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教学案例

第二十二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一、如何理解妨害公务罪之暴力、威胁手段【案情介绍】被告人林甲，34岁，农民；被告人林乙，32岁，农民。

林甲和林乙兄弟一直从事出售假调味品等非法活动。

1999年5月10日上午，某县技术监督局的工作人员依法对林甲、林乙家中的调味品进行执法检查时，二人聚集乡邻10多人，抗拒检查，撕坏技术监督工作人员的执法证，并用铁锤砸毁技术监督局的汽车，大肆辱骂执法人员。

后林甲、林乙二人被公安机关依法逮捕。

【问题】本案中，被告人林甲、林乙为抗拒技术监督工作人员执法检查而撕坏技术监督执法证，砸毁技术监督局汽车的行为，其暴力手段指向的对象并非技术监督工作人员，而是指向了技术监督人员所使用的执法工具，这能否构成妨害公务罪呢？这就涉及到对妨害公务罪之暴力、威胁手段的理解问题。

【评注】通常认为，妨害公务罪之所谓“暴力”，一般表现为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或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身体直接实行打击或强制，如捆绑、殴打、强行拘禁、伤害、杀害等等。

此处，关于暴力的指向以及关于暴力的形式，在刑法理论上均存有争论。

关于暴力的指向，也即本罪的暴力在指向上是仅限于公务人员本人，还是同时包括与公务人员有某种亲密关系的其他人（如其公务执行的帮助人或其亲友）以及其所使用的物品（如办公用品）？有人认为，本罪暴力所指向的对象，不仅包括公务人员本人的身体，还包括其他人或公务人员所有、使用的物。

前者是直接暴力；后者是间接暴力。

但也有人认为，本罪的暴力仅指直接暴力。

目前，前一种观点为大多数人所接受。

关于暴力的形式，也即本罪的暴力在形式上是仅指殴打、捆绑、拘禁等有形力，还是同时包括施行催眠术、用酒灌醉、用药麻醉等无形力？尽管也有学者认为，本罪的暴力仅限于有形力，但刑法学界通说则认为，本罪的暴力既包括有形力，也包括无形力，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维护国家正常管理活动。

否则，将置国家利益于非常不利的境地，并会给犯罪分子逃脱罪责提供可乘之机。

妨害公务罪之所谓“威胁”，一般认为是指以侵犯人身、毁坏财产、破坏名誉等相胁迫，即以将要加以恶害相通告，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或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实行精神强制，意图使其心理上产生一种恐惧感，从而达到阻碍其依法执行职务、履行职责的目的。

至于公务人员是否已经真的因此而产生了畏惧，则非所问。

这种威胁可以是口头进行的，也可以是书面发出的或者通过身体动作暗示的；可以是直接对本罪侵害对象本人实施，也可以是对其亲友间接进行。

至于暴力、威胁的强度如何，也就是说，对于暴力、威胁须达于何种强度，始能成立妨害公务罪，我国刑法在条文上并未加以明确规定。

但通常认为，本罪中暴力、威胁须达到迫使公务人员不能或放弃执行公务，或者违背其职责和意愿实施依法不应当实施的行为之程度。

例如迫使公安人员放走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

具体到本案而言，尽管被告人林甲、林乙的暴力行为指向的是技术监督工作人员所使用的汽车等物品，而非技术监督工作人员本身，但其行为同样符合妨害公务罪暴力手段之内涵，从而可以构成妨害公务罪。

二、受国家机关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能否成为妨害公务罪的犯罪对象【案情介绍】被告人王某，27岁，农民；被告人章某，32岁，农民。

1998年12月12日晚11时，被告人王某、章某伙同他人赌博时，被派出所治安联防队员陈某、秦某、江某当场查获。

当陈某等三名联防队员勒令王某等人蹲在地上抱头勿动时，被告人王某与章某却乘势煽动并带头围攻殴打联防队员，致使陈某等三人多处软组织挫伤，均构成轻伤。

后陈某等三人在当地村干部的掩护下才得以脱险。

【问题】妨害公务罪的犯罪对象具有特定性。

根据刑法典第277条的规定，可以将本罪的犯罪对象概括为三类人员：其一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包括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其中当然含国家安全机关和公安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以及人民军队中的工作人员。

其二是人大代表，包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其三是红十字会工作人员。

如果侵害的对象不是上述依法执行职务、履行职责的公务人员，而是其他国家工作人员，如在国有企业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或是普通群众，如工人、农民等，则不构成本罪。

但此处值得关注的是受国家机关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能否成为妨害公务罪的犯罪对象？例如本案中遭到被告人王某、章某等围攻殴打的陈某等三人并非前述三类人员，但他们是受公安机关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能否成为妨害公务罪的犯罪对象，从而对被告人王某、章某的行为以妨害公务罪追究刑事责任呢？【评注】由于我国现阶段社会治安形势相对严峻而警力又有所不足，因而各级公安机关普遍设立了“联防队”。

联防队的队员不具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身份，但他们却是在现实地从事着治安防卫甚至刑事侦查等公务活动，属于受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

我们认为，对于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联防队员等受国家机关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行为，能否认定为妨害公务罪，须从应然与实然两个方面分析。

从应然的角度说，我们倾向于建议立法机关通过修法形式将这类人员补充为本罪的犯罪对象。

首先，在实践中，虽然我国大多数公务活动都是由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开展的，但也绝不能否认还有不少公务活动是通过受国家机关委托从事公务的公民进行的事实，比如联防队员的情况。

其次，从深层次上看，妨害公务罪所要求的犯罪对象应当具有的本质特征不应在于其是否具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红十字会工作人员这一身份，而应在于是否存在从事公务这一事实。

因为本罪的社会危害本质在于犯罪人通过对依法执行公务的人进行妨害，使国家对社会进行管理的职能活动无法正常开展。

也就是说，犯罪人不是因为单纯地侵犯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或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人身而构成本罪，而是因为这一侵害行为使得上述人员依法从事的公务活动无法正常进行，从而使国家的正常管理活动受到干扰和破坏，才构成犯罪需要加以制裁的。

因此，只要在事实上从事公务，就相应具备了由法律保护其公务活动的条件和必要性，至于这种从事公务的资格是如何取得的，是经选举、聘任，还是受委托，则非所问，只要不是非法的，均不能改变其代表国家管理社会之事实，因而在法律保护上也不应当区别对待。

否则，便与刑事立法设立本罪的基本精神相矛盾，便会使规定本罪维护公共秩序的目的和功能受到削弱，同时还会产生打击公民积极接受国家机关委托依法从事公务的信心的不利社会效果。

最后，在这方面，国外有些立法例值得我们借鉴。

例如，德国刑法典第114条第3款规定，该法第113条“对于执行公务之反抗”犯罪中所规定的犯罪对象，包括“被征召支援勤务行为之人”。

这些人就相当于我国受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

此外，法国刑法典第433-3条也有类似规定。

当然，基于现有的法律规定，从实然的角度出发，我们认为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受国家机关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行为，不能认定为妨害公务罪。

理由如下：首先，在我国刑法中，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与受国家机关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是有严格区别的，二者不能相互混淆。

在新刑法典明确将本罪的犯罪对象限定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人大代表和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之后，受国家机关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便失去了成为本罪犯罪对象的法律依据。

其次，从以往的司法实践看，这一认识也得到了有关司法解释的支持。

最高人民检察院于1988年3月10日发布的《关于护林护水等人员在护林护水时，受到不法侵害，对不法侵害者是否以妨害公务罪论处问题的答复》明确指出：“《刑法》（指1979年刑法典）第83条规定的‘国家工作人员’，不包括护林护水等受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

他人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护林护水等人员执行任务的，不宜以妨害公务罪论处，其中致人受伤、死亡的，可按照相应的罪名处罚；尚未构成犯罪的，可由公安机关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处罚。

”具体到本案来说，陈某等三名联防队员虽属受国家机关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但他们不属于妨害公务罪的犯罪对象，不能对被告人王某、章某以妨害公务罪追究刑事责任。

这既是严格执行罪刑法定原则的必然要求，也得到有关司法解释的支持，为我国司法实务部门所认同。

事实上，被告人王某、章某的行为不构成妨害公务罪，并不意味着放纵犯罪。

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的精神，被告人王某、章某围攻殴打陈某等三人的行为，造成轻伤结果，已构成故意伤害罪，完全可以故意伤害罪予以定罪处罚。

三、如何区分招摇撞骗罪与诈骗罪【案情介绍】被告人杜某，男，32岁，无业游民。

1997年6月，被告人杜某在某县车站等车时偶遇某县自动化设备厂供销员方某，因同路相互攀谈而初识。

1997年12月，被告人在某市时又遇到方某，交谈中被告人得知方某来该市为办理申请出境赴香港的手续，乃心生邪念，自称是市公安局出入境办事处工作人员，并接过方某所带材料翻了翻，颇似内行的指出方某不符合申请出境条件。

由于当时杜某身着警服，且双方自认有缘，方某对其深信不疑，乃求其帮忙。

于是杜拍着胸脯向方某保证，此事包在他身上，但同时向方某提出“打通关节需一些活动费”。

方某当即将有关材料及“活动费”5000元交给杜。

后方某见久无回音，到市公安局一打听，乃知上当受骗。

数日后，被告人杜某被捕获归案。

经查，此前不久，杜某还身穿警服，驾驶一辆长江750型三轮摩托车，窜到某车站，冒充公安人员，以帮助群众做好事为名，送未婚女青年姜某回家，博得姜某之好感，并进而玩弄了姜某，使其精神遭受严重摧残。

【问题】对于被告人杜某之行为应如何定性，存在三种不同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本案应定诈骗罪。

因为被告人为了诈骗钱财，冒充公安局出入境办事处工作人员，以收取活动费为借口，骗得现金5000元。

被告人主观上具有诈骗财物的目的，客观上实施了隐瞒真相，捏造事实的诈骗行为，且所骗得财物数额较大，符合诈骗罪特征。

第二种意见认为，本案应定招摇撞骗罪。

因为杜某为了谋取非法利益，冒充公安局出入境办事处工作人员，以帮助办理出境申请手续为借口，从被害人手中骗取人民币5000元；同时，被告人还以公安人员身份骗取了女青年姜某好感，并予以玩弄，严重摧残了姜某之精神。

这些事实完全符合招摇撞骗罪之特征，故应以该罪定性。

第三种意见认为，上述两种意见都不够全面，被告人杜某实际上构成了两个罪：一方面，被告人为了谋取非法利益，隐瞒真相，捏造事实，从方某手中骗得人民币5000元，数额较大，构成了诈骗罪；另一方面，被告人还冒充公安人员，玩弄了女青年姜某，使其精神遭受摧残，其行为符合招摇撞骗罪之特征。

故对被告人杜某应以诈骗罪和招摇撞骗罪实行并罚。

【评注】本案中，被告人杜某显然是在两个罪过的支配下，分别实施了刑法分则所规定的两个具体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充足了两个犯罪构成，故被告人实施了两个罪。

第一种意见只看到被告人诈骗财物的行为，忽略了其冒充公安人员欺骗、玩弄的行为，从而把被告人之行为只定性为诈骗罪，显失之片面。

第二种意见则把被告人所实施的两个行为，视为一个整体加以判断，似有不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