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挥文化统战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作用

2019年2月
第1期（总第130期）
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JOURNA OF FUJIAN INSTITUTE OF SOCIALISM
Feb. 2019
No. 1（Gel.130）
发挥文化统战在“一带一路”
建设中的作用
李发戈
（成都市社会主义学院，四川成都　610110）
［摘　要］“一带一路”建设面临文化差异带来的排斥、“中国威胁”的偏见、西方文化及价值观的挤压。

文化统战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着消除文化鸿沟，增进民众感情、增强国家信任的重要作用。

做好“一带一路”文化统战工作的重要抓手和主要途径是多方面的。

［关键词］“一带一路”；民心相通；文化统战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8563（2019）01-0070-11
“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政府在21世纪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背景下提出的一种区域合作模式。

由于历史、文化、民族和宗教等原因，“一带一路”建设还面临一系列政治、经济和文化风险。

作为统一战线特殊形式的文化统战，在“一带一路”建设中通过各种形式的文化交流与合作，增信释疑、凝心聚力，最大限度争取沿线国家和民众的理解和支持，为“一带一路”建设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打下坚实的民意基础。

一、“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文化挑战
“一带一路”建设旨在通过加强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格局，实现经济上的互利共赢。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较好的双边关系为中国与沿线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互动与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众多，民族、宗教、文化和社会结构复杂，再加上领土之争、领海之争、贸易之争，“一带一路”建设还面临着较大的文化鸿沟和政治阻力。

作为一种 “软阻力”，文化鸿沟不仅给“一带一路”建设带来了很多不确定因素，而且给中国走向世界带来了较大的障碍。

收稿日期：2018-12-26
作者简介：李发戈，男，四川德阳人，领导科学教研部副教授。

（一）“一带一路”建设面临文化差异带来的排斥
文化不仅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和国家政策的制定，而且影响着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流。

亨廷顿因此把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都归结为“文明的冲突”，并将其视为未来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

[1] “一带一路”沿线曾经诞生了四大文明古国，佛教、伊斯兰教、印度教等宗教也发源于此。

历史上不同的文明通过丝绸之路相互交流、相互借鉴，增进了各国人民对彼此国家、民族和文化的了解和尊敬，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

但“一带一路”作为东西方文化交汇的重要地带，沿线国家历史、民族和宗教结构复杂，彼此之间、和中国之间均缺乏足够的能够相互认同的“共性文化”[2]，文化交流还不足以超越文化隔阂、文化互鉴还不足以超越文化冲突、文化共存也还远远低于文化优越。

从语言上看，沿线64个国家使用的语言有2400余种，占全球语言的1/3，其中境内语言超过100种的国家有8个。

沿线国家的官方语言共有54种（不包括汉语），涉及汉藏、印欧、乌拉尔、阿尔泰、闪-含、高加索及达罗毗荼等不同语系[3]。

从宗教信仰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几乎聚集了全球所有类型的宗教，但各地区宗教信仰有着明显的差异，中亚、西亚和北非地区的国家主要以信仰伊斯兰教为主，南亚地区的国家以印度教和佛教为主，中东欧地区的国家以基督教为主，东南亚地区国家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均有信仰[4]。

从价值观看，尽管沿线国家国民价值观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但与中国相比，这些国家的公民更重视传统和个人利益，政治上倾向于接受西方的民主价值观，经济上则认同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

据霍夫斯泰德对中国和“一带一路”国家文化价值观的评估，有90%以上国家的国民比中国人更厌恶风险，尤其是中亚、中东欧和西亚国家的国民，对风险的厌恶程度更高，对新事物的接受程度远远低于中国人[5]。

一些国家的民众和社会组织受宗教极端主义、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影响，过度强调本土文化的特殊性，对外来文化一概采取排斥拒绝态度。

文化差异带来的文化隔阂和文化冲突不仅增加了交流合作的成本，给投资和贸易带来了不确定风险，而且制约了彼此的信任和合作意愿。

（二）“一带一路”建设面临“中国威胁”的偏见
作为一种区域合作模式，“一带一路”建设主张与沿线国家共建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体现了以中国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变革全球治理体系的愿望。

联合国、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等均对“一带一路”倡议和建设表示认可和支持。

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出于对中国崛起的偏见，对“一带一路”建设却持怀疑和警惕态度，认为“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中国版的“珍珠链战略”、是美国“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的替代品。

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一方面是为了输出过剩的产能，另一方面则是为了获取沿线国家的资源，甚至控制沿线国家的经济。

俄罗斯等国家的一些媒体甚至认为，由中国政府主导的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
行和丝路基金是中国政府抛出的“诱饵”，目的并不是为沿线国家的建设融资，而是借机推行人民币的国际化[6]。

受到这些变相“中国威胁论”的影响，沿线国家对与中国的合作心存疑虑，虽然口头上表示欢迎和支持“一带一路”建设，但在行动上却没有实质性的回应和配合，印度等国家甚至不愿意对“一带一路”倡议和建设公开表态。

从民意基础看，由于对中国缺乏了解，一些国家的民众对中国和中国企业仍缺乏信任，甚至存在误解。

据零点公司2015年在“一带一路”沿线20国进行的线上民调和在东南亚5国进行的专项民调数据显示，越南、菲律宾、以色列、波兰和捷克等国家民众对中国信赖的比例均不足一成；菲律宾和越南民众中分别有58%和74%认为本国最大的安全威胁来自中国；沿线国家对中国产品安全性和可信赖性的平均评分大多在及格线以下，东南亚国家和东欧国家民众对中国产品的好感度普遍低于50%[7]。

美国皮尤中心2017年的一项调查也表明，尽管中国的美誉度近年来有了较大的提升，但在一些国家仍然评价不高。

印度、波兰、土耳其、菲律宾、越南等国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均不到40%，其中，仅有10%的越南人表示喜欢中国[8]。

“中国威胁”论带来的误解增加了中国与沿线国家的“信任赤字”，加大了与沿线国家交流合作的难度。

（三）“一带一路”建设面临西方文化及价值观的挤压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由于其特殊的战略地位，历来是大国争夺的重要对象。

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凭借其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和科技优势，加大了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输出和文化渗透，并试图通过传播西方民主自由价值观，主导或改变沿线国家的政治走向，让沿线国家采取更符合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和发展战略。

与“颜色革命”通过制造政治动乱直接颠覆政权不同，文化输出和文化渗透更多地体现出了一种意识形态的交锋，是利用软实力进行的“文化软战争”[9]。

目前，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软战争”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扩大思想影响，获得意识形态领导权。

美国等西方国家将本国的价值观和政治制度扩展为全球主流价值观和标准政治模式，对沿线国家民众的思想观念和生产生活等行为方式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如果拒绝接受其价值观，则被扣上“极权”“专制”等帽子；二是扩大制度影响，获得政治领导权。

美国等西方国家凭借雄厚的经济、军事、科技等硬实力优势，通过提供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等方式，让被援助国接受其制定的全球治理规则，遵守其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一旦拒不执行，则给予经济制裁。

三是扩大文化影响，获取精神领袖的地位。

在输出西方组织制度和管理制度的同时，借助融合了本国价值观的教育、图书、文化艺术产品、影视作品等载体，在满足输入国大众消费需求的同时，使之潜移默化地接受该国产品所承载的政治和文化理念[10]。

“一带一路”建设挑战了美国主导下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必然遭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反击。

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独立性不强，历史上与西方国家也有较多的联系，美国等
西方国家通过文化输出和文化渗透推销其价值观、政治制度和治理模式，已经得到了沿线国家一些精英分子和年轻一代的认可，沿线国家从政治制度到社会生活均出现了西化的趋势。

相比之下，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无论硬实力和软实力都与西方国家存在较大的差距，在文化传播上始终不能打破“西强我弱”的局面。

特别是在上个世纪的冷战中，中国长期被西方国家妖魔化，国家形象受到严重损害。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话语权有了很大的提升，但由于奉行独立自主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一些国家的政治影响和文化影响都还明显不够，中国输出的文化产品也因为文化背景差异而出现不被输入国民众理解和接受的“文化折扣”现象[11]。

沿线国家虽然能听到中国的声音，但对中国的价值观和主张还缺乏高度的认同。

二、文化统战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作用
统一战线是党夺取革命、建设、改革事业胜利的重要法宝，文化统战作为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带一路”建设中，通过文化交流和舆论引导，传递中国声音，解释中国方案，弥合文化鸿沟，增强相互信任，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民心相通”，实现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国际大团结、大联合。

从主体来看，由于“一带一路”建设主要是在境外进行的，因此“一带一路”建设文化统战的主体不仅包括政党、政府组织，而且包括非政府组织、企业、公民和海外华人华侨，后者在境外的活动包含或代表了国家身份和国家形象。

从对象来看，境外政党、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企业、公民和海外华人、华侨都是“一带一路”建设团结和联合的力量，因此，他们均属于“一带一路”建设文化统战的对象。

海外华人华侨具有双重身份，既是“一带一路”建设文化统战的主体，又是对象。

从形式和内容上看，“一带一路”建设文化统战包括高层文化互访、双向文化交流、文化贸易、文化资源共享等形式，涵盖文化、教育、科技、环保、卫生、旅游、青年、媒体、体育等领域。

文化统战和文化交流、文化外交在形式和内容上有交叉重叠的地方，其区别在于前者的国家意志和意识形态色彩要高于后者。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统战工作的本质要求是大团结大联合，解决的就是人心和力量问题” [12]。

“一带一路”建设文化统战借助各种文化传播和文化活动，消除疑虑、促进沟通、凝聚共识、形成互信、汇合力量，能够 为“一带一路”建设营造更加良好的国际环境。

（一）文化统战能够消除文化鸿沟，增强沿线国家对中国的文化认同
文化认同是个体或群体之间在感情上、心理上的趋同过程[13]。

文化认同是在克服文化鸿沟后的一种一致性确认，本质上是一种价值认同。

历史上，文化鸿沟和文化认同是影响民族关系和国家关系的重要因素。

当代国际关系实践也表明，尽管利益是国家关系的直接动因，但国家间要建立起稳定持久的友好关系，文化或者说价值观的认同仍然是一个重要的条件。

建立在利益基础上的关系短时间内可能很紧密，但随着利益的转移，这种关系却很容易瓦解。

改革开放之前，中
国在处理对外关系时主要考虑意识形态和政治影响，而不太重视经济利益，甚至为了政治需要而牺牲经济利益。

改革开放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的外交政策开始逐渐向经济取向转型，意识形态色彩明显淡化，但由于缺乏价值认同，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合作出现了“近而不亲”的尴尬局面[14]。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积极谋求与世界各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但一些国家在与中国的交往合作中，单纯寻求中国的经济援助，和中国并没有文化和价值观上的认同。

即使是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从中国崛起中获益巨大的东南亚国家，至今仍然在奉行“经济依赖中国，安全和价值依赖美国”的外交政策[15]。

“一带一路”建设以互利共赢为目标，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展现了中国推动沿线各国共同发展的最大诚意，符合沿线国家的根本利益。

但“一带一路”沿线存着不同的文化圈层，这些文化圈层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有其自身的合理性。

“一带一路”建设作为一种跨文化传播或文化输出，虽然不存在输入国文化主体性丧失和文化危机的问题，但作为一种中国方案，其体现和包含的中国文化和中国价值观必然与原有文化形成文化鸿沟，甚至产生文化冲突，遭遇文化抵制。

为了避免这种美好的愿景成为中国的一厢情愿，就需要通过找到理念和价值的最大公约数来消除中国与沿线国家的文化鸿沟，并在此基础上增强沿线国家对中国的文化认同。

而文化统战秉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 的丝路精神，通过各种温和、宽容的文化交流和沟通，不仅能够更有效地传播中国的价值观，而且能够促进沿线国家的文明互鉴，化解因文化鸿沟而产生的文化对抗和文化冲突，实现多元文化和多元价值观的融合发展。

在全球化时代，文化统战在增强国家之间的文化认同上具有政治外交、经济外交、军事外交所不可替代的作用。

文化统战强调对异质文化的尊重和包容，这种柔性的、非侵略性的沟通方式，更符合人们的认知习惯，也更容易将文化所包含的价值和意义赋予统战对象。

文化统战通过消除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隔阂，建立文化共识，让“一带一路”建设的中国方案更容易在沿线国家落地生根。

（二）文化统战能够增进中国与沿线国家民众的感情，促进民心相通
“一带一路”建设是在国家层面达成的共识，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合作，体现的主要是国家意志。

但如果“一带一路”建设完全变成沿线国家的政府行为，必然会增加沿线各国民众的疑虑，增加建设的阻力和风险。

在 “一带一路”建设初期，政府扮演着主导者的角色，发挥着牵线搭桥、战略对接、政策协调等重要作用，但从长期来看，“一带一路”建设的内生活力，主要还是来自于民间力量和民间资本的积极参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为发展中国家，政治上实行议会制，经济上推行市场经济，不仅存在政党之间的政治竞争，而且国家财力有限，缺少投入建设的资金。

民间力量和民间资本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因为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可以降低沿线民众的抵触情绪。

同时，因为政治色彩不浓，也可以减少政治纷争和政权更迭带来的政治风险。

“一带一路”建设的目标是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
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

民心相通不仅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目标，而且为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提供坚实的民意和社会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搞好上述领域(四通)的合作，必须得到各国人民的支持，必须加强人民的友好往来，增进相互了解和传统友谊，为开展区域合作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和社会基础” [16]。

从难易程度看，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因为共融性、一致性高，经过努力相对容易实现，而民心相通与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之间共融性、一致性差，实现难度大，有时候甚至会起到相反的作用，即经济越发展，民众越对立[17]。

民心相通的核心是文化的相识、相容、相融[18]。

历史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就是通过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实现了文化的相识、相容、相融，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民心相通。

“一带一路”建设文化统战通过开展多层次、多领域的人文交流合作，增信释疑、疏通民意，建立友谊，促进不同文明相互理解、各国民众相知相亲，为“一带一路”建设筑牢坚实的民意和社会基础。

在文化上，“一带一路”建设文化统战坚持和谐包容的原则，通过加强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尊重各国人民历史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传承和弘扬开放包容、互学互鉴的丝路精神，推动不同文明容融互补。

在感情上，一带一路”建设文化统战坚持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原则，通过密切与沿线国家民众之间的文化往来，消除隔阂，弥合分歧，增进理解，建立信任，拉近了中国与沿线国家和民众之间的心理距离。

在民意上，一带一路”建设文化统战坚持互惠互利和合作共赢的原则，通过各种文化交流活动，展示中国共享经济发展成果的善意和诚意，让沿线民众民众打消对“一带一路”建设的疑虑，更加主动地参与到“一带一路”建设中来。

（三）文化统战有利于塑造中国良好的国际形象，增进中国与沿线国家的政治互信国家之间的信任主要包括政治信任、经济信任和安全信任。

国家之间的信任是国家合作的基础和前提，国家之间的信任水平高，国家之间合作的可能就越大，实际合作的程度也可能更深。

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国家之间的信任主要取决于国家意图和国家身份认同[19]。

从国家意图来看，处于不安全状态下的国家由于存在较大的能力差异，一方面担心收益的分配可能会对其他国家更为有利；另一方面，则担心由于合作的开展以及商品和服务的交换而变得依附于其他国家。

从国家身份来看，基于文化、制度等共同规范的国家之间的敌友身份是影响国家之间信任和合作的主要因素，如果共同规范确定了国家之间的敌人身份，国家之间很难建立信任。

相反，朋友身份则使国家之间更易于建立起信任关系。

“一带一路”建设旨在通过区域合作，将沿线国家打造成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作为一种互利共赢的区域合作模式，“一带一路”建设既符合中国的利益，也能为沿线国家创造发展机遇，促进沿线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

但受冷战思维和“中国威胁论”的影响，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却对“一带一路”建设心存疑虑，
既希望能够搭上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列车，又担心“一带一路”建设会对本国的经济安全、政治安全和国防安全带来威胁。

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处于工业化的初期阶段，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很多国家担心高度开放和过度一体化会影响到本国的经济安全，不愿意通过开放和一体化来换取不确定的收益。

一些国家国土面积和人口规模小，甚至出现了社会动荡，政局不稳定的情况，也担心过度开放和一体化会遭遇外部势力干涉其主权和内政。

另外，由于历史文化传统、民族、宗教、政治制度等共同规范差异较大，沿线国家相互之间、与中国之间均缺乏国家身份认同，个别国家甚至视中国为潜在的敌人。

“一带一路”建设文化统战秉承“亲、诚、惠、容”的外交理念，通过开展各种形式的文化交流和沟通活动，传达中国的价值观、中国方案和政策理念，消除“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一带一路”建设的疑虑、误解和敌意，增进沿线国家建设“一带一路”的共识。

在信息传播上，“一带一路”建设文化统战通过国情、政策介绍，传播中国好声音，增加中国的透明度，让沿线国家在了解中国的情况下，重新认识中国。

在舆论引导上，一带一路”建设文化统战通过做好沟通解释工作，消除“中国版马歇尔计划”“亚洲版北约”“中国版门罗主义”等舆论带来的负面影响，减少沿线国家的顾虑，增强沿线国家的信心。

在形象塑造上，一带一路”建设文化统战通过讲好“中国文化”“中国智造”“中国方案”等故事，树立中国开放、包容和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三、“一带一路”文化统战实现的主要路径
“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凝聚沿线国家和人民的共识和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人文交流为纽带，加强一带一路务实合作，深化亚洲国家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共建发展和命运共同体”[20]。

文化统战在“一带一路”建设中通过消除文化鸿沟，增进民众感情、增强国家信任，发挥着促进“民心相通”、做大“朋友圈”的重要作用。

做好“一带一路”文化统战工作，需要政府组织和民间力量共同发力，形成主体多元、工作多面、形式多样的文化大统战格局。

（一）发挥非政府组织在”“一带一路”文化统战中的作用
长期以来，中国对外文化交流与合作均由政府主导，参与主体过于单一，民间力量始终处于边缘化状态，政府的“金鸡唱晓”和社会大众的“百家共鸣”并没有能很好地结合起来[23]。

政府主体和主导下的对外文化交流与合作，不仅缺乏性价比优势和效率优势，而且极易遭到对象国的质疑和抵制。

近年来，随着外交下沉和公共外交时代的到来，民间力量开始在对外文化交流与合作中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通过文化统战实现“一带一路”建设“民心相通”的目标，需要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

非政府组织作为沟通政府与社会的纽带和桥梁，积极参与“一带一路”文化交流与沟通，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沿线国家和民众的戒备感，拉近与沿线国家和民众的感情距离。

目前，中国已有51家非政府组织拥有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咨询商地位（含港澳台），其中3家组织获得联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