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是现代文学史上一位独具个性和创造力的作家

林徽因是现代文学史上一位独具个性和创造力的作家。

早在1931年，林徽因初涉诗坛时，陈梦家就在《新月诗选》的序言中说：“渴望更奇丽的诗篇的出现，对于林徽因初作的几首诗表示我们酷爱的欢心。

”1915年，沈从文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也高度赞扬这位女诗人的诗作，认为她和陈梦家、卞之琳、戴望舒、何其芳等“算得是几个特有成就的作者”。

后来，林衡在《中国现代诗选》的书评中又指出：“林徽因等后起之秀，似乎很该给留下几页地位。

”可以说，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文坛的很多人都给林徽因以热切的关注，不约而同地对这位才华横溢的女诗人表示赞扬。

但是，由于特殊的社会历史原因，在建国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林徽因几乎完全被现代文学史遗忘。

她去世后，丈夫梁思成曾选辑她生前的诗作拟出版以志纪念，但工笔誊抄的诗集与大量未发表的诗作均焚毁于“文革”；六七十年代的林徽因研究陷入空前的沉寂。

新时期以来，随着文艺思想的解放和文学研究的不断深入，林徽因的美丽面容再次展现给历史和读者。

八十年代后，林徽因研究逐渐活跃并走向成熟，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对其生平史料及作品的发掘、考证和整理出版，二是对其诗歌、小说等作品做具体的分析，探讨其创作特色和文学价值。

这两方面都取得了可喜成果。

在林徽因的生平史料的考证和作品出版方面，陈钟英、陈宇二位学者成绩卓著。

众所周知，林徽因的作品在她生前从未结集出版，诗歌、小说、散文等皆散见于《晨报副刊》、《新月》、《诗刊》、《北斗》、天津《大公报·文艺》等刊物上。

1982年，福建师大的陈钟英、陈宇注意到久已湮没的林徽因，开始了对其著作的挖掘和整理工作。

在他们的努力下，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85年首次出版了《林徽因诗集》，这是林徽因作品第一次以集子的形式与读者见面。

1988年，长江文艺出版社又推出了周良沛编选的《中国新诗库·林徽因卷》。

不少报刊也相继刊载介绍、研究林徽因的资料、文章。

林徽因之子梁从诫在《读书》上发表《建筑家的眼睛诗人的心灵》一文，介绍母亲生平；年轻时由林徽因扶持走上文坛的萧乾在同一杂志上发表《一代才女林徽因》，亲切地回忆了与林徽因交往的点点滴滴。

陈钟英、陈宇的《她使人想起了“彗星”：记林徽因的生平和创作》、《建筑家、诗人林徽因》、《林徽因年表》，高秀琴的《一位被遗忘的女诗人：林徽因》，以及陈学勇的《林徽因笔名和探佚》、《对于〈民国人物小传·林徽因〉的补正》等文章，为林徽因研究提供了不少翔实可靠的生平史料。

陈宇的《林徽因研究中若干问题的考辨》一文，对“林徽因的生卒时间”、“林徽因是否进过建筑系学习”、“女作家林徽因不同于男作家林微音”、“不应该把林徽因封死在唯美主义新月派的象牙塔里”等问题进行了认真探讨，为人们更全面地考察研究林徽因其人其作并给以客观评价奠定了基础。

初期研究者多着力于发掘林徽因生平史料，对她在中国古建筑方面的卓越贡献和文学创作上特有的禀赋与才气给予肯定。

八十年代后期，人们开始把关注的目光投向林徽因的作品本身，评述其创作风格和价值，林徽因研究进入新阶段。

陈钟英、陈宇的《林徽因诗歌创作散论》，李菀的《林徽因和她的诗》等是这一时期较有代表性的论文。

林徽因青少年时代就受到西方教育，曾随父亲到伦敦学习、生活一段时间，后来又去美国，受英美文学影响很深。

一些研究者认为，林徽因诗作不仅具有浪漫主义文学的浓郁气息即主观抒情性（收在《林徽因诗集》中的55首诗全是抒情诗，其中爱情诗占一半以上），而且由于她大半生在病榻上度过，几度濒于死亡，遂使她的作品带有感伤情调，如《情愿》、《莲灯》等，显然受到了波德莱尔式的象征主义影响。

尽管如此，她的笔触还是走出个人狭小
的天地，扩大到对国家、民族，对现实社会的关注，写下了一系列富有社会意义的作品，如《窗子以外》、《我们的雄鸡》等。

有论者积极称誉她在思想和艺术上的这份可喜变化。

过去一些评价林徽因诗作的文章，往往笼统地把她归为新月派，而这时出现一些新观点，认为林徽因的诗歌固然有新月派的特点，但更有新的探索与尝试，是对新月派的扬弃。

到了九十年代，全面评价林徽因的文章逐渐增多，对林徽因笔名、佚诗的考证仍在继续，对其创作的研究则具有以下两个特点。

一是对林徽因文学创作的总结。

如陈宇在《从象牙之塔走向十字街头：福建籍女作家林徽因创作述评》中，颇有见地地把林徽因的创作历程概括为三个阶段：三十年代初期为第一个阶段，“这时期的创作，疏远社会，踯躅于唯美主义的象牙塔里。

除短篇小说《窘》外，其它全是诗歌”。

1934年抗战爆发，林徽因创
作进入第二个阶段，这期间“她努力突破自身生活的局限，把摄取生活的目光投向‘窗子以外’的现实天地……多种体裁创作并举，作品的社会意义大大增强”，如小说《九十九度中》、诗歌《年关》等等。

抗战爆发后，她的作品出现了迥异于前的主题和格调，这是她创作的第三个阶段，“表现出了过去作品中所没有的爱国激情、尖锐的锋芒和沉郁的色调，显示了她创作思想的重大变化”。

二是着眼于对具体作品的研究。

如阿刚的《永恒的花瓣——林徽因〈谁爱这不息的变幻〉解读》一文，作者在具体剖析这首诗的意象内容的基础上，指出“林徽因创作的这首中国十四行诗，对于推进中国十四行诗实验，显然有着非同小可的影响力”，同时肯定地认为，“在中国现代诗歌格律初创的行列里，也只有林徽因这么一位女诗人，在中国十四行格律实验的园地上，作出这么真诚的努力”。

尽管结论尚有武断之嫌，但我们不难窥见，论者笔下的女诗人“毕竟是一枚永恒的花瓣，任何时候也不会凋落”，“《谁爱这不息的变幻》给历史留下了很深的痕迹”。

索斌在《试论林徽因的情诗心迹及其意象对象》中，不仅对林徽因的部分爱情诗进行了分析，还明确指出它们是诗人情感历程的真实写照，而非虚构的意象对象。

进入新世纪，林徽因研究更为深入，人们从多个视角对她的作品进行阐释，有了许多新发现。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研究者自觉将林徽因的诗歌和小说纳入浩博的“文化”体系，作品风格、文化内涵、审美价值等方面的研究都取得很大进展。

谢菊在对林徽因诗歌特点进行分析并对她小说中的现代性因素进行界定后，认为林徽因创作的文化内涵是文学、建筑、美术等艺术形式中所体现出的人性之美，它是20世纪初中西文化交汇的产物。

杨励轩从林徽因的人生道路和创作实际出发，深入探讨了其创作与建筑艺术的交叉问题，揭示了建筑学知识的厚重积淀对林徽因文学创作的影响：让林的诗作既有与新月派建筑美主张相呼应的一面，更有突破和创新的一面，后者既体现在诗形的建构上，也表现在诗歌艺术与建筑艺术的深层交错上。

李蓉在《林徽因诗歌哲学意蕴解读》一文中指出，与其他现代女诗人相比，林徽因的诗歌表现出一种异质性，主要原因在于林诗具有丰富的哲学意蕴。

这给人们带来全新的启示和广阔的探索空间。

张衍芸在《林徽因小说创作论》中指出，林徽因的小说描绘了特定情景中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和生命过程，负载着丰富的人文内涵；在艺术上追求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融合，体现了实验中国小说文体的热情。

林徽因小说既体现了京派小说的一般风貌，又显示着作者鲜明的文学个性，具有独特的文化品格和审美价值。

谢昭新的研究则揭示出林徽因小说的“现代性”审美特征，认为这种现代性体现在多个方面，如以人文主义为出发点写人性，体现作家对“人”的人道主义关注，
对人生形态的情感体验，以节制、适度的方式表现忧郁、感伤的情感；通过独特的叙述方式，用讲故事、串镜头、绘画面来创造意境的美；同时运用象征、暗示、意识流手法写人物的潜意识、性心理，而且在故事编织的技巧上也体现出“传统”与“现代”的结合。

应该说，论者的思考是深入的，结论是中肯的。

此外，有人对林徽因作品的独特风格进行了总结，如张玉秀的《浅谈林徽因文学作品的创作风格》和王鹏飞的《古典意味与现代风格的熔铸——林徽因小说〈九十九度中〉的艺术特色》等。

还有人试图在总体考察林徽因的生平创作后衡定其文学史地位，清华大学蓝棣之教授的《作为修辞的抒情——林徽因的文学成就与文学史地位》是这方面的成果之一。

总之，文学界的林徽因研究经历了一个由岑寂到活跃再到成熟的过程，学者们的不懈努力取得了丰硕成果，为后来者的研究打下了基础，近年来的研究尤其为我们拓宽了空间。

但研究也存在着不足，比如，林徽因的文学创作以诗歌和小说为主，有人只注意诗歌而忽略了小说，还有的人恰恰与此相反。

即便有人尝试将二者同时分析，也还不够具体和深入。

这是不利于全面、真实、公正地反映林徽因的创作活动和文学成果的，因此也为我们进一步开展研究，深入、细致、全面地探索林徽因的文学世界提供了种种可能。

2007年11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