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卡·王尔德与中国文化

奥斯卡·王尔德与中国文化奥斯卡·王尔德与中国文化葛桂录刘茂生·内容提要：１９世纪后期王尔德对庄子思想的吸纳是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它标志着庄子思想与西方知识阶层开始在精神深处进行对话。

王尔德没有停留于对庄子思想的表面认同，而是心契于庄子“无为”思想这一神髓，将之运用于社会批评与文艺批评，成为一种新的思想准的。

正是依循庄子对人类文明以及社会批评的思路，王尔德自己的价值判断才变得更加清晰坚定。

关键词：王尔德唯美主义庄子哲学无为思想精神对话正如儒家学说因１７、１８世纪耶稣会教士的传播得以登上欧陆，道家思想也是靠他们的译介而进入西方文化圈。

不过，儒道在近二百年的西行历程中，各自的境遇却冷热甚殊。

如果说儒家学说经过耶稣会教士的倾慕推重、启蒙思想家的礼赞接纳，早已在西方思想界生根开花，成为当时构建知识、信念体系的重要思想资源的话；那么，道家思想则很少受到关注。

与儒家学说所受到的隆遇相比，道家智慧在一段时间里仍处于未被发现的沉寂状态，其中的缘由是颇为值得深究的。

道家原典中，老子《道德经》最早被译成欧洲语言。

１７８８年译成拉丁文后尚未付梓印行的《道德经》，作为献给皇家学会的礼物送至伦敦，标志着中国道家思想的欧洲之旅由此肇始。

译文将“道”译作“理”，意为神的最高理性。

法兰西学院的第一位汉学教授雷慕沙成为欧洲研究道家思想的发轫者。

他选译了《道德经》并加以评论，认为“道”的概念难以翻译，只有“逻各斯”庶几近之，包括绝对存在、理性和言词这三层意义（卜松山７６）。

雷慕沙的学生和继任者儒莲于１８４２年完成《道德经》的第一个加注全译本。

他遵从原中文注释，将“道”译作“路”，更贴近中文本意（卜松山７６）。

在道家思想的西行历程中，他的注释和翻译不失为一项出色的开拓之举。

欧洲的学界精英正是通过这个译本初步结识了道家学说，并惊讶于它的玄远深邃。

与这一学理性兴趣相伴出现的是老庄学说的大量翻译。

从１９世纪６０年代到２０世纪初，欧洲出现了有关老子的翻译热。

英国汉学家翟理斯的英译《庄子》于１８８９年问世。

两年之后，理雅各的《庄子》及《道德经》英译稿一同刊载于米勒主编的系列丛书《东方圣典》中，它们均为西方《庄子》接受史上最具影响力的译本。

尽管西方接受道家的第一个高潮姗姗来迟，然而却热烈得多。

它那特有的社会批判色彩，一旦被付诸现实，它所掀起的强烈冲击是人们始料未及的。

葛桂录，文学博士，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英文学与文化关系研究；刘茂生，华中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江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英国小说。

１８外国文学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４期１９世纪后期，迅速发展的资本主义制度在极大地推动物质文明进步的同时，也在摧毁着许多传统观念的基础。

根深蒂固的基督教世界观，以及建立在其上的道德观念与制度观念不断受到质疑。

在一片惶惑疑虑的气氛中，许多知识分子深感严重的精神危机，对社会现状极端不满，于是纷纷寻找各种心灵出路。

正是在这样的期待之下，人们试图从新的思想源泉中汲取力量，以弥合社会变革带来的精神断裂。

对这一期待，王尔德在“英国的文艺复兴”（１８８２）一文中是这样描述的：“在这动荡和纷乱的时代，在这纷争和绝望的可怕时刻，只有美的无忧的殿堂，可以使人忘却，使人欢乐。

我们不去往美的殿堂还能去往何方呢？只能到一部古代意大利异教经典称作ＣｉｌｉａＤｉｖｉｎａ（圣城）的地方去，在那里一个人至少可以暂时摆脱尘世的纷扰与恐怖，也可以暂时逃避世俗的选择”（２７）。

在唯美主义者看来，人们的岁月都消逝在对生命奥秘的追求中，生命的奥秘则在艺术之中。

而东方艺术被看作是与西方艺术相对立的艺术理想，是“美的殿堂”，是用来抨击西方艺术传统的有力武器。

正是在这理想化的东方景观的映照之下，唯美主义者的生存才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意义和价值。

作为一个典型的唯美主义者，王尔德向艺术和古典文明亦倾吐了强烈的心灵诉求。

古老的东方及其精美的艺术、东方式逃离尘嚣的处世哲学，便在这一诉求的召唤中顺理成章地进入他的知识视野，成为批判现实的有力武器。

与东方哲人庄子的邂逅相逢并一见倾心，自然也成为情理之必然。

在唯美者心目中，艺术的纯美即是对丑陋现实的超越，心灵若流连于“美的殿堂”中，自　然可以不染尘垢。

所以王尔德的身着奇装异服，与中国花瓶、日本扇子、孔雀羽毛、向日葵、玉兰花为伍，亦无非刻意让美的氛围包裹自己，以便与世俗隔绝。

他用两个中国青瓷花瓶装饰房间，朝昔观赏，以至觉得自己越来越配不上它们的清雅了。

因为这些精致器物本身的完美结构就象征着艺术世界——一个以形式美统治生活的超现实领域。

中国瓷器的莹润幽美征服了王尔德，他看中国人的生活也无处不散发优雅的气息。

１８８２年，他应邀去美国巡回演讲，宣扬他的唯美主义理论，引起轰动。

在其后所作的“美国印象”一文中，王尔德提到了中国人的生活：旧金山是一座真正美丽的城市。

聚居着中国劳工的唐人街是我见过的最富有艺术韵味的街区。

这些古怪、忧郁的东方人，许多人会说他们下贱，他们肯定也很穷，但他们打定主意在他们身边不能有任何丑陋的东西。

在那些苦工们晚上聚集在一起吃晚饭的中国餐馆里，我发现他们用和玫瑰花瓣一样纤巧的瓷杯喝茶，而那些俗丽的宾馆给我用的陶杯足有一英寸半厚。

中国人的菜单拿上来的时候是写在宣纸上的，帐目是用墨汁写出来的，漂亮得就像艺术家在扇面上蚀刻的小鸟一样。

（３５）王尔德之所以偏偏对中国劳工所谓艺术化的生活兴趣盎然，因为他只注重艺术细节自身的独立性，也符合唯美主义原则。

这种对东方国家的审美化、理想化是唯美主义“为艺术１９奥斯卡－王尔德与中国文化而艺术”以及“为生活而艺术”理念的另一种表现。

因为他们从东方艺术品看到的只是线条、色彩、结构、装饰性等纯形式美。

王尔德对东方艺术的推崇也正是由于其装饰性和形式美，以及这种装饰艺术与当时现实主义艺术的对立。

在“英国的文艺复兴”里，王尔德说：我们现代骚动不宁的理性精神，是难以充分容纳艺术的审美因素，因而艺术的真正影响在我们许多人身上隐没了，只有少数人逃脱了灵魂的专制，领悟到思想不存在的最高时刻的奥秘。

这就是东方艺术正在影响我们欧洲的原因，也是一切日本艺术品的魅力的根源，当西方世界把自己难以忍受的精神上的怀疑与其哀伤的精神悲剧加在艺术上时，东方总是保持着艺术最重要的形象条件。

（１９）他认为东方艺术所代表的是一种“物质的美”，“一种绚丽多彩的表层”的美。

这种风格与唯美主义所倡导的“纯美”、“形式美”以及“外在的品质”等等审美理想，正好是吻合的（周小仪６）。

唯美主义运动与东方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唯美主义者不仅把东方看作是神秘而遥远的国度，而且把东方想象成艺术乌托邦。

在他们的视阈里，东方国家有如人间天堂。

王尔德亦曾多次提到西方艺术的东方根源。

在题为“一本迷人的书”（１８８８）①的书评中，王尔德就反复提到，无论在哪里发现欧洲人历史上的装饰艺术的复兴，差不多经常是由于东方的影响和与东方民族相接触所致的。

他认为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时期许多漂亮的外套，都是受惠于中国艺术家那考究的装饰针线活。

其实，王尔德早就向往东方的中国文化。

牛津求学期间他喜爱黑格尔的辩证法和矛盾　律，以及早期希腊哲学家的对立统一思想。

这促使他对中国道家思想兴趣盎然。

因为老子认为一切现象都是在对立的状态下形成的，所谓“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

并认为相反相成的作用是推动事物变化发展的力量。

王尔德对中国道家这种相反相成的观点十分推崇。

由此可见，东西方思想在他的知识视界里可以轻而易举地进行着某种跨文化对话，而这正是他能够吸纳庄子思想的潜在基础。

因此，如果说以中国瓷器为代表的东方艺术契合了唯美主义对西方艺术传统的厌弃、对纯形式美的爱好；那么，当王尔德跨出艺术的疆域，涉足东方哲学发现庄子思想时，后者则为他反叛传统观念、抨击社会风尚援以为武器。

而这两者之间多少存在些微妙的关联，不妨这么说，正是古韵悠然的东方艺术为王尔德跻身西方庄学研究的堂奥启户开墉。

在１９世纪后期，王尔德对庄子思想的吸纳是一件值得注意的事，它标志着庄子思想与西方知识阶层开始在精神深处进行对话。

１８８９年，翟理斯翻译出版了《庄子：神秘主义者，道德家与社会改革家》，并评论说：“庄子虽未能说服精于算计的中国人‘无为而无不为’，但却给后代一种因其奇异的文学美而永远占有首屈一指之地位的著作”（转引自黄鸣奋１１３）。

王尔德怀着极大的兴趣读完后，于１８９０年２月８日以“一位中国哲人”∞为题评论翟理斯译《庄子》。

在这篇评论中，王尔德的思想与庄子哲学产生共鸣，他的一些社会批评与文艺批评观念，也借此得以成形。

王尔德首先把庄子放在西方哲学传统的坐标上，在与西哲的比照·２０外国文学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４期————————————————————————————————————————————————————————一一中，指认他们的相似点。

作为异质文化的接受者，认同是对话的第一步，王尔德亦不例外。

比如，他认为庄子像古希腊早期晦涩的思辨哲学家那样，信奉对立面的同一性；庄子又是柏拉图式的唯心主义者，还是一个神秘主义者，认为生活的目标是消除自我意识。

因而在王尔德看来，庄子身上集中了从赫拉克利特到黑格尔的几乎所有欧洲玄学或神秘主义的思想倾向。

王尔德借助于翟理斯的译本对庄子哲学的这些比附与意会，应该说还是把握住了庄子思想的要脉，如其所蕴含的对立统一的辩证法思想，所独具的理想主义与神秘主义色彩。

在这篇评述中，自然流露出他对博大精深的庄子哲学的赞誉，当然，王尔德对庄子哲学的解释，又显然是以其自身所处文化境遇为依托的，不少地方实难契合庄子思想的本意④。

与诸多译介者不同，王尔德的独到之处是不停留于表面的认同，而是心契于庄子“无为”思想这一神髓，将之运用于社会批评与文学批评中，成为一种新的思想准的。

我们知道，王尔德对现实传统深恶痛绝，处身行事独立不拘。

他在唯美主义的名义下，不断抨击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的社会现状。

正因为如此，他才把对时代的灾难有痛切体会的庄子引为同道。

于是发现在博学的庄子的文字中，包含着对现代生活的最尖锐的批评。

可能正是由于这一点，才引起他的强烈兴趣。

王尔德大概从一些传人英国的中国工艺品如屏风、瓷器上，目睹过缺乏透视学原理的中国绘画，以及前额光秃，骑着飞龙的庄子肖像，这必定在他脑海中打下深刻印记，于是他的想像空间得到进一步拓展：庄子在耶稣诞生前四个世纪，他出生在黄河边，一片布满鲜花的土地上；这位了不起的哲人坐在玄想的飞龙上的图画，仍然可以在我国最受敬重的坐落在郊区的许多宅　子里，在造型简洁的茶盘和令人愉悦的屏风上找到。

拥有宅子的诚实纳税人和他的健康家庭无疑曾经嘲弄这位哲人穹隆般的前额，哂笑他脚下的风景的奇特透视法。