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社工_领迷途少年走出_残酷青春_王学良

新华每日电讯/2010年/12月/31日/第013版
草地周刊
司法社工:领迷途少年走出“残酷青春”
司法社工对犯罪少年的评估,是检察院决定是否对其起诉以及法院如何对其
量刑的重要依据之一
本报记者王学良
“这些孩子都处在青春期,正是最要面子的时候,怎么可能是靠‘批评教育’就能让他们转变过来的?”
一名合格的司法社工,要“有心、有力”。

“有心”是指你在和犯罪的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候,你要真心地去想帮他,你要有这个态度。

态度优于技巧
看到一个20多岁的北京姑娘走过来,坐在他的面前,只有15岁的少年犯罪嫌疑人小T(化名)眼睛里流露出了“你是谁?你过来干什么?”的神情。

见小T这个模样,这位姑娘笑了笑:“咱们随便聊聊吧。

对了,问你一下:你觉得你了解你自己吗?”
“当然了解。

”
“那你来描述一下你自己吧。

你能说出‘20个我’来吗?注意:你要用20个具体的说法来描述自己,不能简单说例如‘我是一个乐观的人’这样的话。

”听到这位名叫李涵的姑娘如此一说,小T很努力地想了一会儿,却还是说不上这“20个我”来。

“现在你还觉得你了解你自己吗?”
“……好像是不太了解。

”小T挠了挠头。

“没关系,不行的话,我可以来帮你了解你自己……”李涵微微一笑,她知道,她和这个孩子的沟通,已经顺利地迈出了第一步。

李涵的职业叫做“司法社工”,专门接触所谓的“坏孩子”。

和其他社工不同,司法社工对犯罪少年的评估,是检察院决定是否对其起诉以及法院如何对其量刑的重要依据之一。

“我们社工是‘专业’帮助别人的”
李涵所在的单位,是首都师范大学少年司法社会工作研究与服务中心。

在这个中心里,还有5名和李涵一样的一线社工。

整个中心基本上是依托首都师范大学的社会工作系建立起来的。

中心负责人席小华,就是首师大社工系的副教授,也是李涵他们6个人的老师。

“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我们社工是干什么的。

在我看来,通俗一点说,我们社工是‘专业’帮助别人的。

”席小华教授介绍说,首师大少年司法社工中心中的一线社工,目前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与北京市门头沟区法院的“少年法庭”、海淀检察院新成立的“少年检察处”等一些司法机构合作,对违法犯罪少年的再犯罪可能性进行评估,并依据具体情况跟进帮教。

司法社工对犯罪少年的评估,是检察院决定是否对其起诉以及法院如何对其量刑的重要依据之一。

“特别是在起诉阶段,如果我们的调查报告认为这个孩子再犯的风险度不高,检察院就有可能对孩子免予起诉或者是附条件不起诉,这样可以避免孩子的档案里留下刑事污点。

这对一个孩子来说其实很重要,所以评估一个孩子,绝不可能是凭‘经验’去推断出来的。

”席教授说,司法社工会根据与再犯可能性有关的28～29个因素,围绕这些因素进行广泛的司法社会调查,在这个基础上出具司法社会调查报告,“这个过程必须是严谨的、专业的。

”
“我们这个调查要非常细致。

”中心里的另一位一线社工马宇飞介绍说,“我们要去调查他的家庭、朋友、社区、学校……有时候还要调查被害人的相关情况。

综合各方面情况,才能得出最后
的结论。

”
而当检察院决定对少年犯实施附条件不起诉,或者法院判其进行社区矫正时,司法社工还将与这些少年犯约定定期见面,实施帮教。

“其实我们在提供司法社会调查报告的同时,还要针对每个少年犯提出一个具体的帮教建议。

如果我们社工跟进帮教,就会依据之前的这个帮教建议。

同时,我们还会有我们一整套的专业方法。

”席教授说,这些方法涉及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犯罪学等很多学科的知识,会很具体地规定如何建立关系,如何收集资料,如何制定干预计划,如何确定干预效果……“这就是我们‘专业性’的体现。

”
“当然,实际上在前面说的那个调查少年犯罪嫌疑人的过程中,在和他们接触的同时,我们其实也会看准时机就开始实施帮教。

”席教授补充说,“作为司法社工,帮教的理念应该是贯穿始终的。

”
李涵列举了一些他们的工作方法:“比如我让小T去做的那个‘20个我’的描述,就是我们的专业方法之一,我们称之为‘习作’。

”李涵说,司法社工的“习作”还有很多种,比如“我的T恤”,让孩子自己设计一件T恤的图案,“这个图案就能帮助你分析:他为什么这么画?他在画这些的时候心里想的是什么?”同时,设计一件T恤的过程,也是这些少年犯反思自己的一个过程,“实际上,我们的每一个‘习作’,都会让孩子能比较自然、直观地展现自己。

”李涵把司法社工的作用比喻成一面“镜子”,“我们把这些孩子给我们提供的信息真实而完整地反馈给他们,这样就能帮助他们更好地重新认识自己、了解自己、反思自己。

”
当然,这种“反馈”也并非一帆风顺,李涵就曾经遇到过一个让他头痛的少年犯罪嫌疑人小W:“当我接触这个孩子的时候,一跟他说话,他就绕圈子不回答你问题。

开始我还很尊重他,就是安静地听他说。

但后来我发现这样不行——每次一个半小时的沟通,提取不出多少有效信息来。

”李涵开始以为,这个孩子是“心眼太多”,不愿意说实话,但后来发现,他的逻辑思维表达和自我认知方面,存在一定的障碍,“比如我也让他做那个描述‘20个我’的习作。

但他作为一个20多岁的大小伙子,说的都是类似‘我是个爱听歌的人’‘我是个爱看篮球的人’之类很浅显的内容,这就能确实体现出他有问题了。

”而随后通过对他的一些亲友的调查了解,李涵更加确定了自己的判断。

为此,李涵不得不打破一些常规的工作模式:“发现了他这些问题,我再跟他沟通的时候,有时候会打断他的信马由缰,让他直接回答我问的问题。

另外,我还带他做了‘原生家庭’的习作,让他谈他每个家庭成员对他的影响,谈他们的优缺点等等。

引导他通过家庭的角度来完善他的认知能力和沟通、交流能力。

”经过帮教,小W已经从最开始的“答非所问”到后来会主动愿意去和李涵沟通一些东西,有一次甚至告诉李涵“前两天我和我朋友发脾气了,后来第二天我道歉了”,这让李涵感到很高兴,“愿意说自己不好的事情,肯道歉,对他来说是正在建立正常人的自我认知体系的一个很明显的体现,这说明他的自我认知能力在明显改善。

”
帮教不是“批评教育”
每当老同学聚会时,问起李涵的工作,他们对司法社工的理解总会让李涵有些哭笑不得:“他们会说:噢,原来你现在的工作就是批评教育小孩啊?”
“这些孩子都处在青春期,正是最要面子的时候,怎么可能是靠‘批评教育’就能让他们转变过来的?”实际上,别说是“批评教育”,很多少年犯一开始甚至比较抵触和社工们见面。

即便是曾经参与办过30多个案子的“老手”李涵,也曾经吃过少年犯的“闭门羹”,“有的孩子就曾当面跟我说:‘如果我在生活中碰见你这样的人,我就是不会跟他多说话的。

’所以,我们办一个案子,一般是两三个社工一起参与进来。

如果这个孩子不愿意跟我进行交流,那么我可以在旁边负责记录,还有我的同伴来和他们交流。

”
与李涵不同,马宇飞由于经常独自负责一个案子,他选择的方法则是“迂回前进”:“我一般不会直来直去地问他们。

因为你直接去问的话,对方肯定会非常排斥,会觉得自己有种‘被审问’的感觉。

第一次见面时,我一般会先问对方:你现在情况怎么样?你家里父母怎样?他们对你这个事情怎么看?你现在生活状态好不好……大致先聊一些这样的情况。

之后再慢慢开展我们的工作。

”
当然,根据每个人的性格、案件的具体情况不同,马宇飞接下来的问题,则会顺着前一个问题去
问:“应该说我们这是一种引导式的询问,循序渐进地把他们引到谈话中来。

不能很突兀地问像‘你为什么偷东西’这样的话,我们会问:‘你是因为缺钱还是因为什么去拿别人东西?’让他自己去解释他的行为,给他一个说话的机会,我们去倾听。

”
“其实,当你真正去关心这些孩子,真正走近他们,从他们的角度出发想一些问题。

你会发现,其实这些孩子和普通的孩子区别不大,也有很多可爱的地方。

”李涵负责帮教的小T,就是这样一个单纯的孩子:他和母亲大吵一架,离家出走。

因为没钱生活,不知怎么着就动了“抢劫”的念头。

但他又给自己严格规定:不抢女人、不抢老人,只抢独自外出的男性。

结果他第一次抢劫,就被那个男人制服了。

“这也算是‘盗亦有道’吧。

”李涵笑道。

幸运的是,小T没有给李涵吃“闭门羹”,经过简单的接触,小T就觉得“很喜欢和这个大姐姐聊天”。

他也慢慢讲述了自己并不如意的家庭生活:小T的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离异了,他一直和爸爸住。

他爸爸对他很好,但再婚后,后妈与小T之间是有一些矛盾的。

而且他爸爸和后妈又有了一个小孩,家里负担不起两个孩子。

等小T上初中的时候,他爸爸就把他又送到他妈妈那里去了。

但小T和妈妈长期不生活在一起,互相也不太适应,经常爆发矛盾,结果导致孩子一次一次离家出走。

“表面来看,这个案件是小T犯了抢劫罪。

但实际上,是他这个家庭出了问题。

”发现了这个情况,李涵他们除了帮教小T之外,还经常约见他妈妈出来,“小T告诉我们:他觉得他妈妈不关心他。

但他记得小时候有一次跟别人打架,被警察抓起来以后,他妈妈就去了。

他就觉得‘我犯错误,我妈妈会关心我’。

我们把小T的这些情况告诉他妈妈后,她显得特别诧异。

他妈妈说,这是她第一次意识到:原来表达感情这么重要、互相交流这么重要。

”
经过长达三个多月的对小T和他妈妈的双向沟通,这对母子关系已恢复了融洽:“母亲节前,他还惦记着给他妈买花呢。

”现在,小T也找到了一份工作,开始了稳定的生活。

小T的妈妈对李涵他们更是感激不尽,“每到过节,都会发短信来问候我们。

”李涵脸上写满了成就感。

当一个好社工,“态度优于技巧”
在社工中心里,李涵是经验最丰富的一线社工之一:“我从大一开始,就跟着席老师去各个司法部门进行实践了。

”她笑称自己是席教授的“嫡系部队”。

刚跨出高中校门,就要到少管所、工读学校之类的地方去接触一个又一个的“坏孩子”。

这并非所有的大一新生都能接受。

但李涵表示,自己对司法社工很感兴趣:“犯了罪的孩子到底是怎样的?跟我身边的孩子是一样的还是不一样的?我想去了解他们,所以一开始就愿意去参加社工实践。

”
并不是每个社工系的新生,都会有李涵这样的想法。

但席教授也自有安排:“在学生们去实践之前,我会给学生们上一门《青少年犯罪问题》的课,我们也会很客观地跟学生们讲:孩子犯罪,有个体因素,但背后更有家庭、社会等因素。

那些孩子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可恶。

那些我们想象中可恨的孩子,其实也会有其可爱、可怜的地方。

”
有了兴趣,也不一定代表你就是一名好社工。

席教授强调的社工“专业性”,在李涵他们的课程中也体现了出来:“我记得我当年上学的时候,一共修了190多个学分!专业课核心课程14门,核心课加上专业选修课一共得有40到50门课。

”此外,由于社工专业是一门实践学科,学生们的社会实践的任务也特别多,经常要用寒暑假去实习,“有些外地学生因为实习,放假都没空回家。

”
“按照国际标准,社工系的学生,要实践达到800小时以上才可以毕业,我们学校也沿用了这一标准。

”对于从大一就开始参与实践的李涵来说,完成800小时的目标并不难,“我们这儿的一线社工基本上都是首师大社工系出来的。

因为我们这儿的工作,外面的人来了未必适应得了。

而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就已经做很多了。

”
但“高门槛”并不意味着对外排斥。

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宇飞也算是个“转会”过来的人:“我本科学的其实是行政管理专业。

但说实话,我在那边学到的那种管理人的方式,我觉得比较僵化、枯燥,有很多官僚式的东西,自己不是很喜欢。

”虽然自称是“误打误撞”才在研究生阶段转学司法
社工专业,但马宇飞却很喜欢这个“学习人性化地去和别人打交道,去帮助别人”的专业。

而司法社工的实践,也让马宇飞对很多社会问题有了更深入的思索。

比如,他最近一直在思考关于外地来京人员融入社会的问题:“融入不好的话,就很容易引发犯罪等一些问题。

”马宇飞对自己经手过的一个案子印象很深:一个从东北来的姑娘。

她全家人都在北京打工。

由于家里经济情况不是太好,她母亲觉得她没有她哥哥能挣钱,所以在言语上经常夸奖她哥哥,对她则很冷淡。

而她为了“证明”自己也能挣钱,就去偷别人的东西去卖,“其实类似这样的案例有不少。

他们为什么会犯罪?一个是因为他们对于法律的无知,再有就是他们在北京没有一个很好的生活立足点。

如果有人帮助他们,无论是从法律知识的普及还是从做人方面的引导,我觉得对他们都是很必要的。

”
2008年,国家推出了职业社工资质认证和相关考试。

李涵和马宇飞,都是第二批获得职业社工资质的人。

“现在社工专业的职业化程度也在提高了。

”但席教授认为,无论是专业知识还是职业资质,都是必需的但不是最重要的,“我觉得一名合格的司法社工,要‘有心、有力’。

‘有心’是指你在和犯罪的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候,你要真心地去想帮他,你要有这个态度。

态度优于技巧!你首先要发自内心地想去接纳他、尊重他,想要帮助他。

接下来才是‘有力’,那就是社工所涉及的一些专业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