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空间_男性与自我镜像_孙频女性叙事的三个维度_陈丽军

当批评家在使用“８０后文学”这个概念时，似乎已经对它的内涵有了明确的规定：从作家主体方面来考虑，作为以代际划分的“８０后”，它与“６０后”、“７０后”相区别；从写作方式、作品风格、生命诉求等更为本质的方面看，“８０后文学”又与网络、都市语境、粉丝文化、青春叛逆、商业操作联系在一起。

这已经成为批评界普遍的认识。

然而，阅读出生于１９８３年的孙频的小说，会打破我们对上述“８０后文学”特征的刻板印象。

孙频的写作姿态不是与前辈作家断裂，而是有意识“在妇女自身中间谱写一个传统的历史”①，她远离了“８０后作家群”的美学风范，而同庐隐、萧红、张爱玲、王安忆等现当代女性作家保持了一种传承关系。

从２００９年《黄河》第２期发表《追债》起，孙频已经在《人民文学》、《钟山》、《上海文学》、《江南》等老牌文学杂志发表了近百万字的小说，创作力不可谓不旺盛。

与其他一些成长缓慢的作家相比，这位年轻的小说家彷佛从一开始就找到了“自己的园地”，找到了属于她的叙述声音、节奏、立场和风格。

体裁上，她偏爱中篇小说，相信这样的容量更适合自己的想象体积；题材上，钟情于女性当下的生存体验——
—女性的困惑、疑问、愤怒与痛感，从某种程度上说，女性不仅是她故事里的主要人物，也是其小说的叙述视角和饱满情感的来源。

在《用文字与世界对话》一文中，孙频说，她写作是为了补偿自己“所有的缺失与渴望，所有不为人知的爱与悲伤，补偿生命中的种种苦难”②，事实上，她从未将天地局限在狭窄的自我，而是从自我出发，最终抵达“她们”。

本文试图以其新作《掮客》为主要分析对象，兼以其它文本，从城市空间、男性、自我镜像三个维度来看孙频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建构。

一
当代很多女性作家的创作与城市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比如池莉之于武汉、王安忆之于上海，她们在小说叙事的进程中呈现给读者一幅自己眼中的都市形象。

对城市的“故乡”式认同，使她们不惜以繁复的文字描述城市历史和市井风物。

熟悉文学史的话，你就清楚这些作家创作了多少部优秀的都市小说，正是这些作品的存在，“女性经验”与“城市”的关系才成为时下当代文学研究界热心讨论的问题。

表面上看，孙频的小说中，城市的风景与面貌破碎、模糊，很难发现有像池莉或王安忆那种对城市绚烂地描绘；但细细分析，我们就能明白女性对都市的想象已经融入小说人物的日常情感与现实经验之中了。

《掮客》中的于小敏是一家公司人事部的职员，从叙述者几段插叙中，我们可以还原她的生活状态，以及她与这座城市的关系：“自己在这城市里都不是走，双脚根本就没有触着大地。

更像是在空中飞，凌波虚度一般飞过来飞过去，连点地气都接不上。

为了能在这个公司里安稳地呆下去，她决定把该忍得都忍了……”“做老员工的感觉毕竟要比草上飞一样跳槽舒服，在这个无亲无故的城市里竟也让她有了几分归属感，这点归属感多少给了她一些安慰，让她觉得那被摸得几把也算是有价值了，就算它们牺牲了也死得其所……”
不只是于小敏，《耳钉的咒》中的报社记者汪静
城市空间、男性与自我镜像——
—孙频女性叙事的三个维度
○陈丽军
路，《骨节》中的中学老师夏肖丹，《同屋记》中的张柳等等，几乎都面临着相似的生存境遇：她们是城市的候鸟、漂泊者，孤身行走在繁华的街道，没有家，没有婚姻，只有一份随时可能丢掉的工作；在她们的世界中，城市并不意味着时尚、奢侈品、夜生活，而是谋取生活的空间。

如果追溯她们的身世，就能发现，她们来自贫穷的乡村或边远的小城，是故乡的叛逆者和逃离者。

在她们的想象中，出走似乎不仅预示着摆脱贫穷，实现自己生活的多种可能性，更意味着女性获得身体和精神的充分自由。

《骨节》中的夏肖丹和《红妆》中商燕行都是怀着这样的梦想走进城市。

事实上，女性梦想以出走换取自由由来已久。

早在２０世纪初，五四新文化先驱从欧洲引入“娜拉”与易卜生主义，到后来以《终身大事》为代表的娜拉型话剧的涌现，“出走的娜拉形象”已经成为“新女性”的象征符号。

以至于大多数男性知识分子和受过教育的女性形成这样的观念：出走就意味着解放。

③不过１９２３年鲁迅在北京女师的演讲却触及了另外的问题：娜拉出走之后会怎样？他借用英国一位作家所作的戏剧和上海某位文学家见到的外文版《娜拉》，指出女性逃出父亲或者丈夫主导的家庭后可能会有两个结果，要么进入城市堕落，要么返回原来的家庭，没有第三条路。

因为在一个经济权完全被男人控制的社会，女性根本无法靠自己的双手解决吃饭问题。

也许有人要进一步提问，假如不久的将来，女性获得了经济权，那么女性就能够完全自由吗？对于这个问题，鲁迅的结论是悲观的，“也还是傀儡。

无非被人所牵的事可以减少，而自己能牵的傀儡可以增多点罢了”。

④经过近百年，到今天，都市女性已经逐步取得了与男子同样的工作的权利，女性的命运如何呢？孙频的《掮客》正是用故事回应了鲁迅当年的思考。

于小敏们虽然双脚踏上了城市的土地，基本的生存问题已经解决，但如同鲁迅料想的那样，空间的转变并没有拯救她们，不过是解了旧的铁镣，又戴了新的铜锁。

在孙频看来，这铜锁主要是精神上的苦恼。

首先是无法摆脱的孤独感。

这种深刻的孤独，对于孙频小说中的女性而言，带有一种宿命的色彩。

身处现代社会，她们从离开母体那刻起，就注定了日后无根的命运，去城市接受教育，随着资本的流动，从一个城市移动到另一个城市。

她们有家乡，却已是故乡的陌生人；有父母，却已经无法与父母分享自己的经验，甚至连可安慰灵魂的记忆也迷失在漂泊和移动的生活之中。

于是，精神的孤独就如灯光下的影子一样无法逃脱。

米什莱在１８５９年出版的《女人》中曾写道，“对一个女人来说，所谓的噩运”，“就是孤独终老”。

这分明道出了月夜蜷缩在按摩店里的于小敏的心声。

此外，“乡村／城市”、“小城镇／都市”的空间差异，对于小敏们的心理造成了强大的刺激，原先在小城镇和乡村形成的那种缓慢、熟悉、平稳流畅的感官——
—精神状态，在外在刺激下迅速的发生转变。

“小城镇的精神生活更多停留在感觉和情感关系”⑤，而都市人的精神状态以知性主义为特征，因为大都市一直是货币经济的中心，货币经济又与知性的统治处于最为紧密的关系。

《掮客》中，于小敏在公司面对老板性骚扰时，内心曾有过一番争斗，反抗还是顺从？最后还是出于保住工作的利害关系，而选择了忍受。

女性身体在处于都市情境的于小敏看来不过是可供等价交换的器物，原先被珍视的爱情也变得虚空无物。

二
如果说女性与城市之间的关系在孙频小说中还属于隐性叙事的话，那么女性与男性之间的关系探讨却随处可见。

孙频在一次访谈中曾谈到，“另一部分则是比如《天堂倒影》和《合欢》，都是关注知识女性的内心与情感，我喜欢写女人，因为我懂得女人。

”⑥这样的自我评价和认知，容易给我们造成一种印象：孙频的小说叙事是如同林白式的女性独白。

事实并非如此，孙频笔下的女性是两性中的女性，她总是在女性和男性的现实、情感张力关系中想象女性。

再进一步说，她对男女关系的建构既时常表现出现代的女性主义立场，又夹杂了传统的意识——
—认为女性由于柔弱、对男性有着根深蒂固的情感依赖。

在《掮客》中，故事开头将场景设置在人事部的办公室。

主要人物是一位女性和四位男性，但作者在选择叙述视角时却舍弃男性而由数量上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担任。

在叙述层面，女性处于“观看者”的位置，从而获得了自身的主体意识；与之相反，四位男
性却成为外在于女性的客体，属于“被观看者”。

在这一对“看”与“被看”的关系中，女性凝视下的男性失去了往日完美的、令人敬畏和仰视的形象，而是呈现出另外的面貌：“男人们的后脑勺上没有刻字，何况她看他们看得早已能背下来了。

无非是一颗微秃，一颗因为不洗在灯光下永远油光闪闪，刮一刮都能刮下二两油，还有两颗毛发浓密，一颗文艺青年的长分头一颗怒发冲冠的板寸……”对于小敏而言，这些男同事的头顶局部特写，已经不仅仅是外貌表征，更是象征着男性形象降落到平庸的日常生活层面，他们不再是传统家庭中力量和希望的代表。

尤其是在小说的后半部分，于小敏鬼使神差地坐在按摩中心的前厅，等待四位男同事背着她嫖娼后从楼上下来。

当男同事们一个个出现在楼梯口时，在她的注视下，这几位男同事面部表情“又是错愕又是惊恐又是无辜”。

平素里的伪装，在这时，被卸去了，露出灵魂下的“小”来。

彼时彼地，于小敏的“凝视”彷佛带有了一种道德的审视，不止是这几位同事，所有的男性都在经受来自异性的评判。

即使小说用了同样的笔墨描述于小敏的尴尬，但男性的道德优越感在这一叙事结构中已被打破。

孙频的小说中，女性的主体地位并不是仅仅通过“看”与“被看”的结构模式来表现的，而更常用的方式是通过男女人物的性格反差来实现。

传统的男女关系里，男性有经济实力，处于支配地位，所以性格刚强；而女性对男性有依附性，性格柔弱。

但在《鱼吻》、《铅笔债》等小说中，我们看到却是女性的力量、坚强，以及女性对苦难生活强大的承受力，男性则成为被保护、被支配的一方。

虽然孙频肯定了女性的独立性，但在客观存在的性别差异和艰难的现实生活面前，她所期望的建立在精神价值（友谊与爱情）基础之上、富于超越性的理想两性关系显得前途昏暗。

从大的主题来讲，《掮客》的核心其实就是探讨了一个问题：男女能否实现真正交流，进而分享彼此的生存体验。

小说中的五位公司职员面临相同的人生困境，五人中将有两位在第二天会被辞退，丢掉饭碗。

叙述者明显是将作为女性的于小敏和作为男性的其他四位同事划为两个群体。

然而，在得到老板秘书传达的灰暗通知后，本来彼此
分离的两个群体因为共同的问题，做出了同样的反应，虽然已经下班，五个人谁也没有挪动的意思，“一个个无赖似的横在六点钟上，存心不让时间往前走”。

这样一种暂时形成的同一性，一直延续到五个人吃完散伙饭。

之后放纵的“集体行动”将这一同一性打破——
—嫖娼变成了男人心照不宣的秘密，而作为女性的于小敏被排除出去。

到这里，叙述者已经得出了一个结论：即在现代生活中女性和男性作为某一领域的生产者，可以分享工作生活方面的经验，但始终无法像男性群体内部那样达到真正的交流，因为女性和男性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们拥有不一样的身体，性别特征的区别将一种人分成两个世界。

虽然在小说中，孙频清醒地意识到男女的差异，但她并不愿意建立一个女性绝对主导的世界，也从没有试图否定男性的价值。

阎秋霞在《当身体依然只是一个道具——
—从孙频小说看当代女性意识的危机》一文中，提出这样的观点，“孙频作为女性的写作与思考并没有体现出女性意识超越性的意义，没有体现出现代性社会中女性之真正自主人格建构的可能和追求。

”⑦也许，对于孙频而言，她在追求女性独立的过程中，从来就没有想过抛弃男性，在她创造的日常生活世界中，男女合一才能构成完整的人，只是这种结合，理想状态是彼此精神与情感的相通。

三
除了从城市空间、男性两个维度来想象和建构女性形象，孙频也没有忽略另一个问题：女性如何处理与自己的关系，如何来发现自我？有研究者认为，“孙频的小说有种心理学的特质，其人物彷佛是以精神分析法一挥而就的，他们的一切行动均可以找到心理的诱因，而心理也给人物的行动提供了足够的动力。

”⑧这种心理学的特质体现在人物身上就是强大的女性自我意识，她们时常将自己作为客体来观察，通过主体客体化创造出另一个自我，由此来让女性个体生命变得丰富、复杂。

雅克·拉康将这样的心理表现过程命名为镜像。

按照他的理解，镜像原本属于婴儿期的一种心理反应，是主体面对镜子时将镜中的自己视作成熟的整体，是自我的结构化和确定化。

孙频小说中的女性
“镜像”大致有三种方式或类型。

其一，女性对过往生活的回忆，由过去的时光和事件确定当下的自我。

以《掮客》为例，小说塑造的于小敏是一个“受伤的女性”。

这种印象一方面来自叙述者对她面临的现实处境——
—第二天可能失业的困境的描述；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层面，小说中大量的篇幅展示于小敏对过去伤痕的回忆。

这伤痛的记忆，主要源自两件事，一件是男友赴美后另结新欢，另一件是被公司老板性骚扰。

一为感情（爱情），一为身体。

此二者之伤是她内心的隐秘，是包裹在日常生活之下的另一个残缺的自己，对她而言也是更为真实的自己。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总是希望向他者展示幸福、从容的一面，但事实上，与乐感相比，痛感才是构成真实人生的底色。

而能够抵抗时间的魔力，留在记忆中的也恰恰是伤痛经验，不仅仅是《掮客》的于小敏，《红妆》、《骨节》等小说中的女性无一不是通过回忆过往苦难，来重构当下的自己。

其二，镜中的女性。

镜子是闺房中常见的器物，但在孙频的小说中，它已经超越了物体的意义，成为女性观照自身的一种方式。

镜子不仅让女性感知自己的身体，也让女性比男性更为敏感地把握时间的存在。

《夜未眠》中恨嫁的女博士周尔园在镜子中发现“现在的自己，头发稀少，嘴角已经有了两条深深的法令纹，这两条纹路把两张脸都拉皱了”，如果说女性对自我的想象存在多种面向，那么镜中形象总是让女性活在当下，对此刻存在的重视远胜于其它一切。

镜子构建女性身体的当下性，同时也能显露隐秘的自我。

隐秘的自我藏在身体表层之下，因为其暧昧、模糊，偶尔的泄露也只能被外在于自己的他者捕获，自我却很难觉察到。

然而镜子将这一切献给自己，《掮客》中就有很好的例子：“于小敏在镜子里看到自己的那一瞬间，微微有些吃惊。

刚才在黑暗中的独自那一笑现在居然还没有褪干净，还残留在她嘴角，像初冬的残荷一般，立在她脸上，倔强、坚硬、残忍，最下面还有些明灭可见的邪恶。

”每一具漂亮的身体里面都住着一位撒旦，于小敏也一样。

她在镜中看到了邪恶的自我，也认识到了自我的复杂性，虽然是瞬间的显现，但在成长的历程中却带有革命性的意义。

其三，通过外在的象征物来投射自我的形象。

《掮客》中，小说四次写到月亮，背后的蕴藉却是有差别的：第一次出现月亮是五个人去饭店的路上，于小敏抬头看到天上的月亮，想到美国的前男友，月亮就如同她自述的，有着古典语境里思念的意义；第二次描写到月亮是五个人在饭店吃完感伤的散伙饭之后，此处的月亮是作为烘托气氛的背景色出现；第三次、第四次出现在小说中的月亮包含了更丰富的意义，“月亮更大更凄厉了，像个伤口一样就汩汩地挂在他们头顶正上方”，这分明是于小敏生存处境和彼时形象的象征。

能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小说，总是有鲜明的意象，这个独特的象征物融合了作者所有的情感、思想以及人物的命运，使得散乱的事件有了归属。

月亮在《掮客》中反复出现，它“凄厉”的光里，不仅是于小敏的精神外化，也是作者情感的凝结。

今天，文学存在的合法性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质疑，很多作家已经远离了对文学精神的探索，远离了对人的同情与关怀，不少批评家也转向了更为宏大的文化现象研究。

在这样荒凉的文学生态之下，孙频的小说却以都市女性经验为言说对象，紧紧连接着地气，触及当下女性的生存困惑和灵魂苦痛，在反抗人们对８０后作家刻板印象的同时，同时宣告着写作的意义和文学的价值。

注释：
①［英］玛丽·伊格尔顿著，胡敏译：《女权主义文学理论》，湖南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２页。

②孙频：《用文字和世界对话》，《山西文学》２０１０年第６期。

③张春田：《从娜拉出走到中国改造——
—兼及鲁迅与“启蒙”话语之关系》，《文艺理论与批评》２００８年第２期。

④鲁迅：《鲁迅杂文全集》（上），燕山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３０页。

⑤薛毅主编：《西方都市文化研究读本》第二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９２页。

⑥孙频、郑小驴：《内心的旅程》，《大家》２０１０年第５期。

⑦阎秋霞：《当身体依然只是一个道具——
—从孙频小说看当代女性意识的危机》，《黄河》２０１２年第１期。

⑧秦香丽：《苍凉与悲悯——
—读孙频的凌波渡》，《小说评论》２０１２年第３期。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本栏目责任编辑杨晓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