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阳》读书报告

《安阳》（第四至第八章）读书报告13326022 李婉儿《安阳》的作者李济，是我国著名的人类学家、中国现代考古学家，被称为我国的“考古学之父”。

从1928年到1937年间，李济曾13次主持殷墟发掘。

而其所著的《安阳》，得以让我们认识到安阳的系统挖掘，现代考古学的起步，和前人的贡献。

【1】《安阳》一书的内容可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第一至三章，阐述的是殷墟发掘的背景；第二部分，第四至六章，概述安阳的具体发掘过程；第三部分，第七至十五章，主要是对安阳发掘成果的研究。

在这里，我主要说的是第二部分，安阳的具体发掘过程，在15次安阳发掘中，我主要叙述一下安阳的第一次发掘。

提到安阳发掘，首先要说的是傅斯年创建历史语言研究所，他提出了“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口号，打破国人把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分开的固有观念，强调体力劳动，两者结合。

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中，傅斯年详细解释了这个口号，并提出三个宗旨：一是保持亭林百诗的遗训，“搜寻金石刻文以考证史事，亲看地势以察古地名“；二是扩张研究的材料；三是扩张研究的工具。

【2】所以，在以罗振玉为首的大部分金石学家都认为没有必要进一步搜寻甲骨文的情况下，在研究所尚在筹备之时，傅斯年就派董作宾到安阳进行初步调查，继续搜寻甲骨。

无论是傅斯年还是董作宾，对现代考古学都没有任何实践经验。

安阳的第一次发掘是他们对现代考古学的第一次试验。

这一次的发掘结果证明了这个遗址的发掘价值，结束了旧的古玩爱好者“安乐椅上研究”的博古家时代，更重要的是为有组织地发掘这一著名废墟铺平了道路。

所以，安阳的第一次发掘是值得了解一下的。

在进行正式的挖掘之前，董作宾先拜访了安阳本地的一些绅士，他们之中有彰德府中学的校长，几个古玩店的老板，不认识甲骨文而以伪造甲骨文出名的蓝葆光。

通过访问，董作宾获得大量关于一般情况和本地甲骨舆论趋势的情报。

有的时候，考古的发现也具有偶然性。

董作宾雇了一名向导，发现向导带他到的发现甲骨的地方是一个沙丘，与罗振玉说的棉田不相符。

他发现了更多有可能埋有甲骨的地方，并找到了一片无字甲骨，于是他认为此遗址仍值得发掘。

所以，他立即写了报告，并拟定了试发掘计划。

他的发掘计划有三个步骤。

一是分区，以沙丘上出土甲骨的地方为中心，划出一大段，约五六亩，然后把将其分为若干区，每区约四方丈，四角竖立标识，然后就区着手挖掘。

以沙丘为中心还好理解，但是为什么就是五六亩的范围，而不是更大或者更小呢？董作宾在其报告中并没有解释，但分区的做法体现了田野发掘的“探方”方法。

二是平起，由四方丈之内，平排起土，每一尺为一层，视其土色及所出之物而详记之，至三丈为止。

三是递填，取第二区的土填第一区，如此类推。

这样能够保持土壤的肥力，是一种环保的后期处理方式。

做完计划后，董作宾开始进行筹备，包括雇佣工人，租借房屋，张贴公告，与官方交涉等等。

筹备完之后就是正式开展挖掘工作。

然而，即使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挖掘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事实上，实际的挖掘过程与原定计划几乎全部不一样。

安阳第一次发掘的具体工作分为三期。

第一期，以沙丘为中心，从四周向中间挖掘，这叫轮廓求法。

然而这种方法并没有多大作用，于是董作宾改用集中法，即集中挖掘沙丘出甲骨之地，接着用打探求法，结果都是令人失望的。

据此，董作宾认为“观察土色之法，亦极不可靠。

”“三种方法之所以失败，全属理想之故。

”于是，在第二期里，董作宾“利用村人之经验，舍弃个人之理想。

”利用工人的经验也就是说在村人挖掘过的地方再次挖掘。

这一次挖掘的成果比第一期的要好，证明上述方法的可行性。

于是，在第三期挖掘中，董作宾进一步地与工人谈话、咨询村农和城中友人，第一期和第二期的方法相结合进行挖掘，挖掘出的甲骨比前几次的多。

后来由于经费不足，时间不足，加上匪患、天气等原因，安阳的第一次发掘结束了。

田野发掘并不只是简单地发掘，它有一套系统的方法。

而安阳第一发掘把这套系统应用于实际，它跨出了现代考古学的第一步，用实物证明了安阳的发掘价值。

在接下来的安阳发掘中，现代考古学越来越走上正轨，其计划、挖掘、整理和研究越来越成熟。

【3】李济所领导的安阳第二次发掘是在董作宾的结果上进行的。

他在与董作宾个人接触及阅读了他写的报告的基础上，获得了殷墟遗址现状的一般认识，并提出了三个假设。

然后在三个假设的基础上制定发掘计划，决定具体工作的步骤。

这一次发掘是董作宾跟李济先生的合作，董作宾负责研究契刻文字，李济负责负责所有其他遗物。

这种分工是有必要的，这样可以让两人充分利用自己的学识，专注研究。

李济根据这次发掘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即地下堆积分三层：（1）殷商时期主要文化堆积；（2）覆盖其上的是分散而众多的隋唐墓葬；（3）覆盖这些墓葬的是现代堆积层。

而在这次发现的遗物中，最重要的仍是一批有字甲骨。

在第二次考察安阳期间，其中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开始测量以小屯为中心的这重要遗址的地形。

另一项重要的任务则是坚持系统地记录收集到的陶器，这有利于记录方法和分类标准的革命性变化。

在20世纪中期，中国还没完全摆脱传统的束缚，除了复杂的技术问题外，田野发掘往往还面临着社会政治等方面的障碍。

安阳的第三次挖掘就遭遇过政治性干扰。

深受旧的挖宝传统观念的影响，河南省政府组织和支持了另一个发掘队，使得李济组织的第三次发掘中断了三个星期。

为此，李济等人建议政府制定古物保护法，促进科学研究工作。

幸运的是，安阳发掘后来正常进行。

安阳的第三次发掘采用的是“卷地毯”方法，即对整个遗址进行全面揭露。

这一次发掘清楚地显示了地下的分层顺序，依照这种分层顺序，田野工作者井然有序地挖掘出大量遗迹和遗物，并依此进行田野记录。

地下情况一弄清楚，这些单间或成批的出土物的同时出现的重要性立即被广泛认识到。

之后，第三次的发掘物引起了一个重要的讨论，即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与青铜时代的殷商文化之间的关系。

这涉及到中国早期文化起源这个基本问题。

1931年春开始安阳的第四次发掘。

这次发掘是李济带着新观点和对遗址性质更多的了解组织起来的。

这次发掘一开始，考古工作者就在1929年测量的遗址上分五个区，每区由一个受过训练有经验的考古工作者指导进行挖掘。

在这次挖掘中获得的新经验使李济开始想到商朝五次迁都，有了这个想法，李济决定采用“卷地毯”的方法全面发掘小屯遗址，并且通过绘制夯土地区图的方法，可以追寻出殷墟中殷商王朝的建筑基础。

这次除了发掘小屯遗址外，还发掘了后岗。

后岗第一次揭露了彩陶、黑陶和安阳文化以一定的顺序叠压着。

古代世界各地有钱有势的人精心营建坟墓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即人的期望及信仰死后继续存在。

第八次发掘在殷墟附近的后岗首次发现了大墓。

这一工作第一次表明，通过系统的调查可以找到大墓，甚至王陵。

当时，非法实物猎宝活动遍布华北地区，在安阳每当有组织的发掘一结束，非法的猎宝者立即活动起来。

侯家庄王陵正是由于这种猎宝活动而被首次知晓。

安阳的第十次发掘是梁思永领导的，但他听到近来青铜时代墓葬被盗的故事，并得知墓葬位置大约靠近侯家庄，立即集中力量发掘，并且发掘所获比预期的更令人兴奋。

1935年春的第十一次安阳发掘是田野工作的高潮。

这次发掘是最完善的组织工作和最高的行政效率的典范。

安阳的第十一次发掘继续对西北岗墓地的探查。

由于盗墓贼等原因，一些器物并不是在原处的，这给考古研究带来一定的困难。

但是，被填回土的盗坑对现代考古学家的探寻也是有意义的。

认真考察早期盗掘和回填的盗坑的痕迹，可以了解盗墓者的盗掘技术，更重要的是可获得一些判断盗掘约发生于何时的资料。

这一次发掘，根据测量资料，对墓地的有更详细的了解。

包括其位置、规模和构造，还有木椁的位置。

这一次的出土物，为“人牲”提供了确凿的证据。

在日本侵略中国之前，安阳发掘又进行了三次。

这三次发掘集中在小屯遗址，运用了一套有系统的“卷地毯”方法，探寻殷商王朝最后一个都城的建筑基础。

这几次发掘发现了地下居所和供贮藏用的窑穴，还有车马坑、刻字甲骨的地下档案库等出乎意料的发现。

从1928年到1937年整个时期所收集积累的证据，确立小屯地下堆积的文化发展顺序。

这确立的考古顺序可扼要摘录如次：（1）最下层的堆积遗迹表明，小屯遗址最早的居民是住在地下居所、并已创造了龙山或黑陶文化的史前人。

（2）继龙山文化之后的是数目众多的在盘庚迁都到此以前的早商时期的地下坑、窑和地下居所。

（3）以安阳为都城的殷商时期，夯土建筑方法已被采用，地面建筑广为发展。

（4）商灭亡后，遗址主要是墓葬。

参考书目【1】参考百度百科/link?url=bpkOXdyTzY7QcDzAXPlNIf7_O7Rr6CK391-Ng3RHesXWWr8tdwGlT1N_Y2x_q7Adm5Ra7eQKonXAo6qP-l4tYfCxyfVINwoWjLcdk-atAt3G6Y-lv5pv7Yu6G53LRb1a【2】参考《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著；【3】参考《安阳发掘报告一至四期》，第3—36页，《中华民国十七年十月试掘安阳小屯报告书》董作宾著；参考《安阳》，李济著；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3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第四至第八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