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近代史汤寿潜

汤寿潜一直信奉实业兴国的主张。

１９０５年２月，汤寿潜与张謇、许鼎霖等在上海创办大达轮步股份有限公司。

同年２月至３月，汤氏又与张元济、夏曾佑等发动旅沪浙江同乡，倡议集股自办全浙铁路。

以后为抵制英国侵夺苏（沪）、杭、甬铁路修筑权，汤氏又与张謇联手，发动“集民股、保路权”的爱国运动。

８月，经浙江股东推荐，汤氏被清庭授予四品京卿，总理全浙铁路。

在此期间，汤寿潜布衣芒鞋，备尝艰苦。

汤蛰先先生纪念碑短短３年时间，杭州至枫泾的１６０多公里铁路及沿线１１４座路桥、１４处涵洞、１１３处水管，全部建成，确保了沪杭铁路于１９０９年８月１３日如期接轨通车。

１９１７年６月６日，汤寿潜病逝于临浦本宅。

其遗言“竞利固属小人，贪名亦非佳士”为其一生写照，深受乡人称道。

１９３６年５月，天乐乡民为追念汤寿潜功德，建“汤蛰先先生纪念碑”一座，立于茅山之巅。

文革时被毁。

１９９４年，萧山市人民政府根据市政协九届三次常委会建议，重建了纪念碑。

①１９５０年１０月，由绍兴县划归萧山县。

②③张謇《汤蛰先先生家传》。

其余未加注者，均引自萧山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汤寿潜史料专辑》与《汤寿潜研究》。

汤寿潜(1856—1917)，原名震，字蛰先，又作蛰仙，清萧山城山大汤坞村人。

少年时在家乡读书，“早岁颖异，以文学见称”。

青年时曾出任浙江金华书院山长，主张教学以实用为务。

光绪十二年(1886)，入山东巡抚张曜幕。

十六年作《危言》一书，共4卷，提出精简冗员，改革科举，推广学校，开发矿藏，修筑铁路，兴修水利，加强海军防务等，并阐述其改良主张。

十八年中进士，入翰林院为庶吉士；逾两年，授安徽青阳知县，数月即辞；后受聘当幕僚，游历各省。

二十六年，八国联军入侵，曾游说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实行“东南互保”。

二十九年任两淮盐运使，但仍以养亲之故居上海。

三十一年，发动旅沪浙江同乡抵制英美侵夺苏杭甬铁路修筑权，倡议集股自办全浙铁路。

七月，在上海成立“浙江全省铁路公司”，任总理。

此时清政府被迫允诺沪杭铁路由商民自筑，授汤寿潜为四品京卿，总理全浙铁路事宜。

三十二年，汤与张謇、郑孝胥等人联合江、浙、闽绅商200余人，成立“预备立宪公会”，任副会长，以“发愤为学、合群进化”为宗旨，敦促清廷早日立宪。

宣统元年(1909)，任浙江咨议局议长，曾与张謇、汤化龙、谭延闿等发起和组织联合会请愿，要求清政府实行宪政。

二年八月，清廷革除汤寿潜全浙铁路公司总理职，不准干预路政。

次年十一月辛亥革命爆发，杭州新军起义，汤被推举为浙江军政府都督。

在任期间，他又联合陈其美、程德全等通电起义各省，商议成立联合政府。

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任命汤寿潜为交通部长，未到任。

改任赴南洋劝募公债总理，向在南洋各地华侨募款。

袁世凯篡权后，汤曾与章太炎等组织“统一党”以挽残局，未果。

8月，改任浙江铁路公司理事长。

1915年曾致电反对袁世凯称帝。

晚年，汤寿潜回归故里，为家乡水利枢纽麻溪坝改桥闸竭尽所能，解开了天乐乡自明宣德年间以来400多年的水利纠纷。

汤寿潜多年身居要职，但生活简朴，有“布衣都督”之称。

他不富、不贪，在全浙铁路被袁世凯收归国有两年后，袁通过全浙铁路公司拨发20万银元，作为汤总理全浙铁路4年多不支一分薪金的补偿，但汤分文不受，将全数款捐给建造浙江图书馆。

一生有著作多种，除《危言》4卷外，尚有《尔雅小辨》20卷、《说文贯》2卷、《理财百事》2卷、《三通考辑要》30卷及《文集》数卷。

1917年6月病故于萧山临浦。

在近代中国，汤寿潜著《危言》，倡变法，洞烛机先，是饮誉朝野的思想家；辑《通考》，究典章，卓然成家，是成果繁富的大学者；办铁路，兴实业，成效赫然，是声名卓著的实业家。

他爱乡，爱国，耿介清廉，品洁德高。

古人所说的立德、立言、立行三方面，他都有所建树。

张謇说他“立名于当时，可式于后人”，可谓知人之论，并不过誉。

汤寿潜是浙江山水哺育出来的杰出人才。

他的立身、治学、行事，他的思想，与浙江的人文传统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一强烈的经世意识，是汤寿潜的第一个特点。

汤寿潜的成名作是《危言》。

此书初版于1890年，再版于1892年，是甲午战争以前宣传变法维新的代表作之一，与郑观应的《盛世危言》、邵作舟的《邵氏危言》并称三《危言》。

从全书述及的内容可以看出，作者视野极为宏阔，从国家大法，如迁都、尊相、议院、停捐、保举、汰冗、限仕，到国防外交，如兵制、海军、保朝、防俄，再到具体经济、教育门类，如包厘、盐捐、小轮、开矿、国债、商局、邮政、铁路、水利，中学、书院、考试，等等，他都一一加以论述。

从讨论、研究的方法和写作的风格上看，作者指陈时弊，切中要害，援引典章，如数家珍，指中土症结，每多发聩之语；述外洋情事，全无隔靴之言。

透过《危言》，我们可以看出，汤寿潜对当时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许多方面的现状相当熟悉，对许多问题思考已久。

《危言》初版之时，汤寿潜三十多岁，尚未考中进士，既无显赫的仕宦经历，也无特别的治事经验。

冯桂芬写《校●庐抗议》是在中进士、当翰林以后，与曾国藩、李鸿章等封疆大臣过从甚密，先得名，后立言；郑观应写《盛世危言》，王韬发一系列变法议论，都是在上海等地有了丰富的经商和其他阅历以后，是先立行后立言，与这些以谈时务名世的思想家相比，汤寿潜在出版《危言》以前，只有在山东巡抚张曜处当一年幕僚的短暂经历，其余绝大部分时间，他都是在书斋中度过的。

我们看他的年谱，所见到的只是“家居”、“博览”、“游学”，如此而已。

以江湖之身言庙堂之事，能够那么深中肯綮，头头是道，实属不易。

那么，是什么力量驱使他如此关心国事、而又有如此过人见识呢？我以为，除了他本人的因素以外，浙江文化的经世传统是一重要的因素。

我们知道，自宋室南迁以后，浙江在中国文化讲席上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为文化重镇之一。

自明代以后，浙江文化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这就是经世致用与言而有征，这两点归结为一点，就是一个“实”字，实证，实在，实用，不尚空言。

黄宗羲之编《明儒学案》，万斯同之修《明史》，全祖望之对南明史料的搜集，对佚书的研究，朱彝尊《日下旧闻》对京城掌故的搜罗，章学诚之倡六经皆史说，对方志学的研究，都是这一特色的体现。

章学诚论明清之际浙江学术特点时说，浙东之学，源于朱熹，但明代以后，自成特色：故善言天人性命，未有不切于人事者……，知史学之本于《春秋》，知《春秋》之将以经世，则知性命之无可空言，而讲学者必有事事，不特无门户可持，亦且无以持门户矣。

浙东之学虽源流不异，而所遇不同，故其见于世者，阳明得之为事功，蕺山得之为节义，梨洲得之为隐逸，万氏兄弟得之为经术。

史裁授受，虽出于一，而面目迥殊，以其各有事事故也。

[1]章学诚讲的就是这个意思。

章氏所说是乾隆以前的情况，乾隆以后，浙江的学术也是走的这条路数。

龚自珍对边疆地理研究的提倡，对社会问题的关切，俞樾对诸子学的研究，孙诒让对《周礼》、《墨子》的研究，陈虬写《治平通议》，宋恕作《六斋卑议》，都是实学的一种表现。

汤寿潜的《危言》，正是浙江实学园地中的一朵奇葩。

赞∙2007-1-2 13:19∙回复∙∙門對錢塘∙2楼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明清以来的实学思潮，重要的方面，表现为对天文、数学等科学的研究，浙江在这方面相当突出。

晚明引入西方科学的“三巨头”中，徐光启是上海人（当时属于江苏），其余二人即李之藻、杨廷筠都是浙江人。

李、杨之后，浙江科学家成批涌现，例如，乌程人陈杰精通西洋天文、数学，尤精比例为清代钦天监博士，有《缉古算经细草》等，乌程人徐有壬、张福僖，杭州人项名达，钱塘人戴煦，海宁人李善兰，都是名闻遐迩的、全国数一数二的数学家（详见附表）。

笔者做了一个统计，《畴人（阮传》元所编，成于1799年）、《续畴人传》（罗士琳编，成于1 840《畴人传三（诸编》可宝编，成于1886年）三书收录明末万历年间，即利玛窦等人东来以后，到光绪十二年中国科技人物中，籍贯确切可考者201名，其中浙江籍的达44名，占总数的2 2%，这个比例仅低于江苏，而高于任何其他省份。

这些人物的分布，又以汤寿乡及其附近地区如钱塘、仁和、余姚等地尤为密集（详见附表）。

这种学术传统，对汤寿潜的治学不能不产生深刻的影响。

对此，我们在《危言》中可以看得相当清楚。

《危言》中没有论述数学、天文等科学的专篇，但是从《中学》、《考试》、《书院》等以看出汤对许多科学知识相当熟悉。

在述及数学、三角、天文、物理、化学、气学、光学、电学、重学、水学、声学、医学等知识时，他引西证中，中西比较，信手拈来，了如指掌，从征引的广泛性和表达的准确性可以看出，汤寿潜不但对中国传统的科学知识相当熟悉，而了解当时传入的西方科学知识。

重视科学在晚清必然表现为重视西学。

鸦片战争以后，西学源源而来，上海逐渐成为西学在中国传播的中心。

浙江毗邻上海，是受西学影响很深的省份。

宁波、杭州都设有西学书刊代售点，宁波一度还是与上海齐名的传播西学地。

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杭州的西学气氛已经相当浓厚，18 88年、1889年，科举考试在这里举行，传教士已能公开地到这里将《格物探原》、《自西徂东》、《万国公报》等西学书刊分送给应试士子。

在晚清，不了解西学，便无从谈经世之《危学。

言》之所以能野，为时所重，熟悉西学，熟悉科学，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

二浓郁的乡土情结，是汤寿潜的第二个特色。

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浙江土地，汤有深深的热爱之情。

汤寿潜一生最大的业绩，即对于浙江路权的抗争，对浙江铁路的经营，从大处来说，是他反帝爱国思想的体现，从具体来说，则是他爱乡思想的流露，因为围绕着浙江路权的斗争，既是反对外国对中国的经济掠夺，对中国主权的维护，更是对方利益的维护。

西人评论汤寿潜一再置朝廷意见于不顾，决意维护浙江地方利益：汤总理为纯粹之文学家，而有高尚道德者也。

其对于本省事，尤肯趋前不顾利害，故以顾省与顾国并谈，汤必先顾省。

[2]汤寿潜出任浙江都首先是从浙江地方利益出发的。

杭州光复后，以在光复斗争中的贡献而论，浙江都督的位置轮不上汤寿潜。

以汤寿潜对待革命与立宪的态度而论，以其对官禄淡泊态度而论，浙江都督的位置也不应该是他的。

但是，一个关键的因素，将他推到了浙江都督的位置上，这就是杭的态度。

杭州光复以后，旗营放出空气：要乘乱屠杀杭州居民，以泄旗人在武昌、南京等地被杀的仇恨，除非汤寿潜出来做都督。

有人来找汤寿潜，要他出任都督，汤开头表示自己的政治态度与革命党异趣，不肯出山：“卿等欲革命，径行之耳，奈何以强人？吾虽弗善然与卿等异趣，以若所为亦不与也。

”来人告诉他杭州旗营的态度，说是假如不出山，旗营作乱，杭州六十万人“阖门而战，一朝可烬，公独能不救之邪？”[3]在这种情况下，汤寿潜才应邀出山。

∙2007-1-2 13:20∙回复∙∙門對錢塘∙汤寿潜对浙江地方事宜多很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