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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美学观与文学理论研究一、美学标准与历史标准的回归１９４０年代，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中国的文艺实践相结合，特别是根据中国革命和抗日战争的需要，明确提出了“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文学批评标准。

这一批评标准，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美学与历史”相统一的批评标准相比较，除“艺术”和“美学”具有较多一致性外，其他方面就相去甚远了。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需要，中国的文学批评实践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提出的“美学与历史”相统一的标准完全脱节，几乎变成了政治批判，除偶尔提及某些马克思主义词句外，在精神上与马克思主义“美学与历史”相统一的批评标准毫无共同之处。

到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的文学批评完全陷入了混乱，帮派的、政治的需要彻底取代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美学与历史”相统一的批评标准，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期至８０年代中期，中国一方面确立了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的指导方针，另一方面又提出了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求。

“回到马克思”成为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的一大特点。

在这一背景下，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美学与历史”相统一的批评标准回归了中国理论界和文艺界。

在中国文学理论界，１９７０年代末期至１９８０年代初期，展开了一场文学批评标准的讨论。

在那场讨论中，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提出的“美学与历史”相统一的批评标准成了重要议题之一。

人们对什么是“美学”标准、什么是“历史”标准，“美学和历史”标准如何统一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美学”标准，就是文学批评“从艺术实际出发，从艺术规律出发，而不是从某种政治的、伦理的或哲学的观念出发，它的根本任务也不是借艺术来论证这些观念”。

“历史”标准，就是将作家作品“放在历史发展中，放在一定的生活环境中去考察研究”、“美学和历史”标准的统一，就是将二者作为一个整体运用于文学批评实践之中。

⑤这一看法，代表了１９７０年代末至１９８０年代中期人们对“美学和历史”标准的基本认识水平。

在中国文学批评实践中，１９７０年代末期至１９８０年代初期，基本上都贯彻了这一标准。

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１）“对‘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史上一些被误解了的作家作品，运用‘美学与历史’的标准重新加以衡量，恢复了他们的本来面目和应有地位”。

（２）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１９５７年以来被错误政治伤害的作品，运用‘美学与历史”的观点，进行了有说服力的论证，推倒了加在这些作品上的一切不实之词，使其成为‘重放的鲜花’，回到了文艺的百花园”。

（３）“对新时期的文学作品研究，或从美学分析进入历史把握，或从历史角度导向美学分析，然而都无一例外地致力于从‘美学与历史’的统一中去把握”。

⑥二、哲学反映论向审美反映论的过渡从反映论角度去看待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一个基本立场。

自２０世纪初期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传入中国后，这一角度和立场一直影响着中国文学理论界。

２０世纪初期，陈独秀、李大钊就明确主张用哲学反映论来解释文学与生活的关系，肯定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

１９３０―１９４０年代，瞿秋白、毛泽东、周扬、胡风、冯雪峰等人进一步强化了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的观点，并形成了一套相关的理论。

１９５０―１９６０年代，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已经成为中国文学理论界的一个普遍命题，一种不证自明的公理。

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后期。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期至８０年代初期，中国文学理论界对文学与生活关系的认识，开始出现了由哲学反映论向审美反映论的过渡，其标志性的事件有两个：一是文学理论界关于“形象思维”的讨论；二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中关于人类“掌握世界的方式”的论争。

“中国文学理论中审美因素的复苏，从对‘形象思维’的探讨开始”。

⑦１９７７年１２月３１日《人民日报》和１９７８年１月《诗刊》先后发表了毛泽东１９６５年７月２１日致陈毅的信。

毛泽东在信中说：“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

“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

⑧毛泽东的话包括两层意思：诗歌有自身特殊的思维方式，这是诗歌具有艺术魅力的基本条件之一；宋人作诗不懂形象思维，所以宋诗缺少韵味。

在毛泽东的论述里，已经流露出了文学应该具有审美思维和艺术意味的思想。

由于毛泽东给陈毅的信关于“诗要用形象思维”的观点，涉及了艺术的审美思维问题，它一发表便在美学界和文学理论界引起了强烈的共鸣，掀起了一场关于“形象思维”的讨论。

朱光潜、李泽厚、蒋孔阳等著名美学家都参与了这场讨论。

朱光潜发表了《形象思维：从认识角度和实践角度看》（《美学》第１期，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形象思维在文艺中的作用和思想性》（《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８０年第２期）；李泽厚发表了《关于形象思维》（《光明日报》１９７８年２月１１日）、《形象思维再续谈》（《文学评论》１９８０年第３期）；蒋孔阳发表了《形象思维与艺术构思》（《文学评论》１９７８年第１期）、《形象思维与议论》（《山花》１９７９年第２期）等。

这些学者的共同点是：从美学的角度论述了形象思维的含义、特点、作用。

形象思维是“不脱离形象想象和情感的思维”，⑨是审美活动的特有思维方式，在审美活动中占有特殊的地位。

审美活动中的情感、想象、移情、直觉等特点，都是形象思维活动的体现。

文艺活动作为审美活动的集中体现，更是需要形象思维。

文艺活动的主要目的是创造“具有个别性、具体性、生动性、丰富性、完整性以及真实性、典型性、倾向性、感染性等特点的艺术形象”，“为了要塑造形象，我们就必须按照形象本身的特点，采用形象思维这一特殊的思维形式，来进行构思”。

⑩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中关于“掌握世界的方式”的论争，是新时期伊始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的重点之一。

人类“掌握世界的方式”问题，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提出来的。

马克思说：“具体总体作为思想总体，作为思想具体，事实上是思维的、理解的产物；但是，绝不是处于直观和表象之外或架于其上而思维着的、自我产生着的概念的产物，而是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这一过程的产物。

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思想整体而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这个头脑用它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这种方式是不同于对于世界的艺术精神的，宗教精神的，实践精神的掌握的”。

这段话的最后一句在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２年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２卷和１９７２年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卷中的译文是“而这种方式是不同于对世界的艺术的、宗教的、实践―精神的掌握的”。

围绕马克思的这段话，学术界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学者们对马克思这段话的理解集中在三个方面。

首先，马克思论述了人类掌握世界的四种方式：“即哲学的、艺术的、宗教的、实践―精神的掌握方式”。

其次，马克思关于人类掌握世界的艺术的方式，表现在思维特点上主要是“形象思维”。

“艺术是不同于哲学对世界的掌握的方式……它用艺术思维的方式掌握世界，主要是形象思维”。

????再次，马克思所强调的掌握世界的艺术的方式，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审美的方式。

“掌握世界的艺术方式是因为人类需要掌握人与现实的审美关系而发展起来的……艺术要从审美上掌握世界，反映人与现实的审美关系”。

????从美学的角度看，形象思维的讨论和马克思关于“艺术的”掌握世界方式的争鸣，为审视文学与生活的关系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奠定了文学与生活关系中审美反映说的美学基础。

在此基础上，文学理论界的一些专家学者转向美学的角度审视文学与生活的审美关系，明确提出了文学是对生活的审美反映。

刘再复、鲁枢元、童庆炳、钱中文、王元骧等都持“审美反映论”这一立场，并从不同的层面进行了阐释。

刘再复提出“艺术是一种创造性的审美活动”。

因此，“审美判断”就成了文学批评的基本方式。

????鲁枢元认为，文学属于“美的领域”，文学创作的出发点是“某种社会生活现象拨动了作家的心弦，激起了作家审美感情的波涛，产生一种强烈的、持续的爱，或者憎”，这种带有审美性质的爱憎情感通过语言符号表现出来就是文学作品。

????童庆炳于１９８４年出版的《文学概论》，明确提出了“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审美反映”的命题，其第一章第三节的标题就是“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审美反映”。

他说：“社会生活是文学的唯一源泉。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

其实，包括文学在内的全部意识形态（政治、法律、道德、哲学、艺术、宗教等）和一切社会科学，都是客观的社会生活的反映，都以客观的社会生活为源泉，所以文学是社会生活的论断只是阐明了文学和其他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一切社会科学的共同本质……我们还必须阐明文学区别于其他社会意识形态以及社会科学的特征。

弄清文学本身自身特殊的本质。

……文学之所以是文学就在于它是对社会生活的审美反映，文学的崇高目的是要按照一定的社会审美理想来改造人的生活，使人的生活变得更美好”。

钱中文也于１９８６年提出了文学审美反映论。

他指出：“文学的反映是一种特殊的反映―――审美反映，由于其自身的特殊性，它较之反映论原理的内涵，丰富得不可比拟。

反映论所说的反映，是一种二重的曲折的反映，是一种可以使幻想脱离现实的反映，是一种有关主体能动性原则的说明。

审美反映则涉及具体的人的精神心理的各个方面，他的潜在的动力，隐伏意识的种种形态，能动的主体在这里复杂多样，这是一个无所不在的精灵”。

????王元骧也于１９８８年提出了文学“审美反映”论，１９９０年进一步深化了文学“审美反映”论。

与前面几位文学“审美反映”论者相比，他的论述最为全面。

如果说，刘再复是从文学批评的层面说明文学是一种审美创造，鲁枢元仅从文学的归属的层面说明文学属于美的领域，童庆炳是从文学反映生活与其他意识形态反映生活区别的层面说明文学是一种审美反映，钱中文是从一般反映和审美反映不同点的层面说明文学审美反映论的特征，即他们都是从某一方面论述文学是一种审美反映，那么，王元骧则从多个层面论述了文学反映生活是一种审美反映。

他认为，从反映对象看，文学的对象与认识的对象有明显的区别：“在审美者看来，它们的地位价值就不大一样。

这就是因为审美情感作为审美主体面对审美对象的一种态度和体验，总是以对象能否契合和满足主体自身的审美需要为转移的：凡是契合和满足主体审美需要的，哪怕是在别人看来微不足道的东西，也会成为爱慕倾倒、心醉神迷的对象；否则不论事物本身的客观意义多么重大，人们也照样无动手衷，漠然置之”。

从达到的目的看，文学的目的与认识的目的有较大的不同：“由于审美的对象是事物的价值属性，是现实世界中的美的正负价值（即事物的美或丑的性质），而美是对人而存在的，是以对象能否满足主体的审美需要为转移的，凡是审美愉快总是以主体的审美需要从对象中获得某种满足而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