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中国电影文化的多元建构

浅论中国电影文化的多元建构【论文关键词】多元化；中国电影；电影类型；类型电影【论文摘要】在全球化语境中，中国电影不仅需要跟踪世界电影发展的潮流，实施区域间横向的电影文化合作，而且需要在纵向上完成多层次的电影文化建构，达到电影类型的多元化和类型电影的多元化，这样才能促进中国电影良性、有序的发展。

对于一个电影制作机构或者一个导演个体来说，无论是创作“艺术电影”或者“商业电影”，似乎都无可厚非。

而对于一个国家，尤其是对于正处在艰难发展时期的中国电影来说，单一的张艺谋或者冯小刚，单一的《英雄》或者《天下无贼》，无论它们取得如何辉煌的票房，都无法完成中国电影文化的整体建构，无法在整体上具备与好莱坞电影抗衡的能力，尽管它们对中国电影文化产业的发展实际上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

在全球化语境中，在实施横向区域电影文化合作的同时，只有在纵向上完成多元形态的电影文化建构，才能够促进中国电影良性、有序的发展。

一、电影类型的多元化多元形态的电影文化建构，首先体现在多层次的电影创作上。

所谓多层次，就是既需要作为电影文化产业主体的、以商业票房为创作主旨的类型电影，也需要以探索电影语言、追求个人表达为主导的艺术电影，还需要在艺术个性和商业需求之间寻求平衡的电影。

在中国内地，当然还有在创作数量上占据相当份额的主旋律电影。

事实上，近年来的主旋律电影已经越来越显示出超越单一教化层面的类型化趋势。

任何单一形态的电影类型，都无法建构起完备、有序的电影文化产业，久盛不衰的美国好莱坞电影、全盛时期的香港电影都证明了这一点。

只有形成电影类型的多元化、多层次建构，才能形成一个电影文化的有序结构。

好莱坞是类型电影发展最为完备的大众商业文化之都，但即便如此，在百年美国电影史上，仍然会间断地出现一些偏离类型电影轨道，乃至偏离商业需求的电影作品。

正是这样一些作品的出现，在实质上也推动着类型电影的发展。

通常人们都会把欧洲当成是艺术电影的圣地。

二战结束后的现代电影思潮，正是以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法国新浪潮和新德国电影作为主要标志的。

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对世界各国电影都产生着影响。

半个多世纪之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叙事风格还在遥远的东方中国找到了回应，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一个都不能少》都以其纪实风格的追求（包括偷拍手法的运用、非职业演员的采用等）在向新现实主义的前辈们表示敬意，而它们都在意大利的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上获得了最高奖金狮奖。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些曾在欧美学习电影的香港年轻导演，以新的视角和技巧，差不多同时执导了一些电影语言、影像处理、叙事风格不同于传统电影的作品，包括了严浩的《夜车》，徐克的《蝶变》等，被香港影评界称为“新浪潮”，也即新电影。

香港新电影从整体上看更加强调真实性，强调贴近现实，尤其是小人物和社会底层的现实。

在制作上勇于尝试新的技术和新的技巧，从而在整体上提高了香港电影的视听质量，但并不是像通常的欧洲新电影那样走极端。

新颖的叙事技巧往往与可看性结合在一起，同时还能够产生较好的商业效果。

同样的进程虽然滞后，却也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中国进行着。

以北京电影学院78班作为创作主体的被称为“第五代”的中国新电影从1984年《一个和八个》、《黄土地》的横空出世，到1987年以陈凯歌的《孩子王》、张艺谋的《红高粱》在戛纳和柏林的不同遭际为标志性符号，其作为一个创作思潮持续了大约四五年时间，便走向分化了。

陈凯歌、张艺谋、田壮壮、夏钢等导演的创作形态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从偏重个人表达、电影语言探索，转向更关注观众和市场的电影创作，如从张艺谋的《代号“美洲豹”》、田壮壮的《摇滚青年》的初涉“娱乐片”，到《英雄》、《十面埋伏》、《无极》等“大片”的直击全球市场。

与“第五代”有所不同，同样坚持着创作个性的“第六代”在相当长一个时期里都处于地下或者半地下状态。

“第六代”作为从“第五代”自然延伸下来的一种称谓，其更多受到关注的是一种“姿态”，而并非作品。

当“姿态”一次一次清晰，作品却常常显得有些模糊不清。

张元的《绿茶》，王小帅的《青红》，贾樟柯的《世界》等影片终于让“第六代”浮出水面的时候，并没有如张艺谋的“回归”那样取得至少是票房的成功，妥协的结果可能是巨额的票房和在文化上遭遇的指责，也有可能是既丧失曾经有的艺术个性，又无法获得票房的认同。

“第五代”、“第六代”的存在，不但丰富了中国电影的形态，弥补了中国电影史上新电影的匮乏，更有意味的是，他们对电影影像丰富表现力的探索，客观上为后来商业化的电影创作提供了某种基础，而他们中的一部分成为了商业大片创作的中坚力量。

而在这些新电影的导演们全面走向分化的时候，田壮壮的《小城之春》，顾长卫的《孔雀》等影片则以艺术的微光为中国电影金字塔型结构的顶端添加着令人振奋的元素。

二、类型电影的多元化类型是由于题材或者技巧的不同而形成的，类型电影是按照不同类型或者样式制作出来的影片。

作为一种影片制作方式，它在好莱坞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

毫无疑问，作为电影文化产业的建构，是以多种门类的类型电影共同持续发展为核心的。

单一的类型电影，同样是无法建构起强大的电影文化产业的。

全盛时期的香港，可能是除好莱坞之外类型电影发展最为齐全的地区之一。

香港的类型电影，除了最具世界影响力的以李小龙、成龙为代表的功夫片，吴宇森的枪战/英雄片，还有喜剧片、枭雄片、黑帮片、鬼片、赌片等各种类型。

在香港，一部影片的成功，往往会引发拍摄续集或者同类影片的热潮，而这种复制性正是类型电影创作的基本特征之一。

相比较而言，中国内地的类型电影仍然处在起步的阶段。

事实上，中国第一批故事长片就有类型电影的特征，“《阎瑞生》是第一部情节长片，《海誓》是爱情片的滥觞，而《红粉骷髅》则成为侦探片的先声。

”在百年中国电影史上，某些类型电影的创作，比如武侠片、喜剧片、反特片等，总是因为“不合时宜”而一次次地遭致夭折。

比如“武侠神怪片”这样一种类型，早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就有过一个兴盛时期，“据不十分精确的统计，1928－1931年间，上海大大小小的约有五十家电影公司，共拍摄了近四百部影片，其中武侠神怪片竟有二百五十部左右，约占全部出品的百分之六十强，由此可见当时武侠神怪片泛滥的程度。

”轰动一时的《火烧红莲寺》更是三年间拍了十八集。

但其拍摄风潮很快就走向没落了，之后武侠片在港台获得了空前的发展。

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真正在中国内地电影市场上具有号召力的类型电影，基本上还是以武侠为主，从80年代初由《少林寺》带动而出现的《武当》、《少林小子》，到后来的《双旗镇刀客》，一直到21世纪初张艺谋的《英雄》、《十面埋伏》，何平的《天地英雄》，陈凯歌的《无极》，武侠这种类型电影不但是香港电影中最为重要的类型，同时也是中国内地电影转型中最重要的类型电影。

李安的《卧虎藏龙》、周星驰的《功夫》的成功，同样印证了这一点。

中国内地类型电影发展中另一块屡试不爽的金字招牌则是冯小刚的贺岁片，从类型角度来说当属喜剧片的范畴。

从电影导演处女作《永失我爱》的小试牛刀，到《甲方乙方》进入贺岁片创作，《不见不散》、《没完没了》、《一声叹息》、《大腕》、《手机》、《天下无贼》持续在票房上大获成功，冯小刚成为除张艺谋之外另一个票房保证。

事实上，这些影片无论在影像上，还是在叙事上，并非全部都有共同的特性，而其喜剧风格和明星策略，则几乎是其一以贯之的元素，除了《一声叹息》这个不多见的例外。

在冯小刚的影片里，男主角是“铁打”的聪明脑袋不长毛的葛优（除了《一声叹息》），冷静中蕴藏着幽默，显示了强大的票房号召力；女主角则是一部一换人，从《甲方乙方》中的刘蓓，到《不见不散》中的徐帆，到《没完没了》中的吴倩莲，到《大腕》中的关之琳，再到《手机》中的范冰冰、徐帆。

《天下无贼》更有刘德华、刘若英、傅彪、范伟、冯远征的加盟。

明星策略，毫无疑问是类型电影创作不可或缺的，这一点与注重个人表达的“第五代”前期作品构成了巨大的反差。

启用大牌明星。

这是一种艺术策略，也是一种商业策略。

然而，问题在于，只有张艺谋和冯小刚，只有《英雄》、《十面埋伏》和《天下无贼》，是无法构建起完备的类型电影体系，无法构建起完全意义上的“中国电影文化产业”的，更惘说在整体上与美国好莱坞抗衡。

电影作为这样的一种文化艺术样式，它在中国的诞生和发展，始终都无法完全脱离世界电影的整体背景，即使是在相对闭关自守的那个年代也是如此，只不过，这个背景会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而有所变化，其姿态上也会有或主动或被动的差异。

当历史进入世纪之交，已经很难在全球化的宏观背景中谋求本土电影的完全独立的发展。

因此，跟踪世界电影发展的潮流，实施区域间的电影文化合作，不仅是电影文化产业发展的需求，也是电影本身发展的必然要求。

与此同时，在中国电影内部完成电影文化的多元化建构，则是保证这种电影文化合作的必要前提，事实上也成为合作的目的之一。

三、主旋律电影的表现形式尊重生活，忠于艺术随着中国电影产业化的发展，主旋律电影也在逐步走向市场，走进老百姓的生活，其存在空间也在日益扩大。

主旋律影片是一种艺术要求很高的片种，不能只为宣传教育而拍，也要做到尊重生活，忠于艺术，尤其要尊重中国千百年来传统的审美艺术。

主旋律影片只有遵从艺术和市场规律，才能打动观众。

影片《郑培民》是以原中共湖南省委副书记、省人大副主任郑培民为原型改编的故事片，紧紧围绕郑培民在担任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书记期间，率领全州干部群众劈山开路，脱贫致富奔小康这根主线做文章，真实而生动地塑造了郑培民廉洁从政、鞠躬尽瘁、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的光辉形象，讴歌了他尽职尽责、无私奉献、忠诚党的事业的崇高品格，展现了当代共产党人的精神风范。

在影片《任长霞》中运用横断面式的创作手法，叙述了河南省登封县女公安局长任长霞忠于职守，最后以身殉职的感人故事。

影片以其生前最后36个小时的生活片断为切入点，通过她与亲人、战友以及登封县老百姓的接触，镜头逐一闪回到任长霞的“过去”，表现出了她短暂而不平凡的一生。

100分钟的影片，浓缩了任长霞“亲民爱民”的精神。

这位2004年“感动中国”第一人，再次在银幕上感动了千百万的中国观众。

我们在弘扬主旋律的时候还要提倡艺术的多样化和不断创新。

当我们在为大众描墨弄彩的时候，也不要忘了组成大众的众多需求各异的“小众”；当我们学习借鉴好莱坞叙事技巧的时候，也不要忘了东方文化幽雅智慧的传统和贯穿欧洲艺术史的文化批判主义精神；我们还要时刻不忘以艺术的名义，为主旋律电影的创作添砖加瓦。

主旋律电影仅仅从具体的题材、作品的意义上强调突出主旋律是不够的，它应当上升为一种创作精神。

“主旋律”的意义不应当仅止于或者仅限定在题材和作品的层面上，更重要的是，它应自觉地形成一种体现时代精神和人民呼声的创作意识和创作精神，一种消溶于创作主体的整个艺术思维过程、创作过程中的自觉的内驱力，是弥漫在电影艺术家创作实践中的社会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