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的继续——冷战后的主要国际政治矛盾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刚刚两年，凯南就指出了二战后的主要国际政治矛盾是意识形态对立，而且这种认识很快就被东西方两大阵营的领导人所接受。

而如今，冷战已结束10年了，人们虽然普遍认为冷战后主要国际政治矛盾与冷战时期不同，但国际社会却仍对什么是冷战后主要国际政治矛盾莫衷一是。

针对这个问题，本文将从讨论主要国际政治矛盾的判断标准入手，论证三个观点作为答案：1、主要国际政治矛盾在冷战期间曾发生过重大变化，由意识形态对抗转向美苏争霸；2、冷战后主要国际政治矛盾转变为美国称霸与部分国家反霸；3、中国作为反霸力量之一，在主要国际政治矛盾中与美国战略矛盾有进一步深化的危险。

判断主要国际政治矛盾的标准有些人认为，冷战后主要国际政治矛盾是复合型的，其原因是看不清主要矛盾是什么[1]。

既然是主要矛盾，就只能是一个矛盾而不能是几个矛盾。

主要国际政治矛盾可以有多方面表现，如冷战时的美苏争霸矛盾可以表现在军备竞赛、争夺第三世界、建立相互封闭的市场等不同方面，但逻辑上不可能同时并存着两个主要的国际政治矛盾。

冷战结束以来很长时期，人们之所以对主要国际政治矛盾的看法不一，这与判断标准不一致有很大关系。

为防止讨论成为无意义的文字游戏，我们需要明确主要国际政治矛盾的定义。

在这里我们将国际政治的主要矛盾定义为，在一个既定时期内，世界上主要国家间的战略利益冲突，这种利益冲突对世界上多数国家的对外政策选择具有重要影响。

在这个定义里，我们强调主要国际政治矛盾需要具备的三个基本特点：1、这种矛盾是主要国家间的；2、这种矛盾关系到这些国家的战略利益；3、这种矛盾影响世界多数国家的对外政策。

一种国际政治矛盾只有同时符合以上三个条件时，才可视为是主要国际政治矛盾。

国际政治中有多种矛盾，但与大国利益没有重要关系的矛盾是不会成为主要国际政治矛盾的。

世界上无论国家有多少，主要国际政治矛盾反映的是大国间的利益关系。

世界上国家的数量在53年里增加了3.6倍[2]，国家间的利益关系也随之大量增加，但是决定主要国际政治矛盾的却是大国间的利益冲突，因为只有大国间的利益关系才能对世界范围的重大问题构成影响。

例如，冷战后，每年都发生几十起局部战争或军事冲突，但由于这些军事冲突没有发生在世界主要国家之间，因此就没有引发世界大战的危险。

在国际事务中，一种政治矛盾无论有何种普遍性，如果它不是大国之间的矛盾，那么这种矛盾就不会成为主要的矛盾。

大国间的利益冲突是多方面的，因此大国间的矛盾也是多种多样的，然而非战略性利益的冲突是不会成为它们之间的主要矛盾的。

例如，冷战后意识形态分歧仍使世界主要国家在人权问题上产生了矛盾，但是由于意识形态在冷战后并不关系到大国的核心利益，因此不是世界主要国家所关心的战略利益。

尽管大国在国际人权问题上龃龉不断，人权问题却不是国际政治的主要矛盾。

无论大国间的矛盾与他们的战略利益有什么密切关系，如果这一矛盾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没有影响，那么这一矛盾也难成为主要国际政治矛盾。

一般讲来，大国之间的任何矛盾都会影响到中小国家的对外政策选择，但影响的范围和程度有所不同。

那些影响面较小的矛盾就不会成为主要国际政治矛盾。

以核战略为例，世界主要国家在预先打击战略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战略的问题上有重大分歧，而且这关系到核大国的战略利益，但是这一问题在冷战后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外交政策影响有限，因此核战略问题本身还不足以成为冷战后主要国际政治矛盾。

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中小国家都已采取了无核政策，到1995年3月已有178个国家签署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CTBT）[3]，他们对于冷战后的核战略问题并不太关心，他们关心的是防止核扩散问题，如何保证CTBT的贯彻和执行问题。

90年代初期，俄国重新恢复预先打击的核战略，这在世界上并未引起强烈反响，而1999年美国国会拒绝批准CTBT条约则引起该条约成员包括美国盟友的反对。

意识形态对抗转向争夺世界霸权我们明确了主要国际政治矛盾的基本特点，但还不能急于用这三个特点来判断冷战后与冷战时期的主要国际政治矛盾有什么不同。

因为不明确冷战后期的主要国际政治矛盾，就无法知道冷战后的主要国际政治矛盾是否发生了变化，当然也无从得知有什么性质的变化。

由于冷战是一个相对完整的历史时期，因此人们形成了一种观念，即认为在这个历史时期中，自始至终贯穿着一个不变的主要国际政治矛盾。

然而如果认真回顾冷战的历史，人们可以发现，东西方之间的对抗在形式上没有变化，但其对抗矛盾的性质在前期与后期却不同。

主要国际政治矛盾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对抗逐渐转向美苏争霸的对抗。

冷战时期主要国际政治矛盾的性质转变之所以不易于察觉，其主要原因是两对矛盾的对立面主体代表都是美国和苏联。

由于矛盾对立面的主要代表国家没有发生变化，因此人们不易察觉矛盾性质的转变。

1946年，邱吉尔的富尔敦讲话被认为是冷战的信号。

他认为，共产党的“铁幕”已经落下来，共产党的“第五纵队”遍布各国，“构成对基督教文明的日益严重的挑衅和危险”。

1947年凯南在《苏联行为的根源》一文中论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苏联将深信资本主义会灭亡，因此它的行动将像河水一样流到一切地方。

同年杜鲁门说：“自由制度的崩溃和独立地位的丧失，不但对这些国家，而且对世界都具有灾难性”。

在冷战前期，西方阵营的确是把遏制社会主义制度的扩散作为其最主要战略目标，而社会主义国家也把消灭世界上的资本主义制度作为自己的对外战略目标。

1947年在波兰举行了欧洲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成立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国际形势的宣言》。

宣言明确指出世界已经分裂成两大对立的阵营，号召各国共产党团结一切力量，反对帝国主义国家。

然而，作为主要国际政治矛盾，意识形态主导下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抗，并没有贯穿于冷战整个历史时期。

1970年中美建立战略合作关系标志着，主要国际政治矛盾的性质改变了。

也就是说，主要国际政治矛盾由两种制度之争转向美苏霸权之争。

当然，这个转变不是一年之内发生的，矛盾性质变化有一个量变过程，中美战略关系的建立只是主要国际政治矛盾质变的标志。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美苏都有称霸世界的意愿，但是双方争霸的政策还不是他们的对外战略目标。

争霸世界成为他们对外战略目标有一个异化过程。

苏联以扩张为手段要在全球实现共产主义的战略目标，美国以遏制苏联为策略实现扼杀共产主义的战略目标。

随着时间的推移，苏联扩张的手段异化为战略目标，美国遏制苏联的策略也异化为战略目标，于是争霸世界便成了他们之间的主要战略矛盾。

美苏战略目标变化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两大阵营内部的分裂，二是实力的不均衡发展。

1 两大阵营的内部分裂使意识形态的矛盾变得模糊不清。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后，世界上形成了两大阵营，但是很快这两大阵营内部就发生了分裂现象。

1948年苏联与南斯拉夫关系恶化，于同年6月南斯拉夫共产党被开除出情报局，而后东欧国家在共产党内清洗“铁托分子”。

1956年中苏在意识形态上发生分歧，而后分歧发展为国家利益冲突，1962年在中印边界战争中，苏联公开支持和援助资本主义的印度。

1969年中苏在东北亚的边界地区发生军事冲突，促使中美于1970年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

这种分裂现象不仅发生在社会主义阵营而且也发生在西方资本主义阵营。

1959年美法围绕北约问题的矛盾公开化，法国拒绝将其地中海舰队的三分之一交付北约指挥，并拒绝美国在法国储存核武器。

由于法国坚持独立的外交政策，发展自己的核力量，终与北约国家分手，于1966年退出北约，同年法国总统戴高乐出访莫斯科。

苏法联合声明提出“欧洲的问题首先应该在欧洲范围内加以解决”，这表明双方都想把美国排斥在欧洲之外。

如果中小国家在东西阵营之间改换门庭还只表明主要国际政治矛盾性质的量变，但当世界主要国家的战略关系不再受意识形态约束时，就表明主要国际政治矛盾的性质已发生质变。

南斯拉夫脱离社会主义阵营是主要国际政治矛盾的量变，而中国和法国分别脱离社会主义阵营和北约，则标志着主要国际政治矛盾的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

首先，中苏兵戎相见，使社会主义国家间的敌对状态不亚于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间的敌对程度。

这一事实否定了社会制度对立是最主要国际政治矛盾的理论认识，也表明意识形态分歧已不是首要的战略利益。

其次，中美战略合作关系的建立和法苏关系的密切，使得不同政治制度的大国战略关系出现交织。

这种战略关系的交织是实际战略利益交织的表现。

这种利益关系的交织使得社会制度的区别无法再作为战略敌友的界线了，这意味着意识形态分歧已不再是国际政治的主要矛盾了。

2 美苏实力差距迅速缩小，军事威胁的重要性超过了意识形态矛盾的重要性。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60年代末，美苏的实力差距大大缩小。

根据苏联的统计，苏联的国民收入由1950年相当于美国的31％增长到1970年的65％，工业总产值由30％增长至80％；而美国认为，苏联的战略核武器在1962年时约为美国的四分之一，10年后已与美国相同，即美国拥有2165件，苏联拥有2167件，此外苏联还建成了一支包括庞大核潜艇舰队的远洋海军。

1968年尼克松当选美国总统后，出台了新的美国战略构想，被称为“尼克松主义”。

1970年，尼克松向国会递交了题为《70年代美国的对外政策：争取和平的新战略》的国情咨文，其核心是承认美国的力量是有限的，美国对苏政策应从遏制战略转向威慑战略。

从遏制战略转向威慑战略有两个涵义：一是美国认为对美国最直接的威胁已不是共产主义制度而是苏联的军事实力，二是遏制苏联政治扩张已降为二等的对外政策目标，防止苏联军事扩张引发军事冲突成为当务之急。

与此同时，苏联则因与美国的实力差距缩小，争霸世界的欲望增长。

苏联认为美国已经没有超过它的军事优势，苏联有了不可摧毁的经济潜力，国际力量的组合向有利于苏联的方向发展。

于是苏联采取了进攻性的争霸战略，政治上与西方国家缓和政治关系，减少意识形态上的对抗；经济上，以重工业为经济发展中心，增强国防能力的工业基础，为军备建设服务；军事上，通过军备竞赛，从核武器和常规武器两个方面争夺与对美国的军事优势，做好世界大战和局部战争的两手准备。

为了争夺世界霸权，美国和苏联都已不像冷战前期那样重视意识形态分歧了。

苏联在70年代与第三世界10多个国家签订了双边“友好合作条约”，其实是变相的军事同盟条约；而其中的许多国家都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被美国认为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印度与苏联于1971年签订了《友好合作条约》。

美国同苏联一样也不再计较意识形态矛盾，向社会主义国家或是社会主义倾向的国家提供军事支持，而且与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反苏战略合作关系。

中国与美国于1972年发表了《上海公报》说：“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