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个村庄的土改纪实看农村女性解放

从一个村庄的土改纪实看农村女性解放
提要：《翻身》一书不仅介绍了中国土改时期一个村庄的革命，还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面貌。

同时对农村女性社会生活，家庭婚姻生活和参与政治的活动做了详细的记述，而这些普通事件的背后，是农村妇女利用土改这一良好时机，努力实现自身经济、政治、家庭生活上翻身的事实，是女性解放过程中的重大跃进。

关键词：《翻身》；土改；女性解放
一、引言
《翻身》是一本由美国人William·Hinton（韩丁）所著的关于中国土改时期一个中国村庄的革命纪实。

韩丁在一九四八年春天以观察员的身份，亲身经历了这场改变中国命运的革命。

近代以来，女性解放成为学术界研究的重点问题。

五四运动时期，对妇女解放涵义的理解逐渐鲜明起来。

“社会解放指女性从不合理的社会关系中解放出来,实现类的解放;个性解放指女性从自身的压抑中解放出来,实现个体生命的解放;阶级解放指女性从不合理的阶级关系中解放出来,实现人类全体的解放。

”[1]（P118）
在韩丁的《翻身》一书中，描写了几个相当典型的女性解放形象：政治觉悟较高的妇女主任胡雪贞；试图投机取巧的王老太；不断翻新花样保护自家财产的富农寡妇王凤只；力争离婚权利的申仙娥。

二、土地改革提升了农村妇女的经济地位
“经济上的无权状态，成了决定女性处于卑弱与从属地位的根本因素。

”[2]（P575）但是，这不能证明女性在生产劳动中占有很小的份额，她们承担了相当一部分家庭劳动，甚至在个别的家庭担任着主要劳动力的责任。

实际上，只有“人类社会男人与女人两大主体的相辅而行，才有了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

”[3]（P56）
《翻身》中的王从来媳妇即是经济上翻身的典型。

这位九岁被卖为童养媳的苦命人，受尽了婆婆及王来顺夫妇的百般刁难与摧残。

一九四五年底，在批斗王来顺的过程中，从来媳妇一马当先，表现出了昂扬的斗志。

在极度愤恨之际，“从来媳妇从自己瘦弱的身上解下一根腰带，和她儿子一起，用腰带和拳头痛打王来顺。

从来媳妇一边打一边喊，‘你打了我六年，今天我要报这个仇。

先前你一点不顾我们死活，你睁着两眼不认识我们，现在我也不认得你，现在轮到我了。

’”[4]（P157）批斗会结束后，王从来一家立刻得到了十间房子，九亩地。

土地的获得对无地的王从来媳妇产生了极大地影响，获得了属于自己的土地，她感觉自己彻底翻了身。

拥有土地就成了妇女可以与男性平起平坐的基础，
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虽然女性也能得到土地，但是她们的经济地位并没有得到明显的提高。

三、农村妇女的政治意识在土改中觉醒
受传统思想的影响，女性的主要作用在于“相夫教子”。

大多数的劳动妇女是没有在古代是没有机会获得政治地位的，她们只是以“她们的社会劳动与活动以及由此得来的经济收入为她们在家庭中赢得了一定的地位与权力。

”[5]（P596）
《翻身》中的妇女主任胡雪贞是农村女性热心参与政治的典型之一。

她年轻时差点被父亲卖了抵债，十六岁时嫁给了一个穷汉，丈夫赌博输掉了所有的钱，她被迫沦为乞丐，眼睁睁的看着三个孩子死在他的面前。

解放和清算运动使她分到了衣服、棉被、土地和房子。

“虽然她不敢在大庭广众前讲话，不敢冲上去揍那些狗日的地主，可是她知道这些果实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通过斗争获得的。

所以她每次开会都会参加，并且支持那些积极分子。

”[4]（P199）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她见到了一个出色的革命干部并结了婚，在新婚丈夫的鼓励下，胡雪贞开始积极参与村里的大小事务，在运动中处处带头，被选为妇女会的小组长，后来提拔为张庄的妇女主任，并被发展为张庄的第一批党员。

在村政机构建设中，村里许多贫农都选那些干部们认为最积极，最可靠的带头人做候选人，在西南片，胡雪贞在妇女当中得到的票数比仅次于她的候选人多出一倍，“这表明她的声望一天天高起来。

”[4]（P505）
除了因为对共产党的感恩和丈夫的鼓励而参加政治生活的胡雪贞外，乡村中还活跃着像王老太这样的为了一定的目的而参加政治生活的人。

王老太代表着乡村中的一股势力：她们封建守旧，在孩子长大以后担心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胁而处处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她们对乡村中的人情世故非常了解，看不惯有悖伦理纲常的行为出现；她们由于贫困而自私自利，参加政治活动的目的也是为了为自己的小家谋得利益；她们仗着自己在村中呆的时间长，辈分教长而感觉应该有某方面的特权，当这种希望破灭之后她们通常会表现为气急败坏。

王老太在死去了第一个丈夫之后，一路逃荒来到山西嫁给了一个脾气不好的长工。

由于这个长工岁数太大，不能干活，王老太靠一个人捻线和织布的钱供她十八岁的儿子在县城里念书。

由于王老太家没有小孩子，不会影响开会，所以她对各种会议都非常热心。

“可是为什么破上功夫去开会哪？说起来，还不是图着长些见识。

”[4]（P335）王老太即使在开会发言的时候也从来没有忘记手中的活计。

在党员“过关”会代表的选举中，王老太的票数排在妇女代表的第二位，这也部分肯定了她对政治活动的积极参与。

虽然有些人对她不满，认为：“王老太非常自私，她的脾气很坏，谁触犯了她，她一跳三尺高。

”[4]（P384）但是这并不影响王老太在“过关”会上的表现。

但是，随着运动的不断深入，王老太自私的一面逐渐暴露，她在群众中的影响逐渐下降。

“很明显，她的邻居开始讨厌她那种一心(下转第37页）(上接第29页）想从运动中捞点什么东西的想法，也讨厌她对那些达不到她所定的严格道德标准的人们所做的严厉谴责。

”[4]（P505）王老
太的自私在以后的阶级重新划分中表现的更为明显。

当她得知自己被划为中农时，他很生气“谁都看得出来，要得点东西是没指望了。

”[4]（P518）而在成分升级运动中“她本来打算搞点靠近村子的好地，还要给她儿子和新媳妇添几间房。

”[4]（P557）但是她的计划破产了，在力争之后还是无用。

“最后她骂了一句，拿起小凳子，气冲冲地扭回家去了。

”[4]（P557）
从初期热情地参加会议到对各项活动的不满，王老太为儿子添几间房，几亩地的想法破灭了。

与一直参加活动，认真工作，支持率不断攀升的胡雪贞相比，王老太的失败只能说明了随着土改的逐步深入，农民思想觉悟的逐渐提高，对传统封建思想的认同感不断下降。

王老太之类的女性参与政治的目的主要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同时也维护乡间旧有的社会统治秩序，使有利于维护自身利益的社会条款不致流失，但是，她们能从家庭中走出来参与乡村社会组织本身就是一种进步。

四、农村婚姻自主权在土改中得到增强
中国古代妇女基本道德准则的“三从”之道“严格规定了妇女在人生各个阶段和扮演各种家庭角色时的卑下、服从地位。

”[6]（P596）
申仙娥的经历更能说明土地改革锻炼下的女性对抗家庭暴力及封建传统的勇气。

结婚之后，公公和丈夫“他们按照传统的习惯，像对待奴隶那样地驱使和殴打她。

”[4]（P265）因为这些，在妇女会的支持下，申仙娥坚定地说：“我决心和他离婚。

”【4】（P535）但是，离婚在张庄来说是第一次，这件事要考虑全村人的态度，大多数男人和老年妇女都会反对这样做，十七岁的申仙娥给张庄人出了个天大的难题。

同情申仙娥并且厌恶王雨来父子的妇女会成员除极少数外，都支持仙娥离婚，这表明了女性为追求自身的权利，在对封建传统做斗争时达成了共识。

离婚的问题在韩丁离开张庄前仍没有解决，斗争仍在继续。

“许多的情况表明，解放并没有使婚姻自由，也没有使作为婚姻自由基础的妇女的财产权得到保证。

东关有一个妇女被迫嫁给了一个复员军人，干部说：‘这个人为我们打了好多年仗，要是没有他出力，大伙怎能过上太平日子？我们应该给他找个媳妇报答他。

’当这个妇女拒绝时，人家就命令她到群众大会上做交代。

”[4]（P466）
婚姻自由的斗争一直被认为是女性解放的一个重要标志，但是，在农村这样一个思想文化落后，传统封建思想较浓的环境中生存的妇女在土改运动的冲击下开始进行无意识的为婚姻自由的斗争，不仅是思想意识觉醒的体现，还是农村社会生产力提高的表现形式。

五、小结
“男尊女卑”的观念并没有随着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而逐渐淡化。

土地改革在一瞬间击垮了延续数千年的地主土地所有制，但并没有也不可能在短时期内阻断封建传统观念对农民的影响。

暴风骤雨似的政治运动虽然可以在短时期内迅速的
改变整个社会面貌，但是暂时被压抑的、未根除的传统因子会在适宜的温度下重新发芽成长。

这也是解放后农村政策出现多次反复的原因。

城市中的女性解放是一个持久的逐渐前进的过程，但是在农村这个情况却有所不同。

由于农民的文化水平普遍低下，并不能从根本上认识到自己处在受压迫的地位，在农村中进行各项运动的时候，她们有可能在政策的引导下做出解放自己的行动，但是由于农村信息传播的滞后性及传统思想的牢不可破依然禁锢着广大农村妇女的思想，使她们不能像城市女性那样通过学习文化知识，接触更文明的生活方式，在潜移默化中逐渐解放自己。

这也是农村妇女与城市女性自身解放的差异所在。

参引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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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曹智荣.中国农村女性地位的嬗变及其社会心理—性别平等视野下的分析[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9(08).
[4]（美）韩丁著，韩倞译．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记实[M].北京：北京出版社出版，1980.
[5]高世瑜.《中国传统社会群体研究之五—中国古代妇女社会地位的两重性》[M]. 周积明，宋德金主编.中国社会史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
[6]高世瑜.《中国传统社会群体研究之五—中国古代妇女社会地位的两重性》[M]. 周积明，宋德金主编.中国社会史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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