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上公示制度的法律意义及其后果再探讨(梅夏英)

民法上公示制度的法律意义及其后果再探讨梅夏英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上传时间:2004-12-12内容提要：民法上的公示制度兼有权利成立和赋予权利对外效力之功能，它是事实权利冲突消除的制度化体现，也是意思自治原则所依赖的制度前提。

物权法中动产占有和交付公示方式的缺陷使动产物权的公信力减弱，使动产抵押制度难以施行。

公示制度的存在是物权行为及其无因性和独立性的起点，强制性的国家管理性质的公示制度在理论和立法上无法通过法律行为理论来解释。

基于公示制度对物权转移的重要意义，立法上应将公示作为合同设定的绝对权转移的必要条件。

关键词：公示意思自治动产抵押生效要件国家强制公示为物权法基本制度之一。

传统物权法基于公示制度形成了公信原则、物权行为理论和无因性理论等，这些原则和理论是物权法区别于债法的主要特征。

但公示这一现象并不仅仅体现物权法，其法律形式及后果在相关法律上也有反映。

如商事法中票据的无因性问题便与票据持有的公示性相关，知识产权法里登记公示对知识产权形成及转让具有巨大作用，甚至证券化后的债权也具有物权公示的一些后果等等。

因此，在民法上将公示制度作为一个整体制度进行梳理是必要的，尤其公示这一国家强制性的制度和规范与私法自治原则如何协调，是解决将公示效力视为“物权行为”后果这一理论误区的关键。

基于此，作者基于公示为公信力、无因性、“物权行为”和交易安全等理论和制度的起始点这一判断，系统探讨公示对于民事权利和权利流转的根本意义，并对传统民法理论上的一些争议（如公示的意义、性质和后果等）提出自己的看法，以供同仁商榷。

一、公示的意义：权利设定与交易安全在以意思自治为特征的民法理论和规范体系中，公示似乎是一个变数。

公示和公信原则作为物权法的基本原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物权和债权的重要区别之一。

可以发现，在物权法原则体系中，缺少公示原则，其他原则都很难实现。

公示制度最基本的功能在于，公示方法使物权及物权的变动为公众所知，从而对第三人发生效力，以保障交易安全。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公示是物权法的基本原则，但大陆法系国家的物权法理论更倾向于在物权变动上去探讨公示的意义。

[①]公示究竟是物权本身的公示，还是物权变动的公示，值得研究。

（一）公示对权利的意义对于物权公示的性质，学说上主要有三种观点：“权利公示说”、“物权变动公示说”和两者兼而有之的“统一说”。

[②]公示对物权变动具有实质意义，自不待言。

但公示也与权利密不可分。

从规则上分析，公示只可能是权利的公示，物权变动的公示实际上只是权利公示的变更而已，脱离了权利人、权利内容和客体，公示便失去依托。

正是权利公示的建立才使物权变动公示成为可能。

因此，权利公示是基础，而其功能发挥于权利变动中的公示变动，在此必须将公示与公示的功能区分开来。

因此作者倾向于“权利公示说”。

传统物权法之所以在物权变动里强调公示原则，是因为公示在物权变动中发挥了核心功能，而对物权本身而言，物权公示并不能决定所有权的本体，自然很难看出其价值所在。

但虽然公示是为交易安全而设，却不能因此否认公示是权利本身的公示这一事实。

权利公示对权利而言具有何种法律意义？从物权变动公示来看，公示并不决定物权本身是否存在，而是决定物权是否合法转移，并可对抗第三人。

对于所有权而言，即使非所有人取得他人不动产的登记，法律也不否认事实所有权人仍享有所有权，享有登记变更请求权。

因而对事实所有权而言，公示仅仅是交易安全保护的规范，且有时会与事实所有权人的利益相冲突。

但应当认为，公示并非仅仅是物权或其他绝对权的外衣，除了所有权之外，公示对一些他物权和绝对权的形成却有决定作用。

就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而言，公示为用益物权的成立要件。

未经公示，依合同取得不动产占有和使用权利的受让人，并不能以物权请求权来对抗合同相对人可能产生的侵犯，对于第三人而言，也没有物权约束力。

如我国目前之所以强调“土地承包经营权物权化”，即源于合同不能产生用益物权，而需采取公示使之物权化。

其他绝对权如专利权、商标权等，也是依法经过相应机关公示而获得了一种绝对效力。

没有公示，专利权和商标权并不成立。

[③]由上可知，公示对于用益物权、专利权和商标权等具有建构意义，并不仅仅体现于交易安全保护这一功能上。

至于为何所有权可以不依赖公示而仍由事实权利人享有，本人认为，这是由传统所有权对于物的归属界定的基础地位决定的。

因为与知识产品不同，物归于某一主体所有不在于立法政策，而体现了社会最基本秩序。

物权的标的具有唯一性，且是有形的物体，不似智力成果可以同时由多人享用，因而物权客体的唯一性和独占性很容易使人产生“物必有主”的观念。

如果所有权也依公示而取得，那么物权的追及效力便大打折扣。

但对于他物权而言，除非公示，用益物权的请求权并不存在，也无追及效力。

有学者提出，物权法里的物权应作“法律物权”和“事实物权”的区分，法律对于事实物权也应进行一定的保护。

[④]这一观点不无道理。

但事实物权应主要适用于所有权，对于用益物权并不适用。

在以法律权利和公示效力为语言的民事规范体系内，对于不动产“事实物权”的救济也只能在公示这一环节打开缺口，而不能动摇经公示的物权（甚至是错误的登记）的效力。

这反过来说明了，事实物权能否受保护仍应服从于物权公示这一基本原则。

至于真正权利人的保护，可通过登记的变更这一环节来予以保障。

公示对权利的形成较明显地体现于各国对于公示效力的认定上。

采取“登记生效主义”的国家，实际上将登记作为权利取得的生效要件；而采取“登记对抗主义”的国家，则将公示作为权利对外效力之源，公示不影响权利本身是否存在。

如就登记对抗主义而言，未登记的不动产抵押权虽然不能对抗已登记的抵押权和其他担保物权，但仍有对抗一般债权人的效力，这说明抵押权虽未公示，仍然存在。

因此，公示对于物权及绝对权的作用不仅体现于交易中，对许多绝对权利本身也有建构意义。

对所有权而言，公示是事实所有权和法律所有权的界限，并导致两者冲突，而对用益物权而言，公示是权利的成立和生效要件。

（二）公示对交易安全的意义在权利建构之外，公示的功能表现于权利对外的约束力，这体现为公示的公信原则。

在民法上，公示和公信构成手段和目的的逻辑关系，公示的目的就是为了产生公信力，没有公信力的公示在民法上是无意义的。

公信力具体表现为，对第三人而言，公示的权利人推定为真正的权利人，即使事实证明公示的物权不存在或有瑕疵，在公示未更改以前，法律仍然承认其具有与真实的物权相同的法律后果。

其次，公示的公信力不仅体现于对外界的一种权利宣示和约束作用，也为物权的保护提供了技术上的支持，如不动产登记制度就使权利人的权利获得了一种公共制度的支持，无论事实占有关系如何，最终权利关系的享有和变动都必须经过登记这一环节，这就使得通过合同关系侵犯物权的空间非常小。

由此可见，公示为权利的绝对效力之源，权利欲对他人有约束力，就必须进入公示的领域。

公示既然为物权效力之源，就可以发现，我们目前在理论上为物权所作的定义只是一种权利内容的描述，是从权利人的行为模式上去界定的，这些定义并不能解释为何物权具有物权的效力，为何物权能够转让给他人而同样他人取得的物权具有物权的效力。

[⑤]正是传统理论将物权从内容上主要限于对物的支配权的描述，从而将使物权之所以成为物权的公示特征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其结果是，将经公示而具有与物权同样效力的其他绝对财产权与物权分割开来。

具体而言，除了物权关系经公示具有物权效力以外，其他绝对性的财产权在这一点与物权并无本质区别。

在权利的取得和转让这两种最根本的法律结构上，我们不能找出物权与专利权、商标权和股权等的显著不同。

值得说明的是，尽管这些绝对权利的法律效力基本相同，但由于权利具体内容和标的仍有很大差别，所以具体规则和制度仍需由独立、特定的规范群来调整。

实际上，从体系化思维出发，绝对权和相对权的划分真正对民法权利体系具有构建作用，物权和债权的根本分野不是权利形态上的差别，而是法律效力上的差别。

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没有经过公示的“物权”在相对的合同关系中也仅具有债权的效力，经过公示的“债权”也可以具有物权的效力，这一定程度上表现为当代物权和债权融合当中的“债权物权化”现象。

比如，债权经过证券化，而取得了一种公示性，从而在债权享有和转移上具有一种对抗性和无因性。

物权和债权的相互渗透从公示角度看，只不过是物权和债权效力的交错体现而已。

某种程度上，公示的意义并不与传统民法简单地从权利的形态划分权利类别的方法相一致，而是在效力上真正划分了权利，这也是为何民法当中物权和债权的理论划分成为一道坚固的分水岭。

在不动产的利用上，物权法采用“用益物权”这一制度体系以来实现不动产的利用问题。

不动产利用人的权利因公示而取得了公信力，从而这种利用构成了一个独立的物权，具有物权效力，它不仅可以对抗第三人，甚至可以对抗所有人。

在此需要提出的是，法律有时规定，没有经过登记公示的权利也有一定的对抗性，如在以登记为对抗要件的动产抵押中，动产未经登记虽然不能对抗物权人，但可以对抗债权人和本人。

本人认为，动产抵押缺少物权效力对抗性的最基本要素，如果说未登记的抵押权不能对抗其他物权人，那么同样这种抵押权只具有相对的效力，也就不能对抗债权人，甚至本人。

因为登记公信的效果就是欲使物权关系对抗第三人，没有登记的抵押权因他人无法也无义务知晓，所以对他人不能产生法律约束力。

对于相对人而言，如果权利没有登记，那么物权请求权也无法形成。

（三）公示对私法自治的意义公示制度本质上体现了国家对基本财产关系的强制。

就整个物权法而言，强制性规范为其主要特征，并与债法的意思自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对此，我国学者王利明教授认为：“就登记而言，其本身并非民事行为，而是行政行为”[⑥]；台湾地区学者谢哲胜先生指出：“不动产之登记是地政机关依土地法和土地登记规则所为之公法行为，却被认为是私法上物权行为之一部分，这不仅逾越公私法之界限，而将地政机关公法行为，视为私法上当事人意思自主法律行为之一部分，更是不伦不类。

”[⑦]物权法定和物权公示原则是否可看作是私法自治这一价值取向的异动？私法自治和国家强制如何协调？在民法上，存在着一个倾向，即将公示仅作为一种法定的公法手段，介入到私法关系中，因而理论上倾向于对公示的适用严格地予以限制，尽可能地将其限制于物权法，以尽可能保持民法的私法自治的特征。

在此基础上，对公示的探讨有时无视其国家管理的属性，却从法律行为（物权行为）角度去拆解。

但无论如何，我们是无法回避公示是国家规定的管理制度这一前提的。

本人认为，民法上的私法自治并不是一种放任，其隐含着科学的制度前提。

正如一个足球球员欲在竞技扬上发挥最佳水平，必须先有一套常规的硬件和足球竞技规则存在，很难想象没有一个同样稳定规格的足球、一个固定大小的足球场、一套人人遵守的既定规则，球员的技术和竞技能力能够很好地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