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史考试题

一、地理环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1、地理环境对中国文化形成和延续的影响中国是一个素称“以农业立国”的国家,各朝统治者都是高度重视农业的发展。

究其原因，地理环境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

“以农业立国”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古代文化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文化。

中国有极为广袤的疆土，其内部平原广阔，特别是黄河，长江两流域平原毗连，没有明显的天然的屏障，因此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军事上都易于统一，所以历史上强悍的游牧民族南侵，中国纵使丧失了首当其冲的黄河流域，仍有广大的退路可供周旋。

其他古文明地区沦亡于外族的入侵，即一蹶不振，独中国能对边族潜移默化，始终保持着自己文化的独特风格和完整系统，并使之绵延不绝。

2、地理环境对中国文化多样性的影响中国复杂的地形和多样的气候,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缘文化和区域思想观念。

早在先秦时代就形成了各具特色、对后世影响深远的齐鲁文化、燕赵文化、三秦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及岭南文化等。

中原地区由于对农业的重视而养成重土安迁的观念;东南沿海一带由于耕地有限,重视海外贸易,思想观念开放,西北的绿洲地区因土地限制和地处交通要道,商业发达较早;北方游牧民族由于环境恶劣,不得不以频繁的迁徙和战争来对付环境的压力。

中国的区域文化虽然表现出明显的差异,但又并存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体多元结构。

随着中国农耕经济向周边的扩张,中国传统文化固有的包容性又促使区域文化的相辅相成、渐趋合一。

儒、道、佛三教的并行而立,盛唐时的胡汉交融,都充分的说明了这一点。

正是由于这种多样性及包容性,中国传统文化始终保持着生机与活力。

3、地理环境对开放和封闭的影响地理环境的开放与封闭是相对的，不能一概而论，不同生产力对环境有不同要求，也会产生不同结果。

中国有较易于隔离的地理环境。

东面临海，西北横亘漫漫沙漠，西南有世界上最大的青藏高原。

这些都是地理上的阻绝地带，给予农业民族无法突破的限制。

这种一面临海，其它三面陆路交通极不便利，而内部回旋余地又相当开阔的环境，形成一种与外部世界半隔绝的状态，使中国没有向外部拓展的野心，养成了独自经营，和平温顺的国民性格。

所以，中国文化大体上是在本土独自酝酿成长，虽偶有外来文化成分由西域或海上传入，皆能雍容消纳，使中国文化的发展稳定而富于自信。

二、以《清明上河图》为例说明宋代市民文化的勃兴从空间上来看，宋代商业街成批涌现，如在开封忭河两岸，皇城东华门外，一度从宣德门向南到朱雀门的御街两旁都准许行人进行买卖；南宋的临安，有3个商业区位于御街上。

不仅临安城内如此，就是城外郊区也极其繁华，出现了15个商业繁荣、居民集中的镇市。

另外，出现了周期性的市场，有庙会集市和专项商品交易会，也都是宋代商业发展的新特点。

从时间上来看，宋代大都市的夜市能够持续到四更，距离早市开市仅仅一个时辰，还不受气候和季节的影响，寒冬大雨雪中，也有夜市盘卖。

这样的空间和时间布局，是与市民的生活相适应的。

市民阶层的主体，是从事商业和手工业为主的。

因此，市民的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农民有着明显的不同。

从个人来说，市民不须像农民那样一年遵守严格的农时，在工作与休息的时间分配上，有比较大的自主性，因而空闲时间也比较多；从整体来说，市民从事的行业多种多样，忙与闲的时间也各自不同，不想农民那样有整齐明确的农忙与农闲的区分。

这样，在时间上，无论是在一天中还是一年中，市民都要求城市的工商业能够为他们提供几乎是不间断的服务；在空间上，市民分散地居住在城市的各个角落，也要求工商业能够根据他们的分布而灵活地分布，而不是根据统治者的规定分布。

市民能够有这样的权利正是城市发展、尤其是城市经济发展并日益重要、以至于市民的地位也上升的结果。

宋词、宋画、宋文以及宋代理学构筑成一个精致辽阔的上层文化世界，而在这一世界之外，别有一种文化形态崛起，这就是在熙熙攘攘的商市生活以及人头攒动的瓦舍勾栏中成长起来的野俗而生动的市民文化。

两宋市民阶层的崛起，以中晚唐以来的都市经济发展为基础，著名的《清明上河图》便反映了当时繁盛都市生活的一个侧面。

在熙熙攘攘、风波丛生的快节奏都市生活中，市民们无意于追求典雅的意境，浓郁迷离的诗情，而是醉心于能直接地并情调热烈地满足感官享受的艺术样式，因此，市民文化从其诞生起，便显示出一种野俗的活力与广阔的普及性。

傀儡戏、参军戏是中唐以后市井间流行的歌舞小戏。

一些记载描述说，当这些歌舞小戏演出时，台下观众云集，大声应和，其情景颇为热烈。

明确标明以“市人"为读者对象的“市人小说"也开始在这一时期出现。

在一些繁华的大都市，产生了市民文化表现自我的固定游艺场所——瓦舍。

每个瓦舍里划有多个专供演出的圈子，称为“勾栏”。

众多勾栏上演令人眼花缭乱的文艺节目，如杂剧、杂技、讲史、说书、说浑话、皮影、傀儡、散乐、诸宫调、角抵、舞旋、花鼓、舞剑、舞刀等。

瓦舍中士庶咸集，老少毕至，热闹非凡。

一种不同于贵族口味与士人情调的市民文化天地，跻身于文化系统中，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存在。

三、举例说明唐代“有容乃大”的文化气息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唐代国力达到顶峰，史称“开元盛世”。

宋代诗论家严羽曾用“盛唐气象”来称赞开元前后的诗歌。

诗歌最能体现唐代文化在鼎盛时期的精神面貌，即宽广、博大、自信的胸襟，宏大、磅礴、洒脱的气质。

正因有此胸怀与气质，唐代文化，不仅在诗歌，而且在书画、音乐、舞蹈、散文、宗教、思想方面，均达到发展的高峰，极一时之盛。

文化的盛世，不仅表现在对自己传统文化的完美继承与发扬，也表现在对异族文化、外域文化的汲取上。

唐王朝采取开放的民族政策，不仅使得唐朝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巩固和扩大，更重要的是，多元文化的交汇，有助于促成文化隆盛的形成。

游牧民族活跃、奋发进取的精神，与中原汉民族高度发达的经济文化相结合，迸发出勃勃生机，使唐文化性格在整体上有一种明朗、高亢、奔放、热烈的时代气质。

值得注意的是，唐代文化在汲取外来文化之时，始终没有放弃、否定或怀疑固有文化，相反，本土文化始终是唐代文化的基础与核心。

唐代的这种对异族文化和外域文化的大规模采撷，吸收，不仅在中国文化史上，而且在世界文化史上均可堪称典范。

英国学者威尔斯在《世界简史》中比较欧洲中世纪与中国盛唐的差异时说：“当西方人的心灵为神学所缠迷而处于蒙昧黑暗之中，中国人的思想却是开放的，兼收并蓄而好探求的。

”唐文化的特有气质，正是这种“兼收并蓄”、“有容乃大”的精神。

孟子说：“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

”（《孟子•尽心下》）有容乃大的精神，造就了唐代的“充实而又光辉”的文化繁荣时代。

人的创造才华是无止境的，在“有容乃大”文化精神的指引下，各种文化流派、艺术形式都具有充分发展的空间，因此都能得到了极致的发展，正如苏东坡所言：“君子之于学，百工之于技，自三代历汉至唐而备矣！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以强盛的国力为依据，以朝气蓬勃的世俗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为主体，唐文化首先体现出来的是一种元所畏惧、无所顾虑的兼容并包的宏大气派。

在文化政策上，唐太宗李世民与以魏徵为首的儒生官僚集团，不仅在政治上实行“开明专制”，而且在文艺创作上积极鼓励创作道路的多样性，在意识形态上奉行三教并行政策，决不推行文化偏至主义。

这样一种文化政策基本上为李世民的子孙们所继承。

对待文化人，唐王朝也采取较为宽容的姿态，儒学可被嘲讽，诗人作诗也少有忌讳。

宋人洪迈在《容斋随笔》中曾感叹说：“唐人歌诗，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辞咏寄，略无避隐。

”即使那些“非外间所应知”的宫闱秘闻，诗人“反复极言”，“上之人亦不以为罪”，“今之诗人”则绝不敢如此。

由此可见唐代文化开放的氛围。

唐文化的宏大气魄还体现在以博大的胸襟广为吸收外域文化。

南亚的佛学、历法、医学、语言学、音乐、美术；中亚的音乐、舞蹈；西亚和西方世界的祆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医术、建筑艺术及至马球运动等等，如同“八面来风”，从唐帝国开启的国门一拥而人，首都长安则是那一时代中外文化汇聚的中心。

一个具有盛大气象的世界性都市。

隋唐文化对外域文化的大规模吸收，不仅在中国文化史上，而且在世界文化史上均可称为卓越范例。

英国学者威尔斯在《世界简史》中比较欧洲中世纪与中国盛唐的差异说：当西方人的心灵为神学所缠迷而处于蒙昧黑暗之中，中国人的思想却是开放的，兼收并蓄而好探求的。

所谓“有容乃大”，正是唐文化超轶前朝的特有气派，是唐文化金光熠熠的深厚根基。

风采辉煌的艺术成就规模空前的统一和强盛，宽容和摄取，造就了一个丰富浓烈的艺术世界。

四、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的交融对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作用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歹中突的双重效应契丹、党项、羌、女真以及后来的蒙古势力对宋人世界的长期包围与轮番撞击，产生了双重文化效应。

一方面，北、宋人因被动挨打而生的忧患多南宋人因国破家亡而生的忧患，渗透于宋文化的各个层面。

李清照、陆游、辛弃疾、岳飞等优秀词人的忧患之作与悲愤之唱，范仲淹与王安石所推行的变法，莫不是这种文化大背景孕育的产物。

另一方面，契丹、党项、羌、女真等游牧民族从汉文化中吸收到丰富营养。

在辽朝，孔子受到朝野上下的尊崇。

《贞观政要》、《史记》、《汉书》等汉文化名著被译成契丹文字，广为流行。

贾岛之诗成为儿童学习的启蒙读物。

苏轼的诗更为辽人熟悉和喜爱。

在汉文学的影响下，辽朝君主“雅好词翰，咸通音律，文学之臣皆淹风雅”（沈德潜《辽诗话·序》）。

在西夏，《孝经》、《论语》、《孟子》皆有本族文字译本，至宋仁宗时，西夏如富弼所述，已是任用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马，行中国法令了（《续资治通鉴长编》）。

在金国，儒学被奉为正宗道统，国学除学习经书外，还要学习《老子》、《荀子》等诸子典籍，读《史记》与《汉书》等各朝断代史。

汉地流行的典章制度也在金朝推行，其进士科目“兼采唐宋之法而增损之”（《金史·选举志》），其考课之法亦仿汉唐之制行之。

建立于幽燕故地的金中都，完全以汴京为模式，其设计和施工的主持者均是熟稔于儒学建都规制的汉族士大夫。

金人对汉文化的汲取和整合，使汉族文化在新的条件下渗透、延展于女真族之中，从而在北中国创立了一个“人物文章之盛，独能颉颃宋、元之间”（王世贞《归潜志序》）的文化天地。

公元13世纪，从蒙古高原席卷而来的成吉思汗旋风震荡着欧亚大陆，中华大地上相互对峙的金、南宋和西夏王朝，在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扫荡下逐一崩溃。

公元1260年，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在蒙古上层贵族的争斗中获得胜利，登上大汗宝座。

并取儒学经典《易经圹大哉乾元”之义，建国号为“大元”。

蒙古族以剽悍的草原游牧民族气质入主汉地，囊括整个中国，然而，政治的、军事的、民族的冲突，往往以一种形式上的对抗，促进着深刻的文化交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