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意味与新写实小说

【责任编辑】立华
【作者】赵联成
摘 要:新写实小说是跨越20世纪80、90年代的唯一文学潮流。从文学价值学着眼，它对“宏大叙事”的解构主要表现在:宣告形而上意义与价值的无效，使意义与价值回到形而下，回到凡俗人生。因此，消解政治话语，以生存话语取而代之，拒绝形而上的乌托邦遐想，以形而下日常生活的平面化叙事为价值旨趣，便构成了新写实小说文本叙事的出发点和最后的归属。可以说，新写实小说是一种没有表现出显在解构冲动的具有强烈解构特征的文学现象，它的解构性没有表现出咄咄逼人的进攻性，是不动声色的。正因为这样，它的解构与颠覆意味则长久被人们所忽略或漠视。
猫子说:“我们店一支体温表今天爆炸了，你看邪乎不邪乎?”四说:“哦。”
猫子说:“怎么样?想抒情吧?”四说:“他妈的。”
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流浪。”猫子说:“你真过瘾，四。”
就传统现实主义作家而言，对生活现象的表达显然不是叙事目的，而是要透过现象来认识被遮蔽的本质。因此，挖掘出隐藏于生活现象后面的形而上意义，是一种不言而喻的目标追求。鲁迅、巴金、田汉等笔下的祥林嫂、觉新、窦娥的故事，绝不仅仅是个人的悲剧，而是要通过对这一个个人生悲剧的叙事来表现社会对人 尤其是女性）、人性的压抑与摧残，旨在对一种合理机制和尊重人性的文明社会的呼唤。可以说，乌托邦遐想和形而上追求是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的精神背景和主题指归。
进入90年代，池莉的写作视域由“现在时态”的都市场景转移到了对不太久远的“过去时态”的历史叙事，精心营构着自己的“沔水镇故事”系列。《你是一条河》中的主人公辣辣，30岁守寡，突如其来的命运打击，使她饱尝了人间冷暖。她拉扯着8个不谙世事的孩子，不仅要在贫困线上艰难挣扎，还要承受“文化大革命”给家庭带来的种种政治厄运的打击。不让孩子饿死，拼命地活下去，是辣辣真实而具体的母爱。在这里，传统现实主义文本惯常建构的有关母亲的种种神话，以及“在党的阳光雨露下茁壮成长”的新中国少年儿童不见了，展示于读者面前的只有严酷的生存和生存的严酷，是求生的本能与欲望，是体现着生命原初欲望的顽强活下去的韧性与强力。毫无疑问，池莉还原出了生活的恶劣与贫穷，写出了人性的倔强与坚韧。辣辣一家的命运毫无保留地折射出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普通百姓的生存真实。从某种意义上说，池莉不但正视和再现了历史，颠覆了经典文本中有关母亲和“幸福的一代”的种种美丽神话，更是一种向飞扬的理想主义告别的最后仪式。
然而，20世纪末的生存现实无情地将充满虚幻的“意义”追求消溶于商品化大潮的唯利追逐之中，精神家园的乌托邦性质终于裸露在国人面前。意义从形而上回到了形而下，从理想天国回到了生存的现实大地。当目的论被摧毁，乌托邦消失，终极关怀虚无的本质被揭示，属于个人此在的价值追求也就必然凸现出来，填补了意义的真空。可以说，这是20世纪末在市场经济背景下产生的一种全新的意义论和价值论，它以自身极其形而下的导向，解构着一切对意义的形而上向往。不能不承认，这不仅是一场深刻的心灵与思维革命，更是对长久主宰文坛的宏大叙事写作模式的反叛与超越。尽管它的发生没有宣言，没有纲领，但它是一只无形的巨手，有着所向披靡的文学号召力和牵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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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意味与新写实小说
【分类】文学研究
【栏目】文学研究
【关键词】后现代/新写实/形而下/平面化/解构
【期号】200504
【总期号】289
【页码】61
【作者简介】赵联成（1949-），男，云南丽江人，云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文学。
新时期初始，因短篇小说《月儿好》获奖而开始崭露头角的池莉，经过数年潜心摸索与调整后，于1987年推出了引起文艺界震动的中篇小说《烦恼人生》。如果说，《月儿好》是池莉以女性作者特有的清纯、明丽和欢快的眼睛捕捉农村生活中的某种诗情画意，歌颂人生与心灵中美好性情愫，为不无艰辛的农村生活抹上了一层玫瑰色彩的话，那末，在《烦恼人生》里，池莉则以“小市民作家” ［3］（P224） 的身份，一反过去不无矫情的抒情表达方式，改用平淡却又不乏率真、直陈却又不乏真诚的笔触直接契入了凡俗的现实人生。小说以近乎白描的手法，不动声色地对普通市民的生存本相作出了“照相式”的呈现，为“先锋陷落”、“寻根错位”后的文坛提供了“另类”的文本参照。作家以对烦恼人生的叙事，全面解构了传统现实主义对“理想”与“英雄”的呼唤和虚构，于不期然间完成了对理想主义黄金时代的最后送别。《烦恼人生》预示了一种文化倾向，意味着我们这个时代已彻底失去了乌托邦冲动。人们已经为日常生活事相所左右，被眼前的利益所支配。昔日曾经伤时感世、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也已经不再沉湎于对这个世界的形而上思考，不再对遥远的彼岸充满着一种神圣的渴望。直面人生的烦恼，倾听来自民间的声音，真实地复制和还原出芸芸众生的生存本相，把现实与理想尖锐对立的生存现实再现出来，摒弃对现象后面所谓“本质”的挖掘与揭示，无情地拆除所有附加于日常世俗生活的主体性想象，已经成为部分作家自觉的创作追求。文学开始从虚蹈的高空回到了大地，从崇高回到了卑微，从高雅回到了世俗。表现日常世俗生活对形而上主体冲动的拒绝与抵制，池莉在《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中，为读者提供了作家“四”与城市青年“猫子”之间的一个经典性的对话场景: 猫子说:“四，我给你提供一点生活素材好不好?”四说:“好哇。”
在新写实作家笔下，生活就是生活本身，在平凡、平庸的生活后面并没有一个抽象的意义存在，现象后面没有本质，它自身就是本质，生活的意义和价值就在于每一个具体的可感知可触摸到的瞬间。这是新写实小说对“意义”的重新定位与审视。在这样一种新的价值建构中，一切具有形而上意味的概念，如本质、理想、崇高、奉献、阶级斗争等等都被放逐或“悬置”。结果，昔日“红色经典”中“芝麻开花节节高”的“本质真实”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印家厚式的烦恼 《烦恼人生》 ，为口粮而奔波而丧命的瘿袋女人 《狗日的粮食》 式的生存悲剧;昔日“红色经典”中那些几乎不食人间烟火、充满着理想主义激情的英雄也变成了为“孩子的入托”、为“一斤馊豆腐”而夫妻间没完没了的口角而呕气而疲于奔走的小林 《一地鸡毛》、《单位》 等等生活事相的冷静、客观的叙述。“好好过日子”、“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 ［2］ 便开始被编织成一面光荣的旗帜在文学上空高高飘扬。深刻也好，浅薄也罢;高雅也好，庸俗也罢，全都被置放于商业化、都市化背景下作出了新的选择与诠释。走出虚幻承诺与思想诱惑的中国人，开始义无反顾地走入了须臾不能脱离的“柴米油盐”、“吃喝拉撒”的凡俗人生。
四将大背头往天一甩，高深莫测地仰望星空，说:“你就叫猫子吗?”猫子说:“我有学名，郑志恒。”四说:“不，你的名字叫做人。”猫子说:“当然。”
然后，四给猫子聊他的一个构思，四说准把猫子聊得痛哭流涕，四讲到一半的时候，猫子睡着了。四就放低了声音，坚持讲完。
这个被评论界反复援引、称绝的寓言式对话，不仅再现出了精英知识分子的“彼岸”诱惑遭到了市场化大潮拒绝后的窘迫、无奈与尴尬，而且也深刻地揭示出了昔日视“启蒙”为己任的知识分子与市民之间的隔膜乃至某种程度的对立。四对猫子提供的写作素材固然没有兴趣，但是，猫子也同样视四的构思为分文不值。知识分子试图以一种拯救的欲望重建人文关怀的叙事激情，理所当然地被世俗欲望觉醒后的猫子们所否定，说明了对“人”的理解国人已经开始走出了形而上理念的框缚而进入了形而下层面的体认，超越世俗的乌托邦梦幻已经被有衣食住行之忧、声色犬马之欲、吃喝拉撒睡之行的凡人的日常生存所取代，当下中国正步入世俗化、消费化的现代社会门坎。
新写实小说是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并且是跨越80、90年代的唯一文学潮流。其社会基础，无疑就是日益成长壮大起来的市民社会与市民文化。当主流话语的乌托邦许诺和精英知识分子的启蒙话语日益遭到人们冷落与遗弃而无奈地退出文化中心之后，在市民文化消解抽象而走向感观，消解理性而走向官能，消解深度而走向平面的价值重估的社会转型期，新写实小说找到了自己的表演舞台，适时地填补了价值真空，成为了市民文化的承载体，这也正是它一时成为文坛“显学”的社会前提。
综观池莉从20世纪末的《烦恼人生》到21世纪初的《来来往往》、《有了快感你就喊》等新写实小说创作，尽管在对世俗人生的直陈中，作家对自己的叙事方式作出了一些微调，能以更加平和的姿态再现出生活的多原色，但是，以实证的方式考察生活，以实录的方式复现生活，时刻警惕任何理性的先入之见和精神预设，拒绝一切按主体意愿杜撰生活，拒绝形而上的平面化叙事手法始终没有变更，始终如一地保持着对传统现实主义文本的解构锋芒，对当下商品化社会中市民阶层的生存现状始终作出了不懈的追踪与再现，真正实践着作为一个“小市民作家”的文学定位与角色转换，似乎已成为她较为稳定的创作风格。其实，率先挣脱“寻根”繁复文化观念的束缚，把聚焦点对准那个偏辟的小山村，把作为人最基本属性的“食”与“性”表现得最真实、最到位的刘恒，先于方方、池莉，早在1986年就写下了《狗日的粮食》这类隐匿精神需求，凸显物质存在，专注于人的最低生活欲求的艺术佳作。是刘恒最早打开了疏离经典，中止优雅与诗意，摒弃理念预设的价值判断，拒绝彼岸，向形而下层面掘进的通道。这表明刘恒从《狗日的粮食》就开始有意告别早先作品中那“软绵绵的理想主义”的腻味情调，开始挣脱泛政治意识形态的规约。可以说，刘恒《狗日的粮食》是市场话语向政治话语作出挑战的最早信号。小说通过对“已经被人卖过六次”的瘿袋女人因粮食而为人妻，因粮食而变态畸形、凶口脏心，又因粮食而含恨弃世的悲剧命运的书写，展示了已经当了“国家主人”的农民苦乐相生、智愚共存、生死交迫、贫困饥寒的生存本相，触摸到了长期被主流话语理想化和诗化了的昔日农民为起码的温饱而艰窘生存的历史本真，颠覆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芝麻开花节节高”的创作模式，把“民以食为天”这一亘古不变的朴素真理作出了现代性阐释。这里，已经没有经典文本里的那种强调、暗示与升华，更见不到牧师式的布道与说教，仅仅只见到一些粗鄙、琐碎、朴拙的生活事相的呈示，是一种纯粹的世俗性存在，属于形而上抽象范畴的“人生意义”、“理想追求”已经被生存的艰辛榨得一干二净，“意义”被彻底地放逐。因此，《狗日的粮食》对贯穿20世纪80、90年代的新写实小说主潮地位的确立，无疑具有着开拓性的奠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