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举贤良对策第三策鉴赏

董仲舒《举贤良对策•第三策》鉴赏
一、董仲舒《举贤良对策•第三策》原文:
臣闻《论语》曰：“有始有卒者，其唯圣人虖！”今陛下幸加惠，留听于承学之臣，复下明册，以切其意，而究尽圣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

前所上对，条贯靡竟，统纪不终，辞不别白，指不分明，此臣浅陋之罪也。

册曰：“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

”臣闻天者群物之祖也。

故遍覆包函而无所殊，建日月风雨以和之，经阴阳寒暑以成之。

故圣人法天而立道，亦溥爱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设谊立礼以导之。

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爱也；夏者天之所以长也，德者君之所以养也；霜者天之所以shā也，刑者君之所以罚也。

繇此言之，天人之征，古今之道也。

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质诸人情，参之于古，考之于今。

故《春秋》之所讥，灾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恶，怪异之所施也。

书邦家之过，兼灾异之变；以此见人之所为，其美恶之极，乃与天地流通而往来相应，此亦言天之一端也。

古者修教训之官，务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后，天下常亡一人之狱矣。

今世废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弃行谊而sǐ财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岁之狱以万千数。

以此见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变古则讥之。

天令之谓命，命非圣人不行；质朴之谓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谓情，情非度制不节。

是故王者上谨于承天意，以顺命也；下务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举矣。

人受命于天，固超然异于群生，入有父子兄弟之亲，出有君臣上下之谊，会聚相遇，则有耆老长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欢然有恩以相爱，此人之所以贵也。

生五谷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养之，服牛乘马，圈豹槛虎，是其得天之灵，贵于物也。

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

”明于天性，知自贵于物；知自贵于物，然后知仁谊；知仁谊，然后重礼节；重礼节，然后安处善；安处善，然后乐循理；乐循理，然后谓之君之。

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为君子”，此之谓也。

册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纣，浸微浸灭浸明浸昌之道，虚心以改。

”臣闻众少成多，积小致臣，故圣人莫不以晻致明，以微致显。

是以尧发于诸侯，舜兴乎深山，非一日而显也，盖有渐以致之矣。

言出于已，不可塞也；行发于身，不可掩也。

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

故尽小者大，慎微者著。

《诗》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

”胡尧兢兢日行其道，而舜业业日致其孝，善积而名显，德章而身尊，以其浸明浸昌之道也。

积善在身，犹长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积恶在身，犹火之销膏，而人不见也。

非明乎情性察乎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纣之可为悼惧者也。

夫善恶之相从，如景乡之应形声也。

故桀、纣暴谩，谗贼并进，贤知隐伏，恶日显，国日乱，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终陵夷而大坏。

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渐至，故桀、纣虽亡道，然犹享国十余年，此其浸微浸灭之道也。

册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谓久而不易者道也，意岂异哉？”臣闻夫乐而不乱复而不厌者谓之道；道者万世之弊，弊者道之失也。

先王
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处，故政有眊而不行，举其偏者以补其弊而已矣。

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将以救溢扶衰，所遭之变然也。

故孔子曰：“亡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顺天命而已；其余尽循尧道，何更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变道之实。

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继之救，当用此也。

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

夏因于虞，而独不言所损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

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以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损益也。

繇是观之，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

今汉继大乱之后，若宜少损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

陛下有明德嘉道，愍世欲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举贤良方正之士，论议考问，将欲兴仁谊之林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

臣愚不肖，述所闻，诵所学，道师之言，廑能勿失耳。

若乃论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辅佐之职，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窃有怪者。

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以大治，上下和睦，习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奸邪，民亡盗贼，囹圄空虚，德润草木，泽被四海，凤皇来集，麒麟来游，以古准今，壹何不相逮之远也！安所缪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于古之道与？有所诡于天之理与？试迹之于古，返之于天，党可得见乎。

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齿者去其角，傅其翼者两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

古之所予禄者，不食于力，不动于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与天同意者也。

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乎！此民之所以嚣嚣苦不足也。

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众其奴婢，多其牛羊，广其田宅，博其产业，畜其积委，务此而亡已，以迫蹴民，民日削月浸，浸以大穷。

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穷急愁苦而不上救，则民不乐生；民不乐生，尚不避sǐ，安能避罪！此刑罚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胜者也。

故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然后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

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为制，大夫之所当循以为行也。

故公仪子相鲁，之其家见织帛，怒而出其妻，食于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禄，又夺园夫红女利乎！”古之贤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从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贪鄙。

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缓于谊而急于利，亡推让之风而有争田之讼。

故诗人疾而刺之，曰：“节彼南山，惟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尔瞻。

”尔好谊，则民乡仁而俗善；尔好利，则民好邪而俗败。

由是观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视效，远方之所四面而内望也。

近者视而放之，远者望而效之，岂可以居贤人之位而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财利常恐乏匮者，庶人之意也；皇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

《易》曰：“负且乘，致寇至。

”乘车者君子之位也，负担着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为庶人之行者，其患祸必至也。

若居君子之位，当君子之行，则舍公仪休之相鲁，亡可为者矣。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

今师异道，人异论，百
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

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二、董仲舒《举贤良对策•第三策》译文:
微臣看到《论语》这样说：“有始有终，这只有圣人才能做到啊！”现在陛下特别赐恩于我，留心听取我们接受过传统学问臣子的意见，又一次下达英明的册文，希望（我的浅薄的议论）接近前代圣王治国之道的宏旨大义，叙述明白前代圣王德政之举的基本规范，（这样的本领）不是我这样愚钝的臣子所能具备的。

以前两次上对，（对于前代圣王治国之道的阐述，）在系统性上没有穷尽其发生之本原，在纲纪准则上没有辩明其最终之归宿，语言叙述不清晰，观点表达不准确，这是微臣我学识浅薄、见闻不广的罪过啊。

册文说：“善于谈天命的必然有人间的佐证，善于讲往古盛世的一定有感于现实。

”微臣听说天是万物的始祖，所以它覆盖包含林林总总的大千世界而没有任何事物可以例外，设立日月风雨使之融洽和谐，经历阴阳寒暑使之自然长成。

所以那些道德高尚的伟大人物遵循天命制定大政方针，（他们）也象上天那样博爱而无私，广布盛德施之仁爱使民风敦厚，申明大义建立礼仪使民情和畅。

春是上天使万物萌生的，仁是君主使百姓相爱的，夏是上天使生物长成的，德是君主使百姓修身的；霜是上天兆示萧shā的，刑是君主惩罚不规的。

由此观之，天人相互验证，是古今不变的真理。

孔子作《春秋》，上研究、遵循天地之教，下考察、了解民情民风，借鉴往古之事，对照现实之情。

因此，《春秋》所讥讽、批判的都是灾害兆示（的无道事件），《春秋》所深恶痛绝的都是怪异降临（的动荡年月）。

真实地记载天子、诸侯的过失，兼顾叙述灾害怪异的变化，用这种办法证明人的所作所为，（无论）其多么完美、多么丑恶，都同天地交流感应，这也是《春秋》展示的上天的一个奥秘啊。

过去朝廷专门设置负责教育培训百姓的官员，强调用美好的道德规范教育感化百姓，百姓受到教育，思想变化之后，经常出现一年到头没有刑狱案件的情况。

如今朝廷废除了这类官员而没有重新设置，无人管理教育感化百姓的事情，致使百姓放弃履行大义的责任，而不顾sǐ活地去谋取财物和私利，造成违法犯罪增多，每年发生的刑狱案件数以万计。

由此可见，往古圣朝的一些做法不是不可效法的，所以《春秋》对于那些改变往古圣朝的做法的行为总是持批判的态度。

上天的意愿和宏图大略称为天命，天命必须由道德高尚的伟大人物来践行；人的本质和禀性是人生之就有的，这种生之就有的东西非用教育感化的手段加以训导才能向好的方面发展；人的为己为私的本性以及由此产生的想法称为欲望，这种欲望非用法令制度去约束不能受到节制。

所以君主对上谨慎地秉承天的意志，以顺天命；对下申明大义教育百姓，使之养成良好的道德风尚；建立法令制度适应治理国家的需要，明确上下尊卑之序，防止人们私欲膨胀；这三个方面的事情做好了，国家的大政方针就确立起来了。

人接受了上天命运的安排，所以不同于其他的生灵并超然于其他生灵之上，在家有父子兄弟之亲，外出有君臣上下之义，人们平日相聚或巧逢路遇，则有高寿及年长年幼的不同称谓和安排；心情舒畅时有音乐舞蹈抒发自己的情趣，欢快高兴时可以向他人施予恩
惠使大家亲近友爱，这是人之所以尊贵的体现啊。

地生五谷用作食物，种植桑麻制作衣裳，饲养各种各样的家禽家畜，驯服耕牛乘坐马匹，圈养烈豹栏驯猛虎，（这都是因为）人类得到上天赐予的精灵之气，（使）人类比其他动物尊贵啊。

所以孔子说：“天地之间的生物，人是最尊贵的。

”（人们）明白自己特有的这种天性，（才能）知道自己比其他动物尊贵；知道自己比其他动物尊贵，就会懂得人与人之间应当讲究仁爱和大义；知道仁爱和大义，就会懂得礼仪并自觉地约束自己的行为；懂得礼仪并自觉地约束自己的行为，就会心安理得地去做好事；心安理得地去做好事，就会自觉遵循上天规范的道德，（做到这些）之后，就可以称为君子了。

所以孔子说“不知命，不能成为君子”，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啊。

册文说：“上感汉唐尧虞舜的美行，下惊惧夏桀商纣的暴政，（他们的历史轨迹昭示了）逐渐趋向渺小、逐渐趋向灭亡、逐渐趋向显著、逐渐趋向昌盛的法则，（我要汲取他们的经验教训）虚心改正。

”微臣我听说积少可以成多，聚小可以变大，那些道德高尚的伟大人物没有一个不是从平平世人变得赫赫有名，从不为人知变得德行显著。

所以说，尧位列诸侯而发达，舜处深山而兴盛，他们的威望不是一天形成的，而是在漫长的艰苦生活的实践中获得的。

话出于自己之口，不可能堵塞别人的耳朵不让人听到；行动产生于自己的身体，不可能掩盖起来不使人看到。

言行，（是君主）治国安民的重要方面，道德高尚的人因其言行而感动天地。

不舍弃小的东西就会有大的收获，谨慎地对待每一件细微的事情就会养成良好的道德情操。

《诗经》说：“只有这个周文王，谨慎小心很善良。

”尧严格要求自己谨慎地推行正确的治国之道，舜怀着敬畏的心情尽自己的孝顺之心，好事做得多了名声就大，高尚的道德为人所知自己就尊贵，这就是他们的事迹日趋显著、事业日趋昌盛的道理啊。

将自己做的好事一件一件积累起来，就象身体每天都在长高一样使自己受益，别人是不会知道的；将自己做的坏事一件一件积累起来，（对自己的危害）就象烈火熔化油脂，其他人是看不见的。

对于这些，如果不是了解人的品质性格、善于观察社会风气的人，又有谁能清楚呢？这就是唐尧虞舜之所以得到好名声，夏桀商纣之所以为人所惊惧的原因。

或善或恶的名声是与人们的行为相从的，如影随形，如响随声。

所以桀纣凶残傲慢，善于进谗言和投机取巧的人得到晋升，道德高尚和有才学的人隐匿不为所用，罪恶祸患一天比一天严重，朝纲国政一天比一天混乱，而他们却得意自安、觉得永远不会败亡，结果（落得个）衰落崩溃的下场。

那些暴虐无道没有仁爱之心的人，并不是在一天之内败亡的，而是长期发展演变的结果，所以桀纣虽无道，仍然统治国家十几年，这就是他们的形象逐渐趋向渺小、他们的国家逐渐趋向灭亡的道理啊。

册文说：“尧、舜、禹三代圣王所遵循的刑赏教化法则起始于不同的年代，然而都有所变更，可有人却说永远不能改变的正是这些治国之道，难道这种说法同实际情况是相互矛盾的吗？”微臣听说乐而不至于过分、反复实行而不觉厌倦的规律和法则叫做道；这种规律和法则千秋万代也不会有什么弊端，如果有弊端的话，也是违背了这些规律和法则。

先王的治国之道必然有被忽视而不为（后世）所遵循的某些方面，所以国家的大政方针有的时候不明确而难以得到
推行，（有了这种情况，）用原来忽略不用的部分去纠正和补充不足的部分就可以了。

三代圣王所遵循的刑赏教化制度起始于不同的年代，不是他们所遵循的刑赏教化制度相互悖离，是因为（他们往往从当时的需要出发）补救和校正那些有失偏颇的法令制度、更改和补充不到位的大政方针，（这是）他们遇到的具体情况不同而不得不采取的措施啊。

孔子说：“无为而治的人，大概只有舜啊！”改变历法，更换车马、祭牲的服色，目的是顺从上天的意志；其余的都遵循尧的治国之道，哪里又有更改和变化呢！所以说，帝王有改变国家制度之名，而没有改变治理国家的规律和法则之实。

然而，夏代崇尚“忠”，殷代崇尚“敬”，周代崇尚“文”，这是他们立国的历史背景不同，不得不采取一些不同的治国之策以挽救其弊，当时的国情决定了他们必须这样做。

孔子说“殷代沿袭夏代的礼仪制度，所废除和所增加的可以知道；周代沿袭殷代的礼仪制度，所废除和所增加的可以知道；如果有继承周代（礼仪制度的），就是一百代也可以预测得出来。

”这句话的意思是，无论哪一代帝王，都要遵循三代圣王的治国之道。

夏代沿袭虞舜时代的礼仪制度，而不说夏代在虞舜时代的基础上废除和增加了什么内容，是因为它们所遵循的治国之道、所崇尚的道德规范都是一样的。

规律和法则的本原是上天，天是不会有变化的，规律和法则也不会变化，所以大禹继承虞舜，虞舜继承唐尧，三代圣王依次传授遵循一样的治国之道，不存在下一代补救上一代弊政的事，因此不说他们在上一代礼仪制度的基础上废除和增加了什么。

由此观之，继承升平之世立国应当遵循前代的治国之道，继承混乱之世立国必须变更前代的政治体制。

如今汉是继（秦代）大乱之后（立国），在崇尚上，是否应当弱化周代发挥到极致的“文”，而沿用夏代所崇尚的“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