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清官为何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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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二十四史,实为一部贪污史--中国传统官文化与官员腐败

一部二十四史，实为一部贪污史--中国传统官文化与官员腐败单就“腐败”而言，又何为腐败？有些学者从“委托-代理”角度定义腐败，认为代理者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而与委托者目标发生偏离，即为腐败；有些强调腐败与“秘密支付”之间的关系；还有的则从是否“合法”的角度来定义；其他相关概念还有：腐败是否一定要伴随着某种形式的交易？腐败是否必须有一方为政府官员？腐败是否就是寻租？等等。

不夸张地说，有多少种研究，可能就有多少种关于腐败的定义。

无疑，“腐败”概念的不同，不仅因为学者之研究视角林林总总，还与其所处社会结构、历史阶段、伦理标准等有关。

举个例子，在西方选举制度中，获胜一方在组阁及其后执政期间，往往会对当初支持其参选的组织、集团、企业、个人给予一定形式的“酬谢”，这在许多西方国家被认为是选举文化的一部分，属正常的事，不算为腐败。

而在中国，这显然会被看作是腐败。

因此，定义腐败，在一定程度上，需要一个何为“善”的标准。

“官员腐败”是指：政府官员由于考虑私人的金钱或地位利益而偏离作为一个公共角色所具有的正式职责的行为，或者是违反那些旨在反对谋求私利的规则的行为。

因此，不论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是秘密支付的，还是公开、半公开的交易，政府官员只要是发生了为了谋求私利而对其正式职责的偏离，在这里即被认为是腐败。

德与才，孰重孰轻？司马光的话是说，在选拔官员的时候，若遇不上德才兼备的圣人、“德胜才”的君子，那就情愿用“才德皆亡”的蠢人，也不能用“才胜德”的小人。

这种“德”重于“才”的观点，几乎代表了中国传统社会官员选拔的基本精神。

中国有源远流长的德治传统，这与秦汉以来儒家文化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长期占据主流地位是分不开的。

儒家言道言政，其根本发源于“仁”的概念。

仁者何？“樊迟问仁，子曰：爱人。

”仁，即人类的同情心。

又曰：“仁者人也”，即，“仁”是人类人格之外在表现。

更进一步，孔子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解读《东晋门阀政治》脱水精华版

解读《东晋门阀政治》脱水精华版作为一个偏安南方的小朝廷东晋存世，不过100余年，但在政治方面，东晋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存在。

他实行的门阀政治在中国历史上既没有先例也没能延续堪称独一份。

所谓门阀指那些世代为官的名门望族也成为氏族它形成于东汉中后期到了汉末三国氏族具有很大能量，连曹操这样的枭雄也要依靠他们。

至于晋朝的创立者，司马氏家族本身就是士族，他们能取代曹魏政权很大，原因就是得到了其他士族的支持，不过那时候的士族只能影响朝政决策权仍在皇帝。

到了东晋情况发生了变化，一方面士卒们坚持皇帝只能由司马氏家族担任，另一方面又不允许皇帝掌握实权。

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一两家氏族把皇帝架空，然后共同掌权一家衰落了，还有另一家地步。

纵观2000年帝制时，这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不夸张的说，东晋历史上11位皇帝几乎全是傀儡。

东晋灭亡以后南朝的四个政权，宋齐梁陈虽然个个短命但皇帝拥有的权力也不是东晋诸帝能比你的。

那么，到底是怎样的历史条件，造就了这空前绝后的门阀政治呢。

下面要讲的这本东晋门阀政治详细探讨了这一特殊的政治形态。

本书出版于1989年一问世就受到学术界的好评，此外，作者进行过两次修改，使本书成为魏晋历史领域的经典更可贵的是这本书论述精彩见识出众也受到了历史爱好者的追捧，所以出版至今30多年长销不衰。

接下来我将分为三个部分，来讲述这本书。

第一部分东晋门阀政治的形成，第二部分门阀政治遭遇的三次重大危机，第三部分门阀政治的基本规则和它的消亡。

好现在讲第一部分东晋门阀政治的形成。

公元279年西晋灭东吴天下重归一统，可好景不长，不久西晋爆发了内乱前后有八个诸侯王参与史称八王之乱。

最终东海王司马越生出他于306年里傀儡皇帝晋怀帝改年号永嘉独揽大权。

刚稳住内部司马越要面对外部的压力，八王之乱期间，北方的匈奴贵族刘渊趁机叛乱建立前赵政权占据了长安洛阳以北的大片地区对西晋政权构成了直接威胁。

为此，司马越采取依托徐州固守洛阳的战略将主力部署在中原一带防备敌人南下。

东晋南北朝前期门阀制度的确立与鼎盛

东晋南北朝前期门阀制度的确立与鼎盛东晋及南北朝前期是门阀制度的确立与鼎盛时期。

魏晋时期按官位高低形成的门阀制度，东晋以后逐渐转化成按血统高贵与否区别的门阀制度，出现了“膏腴之族”、“华族”、“高门”、“次门”、“役门”等长时期内一般不因官位有无、高低而发生变动的社会等级。

北魏孝文帝也进一步接受这种门阀制度，广泛推行。

确立时期门阀制度的特点确立时期门阀制度的特点有三：一、人品的评定由西晋“二品系资”，犹重德、才，进一步演化成完全以血缘关系区别的门阀高下为标准，德、才已不在考虑之列。

即所谓“凡厥衣冠（冠族华胄），奠非二品；自此以还，遂成卑庶”（《宋书·恩幸传序》）。

因而后来便出现了“门地二品”之用语①。

官职的清浊，升迁之迟速，是否达到五品以上清官高位，全都与门阀或门地是二品还是卑庶相适应。

《晋书·王述传》：出身第一流高门太原王氏，“人或谓之痴，司徒王导以门地辟为中兵属（官品七品清官）”。

王导是东晋开国元勋，他不依德、才，而依门第辟人，自开一代风气。

《南史·谢方明传》：出身第一流高门陈郡谢氏，东晋末刘穆评他与另一著名高门济阳蔡廓曰：“谢方明可谓名家驹，及蔡廓，直置并台鼎人，无论复有才用”。

就是说单凭门阀，两人今后就有资格当三公（官品一品），何况还有才干。

总之，这个时期一般不再是官品决定人品和门第高下，而是门品决定官品。

至南北朝，高级士族特权更加制度化。

南朝前期有“甲族（高级士族）以二十登仕，后门（低级士族）以过立试吏”之格，见《梁书·武帝纪上》。

第一流高门依惯例可以“平流进取，坐至公卿”。

北朝前期魏孝文帝“制定姓族”，全盘接受并推行魏晋以来门阀制度，任用官吏，“专崇门品”，形成“以贵承贵，以贱袭贱”②。

二、户籍上的士庶界限，一般说不再是以九品官品之有无，而是由血缘关系区别的门阀高低来划分。

《宋书·宗越传》：“本为南阳次门（即低级士族，不服徭役）”。

东晋未地方长官赵伦之发觉户籍混乱，乃命长史范觊之加以整顿。

中国古代史课件 11东晋南朝的门阀政治与皇权复兴

第十一讲东晋南朝的门阀政治与皇权复兴一、东晋南朝政治大势二、门阀政治与门阀制度三、南朝皇权的复兴一、南北政治大势南北政治大势南北政治大势南北政治大势东晋 317—420 南强北弱——北强南弱宋 420—479 东晋门阀政治——南朝皇权政治齐皇帝：高级士族——低级士族——寒人 479—502 梁 502—557 朝廷：士族当权——寒人兴起陈 557—589南北政治大势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一二《南朝陈地最小》 “晋南渡后，南北分裂，南朝之地，惟晋末宋初最大，至陈则极小矣”。

卷一一《宋世闺门无礼》 “宋武起自乡豪，以诈力得天下，其于家庭之教，固未暇及也”。

卷一二《陈武帝多用敌将》 “陈武帝，起自寒微”。

二、门阀政治与门阀制度门阀政治仕宦之家门前记述功状的柱子，左边的叫“阀”，右边的称“阅”。

阀阅，先秦以来，阅仅指个人仕途中的功劳。

东汉以后因世家大族兴起，一个家族中往往多人出仕，于是出仕者的阀阅便又成为家族荣誉、声望的标志。

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相当于门第。

门阀政治与门阀制度门阀政治，质言之，是指士族与皇权的共治，是一种在特定条件下出现的皇权政治的变态。

它的存在是暂时的；它来自皇权政治，又逐步回归于皇权政治。

……严格意义的门阀政治只存在于江左的东晋时期，……门阀士族存在并起着不同程度政治作用的历史时期，并不都是门阀政治时期。

——田余庆门阀政治与门阀制度东晋一代政治史，大部分时间是表现为几个执政家族兴衰交替的历史。

东晋门阀政治的代表家族：琅邪王氏陈郡谢氏颍川庾氏太原王氏东晋陶女俑谯国桓氏门阀政治与门阀制度王与马，共天下：开启东晋门阀政治格局琅邪王氏诸兄弟琅邪王司马睿〔元〕帝初镇江东，威名未著，〔王〕敦与从弟〔王〕导等同心翼戴，以隆中兴，时人为之语曰：“王与马，共天下。

”——《晋书》卷九八《王敦传》元帝（司马睿）正会，引王丞相（王导）登御床，王公固辞，中宗（元帝）引之弥苦。

晋朝是最垃圾的朝代

晋朝是最垃圾的朝代晋朝（265年-420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朝代，被一部分历史学家视为是中国历史上最垃圾的朝代之一。

在这一历史时期，晋朝的政治腐败、社会动荡、经济衰退以及军事失利等问题频繁出现，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首先，晋朝的政治腐败是这个朝代被称为垃圾的重要原因之一。

才子佳人云集、纷纷揽权，世族势力异常强大，相权贵族势力斗争激烈。

晋武帝司马炎在位期间，以得罪世族和夹起太子为代价，使得朝廷内部失去公正和稳定，政治腐败达到了空前的程度。

高宗时期，宦官干政、世族势力反抗、宫廷阿谀逐渐成为常态，朝政混乱，导致国家治理效果极差，最终导致了晋朝的灭亡。

此外，晋朝社会的动荡和民生困境也是其被认为是垃圾朝代的因素之一。

由于长期的战乱和政治腐败，晋朝社会安定困难，人民生活水平普遍降低，民生危机重重。

封建礼教盛行，对平民百姓的剥削和压迫更是愈演愈烈。

在晋代，官僚威权显著增强，贫富差距加大，社会阶级矛盾严重，造成社会动荡不安。

经济方面，晋朝也遭受了严重的衰退。

长期战乱导致大量耕地荒废，经济基础严重受损。

由于政府财政入不敷出，加上官员贪污腐败，导致税收损失严重。

同时，晋朝政府对商业和手工业的压制与限制，也使得经济无法健康发展。

这种经济衰退对于社会的稳定和人民生计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使整个国家陷入困境。

再者，晋朝的军事失利更是加剧了其被视为垃圾朝代的印象。

晋朝时期，数次与北方游牧民族的战争都以失败告终，使得北方边境的安全形势急剧恶化。

特别是晋怀帝时期，前秦的苻坚发动了大规模的侵略战争，最终占领了中原地区，使晋朝政权面临灭亡的危机。

总结而言，晋朝在政治、社会、经济和军事等方面都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和挑战，这使得晋朝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垃圾的朝代之一。

政治腐败、社会动荡、经济衰退和军事失利等问题同时出现，严重阻碍了晋朝的发展和繁荣。

虽然晋朝在文化和艺术方面有一定的成就，但这并不能掩盖晋朝在其他方面的失败和不足。

晋朝的灭亡不仅仅是因为外部的侵略，更是因为内部的腐败和动荡。

中国传统道德故事——陶侃爱惜财物

中国传统道德故事——陶侃爱惜财物
陶侃是东晋时一位清官，他勤于政务，生活也很俭朴。

他刚到荆州做官时，每天早上把一百块砖从屋里搬到外面，傍晚再搬回来。

下属不解的问他：“陶大官人为什么这样做啊？”陶侃说：“为了使自己不过于闲逸，才能担当起重任。

”
有一次，陶侃外出时见有一个人拿着未熟的稻穗，便过去问那人：“你拿着稻穗干什么呀？”那个人说：“不为什么，玩玩而已。

”
陶侃很生气，认为他糟蹋财物，该打。

令人把这个人抓起来，痛打一顿。

在造船时剩下许多木屑，竹片，他都收拾起来。

人们不知他收拾这些东西有什么用。

正月初一聚会时，刚好雪后初晴，地面又湿又滑，他让人们拿出木屑铺路，道路干爽多了。

后来又逢战事，陶侃又拿出竹片来制竹钉，用来制造战船，省下许多费用。

在陶侃管理的地区，人民都勤于耕作、爱惜财物，生活过得很富足。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物无大小新旧，都有它的用处，应当爱惜财物，使它能发挥作用。

贪泉与清官

节操的高度认可，望他能革除岭南官场贪鄙的风气，吏治带希给
来一股新风。
吴隐之是濮阳鄄城人，小的时候家境贫寒，亲在他十来他父岁时就过世了。虽然生活艰辛，吴隐之很有志向，览群书，但博勤奋好学，其注重操守的修养，尤即使每天喝粥度日，绝不吃不属也干自己的食物，然家中无一积蓄，绝不拿不合道义的东西。他虽也对母亲非常孝顺，亲去世时，悲痛万分，母他哭丧的悲声不仅让行
育下属很会察言观色，候领导，发现吴隐之天天吃干鱼，以侍他误为他爱吃鱼，常常以各种借口送鱼去，且每次都事先把鱼骨就并
剔掉，剩下鱼肉。吴隐之对这类奉承谄媚之事非常反感，但不只不
入为之落泪甚至出现了双鹤哀鸣、雁不飞的情景。吴隐之有一群
令哥哥叫吴坦之，因事被当权的大司马框温逮捕，将被处死。他即
吴隐之赶去面见桓温，求替兄赴死桓温为他们的兄弟情深所请
感动赦免了他的哥哥。广的老百姓对吴隐之未曾上任先饮贪泉之水并赋诗明志
的行为，是保持了一贯的清醒态度，还因为从他们的政治经验出

皇权政治的变态-东晋门阀政治

皇权政治的变态——门阀政治《东晋门阀政治》读书报告皇权政治的变态——门阀政治门阀政治，学者历来见仁见智，并无统一的理解。

‚本书所指门阀政治，质言之，是指士族与皇权的共治，是一种在特定条件下出现的皇权政治的变态。

‛不同于中外学者多倾向于认为门阀政治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了好几个世纪之久，田余庆先生认为严格意义上的门阀政治只存在于江左的东晋时代。

为什么把门阀政治称为皇权政治的变态呢？书中后论三中田先生认为：‚从理论上说来，在皇权政治格局下，不但宗族力量处在皇权控制之下，而且一切其他社会力量都处在皇权控制之下，不可能与皇权平行，更不可能超越皇权。

‛然而东晋居高位的士族，其权势甚至得以平行或超越于皇权之上。

据《晋书》载，王敦叛乱，王师败绩，‚帝脱戎衣，著朝服，顾而言曰：‘欲得我处，但当早道，我自还琅邪，何至困百姓如此！’敦收周顗、戴若思害之。

以敦为宰相、江州牧，进爵武昌郡公，邑万户，使太常荀崧就拜，又加羽葆鼓吹，并伪让不受。

‛王敦叛乱攻入建康后，皇帝竟无可奈何，打算回琅邪，王敦的结果却是加官进爵。

皇权衰落、士族权势熏天显示得淋漓尽致，皇权的变态可见一斑。

门阀与皇权‚共天下‛，是东晋门阀政治的最基本的特征。

由皇权的变态会自然而然地引出一个问题，变态的原因是什么呢？换言之，出现门阀政治的原因是什么呢？本书的后论中，田先生认为形成条件是以下三个:‚一个成熟的有力量有影响的社会阶层即士族的存在‛，‚一个丧失了权威但尚余一定号召力的皇统存在‛，‚民族矛盾十分尖锐这样一个外部条件‛。

这三个条件中任何一个条件的变化，都会导致江左门阀政治的相应变化。

对于第一个条件，书中阐释颇多。

八王之乱的结果是东海王司马越胜利，然而司马越并不具备皇室近属的名分。

他力求联络关东的士族名士，以求支撑自己的统治，侧面反映了士族的影响力之大。

西汉时部分豪强大族由通经入仕，政治地位上升，演变为东汉时的世家大族，即魏晋士族先行阶段的形态。

另一部分魏晋士族多属乘势而起的新出门户，他们的政治地位在魏和西晋迅速上升，入东晋后更为突出。

东晋宦官制度

东晋宦官制度东晋宦官制度是指东晋时期对宦官进行管理和约束的一套制度。

东晋宦官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是受到历代宦官制度的影响和借鉴，同时也具有自身独特的特点。

东晋宦官制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汉朝。

在汉朝时期，宦官逐渐成为皇室的特权阶层，其权力逐渐得到扩大。

在东汉末年，宦官集团甚至可以干涉政权，成为朝廷上的政治势力。

然而，随着政治腐败和社会动荡的加剧，宦官集团的势力也越发膨胀，引发了朝廷内部的剧烈冲突。

到了东晋时期，宦官在政治上的影响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和限制。

东晋时期的宦官主要承担的是皇帝的生活起居，负责宫廷的管理和秩序维护等事务。

他们在政治上的发言权相对较低，不得插手朝政，这也是东晋政权试图削弱宦官势力的一种手段。

东晋宦官制度对宦官的选拔和管理有一定的要求。

首先，在选拔上，东晋宦官要求宦官必须具备一定的仕宦资质和能力。

他们必须通过一系列的考试和选拔程序，评定其学识、品德和才能。

只有通过这些选拔程序的宦官才有资格进入宫廷任职。

其次，在管理上，东晋宦官制度对宦官行为有一定的规范和限制。

宦官必须遵循朝廷的法度和规章制度，不得违反法律和纪律。

他们不能滥用职权，不能干涉朝政，更不能利用职权谋取私利。

同时，宦官还要遵循一定的礼仪和辞令，恪守分内职责，不得越位行事。

东晋宦官制度的实施对于维护朝廷的稳定和正常运转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通过限制宦官的权力和行为，东晋政权试图削弱宦官势力的独特手段，避免了历代宦官集团干涉朝政的现象。

这样一来，宦官的地位和权力在东晋时期相对较低，他们的作用主要集中在皇帝的日常生活起居和皇宫的管理上。

然而，东晋宦官制度也存在一些问题和缺陷。

由于政权内部的腐败和宦官的权力依旧存在，东晋政权并未完全解决宦官问题。

在东晋政权衰败的过程中，宦官集团的势力逐渐恢复并抬头，成为政治斗争的重要因素，对政权的稳定和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危害。

总体来说，东晋宦官制度是对历代宦官制度的一种改良和创新。

它试图通过限制宦官权力和行为，避免宦官认为过大权力而干涉朝政的情况发生。

鱼龙混杂的御史群体

鱼龙混杂的御史群体作者：彭劲秀来源：《公务员文萃》2012年第08期近日整理报刊资料，看到一位检察官写的一篇关于弘扬古代“御史精神”的文章。

笔者曾经从事检察官生涯多年，对此命题颇有感触。

历史上确实有一些嫉恶如仇、铁骨铮铮、不畏权势、舍身取义的好御史，如明朝嘉靖年间，皇帝让阁臣议事，廷臣各陈所见，然而持反对意见者却被视做“邪徒”。

南京御史冯恩认为，这样封杀不同意见势必堵塞言路，于是上疏提醒朝廷“愿速罢二议，毋为好宠者所误”。

嘉靖十一年（1532年）的一个冬夜，京城突见彗星贯空，这本来是自然现象，但是迷信的嘉靖皇帝却惊慌失措，下诏令群臣廷议吉凶。

群臣个个面面相觑，噤若寒蝉，害怕回答不合上意，招来灾祸。

此时，冯恩上疏，怒斥当朝权臣大学士张孚敬“刚恶凶险，媢嫉反侧”、方献夫“外饰谨厚，内实诈奸”，右都御史汪鋐更是“如鬼如蜮，不可方物。

”说这三个权臣才是招致灾祸的彗星，三星不除，朝必无宁日，国必有灾祸。

嘉靖帝大怒，认为他“仇君无上，死有余罪”，下旨将冯恩逮捕入狱。

而主持三法司朝审的人竟是汪鋐。

汪鋐洋洋得意，面东而坐。

冯恩傲骨屹然，别过头去不抬眼望他。

汪鋐大怒，命令吏卒把他拽过来面西而跪，冯恩挺身而起，就是不肯向汪鋐屈膝。

汪鋐诬陷冯恩“你一向以清廉、正直自负，却在狱中多次受人馈赠，岂不就是受贿！”冯恩笑道：“这是患难时的体恤周济，乃古今之通义，岂可与你居高位、受金钱、卖官鬻爵同日而语？”接着一桩桩地历数汪鋐贪赃枉法的罪恶。

冯恩被押出长安门时，街上的人们感慨地说：“冯恩这个御史，非但口如铁，其膝、其胆、其骨，也都是铁打钢铸的！”从此之后，冯恩“四铁御史”的美誉广泛流传，载入史册。

冯恩被判死刑后，他的80岁高龄母亲，亲自到通政院门口击鼓鸣冤，通政院拒不受理。

冯恩13岁的长子冯行可为了救父亲，日夜匍匐在长安街。

看到官车经过就大声喊冤，情状十分凄惨。

此时的汪鋐已经升任吏部尚书，所有的申诉都被他及其爪牙扣压，不予置理。

清代官员与贪污腐败官场风气与清官的传说

清代官员与贪污腐败官场风气与清官的传说清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朝代，它的政治制度和社会风气都与前朝有所不同。

在清代，官员们承担着管理和治理国家的责任，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清代的官场风气中依然存在着贪污腐败的现象。

尽管如此，也有一些清官以廉洁公正的作风为人所称道，成为后世传说中的英雄。

本文将探讨清代官员与贪污腐败官场风气以及清官的传说。

一、清代官员与贪污腐败官场风气的现象清代是一个封建社会，地位高贵的官员们在政治上拥有巨大的权力。

然而，权力往往容易导致腐败。

一些官员贪图私利，滥用职权，甚至贪污受贿。

这种贪污腐败的官场风气在清代官员中并不罕见。

首先，清代官员中的贪污现象存在于政治、经济和军事各个领域。

一些官员利用职务之便，非法收取赋税，甚至侵吞国家经费，使得国家衰败日益加重。

此外，他们还通过贪污受贿来获取不正当的经济利益，个人财富迅速增加，而这背后却是广大人民生活水平的下降。

其次，贪污腐败的官场风气也导致了封建社会的不平等和不公正。

一些官员通过贿赂和巧取豪夺来获取更高的官职，这不仅令他们在社会上地位崇高，还使得普通人民心生不满和不平。

因此，社会上出现了官商勾结、贫富悬殊和民不聊生等问题。

最后，官员贪污腐败的现象也极大地挫伤了人民的信心。

当人民看到那些应该为民众做好事的官员频繁地涉及贪腐丑闻时，他们对政府的失望和不信任感逐渐加深。

这种负面影响不仅限于个人，还波及到整个社会体系。

二、清官的传说尽管贪污腐败的官场风气在清代官员中经常出现，但也有一些清官以其廉洁公正的作风成为后世传说中的英雄。

他们秉持着公平正义的原则，竭尽全力为人民谋福祉。

清官的传说中最为著名的当数“白富美”。

据传，白守仁是清代末年的一位官员，他深知贪污腐败的危害，决心以身作则，严于律己。

他拒绝收受贿赂，并公正地对待每一位百姓。

他的正直与善良感染了身边的人，最终改变了当地贪污腐败严重的官场风气。

除了白富美，清代还有众多清官的传说，他们或通过整治官场风气，或秉持正义与公正，为后世树立了榜样。

东晋的官场风气

东晋的官场风气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政治制度、社会环境、文化传统等。

总的来说，东晋的官场风气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

积极方面，东晋时期的一些官员具有高尚的品德和操守，他们廉洁奉公、勤政为民，为国家和人民做出了贡献。

同时，东晋的士族阶层也注重文化修养和家风传承，形成了一些优良的家风家训，对官场风气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消极方面，东晋时期也存在一些官场腐败、权力斗争等不良风气。

一些官员贪污腐败、滥用权力，导致政治黑暗、民不聊生。

此外，东晋时期的门阀制度也导致了官场上的不公平现象，一些出身低微的官员难以获得晋升机会，而一些出身高贵的官员则能够轻易获得高官厚禄。

综上所述，东晋的官场风气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

虽然存在一些不良风气，但也有一些官员保持了高尚的品德和操守，为国家和人民做出了贡献。

历史趣谈揭秘古代历史上的官员通奸之罪：是大罪要重罚

如对您有帮助，可购买打赏，谢谢揭秘古代历史上的官员通奸之罪：是大罪要重罚导语：通奸，乃已婚人士与婚外异性长期保持非法性关系的行为。

话说在当今中国如此开放的社会，“通奸”一词即使在民间也较少使用，一是该词太过不通奸，乃已婚人士与婚外异性长期保持非法性关系的行为。

话说在当今中国如此开放的社会，“通奸”一词即使在民间也较少使用，一是该词太过不堪入耳;二是人们对婚外情普遍持宽容态度;三是在法律上早已将通奸罪取消。

但就是这样一个贬损味道极浓的词语却被官方再次拿出，以此定性贪官的腐化堕落。

近日，原国家信访局副局长许杰便被戴上了一顶“通奸”的帽子。

古语有云，万恶淫为首。

官员通奸不是新鲜事，在古代更是非同一般。

所谓非同一般，不是说古代通奸的官员更多，而是在古代官员通奸是一种大罪，是法律严令禁止的非法行为，而远非当今仅停留于道德谴责的范畴。

人们最熟悉的古代通奸故事，莫过于西门庆与潘金莲。

在《水浒传》中，西门庆只是一个商人，但在《金瓶梅》中，西门庆还是一个当地权势熏天的官吏。

官员西门庆与潘金莲长期偷情，并害死了武大郎，通奸罪又加杀人罪。

若不是西门庆有钱有势，足可以让其牢底坐穿，甚至被判死刑。

大宋法典《宋刑统》中对此有明文规定：“诸奸者，徒一年半;有夫者，徒两年。

”也就是说，西门庆的通奸罪最少要判一年半的有期徒刑，而潘金莲则是两年。

同时法律还规定，主人捉奸杀死奸夫的，不追究法律责任。

也就是说，武大郎捉奸如能打死西门庆，则无需追责。

通奸，古称“和奸”，汉代就早已记载。

据汉代墓葬出土的张家山竹简记载：“诸与人妻和奸，及其所与皆完为城旦舂。

其吏也，以强奸论之。

”普通人通奸，男女都要被罚干苦力，男的去修城，女的去捣米。

生活常识分享。

轶闻趣事：司马光并不迂腐认为无行政能力的清官是“坏人”

轶闻趣事：司马光并不迂腐认为无行政能力的清官是“坏人”核心提示：司马光评贡禹，大概是想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身为官员，仅是一个好人，不但不够，且还有机会沦为“坏人”，因为好人同样也会坏事。

好人要好得有能力，其智足以办事惩奸，于社稷苍生有益，这才称得上贤者。

民间有一句俗话“官下两个口”，一口管自己，一口管别人。

其实这是在说官员的基本素养，才行得兼济。

管不住自己和管不住别人一样，对于官员来说，都是一种失败。

后人有“迂腐”一说，指得就是以文士出身的官员们，自律有余，却办事不力，俨然坏人了。

汉元帝时期的贡禹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贡禹（前124—前43），字少翁，通晓儒家经学。

《通鉴》的说法是“明经洁行”，有学问有品行。

班固作《汉书》，将他和王吉，与高士薛方等人同列《汉书》卷七十二，显然是当逸民看待。

王吉字王阳，贡禹的好朋友。

班固说“王阳在位，贡公弹冠”，白寿彝解释为：“这是说他俩取舍相同。

”我支持这个看法。

神爵元年（前61），王吉上疏汉宣帝，言节奢示俭。

后来贡禹出仕汉元帝，谈得最多的，也就是这方面的问题。

初元元年（前48），汉元帝获知王吉、贡禹二人的名声，便征来用。

不料王吉走到半道就死了，元帝便委贡禹以谏大夫一职。

贡禹是儒者，元帝亦好儒，脾性对在了一起，于是“上数虚己问以政”。

贡禹也不客气，大谈节俭的重要性。

什么乘舆、服御、器物，该减省多少，宫女该减裁多少，厩马该减掉多少之类。

元帝说有理有理，即刻按他的意思去办。

按理说，贡禹劝元帝要严禁公车私用，严格执行“四菜一汤”，这本是件好事啊。

骄奢淫逸，亦足以亡国。

君看西晋初年，那是奢侈得眼圈都红了，所以乱了。

而司马光本人也经常劝宋神宗要厉行节俭，要开源赚钱，更要节流省钱。

可是，司马光在“臣光曰”第34篇中，却将贡禹骂得狗血喷头，原因何在呢汉元帝好儒好得相当仁弱，换言之，就是懦弱，没手段，做事优柔寡断，没主见，以至后来出现佞臣弄权的局面。

这是元帝一朝的主要毛病，也是大毛病。

晋惠帝的专政东晋的黑暗时期

晋惠帝的专政东晋的黑暗时期晋惠帝司马衷是东晋时期的皇帝，他的统治时期被认为是东晋历史上的黑暗时期。

晋惠帝在位期间，专政成为了他的统治手段，给东晋带来了许多困扰和问题。

本文将从不同方面来探讨晋惠帝的专政以及东晋的黑暗时期。

一、权力腐败与专权晋惠帝在位期间，权力腐败成为了常态。

他任用亲信和宠臣，将大量权力集中在一己之手，以至于其他重要官员无法发挥正常的作用。

他对外宠信豪门家族，私自提拔和庇护自己的家族成员，造成了朝政腐败和贪污现象的盛行。

这种专权以及官员的腐败行为导致了政权的动荡和社会的不稳定。

二、内忧外患与战乱频发晋惠帝执政期间，国内外忧患并存。

内忧方面，由于当时的统治者没有有效地控制内部纷争，农民起义不断发生，社会秩序混乱，造成了大量人口的流失和土地的荒废。

外患方面，北方的匈奴不断侵袭边境，南方的倭贼也频繁出没，对东晋的统治构成了威胁。

无论是内部的冲突还是外部的压力，都对东晋的稳定和发展造成了极大的阻碍。

三、文化倒退与社会衰败晋惠帝时期，文化倒退成为了普遍现象。

由于权力腐败和战乱频发，社会经济状况不断恶化，导致了文化艺术的萧条和发展的停滞。

当时的知识分子无法得到良好的发展环境，文化教育事业遭到了严重破坏。

同时，社会道德也逐渐败坏，士人思想堕落，对社会发展起到了消极影响。

四、统治无力与统治迷失晋惠帝在位期间，统治能力和统治迷失成为了普遍问题。

晋惠帝过于纵容亲信和宠臣，对政务疏于管理，由此造成了政权的分散和削弱。

他没有有效地整顿政府机构，也没有制定明确的政策来解决社会问题。

此外，晋惠帝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常常采取消极对待和放任自流的态度，缺乏应对危机的决心和勇气。

综上所述，晋惠帝的专政给东晋带来了许多问题与困扰，使其陷入了黑暗的时期。

权力腐败与专权、内忧外患与战乱频发、文化倒退与社会衰败以及统治无力与统治迷失等成为晋惠帝专政时期的显著特点。

东晋在此黑暗时期里走向了衰落，直接影响了后来南朝的统治和社会发展。

晋朝的政治制度及其衰落原因

晋朝的政治制度及其衰落原因晋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政权，它的统治时间虽然只有不到一百年，但是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晋朝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

在这个时期里，晋朝的政治制度发生了很多变化，衰落的原因也是复杂而多方面的。

一、晋朝政治制度的演变晋朝建立之初，政治制度较为简单，主要是以郡县制和州郡制为主，官员主要由世族和豪门掌控。

但是由于世族势力过于强大，朝野上下都对此感到不满，晋武帝为了减弱世族势力，推行了以功绩为主的选官制度，建立了举贤任用的制度，大大削弱了世族的权力。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僚制度逐渐形成，官员的选举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前期的选官制度相对简单，主要是以功绩和品行为主的评定制度，但这种制度会导致官吏腐败。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晋朝官僚制度采取了举贤任用以及门阀制度，官员必须通过学术考试来获取官职，同时官员也需要遵守严格的约束和规章制度，以确保政府权力的公正和廉洁。

这种官僚制度也使得晋朝实现了政治制度上的标准化管理，各地的州、县、乡等政治机构也建立了相应的官吏管理系统。

在这种制度的保障下，晋朝的政治制度逐渐成熟，民间的经济和文化活动也逐渐兴起。

二、晋朝的衰落原因1.军阀割据、国家分裂自晋元帝时期起，中央控制力逐渐削弱，各地的军阀逐渐崛起，相互之间争夺政治和经济利益，致使国家逐渐分裂，政治格局越发复杂。

随着长度不等的战争的不断打击，国家的经济和文化繁荣步伐减缓。

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晋朝国力的衰落。

2.外族侵略当时中亚和蒙古草原上的突厥人通过牵制中原朝政，逐步进入并占领了当时中国北方地区。

晋朝为了保护自身安全，不得不采取割据政策，其结果导致人民的疾苦加剧，国家经济财政状况不断恶化。

3.君主个人能力不足晋朝建立之初，君主的能力很强，但在后期先后出现了孙皓、司马昱、司马奕等昏庸君主，“刀策后主”晋惠帝更是因为对权力的敛贪而引发了群龙无首、内乱不断的局面，这些君主的个人能力不足直接影响了晋朝政治的稳定和发展。

东晋的官员结构

东晋的官员结构东晋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其官员结构也是独具特色的。

本文将从东晋的政治背景、官员的职责和制度、官员的选拔和晋升等方面来探讨东晋的官员结构。

一、政治背景东晋是中国历史上南北朝时期的第一个朝代，其建立于公元317年，结束于420年。

东晋的建立是在三国时期的基础上，由司马睿所领导的。

司马睿是晋朝的皇室，他在剿灭了吴国之后，建立了东晋朝廷。

东晋时期，政治上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巩固中央集权，以及如何消除地方势力的影响。

因此，东晋的官员结构也是紧密围绕着这些问题展开的。

二、官员的职责和制度东晋的官员结构主要分为三个层次：中央、地方和县级。

中央官员主要负责中央政府的管理和决策，包括皇帝、太傅、太尉、司徒、司空、丞相等。

地方官员则负责各个地方的行政管理，包括州、郡、县等。

县级官员则是负责各个县的具体管理工作。

东晋的官员制度相对比较完善，官员的职责和权力都得到了明确的规定。

在东晋，官员的职责主要包括监察、征收税收、管理民事、防御外敌等。

同时，东晋的官员还有一些特殊的职责，比如负责编纂史书、管理水利等。

三、官员的选拔和晋升东晋的官员选拔和晋升主要分为两种方式：举荐和考试。

举荐是指由上级官员或者有关部门向上报荐某个人担任官员。

考试则是指通过一系列的考试来选拔官员。

在东晋，官员的选拔和晋升都是非常公正的，官员必须具备一定的资格和能力才能担任相应的职务。

在东晋，官员的晋升主要依据其工作表现和能力。

官员的晋升通常需要经过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层次，比如从县级官员晋升到地方官员，再从地方官员晋升到中央官员。

在东晋，官员的晋升还受到官阶和品级的限制，官阶和品级越高，晋升的难度也就越大。

四、结语东晋的官员结构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政治制度，其特点是职责明确、制度完善、选拔公正、晋升有序。

这一制度为东晋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保障。

同时，东晋的官员结构也为后来的封建王朝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参考。

晋朝的财政体制税收官职与官员腐败的纠葛

晋朝的财政体制税收官职与官员腐败的纠葛晋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朝代，其财政体制以及税收政策及执行过程都与官员腐败问题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本文将从三个方面来探讨晋朝的财政体制、税收官职以及官员腐败问题。

一、晋朝的财政体制晋朝的财政体制主要分为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两个层面。

中央财政由国家财政部门负责，主要通过征税、专卖、进贡以及国有企业的运营等方式来获取财政收入。

地方财政则由各地官员负责，主要来自于地方的农田税、田赋以及佃租等。

这一体制保证了晋朝的财政收入来源相对稳定，有利于维持政府的运作。

二、税收官职的设置为了有效执行税收政策，晋朝设立了一系列的税收官职。

这些官职主要包括大中丞、卫尉、议郎等，他们负责征收、管理和监督税收。

大中丞作为最高税务官员，负责核实税收数据、审批税务事宜；卫尉则负责保护税务官员，防止税收失职等问题；议郎则为各地方设立的税务顾问，协助地方官员解决税务问题。

这些税收官职的设置为税收政策的执行提供了有效的保障。

三、官员腐败问题然而，晋朝的税收官职体系也存在一些问题，尤其是在官员腐败方面。

晋朝的财政体制相对松散，各级官员在税收征收过程中存在较大的自由裁量权，这为一些官员滥用职权、贪污受贿提供了机会。

同时，由于官员的官职和薪水不一定对应，一些贪婪的官员往往通过征收更多的税收或是收受贿赂来补偿自己的工资，这进一步加剧了官员腐败的问题。

为了解决官员腐败问题，晋朝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首先，加强对税收官员的监督，对涉嫌贪污受贿的官员进行严厉的处罚，以儆效尤。

其次，改革税收征收方式，减少官员的自由裁量权，使税收征收过程更加规范透明。

同时，晋朝也加大了官员培训力度，提高他们的职业道德和责任意识，从源头上减少官员腐败问题。

总结起来，晋朝的财政体制、税收官职与官员腐败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尽管晋朝取得了一些改善效果，但官员腐败问题仍然存在，并给国家治理和财政稳定带来了一定的困扰。

只有通过制度建设、官员培训等方面的综合改革，才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一问题，为晋朝的繁荣和稳定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

南北朝后期门阀制度的衰落1

南北朝后期门阀制度的衰落南北朝后期是门阀制度的衰落时期。

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自南北朝后期起，门阀制度走向衰落。

最主要标志便是：士族在官吏选拔与任用上所享有的特权逐渐削弱，寒人或庶人比重在各级政权之品官中进一步增加。

其结果首先是官吏铨选上的士庶界限难以坚持，长期存在的清浊之分逐渐淡化以至消失。

随后，门品失去了意义，至隋，九品中正制亦被废除。

最后，在唐代，由原来士族演变而成的郡望、氏族，特别是一些旧有的高门，社会地位虽高，选官特权和免役特权则已丧失，剩下在婚姻上的高自标置，与人际关系上对非旧有高门、士族的歧视，因为已失去经济和政治基础，成为无本之未，延续至唐末，终于在社会上基本消失。

门阀制度也就完全退出历史舞台。

下面对以上观点略加申述。

南朝后期在南朝后期，如前所述，梁武帝在位期间信用一批原来的低级士族进入秘书咨询机构，以至宰相机构。

梁武帝的主要着眼点在于这批低级士族儒学修养、文化素质和统治经验已经或正在超过原来的高级士族，必须越来越多地依靠他们巩固统治。

因此，他虽然没有象宋、齐君主那样信用寒人掌机要，但其政策精神从一开始可以说就在鼓励寒微士人和寒人提高儒学修养、文化素质，并把达到标准的吸收入各级政权。

试看下例。

《隋书·百官志上》：天监四年，梁武帝置五经博士各一人，开馆招生。

"旧国子学生，限以贵贱，帝欲招来后进，五馆生皆引寒门俊才，不限人数"。

《梁书·武帝纪》天监八年诏：凡五馆生，"其有能通一经，始末无倦者，策实之后，选可量加叙录。

虽复牛监羊肆，寒品后门，并随才试吏，勿有遗隔"。

这里有两层意思。

第一，五馆生皆引"寒门俊才"，主要当指招纳寒微士人子弟。

按西晋国子学生只收官品五品以上子弟。

至南齐，已经下降到官品六、七品的子弟。

据《南齐书·礼志上》，齐高帝时规定入国子学的资格，自"王公已下"，最低包括太子舍人、领军与护军诸府的司马和咨议参军等官（均七品）子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