鸟,秦、晋皆退兵。

这是弱国对付强国的又一个策略。

晋国范宣子士匄执政,诸侯朝贡晋国的币赋很重,郑国不堪其负。

襄公二十四年郑简公朝晋时,子产给范宣子一份书信,信中没有一句提到郑国不愿朝贡的话,而句句在为晋国的霸主地位和范宣子的名声着想:“夫诸侯之贿,聚于公室,则诸侯贰。

若吾子赖之,则晋国贰。

诸侯贰则晋国坏,晋国贰则子之家坏,何没没也!”责备范宣子不能为晋国着想,不能为自己树立美名,用“象有齿以焚其身”的比喻,说明一味聚敛财物的危险。

《古文观止》评曰:“劈起将令德令名与重币对较,持论正大。

其写德名处,作赞叹语;写重币处,作危激语。

回环往复,①金圣叹《天下才子必读书》,陆林整理辑校《金圣叹全集》(五),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第133页。

②刘知几著、浦起龙通释、王煦华整理《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386页。

③金圣叹《天下才子必读书》,陆林整理辑校《金圣叹全集》(五),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第97页。

剀切详明,宜乎宣子之倾心而受谏也。

”①孔子言语科之高足子贡亦能成功地驾驭此法。

鲁哀公十二年,吴人围禁卫侯,子贡说吴太宰嚭:卫君之来,必谋于其众,其众或欲或否,是以缓来。

其欲来者,子之党也;其不欲来者,子之仇也。

若执卫君,是堕党而崇仇也,夫堕子者得其志矣。

且合诸侯而执卫君,谁敢不惧?堕党、崇仇,而惧诸侯,或者难以霸乎!子贡抓住吴国急于为霸的心理,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拘禁卫君,使朋友寒心,仇人如愿,况且使得诸侯个个自危,不利于称霸。

子贡一番话说得太宰嚭大悦,释放了卫侯。

如果子贡直接以卫国利益为说的话,效果可就不是这样了。

《韩非子·说难》云:“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

”隐含自己的目的,处处为对方设身处地着想,这就是投其所好,善于把握对方的心理,以取悦对方而达到自己的目的。

三雄辩滔滔,理直气壮小国处于大国之间,动辄得咎,无端被伐,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是小国的上策。

要免于征伐,不给强国以口实,就要善于说理。

鲁成公十一年秦晋结令孤之盟,不久,秦背盟,鲁成公十三年,晋侯派吕相去秦国告绝。

吕相绝秦文辞典雅考究,历代皆认为此文当时即形诸书策,徐师曾说:“意必当时笔而授之。

”②杨伯峻说:“或由吕相执笔,或由吕相传递。

”③“秦国后来竞模仿这篇受辱的文章,写了一篇《诅楚文》。

由《诅楚文》足以知道吕相绝秦一定是原始记录,或者原始文献。

”④谭家健等学者认为“绝交信是先笔于书而后宣之于口的,所以文长而铺排酣畅。

”⑤按《左传》之惯例,吕相应是绝秦的使者,此文由谁执笔,已不可考,但全文以晋厉公的口吻谴责秦国的种种不义,把秦晋关系一再恶化的责任全推到秦人身上,作为伐秦的口实。

这篇《绝秦书》是春秋国书中篇幅最长、也最有文采的佳作,金圣叹评曰:“饰辞驾罪何足道,止道其文字,章法句法字法,真如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而又其中细条细理,异①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中华书局1959年,第59页。

②吴讷、徐师曾《文章辨体序说·文体明辩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19页。

③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861页。

④同上,第33页。

样密致,读万遍不厌也。

”①《左传》襄公二十五年,郑国为了报复陈国,举兵伐陈,陈国投降,郑子产戎服向盟主晋国献捷,主要是向晋国解释。

晋人问伐陈之由,子产从周初的故实讲起,说陈国在历史上受周天子恩泽很多,郑国多次帮助陈国稳定大局,救陈国于危亡之中,而陈国却恩将仇报,倚仗楚国侵犯郑国,给郑国造成严重的损失:今陈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弃我婚姻,介恃楚众,以冯陵我敝邑,不可億逞,我是以有往年之告。

未获成命,则有我东门之役。

当陈隧者,井堙、木刊。

敝邑大惧不竞而耻大姬,天诱其衷,启敝邑之心。

陈知其罪,授手于我。

用敢献功。

郑国以前向晋国申请攻打陈国,没有得到允许。

陈国一再进犯,郑国害怕给太姬带来耻辱,又受到上天的启示,才动了攻陈的念头。

当晋人责问“何故侵小”时,子产反唇相讥,说从前天子的土地方圆一千里,诸侯的土地方圆一百里,而现在大国的土地方圆一千里了,如果没有侵占小国,大国怎能达到目前的规模呢?子产言下之意晋国就是靠侵小发展起来的,怎么有资格指责别国侵小?晋人又责问子产为什么戎服献捷,子产回答说,郑国先君郑武公、郑庄公是周平王、周桓王时卿士,城濮之战后晋文公与诸侯订立盟约说“各复旧职”,命令当时的郑文公戎服辅佐周王,向周王献楚捷,自己戎服献捷就是不敢忘记晋文公当年所订盟约。

面对晋国的一连串的责问,子产皆能振振有辞予以回击,晋执政卿赵文子不得不承认:“其辞顺,犯顺不祥。

”接受了郑国的献捷。

孔子非常佩服子产的雄辩之才,说:“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

”子产雄辩滔滔,使对方抓不住一点把柄。

金圣叹评:“要先看晋人问辞,气色甚急;然后读下对辞,大悟其全以质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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