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中国电视学论纲

重建中国电视学论纲写下这个题目的时间是1998年初，40年前，中国有了自己的电视台。

在中国电视进入不惑之年时提出这个题目，是因为严格说来中国还没有自己的电视学。

有关电视的书出版过不少，但基本上是具体的操作教程，比如复旦大学出过一套，北京广播学院出过大同小异的几套。

中央电视台工业也是国内出书大户，中国电视30年的时候出了一套，主要是中央电视台的人写的文章结集，到40年时又出了一套，仍是以技术操作经验总结为主，其中领衔的一本《中国电视论纲》，有建立理论体系的想法，但由于是集中了一批人合写的，结果还是充满了官方体制的既定色彩。

虽然同时还有一些个人专著出版，但一般是就某一个专题的研究，并且也以国家课题居多。

而我这时想的是建立个人关于中国电视学的研究体系。

个人论学是中国治学传统中很重要的一方面，总的来说，个人论著才是有生命力的，官方组织的学问必然使许多有价值的声音受到遏制（从现存的历史上的文化学术成果看，官方比较适宜搞大型文集和工具书，如资料汇集和某某大典一类）。

只是中国电视学这个题目很大，其实不是我个人当时就能做的，但要有这个计划，要开始做，因为只有先勾勒出个人的论学研究体系，才能一步一步地去实现。

在这种想法下，我从“重建”入手，即针对现有的理论体系所存在的严重问题，重新思考过去种种明显不当的说法，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个人关于中国电视学的框架。

尽管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完成这个工作，但当时觉得可以开始做了── 一．论述的前提与背景从1958年至1998年，中国电视走过了40年的历程。

这40年可以分为前后各20年。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电视的前20年可以轻轻一笔带过，可以概括为蹒跚学步阶段，这前20年中国电视人交足了学费。

当然，这也不是中国电视独有的现象，世界电视事业早期都是举步维艰的，也有过来自人为方面的重创，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使西方电视在起步阶段就被迫下马。

幸运的是，中国电视自1979年的后20年，迅速地跨过了西方自40年代到80年代差不多半个世纪的步子，目前已经部分接近和达到西方电视的可比水平。

这后20年，还可以分为前后两个10年：前10年还是中国电视人自己摸索为主的阶段，而后10年则是中国电视有意识地向西方电视学习的阶段；前10年中国电视节目的形态主要是文学的，后10年则呈现出电影的、报纸的和口语的多种形态。

人类历史上的20世纪比起以前的所有世纪，是传播媒介产生最多的一个世纪，但它们的成型，都经过了漫长的时日。

比如电影，自19世纪末诞生，在20世纪里的发展首先是从无声到有声，继而是面对同为视听兼备传媒电视的挑战。

电视也是这样。

电视的发明距今只有70年，世界第一座电视台的建立距今也只有60多年，虽然它有过一段号称“第一传媒”的时光，但由于目前计算机网络技术在传播方面的发展，电视的传播方式以及节目形态就不能说已经定型，它最终的常态是怎样的，有待于21世纪。

从当今世界多种媒体并存，特别是新媒体仍在发展的全局来观照电视，对它的分析与论断都必须具备前瞻的历史眼光，因此我把世界电视的发展表述为前电视、准电视和电视自我三个时期。

目前中国电视还处在前电视向准电视时期过渡的阶段，世界先进电视国家也只是处在准电视时期，而电视自我时期的到来，要到计算机网络传播更为普及之时。

二．中国电视理论研究的现状到1998年，我们所能看到的中国有关电视理论研究的成果，都是对中国前电视时期电视实践的总结，即没能超出中国电视的实践范围，还处在应用理论范畴。

比如较早出版的北京广播学院和复旦大学的各自一套丛书，都是教材性质。

其中北广由于人力最为集中，接着又出版了一本300万字的大书《中国应用电视学》和一套10本的教材，但仍是前一套丛书的补充性合编或分述。

除了这些跑马圈地式的运作，另有一些个人或集体著作，也没有脱出工具书、教材、总结或课题的范畴。

其中，相对有一定理论色彩的是《中国电视史》（郭镇之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理论电视新闻学》（黄匡宇著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电视时代》（陆晔著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等。

还有一些边缘性杂交性研究著作，往往失之于对电视本体的不熟悉而显出大而无当华而不实。

倒是在《现代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学报）上，有时能见到真正的电视理论文章，但也因没有建构在合适的理论体系里而显得孤掌难鸣声音微弱。

①中国电视理论研究的贫困，还体现在它与中国电视实务的尴尬关系上。

中国目前的电视理论研究者基本上有两类，一类是在高校或研究所（室）的相对专业的人员，另一类是正在从事电视实务的人员。

后一类人员的实践性自不用说，前一类人员里，在研究所（室）的一般是从实践第一线下来的，在高校的则一般都申明自己有过电视实践。

但即使如此，中国电视实务界人士却对中国电视理论研究成果很少关注，甚至不屑一顾（偶而顾之亦不以为然。

倒是近年来频频出版的电视实务者的经验总结、节目文本荟萃更为电视理论界所重视，因为其中至少有可供研究引用的例证）。

大家都看到实践的重要性，不敢或不去对电视做纯学理的探讨，这或许是由于电视这一行的特殊性，但长此以往的结果便是中国理论电视学的有其名而无其实。

于是，即使是从应用的角度看，至今为止的中国电视理论研究的成果，也不能起到指导实践的作用，充其量只能作为那些没有任何电视实践的新闻与传播学专业的大学生的教材。

三．理论贫困的原因中国电视理论研究之所以贫困，首先是因为电视实践的贫困。

至少在1995年以前，中国电视实践还处在向西方60年代以前的电影学习的阶段，为顺应实践而建立的中国电视理论体系就只能是滞后于当前世界电视格局的。

尽管近几年中国电视实践有了重要的发展，开始部分接近和达到西方电视的可比水平，但由于在此之前理论体系已定型，一时不能重建起新的体系以对应，在旧的体系上修修补补，结果可想而知。

中国电视理论贫困的第二个原因是不能从本体论的意义上探讨问题。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中国特色的学风，但是理论的指导性和超前性，也不是中国所拒绝的。

对于中国电视，在经过了长期的理论紧跟实践不能解决问题的状况后，恐怕应当试试理论的超前性，而实现这一点目前并不难，因为有世界先进电视国家的实践和理论在天空里在网络上以及在外文印刷品中。

但是中国电视理论界很少从超前性上思考。

所谓超前性，对于中国电视理论工作者来说，实际上只需要更多一点注意电视本体而丢开一点宣传实用。

四．中国电视理论研究的三大误区电视本体论是电视学的一部份，电视学的最基本的问题即电视是什么的问题。

在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上，中国电视理论研究存在着三大误区：（一）电视是电影的承续? 中国电视理论研究一向把电影当成电视之父。

许多人研究的与其说是电视，不如说是电影理论在电视中的运用。

比如在好些年里，电视界也喋喋不休地讨论声画关系问题，而这实质上是在研究电影。

声画关系对电视的实际操作有一定意义，但它一不属于理论，二不属于电视。

电视的声画是与生俱来一体化的，或者说电视是先有声（广播）然后才有画，跟电影先天就是一个哑巴后来才学会说话的出发点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再比如纪录片问题，电视界谈得非常热闹，但那也是电影早在研究的问题。

电影从无声到有声再到同期声，有一个发展记录手段的过程；电影的主流虽然是故事片，但纪录电影有其独特的社会价值。

这些都需要电影去专门探讨，而且已经探讨了很多年。

而电视作为声像兼备的记录与传播工具，它一没有电影在当时的发展记录手段的问题，二不需为纪录片争得一席之地，它做什么都是“纪录”，它的一切表现形态都是“纪录片”的。

更不一样的是，电视主要是为每日在家的受众服务的，不能用纪录电影的表现方式而必须以“节目”的形态面向受众。

因此，无论从传播还是接受角度看，电视都与电影截然不同，所以关于纪录片的讨论也是偏离电视理论本体的。

电视和电影当然是有联系的，但那是属于技术的、应用的理论范畴。

电视的图像问题，可以进一步解释为它是声音广播的图象化延伸。

人类在电视之前发明了无声电影和声音广播，是由于技术的暂时限制而先分别从两个感知途径来“复现”物质世界。

后来电影有了声音，就如同广播也有了图像一样，是人类完善“复现”世界手段的进程。

“复现”这一概念有两个方面的涵义，一是复制方法，二是再现方式。

电影必须复制为拷贝，必须约定在合适的时间和场所，才能再现并且一般是面向集体的再现；广播则是如同使用水电甚至呼吸空气一般，是无时不在的充满了随意性的再现，而且一般是面向个体的再现。

这是两种根本不同的传播与接受的关系，研究电视不能离开这一基本关系。

之所以出现上述把电视当电影来研究的误区，原因是长期以来中国电视理论界基本上不去碰大众传播学研究的范畴。

尽管中国电视理论界也明白传播离不开接受，但大量的论述都集中于传者这一头，而受众研究的结论经常是做无用功，终不能被传者采纳并付诸实践。

另外，曾经有很多文章涉及影视区别，从屏幕大小、清晰度、明暗反差以及用特写（近景）多少来比较，实际上这是利用了电视技术“暂时的不完善”而做出的判断（周传基语，见《电影·电视·广播中的声音》中国电影出版社1991），揭示的实在不是本质。

可以说，从影视的外观以及使用的具体手法不同来区分影视，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

②电视不属于电影，还可以从它与广播的关系来考察。

电视最早是通过电讯和广播技术来传输的，它和广播有着共同的传受方式，它甚至常常和广播一样是可以“听”的，有人极而言之为“电视是给人听的”。

1996年，中国中央电视台出现了一个新栏目《实话实说》，这是一种在电视上讨论问题的节目样式，一般把它归于“脱口秀”即谈话节目。

在电视上谈话源于广播且由来已久，世界电视早期就有这种节目样式，但是随着电视的“成熟”，人们觉得电视更应该发展它的“看”的功能，而谈话更多地属于“听”，所以后来这种样式就没有得到充分发展。

然而，自1980年代以来，西方电视再度兴起谈话节目热，这种节目甚至成为许多电视台的重头戏，“脱口秀”主持人成了西方社会的明星。

这一现象为中国电视人所注意，于是才在寻求新形式时被拿来了。

《实话实说》栏目受到了普遍的关注和好评，并且从内容到形式都引出了全国性的模仿，占据了许多电视台的黄金时间。

但由此思考下去，这种样式的节目必然消解电视的“看”的功能，使长期以来电视理论界重点研究的视觉形象问题一下子变得没有多少意义，那些关于视觉创作的金科玉律在“脱口秀”里全都没了对象。

这是因为尽管电视谈话节目也有“看”的价值，但它已不是电影的“看”。

试想，假如“脱口秀”的内容和形式在电影院里出现会令人多么难以忍受？这说明电视的“看”与电影的“看”也不是一回事。

电视的视觉与听觉接受是一体的，它更符合人在接受时的生理特点，而不像电影那样可以被分立（典型如有声电影成熟后的无对话影片《裸岛》）。

尽管早期电视在移植广播的同时，也在尝试视觉形式，但是从本体的意义上看，电视并没有从已经成熟的电影那里直接借用多少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