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曳在悬崖边的带刺红玫瑰——比较爱玛与曹七巧

2016年9月第13卷 第3期
Sep.2016Vel. 13 No.3
河套学院学报
Journal of Hetao College
摇曳在悬崖边的带刺红玫瑰
——比较爱玛与曹七巧
收稿日期：2016-05-05
作者简介：姜玲（1992--），女，陕西宝鸡人，陕西理工学院文学院教育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语文教学。

姜 玲
（陕西理工学院文学院，陕西 汉中 723001）
摘 要 ：福楼拜《包法利夫人》中的爱玛与张爱玲《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性格上都有美丑互渗、善恶共存的双重性。

但当她们面对难以改变的悲剧婚姻命运时，却又不尽相同：一个疯狂地深陷在爱情沼泽中无法自拔，另一个则畸形地沉幻于金钱枷锁里自欺欺人。

由于受家庭出身、社会环境等诸多因素影响，造就了爱玛和曹七巧悲剧性人物形象，共同阐释了跨越时空的悲剧意蕴。

关键词 ：爱玛；曹七巧；双重性；爱情婚姻；悲剧意蕴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511007(2016)03-0020-05
女人如花，似花娇美，这是人们对女性形象笼统的比喻概括，但在我看来不同的花应该代表不同的女人，一个“花”字很难准确区分、判断女性个体的差异。

就从本文的两个女性形象来说，爱玛与曹七巧更像是摇曳在悬崖边的带刺红玫瑰。

身处悬崖边并非红玫瑰自愿，风儿将她们抛弃在这里，她们只能凭借自身毅力顽强存活。

红玫瑰象征爱情，艳丽夺目、炽热似火而又充满未知、陷阱与危险；人们无意中看到了散发艳丽光芒、无穷魅力的红玫瑰，为了得到她，不辞辛苦地翻山越岭，可一不小心一脚踩空，便白白丢了性命；即使侥幸爬上悬崖，却在摘花的刹那，被花刺刺破手指、疼痛难忍翻滚下去；红玫瑰在悬崖边上，得意地俯瞰着匆忙的人们；伴随着阵阵雷鸣，她们被雨水冲刷，裹带着石块从悬崖边跌进万丈深渊……摇曳在悬崖边的带刺红玫瑰，让别人千疮百孔，也让自己遍体鳞伤！
一、人物性格的双重性
正值青春年少的爱玛与曹七巧就像艳丽多姿的红玫瑰，一面向人们展示自己的美，一面又用自己的刺让人们不得不“另眼相待”。

人无完人，每个人的性格都具有善恶共存、美丑互渗的双重性，爱玛与曹七巧也是这样。

但也正因如此，她们的形象才更加真实饱满、典型深刻、引人共鸣。

爱玛具有美丑互渗的双重性格。

她是农场主的爱女，聪明伶俐、美丽可爱、善良懂事，她帮助父亲打
理农庄，过着平凡的生活。

但随着与外面世界的接触，尤其是在她接受了当时社会提倡的修道院教育后，激起了她内心深处情感的遐想，在她稚弱的心灵深处播下了淫靡的种子，她希望做一朵被美好爱情滋润而不是孤芳自赏的红玫瑰。

她以为他会欣赏呵护这朵感情细腻且敏感的红玫瑰，于是在父亲的撮合下，爱玛嫁给了乡镇医生包法利，成为了包法利夫人，但事实证明这一选择错得离谱。

结婚后，爱玛克己复礼、尽心尽力，想要扮演好贤妻的角色：装饰新家、管理家务、为晚归的丈夫做宵夜、包容婆婆的无理取闹、为丈夫的前途出谋划策，用自己的善良去包容、接受自己并不喜欢的琐事，独自忍受着内心的煎熬，是一位心地善良、美丽贤惠的妻子形象。

后来，爱玛参加了一次贵族阶级举办的奢靡舞会，这舞会如导火索般将爱玛心中的那份压抑已久的爱情希冀唤醒，并不断膨胀着，再加上丈夫长期以来的呆板庸俗、安于现状，半点雄心壮志也没有，爱玛越发不甘心现在的生活、越来越感觉“他们两个人，生活上越接近，心却离得越远了”[1]22，独自徘徊在内心崩溃的边缘。

弗洛伊德提出“禁忌强度的大小与强迫性特质的产生，归因于潜意识层次上的对抗及那种隐蔽了的、丝毫未哀的欲望。

因此，任何被压抑的原欲的超越，将带来更为显著的禁忌效果”[2]，意思是说反抗伴随压迫，原欲被压抑得越大，被释放后产生的反作用力就越大，尤其是会产生一些不好的后果影响，对爱玛来说这“显著的禁忌效果”无疑表现为奢侈的婚内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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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而且还是两次。

舞会之后的内心的强烈反差，孤寂精神的无人理解，导致她的脾气越发野蛮暴躁、任性无礼：嘲讽婆婆、责骂女佣、不顾家务、不修边幅……俨然一副泼妇模样。

后来，她岌岌可危的贞操终于崩溃了，性格中的丑陋、恶劣之处也逐渐暴露出来：为了自私的物质享受和精神安慰，她利用丈夫对自己的爱及信任，以进城学琴为名与情人幽会；在商人勒乐的诱骗下不计后果地瞒着丈夫签下巨额期票；用花言巧语怂恿丈夫骗取公公遗产……她变得虚伪、奢侈甚至不择手段。

就像作品中写得那样“爱玛的生活充满了谎言，这些谎言像面纱一样，包藏住她的爱情。

说谎在她已成为一种需要，一种癖好，一种乐趣”[1]168。

她的贪念就像一个无底洞似乎永远都没有填满的那一天，她在一个又一个谎言中忙碌着、筹谋着、享受着。

爱玛从纯真美丽到颓废堕落，最后在自己挖掘的“坟墓”里身败名裂、服毒自杀，用自己的爱情轶事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坏女人形象。

但纵观作品，我们又发现她并不是坏得那么一无是处：她找公证人纪尧曼寻求帮助，公证人却乘人之危欲非礼爱玛。

这时已经堕落的爱玛按理说应该会为了解决自己的困境而妥协献身，但是她却拒绝了，“我希望别人同情，但决不出卖自己”[1]191，并愤然离开了公证人的家。

她这残存的自尊心又让我们看到了她的一点人性美，与此同时，她为了保住自己的家而四处奔波的勇气与责任也是值得肯定的。

同样地，曹七巧亦是双重性格——善恶共存。

她十八九岁未出嫁之前，是一个单纯善良、豪爽勤劳的卖麻油的姑娘，虽然在行为言谈上有些粗鲁，但还是漂亮、淳朴、勤劳能干的。

她常常“高高挽起大镶大滚的蓝夏布衫袖，露出一双雪白的手腕，上街买菜去。

喜欢她的有肉店里的朝禄，他哥哥的结拜弟兄丁玉根、张少泉，还有冯裁缝的儿子”[3]87，邻里关系相处和睦……这些都是她平易近人、泼辣直爽、不矫柔做作性格的体现。

即便是嫁到姜公馆，曹七巧的泼辣直爽性格也并未因此改变。

虽然经常受人嘲笑、诋毁，但她依然是大嗓门、打诨语、不忌讳，村妇似的发泄着、抱怨着自己的不满与委屈：她关心云泽的婚事，却因方法不当，遭到别人冷眼谩骂；面对哥哥嫂嫂的薄情寡义、见利忘义，甚至在姜家的“偷鸡摸狗”，她也是一再维护着、经常照应着……虽然总是心直口快、啰嗦抱怨，但内心终究是好的，她从未想过去刁难谁、暗算谁、伤害谁，虽不能做得让这个家族上至太太小姐下到丫鬟仆人每个人都认可、满意，但也算是仁至义尽了。

分家之前，曹七巧的形象最起码还可以用本性善良来形容，可是分家后她却离这个词越来越遥远了。

分家后的她有了一定的金钱资本，但曹七巧到此时已经“最彻底地集中了旧时代妇女的不幸与心里负担，也最彻底地将一切不幸与重负报复于她所能报复的一切人……整个姜公馆上下，没有一个人可以信任，这个世界唯一能信的就是钱”[4]，于是在已经变得扭曲的心理驱使下，她误以为金钱能带给她安全感、自尊和权势，于是她千方百计地守着自己用青春换来的金钱像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一样，乐此不疲地尝试用金钱来洗涮自己这几年遭受的委屈痛苦、使着性子去发泄自己的不满：打骂老妈子、误会辱骂侄子曹春熹、不顾女儿感受为其强行裹脚、逼迫女儿丢人退学、刁难羞臊儿媳、为儿子纳妾、哄儿子吃烟、引诱女儿染上烟瘾、破坏女儿婚姻幸福……她以一个疯子的审慎与机智，用自己所谓的母爱折磨着身边的每一个人，渐渐地变成了一个自导自演、自娱自乐的疯子，一个丧心病狂的恶人。

这就像张爱玲所说的：“女人的活动范围有限，所以完美的女人比完美的男人更完美。

同时，一个坏女人往往比一个坏男人坏得更彻底……而一个恶毒的女人就恶得无孔不入”[3]253。

她这一辈子，前半辈子，委屈着自己，善良直爽地生活着，后半辈子委屈着别人，行尸走肉般生存着。

二、爱情婚姻中的异同
红玫瑰渴望爱情、憧憬爱人对自己的细心呵护，但现实中身处错误位置——悬崖边的她们，注定爱得凄惨、无奈。

爱玛与曹七巧都是悲剧性的人物形象，这主要体现在她们的婚姻都是以悲剧告终的。

对爱玛与曹七巧来说，婚姻在她们的人生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因此她们都渴望拥有幸福美满的婚姻，并且都勇于追求自己的幸福，只是在这漫漫追爱旅途中迷失了自我，因而她们的婚姻也以沦为金钱的牺牲品而告终。

爱玛面对与丈夫之间心灵与精神上的疏远，她也想挽回，无奈丈夫太过庸俗，根本没有关注到爱玛内心真正的需要。

“他以为她快乐，而她怨怼他的，正是他这种安之若素的平静，这种泰然自若的迟钝，甚至于他给予她的幸福”[1]23 。

长此以往，爱玛只会一直抑郁寡欢。

她自己也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于是为了不再痛苦忍受呆板的丈夫、为了追寻自己想要的幸福，她不顾一切的大胆往出迈了一步——在罗道耳弗的引诱下出轨了。

但她却在自己虚幻爱情的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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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忽视了物质的享受带来的心灵快乐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自以为爱情至高无上、超越一切、不屑用世俗的金钱来衡量，自顾自地塑造自己心中的爱情城堡，却没有认识到或者用被自己无限放大后的乌托邦式爱情来麻痹自己、让自己忽略掉在柴迷油盐酱醋茶的实际生活中金钱保驾护航的重要作用。

她用金钱打造与情人浪漫的幽会氛围，用奢侈品来满足自己一时的感官、爱情享受，在这样自认为美妙的沼泽陷阱中沉迷堕落、越陷越深，以至于后来导致她两次花掉自己的精力、真心和金钱追求的爱情，却因对方的诱骗抛弃、人财两空而悲惨告终。

最终，爱情的塑造与毁灭、金钱带来的满足与享受，全都化为黄粱一梦，爱玛债台高筑、人生破碎，于是在求助无望、走投无路中吞毒自杀。

虽然结果令人唏嘘不已，但爱玛是快乐、幸福的，因为她曾勇敢地追求并真切地拥有过。

曹七巧在压迫中也曾勇敢地追求过自己的幸福。

嫁入姜公馆后，她多次大胆地向姜季泽表达自己的爱慕之情：“她试着在季泽身边坐下，只搭着他的椅子的一角，她将手贴在他腿上”[3]52，“我就不懂，我什么地方不如人？我有什么地方不好……”[3]53在那样一个封建礼教等级森严的时代里，她能如此对热忱地心上人表达自己的爱慕与心意，是需要多大的勇气与胆量啊！同样地，曹七巧因为自己丈夫的残疾、与姜季泽的叔嫂关系间的伦理界限、封建制度的压迫，她的婚姻以自己悲惨爱情的压抑转为变态的金钱欲而告终。

只不过她不像爱玛那样通过挥霍金钱来实现精神享受，而是通过对金钱的疯狂把握来奴役他人，实现自己畸形快乐的满足感。

更有甚者，她用金钱把自己的悲剧疯狂地延续到、施加到子女身上，残忍破坏了儿子、女儿的婚姻幸福，造成了更深刻的、下一代的家庭悲剧。

不过，两人的爱情婚姻中又有所差异。

爱玛在婚姻中更看重自己的喜好，更加随性自由，甚至从未想过去取悦丈夫。

她从来都明白在那样的社会中自己是不自由的、受约束的，但是她从不认为勇于向外面世界追求自己幸福权利的做法是错误的，所以她甚至把女儿丢给佣人自顾自地去追求自己想要的爱情与激情，因为对她来说丈夫和孩子只是她生活中的一部分而非全部。

从文中可以看出爱玛十分注重个人价值、幸福的实现，所以一旦下定决心去做，就不会理性衡量、考虑得太多。

在她眼中，结婚并不是保证幸福完美婚姻的免死金牌或灵丹妙药，夫妻间的爱情才是，所以当她厌恶了那个无法与她进行心灵沟通的丈夫时，便开始了以自认为正确的方式进行反抗，她寻求新的感情上的冒险和大胆尝试——“强烈情感主流受阻，只好溢往一向干涸的旁道”[5]。

为什么偏偏选择爱情作为新的出口？因为在“男权统治的漫长历史中，社会给予女性的唯一合法的意义空间被限定在她和一个男人的合法关系中，因此爱玛探求自我意义丰富性的触角只能伸向一个特定的男人”[6]。

于是她连续两次出轨，负债如山也在所不惜。

她的所作所为看起来虽然有些荒唐自私，但却是女性意识觉醒的表现——敢于追求自己的幸福，敢于享受自己向往拥有的爱情的快乐，而不是刻意去附和取悦男人、失去忽略自我。

相对于爱玛，曹七巧的爱情则自卑、消极些。

长久以来，中国封建社会的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等思想，已经成为禁锢女性人身自由、精神自由的无形枷锁，曹七巧便被这枷锁牢牢束缚着。

在婚姻中，曹七巧是自卑的、消极无奈的，因为她的出身地位已被赋予时代意义——卑微，所以她的家庭地位、婚姻地位也随之贬低。

她照顾残疾的丈夫并为其生儿育女，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却依然得不到婆家人的尊重与认可。

在大家看来她只是姜家二爷的附属品、是绵延后嗣的工具、是嘲弄的对象，而不是一个需要被尊重、呵护甚至是被公平对待的人。

但纵使这样她也只能忍着，因为她从小受到的教化规约禁锢、奴役了她的思想，促使着她要以大局为重、以家族利益为主，即使扼杀自己的爱情，也只能忍气吞声。

“七巧较之于爱玛自由的爱，她没有爱的自由，她爱小叔子姜季泽，但十多年了，叔嫂之别让她不得近身”[5]。

于是，在这样一个不平等、畸形的婚姻关系中，她被爱判处终身孤寂，她只是一个没有选择权利的被动者，她的自尊被践踏、精神被摧残、正常情欲被压抑、付出一切被忽视，内心的压力得不到正常宣泄。

她憋着、忍着的过程是艰难的、痛苦的，但她也知道如果找不到排遣的出口或替代品，她迟早会憋疯、憋死的。

手足无措中，她分到了一些家产，于是误把金钱当作救命稻草、当做排气孔而紧抓不放，进而导致她以一个封建家长的身份，打着母爱的旗号摧毁了儿女的婚姻，以一种消极悲观的态度来反抗自己的婚姻与命运的不公。

在爱情婚姻中，爱玛追求起来更为大胆、执着，她更看重的是夫妻之间的平等地位、真实的自我，她的思想行为体现了鲜明的女性意识。

而曹七巧则因为封建思想制度的压抑与迫害，女性意识发展较缓慢，但在一定程度上有所体现。

但不管爱玛还是曹七巧，她们较之于男性还是不自由的、受约束的，正如爱玛的独白:“男人至少是自由的，可以恣意放浪，周游世界，冲破艰难险阻，就是天涯海角的幸福，也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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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享受。

女人呢，则经常受到束缚，缺乏活力，任人摆布，不仅身体上软弱无力，而且法律上处于依附地位……时时都有礼俗在限制她”[1]51。

这或许就是爱玛、曹七巧及千千万万女性的悲哀。

三、升华的悲剧意蕴
悲剧是把美的东西打破给人看，这种破碎美更能带给人们不一样的心灵震撼，看着那在悬崖上摇曳、最后跌落悬崖的红玫瑰，一种破碎的美便涌上心头。

《包法利夫人》与《金锁记》都是作家经过对社会与人生的深入观察探索、进行深厚艺术积累后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具有破碎美的悲剧作品。

通过爱玛与曹七巧的人物形象比较，我们发现作品中蕴含着凸显真善美、批判假恶丑的悲剧意蕴，进而让作品得到升华、更具影响力和感染力。

在作品《包法利夫人》中，作者着重描绘了推动爱玛悲剧人生的一个重要场所——修道院，从而探究爱玛堕落的原因。

作为农民的爱玛父亲，送她去修道院接受上层贵族教育，不仅是爱女心切，更多地是受到当时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

于是修道院变成了连接爱玛与外界社会的罪恶之门，在这里，她可以感受到扑面而来的奢靡享乐的社会风气、可以沉醉在浪漫主义文学带给她的超越现实的幻想中，加之修道院苛刻的禁欲式、贵族式教育管理又很容易地对爱玛本身起到适得其反的作用，于是在那种环境熏陶下，爱玛自然而然地追求起了物质金钱享受、贵族奢靡生活、浪漫虚幻的爱情等。

当所有人为温饱生计问题焦心时，“只有爱玛流连在精神的云端，寂寞地俯瞰周围的人们忙忙碌碌”[7]，因为她无需担心这些，她的丈夫和父亲足以提供她衣食无忧的物质生活，而她内心的空缺，却引诱着她走向外面的世界。

就像马斯洛所言：“当一个人的生理和安全需要都得到满足之后，爱、感情和归属需要就会产生，并作为新的中心”[7]。

加上她生活的环境闭塞，庸俗的世故氛围与自己的幻想格格不入，因此爱玛对现在的实际生活越发感到厌烦，越发想挣脱平庸现实的束缚，甚至为此大病一场。

后来，终于在正常的精神需求与引诱中，爱玛出轨了。

最后，爱玛死了、包法利死了、女儿被送去当童工，但这些对其他人来说却无关痛痒、似乎什么都不曾发生：她的情人们依然睡得香甜安稳、奸商勒乐大张旗鼓的开办公司、没有真才实学的药剂师奥梅获得了勋章……在金钱至上的那个社会中，贵族阶级的腐化堕落和贪婪卑劣司空见惯，人们对由金钱盲目追寻而孳生的恶德败行——婚外情、期货买卖、骄奢淫逸、无往不利、爱慕虚荣，依然一如既往地充斥、弥漫着整个社会。

爱玛，一个虚构的人物形象，却是“我们所有人在梦想与现实中挣扎的影子。

正是对于人性中懦弱又不屈，充满理想又困于现实的真实情境的描述，让每一个读者都在其中找到自我”[8]。

作者通过作品与自我、善恶结局的鲜明对比，不仅启发读者由文到己地重新定位认识自我，而且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冠冕堂皇、惺惺作态的丑恶本质，以及对人性的戕害，对人的灵魂的腐蚀，甚至吞噬人的罪恶。

《金锁记》中的曹七巧也同样不幸。

从一定角度上讲，《金锁记》是对《包法利夫人》的悲剧意蕴的延续和扩展，因为它已经把悲剧施加、延续到后代子孙的身上。

张爱玲曾感叹“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3]203，看似外表华美，实乃败絮其中。

曹七巧要想在那个时代里称心如意的活下去，就像是满身爬满蚤子也要用双手劈开生死路一样艰难。

在那个出身等级严明的封建时代里，普遍的不平等现象炫耀着礼教等级桎梏的威力：家里开麻油店的曹七巧因出身低贱，被见利忘义的哥哥嫁给残疾的姜公馆二爷，遭受到这个大家族上至太太小姐下至丫鬟、佣人的冷嘲热讽和欺辱消遣。

丈夫是女子的天，她有自己的丈夫、婆家，却没有归属的喜悦与踏实，更多的是天塌下来漂泊无依的凄惨感觉，于是她用大烟麻痹自己，以特立独行的、破罐子破摔的态度在那深墙大院里煎熬着、步步为营。

最后，她深刻体会到对自我命运难以掌控的无奈感，而自己想要迫切抓住什么东西来获得一些生理和心理的安慰与安全感，于是她选择用青春换取的金枷锁压制自己的情爱，让对金钱利益的权衡远远凌驾于爱情之上，自欺欺人地享受着物欲与情欲带来的双层煎熬与奴役。

“潜意识里的冲动并不需要其欲望焦点上出现……它可经由一种‘替换作用’从我们的注意力中脱离，到达它自己的地方”[2],当我们还在为曹七巧的情苦纠结时，她已经把所有愉快、幸福、安全、满足转移到了金钱上面，企图通过金钱满足她在爱情中可能得到的所有幸福感受。

小说中通过曹七巧和姜季泽相遇的场景，演绎她从强烈的情欲转向疯狂的黄金追求的畸变过程。

尤其是分家后姜季泽为钱来找她时，她看清了他不纯的目的，所以亲自而完全地泯灭了对小叔子姜季泽的畸形爱欲。

这正如傅雷先生所评价的那样“曹七巧是担当不起情欲的人，情欲在她心中偏偏来得嚣张。

已经把一种情欲压倒了，死心地来服侍病人，偏偏情欲又死灰复燃，要求它的那份权利。

爱情在一个人身上不得满足，便需要三四个人的幸福与生命来抵偿。

可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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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复 [9]”！人因情而美，曹七巧因情灭而狂，疯狂、变态地用对金钱的膨胀需求与控制，来填补心中正当需求的空虚，不动声色地报复、剥夺了儿女恋爱婚姻的权利，从而摧毁了儿女的婚姻。

而儿女也在步步接近、重复母亲曾经走过的老路，如此往复，为我们叙写了封建制度下的恶性循环怪圈。

她的所作所为完全颠覆了中国女性身体中善良的母性光辉，而这种母性又属于人性的范畴，所以作品通过曹七巧病态的报复得到病态满足与快乐的过程，揭示了人性中潜在的丑恶性。

“三十年来她戴着黄金的枷，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

她知道她儿子女儿恨毒了她，她婆家的人恨她，她娘家的人恨她”[3]87。

这样一个魔鬼似的人物形象，是封建社会戕害人性的“杰出”产物。

文学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假恶丑真善美它都不避讳。

无论它走向怎样的不堪极端或崇高升华，都有其价值所在。

这两部作品真实描绘了人物所处困境、所受苦难，从而表现她们无法用自身力量突破那个时代中的危机困境，只好在万般无奈下绝望抗争的精神现象；以揭示悲剧产生的根源——社会政治经济的结构形态发生恶性剧变，导致了人的道德、文化观念等发生深刻变化。

爱玛与曹七巧这两个人物形象所凸显的一切现象，不仅体现了对完善人性、尊重女性、崇高正义等人文价值的呼吁，而且通过阐释悲剧人物形象引导人们了解生命真谛之所在。

作品中，之所以把美好高尚同庸俗卑下、龌龊粗野的东西都描绘出来，不仅是为了体现符合善良人性的伦理判断，更是为了通过对有价值东西被毁灭来表现对人类自身、社会存在进行批判性认识和评价，最终目的是为了揭露、讽刺并希望能通过人类共同的努力消灭这些东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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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徐珂．论曹七巧的心理防御[J]．名作欣赏,2015,（24）．
The Flickering Red Thorny Rose on the Cliff Edge
-------A Comparison of Emma and Cao Qiqiao
Jiang Ling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Shaanxi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anzhong, Shaanxi, 723001)
Abstract: Emma in Flaubert’s Madame Bovary and Cao Qiqiao in Zhang Ailing’s The Golden Lock are much alike : they both have beauty and ugliness , good and evil. But in the face of a tragic fate, they differ: one is crazily mired in the swamp of love, the other .is self-deceptively besieged by money. No matter what their family background, social environment and many other factors are, Emma and Cao Qiqiao are destined to be tragic characters, illustrating the tragedies across time and space.
Key Words: Emma; Cao Qiqiao; duality; love; marriage; tragedy
（责任编辑：张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